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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华发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内务”与“外交”》 << 如何加强红十字会筹资能力建设 | “善操作、会落实、能创新”应成为红会干部的鲜明特质 >> 
 发布日期:2011-3-28 18:48:16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池子华发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内务”与“外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民国研究》第18辑发表池子华论文《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内务”与“外交”》。全文万余言,共分4个部分,摘要如下:
    第一部分,分会组织建设及其成效。
    全面抗战爆发后,总会与分会之间的联系受战事影响,大为削弱。据统计,1936年登记在册的分会有464处,而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减少到254处,净减210处,几乎一半。这其中,除少数分会未及更换新图记未列入统计外,多数分会因战争原因被迫宣告解体。随着国土的沦陷日广,分会遭破坏者日多,这意味着红会基层组织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如何建立健全分会组织,成为摆在总会面前的一个难题。
    1940年4月1日总会由香港迁重庆办公后,着手整建分会工作,其中四川省成绩最佳,整建分会达33处。
    分会的组建是一回事,维持是另一回事。由于战事的变幻莫测,分会旋起旋灭的情况并不鲜见。据统计,至抗战胜利时,川、黔、滇、陕、豫、鄂、湘、赣、浙、闽、粤、桂、甘等省所设分会得以生存下来的共计90处,虽然不及全面抗战初期254处的一半,但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能够维持下来,已属不易。
    分会,无论是新设分会,还是原有分会,均能按总会的要求,因地因时制宜,或开设医院,或开办诊所,或组织救护队,为地方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如诊治病人情况,以1945年为例,综计达374823人,成就之显著,确乎不可小视。 分会在抗战救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总会救护力量的不足,扩大了救护范围。
    当然,由于客观原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之于分会的组织、建设,受到很大局限,新建分会数量有限,救护效能不可能得到充分、全面释放。尽管如此,中国红十字会毕竟注意到非常时期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并给予指导、扶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西南地区,原是红十字力量极端薄弱之区,经总会全力推动,组织建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为中国红十字事业在西南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总会“推动之功”,功不可没。
    第二部分,“红十字周”:征募工作的新范式。
    与组织建设相关联,征求会员、募集经费工作亦不可或缺,特别是在抗战这样的“非常时期”,征募工作显得格外重要而紧迫。
    全面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曾举办过三次颇具规模的征求会员运动,为抗战救护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持续,原有分会大多遭到破坏,会员人数锐减,会费收入微乎其微,只有依赖外援。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总会在迁重庆后,在整建分会组织的同时,开始了“征募”工作,不过,形式与以往征求会员运动不同,“征募”以“红十字周”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红十字周”,与当今世界盛行的“五·八”世界红十字日颇为相似,每年选定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举行(从1942年起每年10月1日为“红十字周”开始之日),时间一般为10天(1944年为一个月)。“周”在这里只是一段时间的象征,与7天为一周不能同日而语。
    从1941年到1944年,中国红十字会在全面抗战时期共举办四届红十字周,其中首届红十字周差强人意,其余三届收效甚微。由于战局不稳定、百业凋敝以及基层组织数量有限等,四届红十字周,总计征求会员42069人,按照每届征求10万四届40万人会员的预定目标,仅完成十分之一强。看来,在“非常时期”,红十字事业期盼全社会的热心参与,但付诸实施,却困难重重。尽管如此,“红十字周”作为征募工作的新范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增加一些新生力量,募集到一些经费,对抗战救护不无裨益。
    第三部分,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
    发展会员,强化组织建设,固然重要,兴建基础设施,如医院、诊所,开展社会化服务,也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所重视。
    全面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以中心城市为基地,全面开展与红十字会宗旨相关的社会救助活动,如上海医院林立,成为中国红会的重要依托。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上海、北平、南京等中心城市的相继陷落,依托城市进行抗战救护,已不合时宜。故而有救护总队部的成立和野战救护的全面实施。不过,总会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大城市办大医院的传统做法,1943年第三届红十字周,总会就明确宣布“今后将注重民众福利事业。”尤其在总会所在地的陪都重庆,兴建重庆时疫医院及重庆医院等医疗机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如重庆医院,从1943年7月15日到1944年2月12日,门诊病人13041人,免减药费诊病的贫民、荣誉军人、难童、公教人员等为175516人。
    教授医助,也是红会医疗服务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943年,总会在重庆、昆明开始实施“教授医药补助”计划,至1944年,补助范围扩大到39所院校,补助金额总计达6亿多元,比较有效地缓解了教授生活上的压力,有助于教育的振兴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实为功德无量之举。
    荣军福利,是中国红十字会社会服务的又一重要方面。中国红十字会的“荣军福利”,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残废军人的扶助,二是对军属的关爱。总会开展扶助军残的活动,其中最有特色者当属1940年会同军政部共同开设矫形外科中心,对残废军人进行康复治疗,装配“义肢”(假肢),并根据残废军人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宜的职业培训,“使残而不废,足以营生。”这种助残义举,颇得残废军人的交口称赞,更鼓起他们生活的风帆。对抗日军属,开办“优待抗属义诊所”,对“患病抗属一律免费送诊送药”。
    中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重心为医疗卫生救护,因此,红会的“民众福利事业”,烙上鲜明的“施医赠药”特色,无论是民众医疗、教授医助,抑或荣军福利,均是如此,这种“个性化”服务,是红十字会工作性质决定的。
    抗战时期,关注弱势群体,给予他们以人道救助,也成为红会一项经常性工作。
    弱势群体,在全面抗战的时代背景下,主要是为炮火撵出家园的战争难民,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挣扎在死亡线上,尤其是妇孺儿童,处于异常脆弱的尴尬境地。针对日军全面侵华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中国红十字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一份责任。无论在东北、长城沿线、绥远,还是在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中国红十字会均筹集捐款,对难民进行救助,竭尽全力。
    第四部分,争取外援的“外交”。
    在尽可能做好“内务”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以争取外援。
    外援,不仅仅是物资方面的援助,还包括人力支援和道义声援等。
    红十字会是国际性的组织,在人道主义旗帜下,各国红会相互援助,乃应尽之义务。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援外”、“外援”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抗日战争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战中,国际红十字组织给予可贵的人道援助,这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外交努力是分不开的。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红十字会的民间外交努力,卓有成效,国际社会,不仅有医药物资的源源接济,更有“人力”的援助,特别是国际援华医疗队,直接参与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抗战救护,谱写出一曲国际人道主义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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