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民国研究》第18辑发表池子华论文《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内务”与“外交”》。全文万余言，共分4个部分，摘要如下：

    全面抗战爆发后，总会与分会之间的联系受战事影响，大为削弱。据统计，1936年登记在册的分会有464处，而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减少到254处，净减210处，几乎一半。这其中，除少数分会未及更换新图记未列入统计外，多数分会因战争原因被迫宣告解体。随着国土的沦陷日广，分会遭破坏者日多，这意味着红会基层组织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如何建立健全分会组织，成为摆在总会面前的一个难题。

    1940年4月1日总会由香港迁重庆办公后，着手整建分会工作，其中四川省成绩最佳，整建分会达33处。

    分会的组建是一回事，维持是另一回事。由于战事的变幻莫测，分会旋起旋灭的情况并不鲜见。据统计，至抗战胜利时，川、黔、滇、陕、豫、鄂、湘、赣、浙、闽、粤、桂、甘等省所设分会得以生存下来的共计90处，虽然不及全面抗战初期254处的一半，但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能够维持下来，已属不易。

    分会，无论是新设分会，还是原有分会，均能按总会的要求，因地因时制宜，或开设医院，或开办诊所，或组织救护队，为地方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如诊治病人情况，以1945年为例，综计达374823人，成就之显著，确乎不可小视。 分会在抗战救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总会救护力量的不足，扩大了救护范围。

    当然，由于客观原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之于分会的组织、建设，受到很大局限，新建分会数量有限，救护效能不可能得到充分、全面释放。尽管如此，中国红十字会毕竟注意到非常时期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并给予指导、扶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西南地区，原是红十字力量极端薄弱之区，经总会全力推动，组织建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在西南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总会“推动之功”，功不可没。

    与组织建设相关联，征求会员、募集经费工作亦不可或缺，特别是在抗战这样的“非常时期”，征募工作显得格外重要而紧迫。

    全面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曾举办过三次颇具规模的征求会员运动，为抗战救护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持续，原有分会大多遭到破坏，会员人数锐减，会费收入微乎其微，只有依赖外援。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总会在迁重庆后，在整建分会组织的同时，开始了“征募”工作，不过，形式与以往征求会员运动不同，“征募”以“红十字周”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红十字周”，与当今世界盛行的“五·八”世界红十字日颇为相似，每年选定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举行（从1942年起每年10月1日为“红十字周”开始之日），时间一般为10天（1944年为一个月）。“周”在这里只是一段时间的象征，与7天为一周不能同日而语。

    从1941年到1944年，中国红十字会在全面抗战时期共举办四届红十字周，其中首届红十字周差强人意，其余三届收效甚微。由于战局不稳定、百业凋敝以及基层组织数量有限等，四届红十字周，总计征求会员42069人，按照每届征求10万四届40万人会员的预定目标，仅完成十分之一强。看来，在“非常时期”，红十字事业期盼全社会的热心参与，但付诸实施，却困难重重。尽管如此，“红十字周”作为征募工作的新范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增加一些新生力量，募集到一些经费，对抗战救护不无裨益。

    发展会员，强化组织建设，固然重要，兴建基础设施，如医院、诊所，开展社会化服务，也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所重视。

    全面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以中心城市为基地，全面开展与红十字会宗旨相关的社会救助活动，如上海医院林立，成为中国红会的重要依托。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上海、北平、南京等中心城市的相继陷落，依托城市进行抗战救护，已不合时宜。故而有救护总队部的成立和野战救护的全面实施。不过，总会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大城市办大医院的传统做法，1943年第三届红十字周，总会就明确宣布“今后将注重民众福利事业。”尤其在总会所在地的陪都重庆，兴建重庆时疫医院及重庆医院等医疗机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如重庆医院，从1943年7月15日到1944年2月12日，门诊病人13041人，免减药费诊病的贫民、荣誉军人、难童、公教人员等为175516人。

    教授医助，也是红会医疗服务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943年，总会在重庆、昆明开始实施“教授医药补助”计划，至1944年，补助范围扩大到39所院校，补助金额总计达6亿多元，比较有效地缓解了教授生活上的压力，有助于教育的振兴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实为功德无量之举。

    荣军福利，是中国红十字会社会服务的又一重要方面。中国红十字会的“荣军福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残废军人的扶助，二是对军属的关爱。总会开展扶助军残的活动，其中最有特色者当属1940年会同军政部共同开设矫形外科中心，对残废军人进行康复治疗，装配“义肢”（假肢），并根据残废军人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宜的职业培训，“使残而不废，足以营生。”这种助残义举，颇得残废军人的交口称赞，更鼓起他们生活的风帆。对抗日军属，开办“优待抗属义诊所”，对“患病抗属一律免费送诊送药”。

    中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重心为医疗卫生救护，因此，红会的“民众福利事业”，烙上鲜明的“施医赠药”特色，无论是民众医疗、教授医助，抑或荣军福利，均是如此，这种“个性化”服务，是红十字会工作性质决定的。

    抗战时期，关注弱势群体，给予他们以人道救助，也成为红会一项经常性工作。

    弱势群体，在全面抗战的时代背景下，主要是为炮火撵出家园的战争难民，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挣扎在死亡线上，尤其是妇孺儿童，处于异常脆弱的尴尬境地。针对日军全面侵华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中国红十字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一份责任。无论在东北、长城沿线、绥远，还是在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中国红十字会均筹集捐款，对难民进行救助，竭尽全力。

    第四部分，争取外援的“外交”。

    在尽可能做好“内务”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以争取外援。

    外援，不仅仅是物资方面的援助，还包括人力支援和道义声援等。

    红十字会是国际性的组织，在人道主义旗帜下，各国红会相互援助，乃应尽之义务。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援外”、“外援”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抗日战争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战中，国际红十字组织给予可贵的人道援助，这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外交努力是分不开的。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红十字会的民间外交努力，卓有成效，国际社会，不仅有医药物资的源源接济，更有“人力”的援助，特别是国际援华医疗队，直接参与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抗战救护，谱写出一曲国际人道主义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