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红十字会简史(1882-1945)》(连载一)
[美]格温多琳.C.希利著 梁旻译 池子华校
绪 论
问题很直接,美国红十字会是否是一个美国政府机构?答案则更为深奥难解:
不,红十字会是一个民间的、非营利性的人类服务组织。它独立于政府发挥作用,但在重大危机时期(特别在战争时期和重大灾难过程中)与政府紧密合作。1900年美国国会准许美国红十字会在本土和海外向美国武装部队成员和灾难受害者提供服务。依据1905年修订的章程,红十字会继续提供这些委托性的服务。
这一问题由红十字会提出,由红十字会在分发给公众的情况介绍中作了回答。在这31页的折页小册子中,红十字会三次特别指出,它并不是一个政府机构,而且也提到了自身的独立性。
红十字会的公众咨询官和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吉尔伯,即《美国红十字会——第一个世纪》的作者,在他的书中回避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一次采访中他将红十字会称作“准政府机构”,但坚持强调了红十字会独立,并回应称红十字会仅仅遵从《日内瓦公约》。
《美国红十字会——一段历史》一书的作者福斯特·莉雅·杜勒斯提出了一个观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红十字会研究的基准,尽管他很少探讨政府对红十字会的影响或控制。此外,标准参考著作,比如《世界百科全书》也没有探究这个人道主义机构和政府间的联系。同样,压倒多数的主流出版物已经从历史的角度颂扬了红十字会的美德与贡献,这可以通过红十字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正主义的第一波浪潮中幸存了下来,而没有受到伤害而显现出来。
毫无疑问,红十字会的灾难救济服务和战时活动挽救了无数生命,给那些在困苦中的人们带去了安慰。在平常的一天里,红十字会将会处理4000条世界范围内的美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庭间的紧急信息;它会采集2万名捐赠者的血液,超过5千人会得到输血,而这源于占总人口4%-9%的人会参与献血。国家骨髓捐赠者计划将向2个患有白血病和其他血液疾病的病人提供骨髓。此外,178件人体组织将由红十字会配发运往全国,而4位捐赠者将捐出器官移植之用。174个全国性的灾害会得到红十字会的关注,342个受到灾害影响的家庭会得到红十字会的经济援助,同时红十字会还为154人提供庇护所。
在平常的一天里,34880人将会在红十字会健康与安全课程中接受训练,其中包括急救、心肺复苏术和水上安全的内容。还将为8493人提供急救处置、血压筛查、学校健康计划、健康指导和转诊项目。超过6849人将会参加红十字会艾滋病教育演示,大约18836本红十字会艾滋病教育小册子会被分发给公众。
在极端灾害时期,受灾者们可以依靠来自1463个分会,38个血液服务区以及18个人体组织器官服务中心的服务,由139万名志愿者和32262名领取薪酬的工作人员来照料。每1美元中的92美分被花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者的项目上。所有这些都是在每年18亿美元的预算基础上完成的,其中包含从生物医学服务中获取的收益,投资和捐款收入,契约和赠款,灾难救助募捐活动,遗赠和其他捐献。
改变是由官僚的和军事的控制以及相关人士共同造成的。所有这些都受到进步的时代思想的影响,影响了红十字会的表现。随着它试图将自身定位为美国公众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俘之间的沟通者,随着红十字会向着现代性迈进,高尚的人道主义(为他人的福祉负起责任,没有政治的、国家的,社会等级的或是经济上的偏见)成了最终的牺牲品。
这本书是个人对红十字会崛起之路的分析,并认为这一地位的提升使红十字会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上,成为政府的一个工具,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成为军事上的工具。在其他时间里,红十字会的管理者专心于红十字会的自身形象和财务状况,进一步妨碍了它对公众的服务,而这种服务被认为就是援助。这个讨论结束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政府特权和贪婪,这两者是纠结的缠绕在一起的。
对于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红十字会早期历史的考察,投入了非常大的努力。只有通过那些考察,才能充分理解红十字会的行为,和它在有关二战期间被关押在欧洲战区的美国战俘问题上与美国公众的互动。
与主题有关的,对于红十字会的转变,作者同样主张私人的纠葛和关系改变了红十字会发挥作用的范围,超出了它的瑞士创立者让·亨利·杜南和它的美国倡导者克拉拉·巴顿对于红十字会是一个高尚的人道主义机构的想象。前者的这一想法产生于索尔弗里诺的战场上,后者则产生于美国内战的战场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化都出现于进步时代,而美国作为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初涉世界舞台。
在这些篇章的讨论中,提出了很多问题。红十字会被认为是一个除了在灾害时期提供服务之外,在和平状态下没有指定目标的战时机构。因此,创立卫生服务是否是为了能在和平时期给红十字会一个任务?他们的最初创立是否是作为对马布尔·博德曼获得收入,渴望增强这个人道主义机构财务能力的一种反应?一个在和平时期没有一项为其贫困者服务计划的国家,也许不会满足社会各方面对它的民主期待。因此,有个问题也必须被问及,在红十字会早期,它是否学会了如何利用人道主义救援来使政府受益?
通过对红十字会早期历史的考察,将会看到,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而只有在政府和军方所允许的范围内才能起到效果。必须指出,也许正是这个因素使红十字会能够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慈善机构。正如《金钱杂志》报导,1997年秋天在红十字会大楼前悬挂的横幅上写道:美国红十字会,美国第一慈善组织。
红十字会很少受到仔细的调查研究,考虑到这个机构的无处不在,显然是进行仔细分析的不二之选。尽管红十字会的著作少之又少,但关于其友善的故事却有很多。自从开端以来,红十字会就普遍成为媒体、美国公众和政府的宠儿。
红十字会历史研究如此苍白,可能的原因是,在二战结束时,红十字组织作为一个援助机构的技巧已经磨练了50年,这在美国公众看来,好的想法甚至比实行这个好的想法必须依靠财政援助更加重要。它的公关能力达到了无比老练的程度,这是其他机构在战争期间无法比肩的。
“公共关系”在公众看来是一个相对新鲜的事物。直到1900年美国才成立了第一家公关公司。在1908年,当它开始在其项目的管理中运用公关技巧时,红十字会就将自己确立为公共关系领域的范例。
几乎从一开始,红十字会就着手进行广泛的宣传计划,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被人们信任已久,已经在操控舆论方面做得如此成功,很少有人怀疑它的公正性。因此,随着红十字会宣传潮流的不断冲击大众,它那富有同情心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得到了格外的支持。毕竟,当和利他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时候,要求帮助的呼声可能很少被忽视。
此外,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民众没有时间把注意力放到归国战俘的心理创伤上。“爱国者”的称号只能用来称呼那些刚从关押中被释放的战俘,而这些人突然发现,他们曾为之而战的民主,正在和他们曾奉命与之作战,而且将他们俘虏的敌人拥抱。
当俄国盟友现在隐约成为美国“一个民主化的欧洲”这一想法的威胁时,马歇尔计划成了德国人的意外收获。随后的冷战,抢走了美国公众的注意力。
德国人对那些非德国人,特别是犹太人、战俘和吉普赛人所犯下的暴行,被沉寂了下来。当国内的其他人转向苏联这个新的敌人时,曾经的战俘们还在默默地应付针对他们所犯下的暴行(所产生的影响)。由于共产主义的无处不在,没有时间和余地来进行反省和调查,就这样直到1991年共产主义衰落,这个既不是政府机构又不是非常独立的特殊组织,大体上仍然未被纳入研究视野。
直到冷战结束,二战以来的机密材料逐渐开放,美国公众才开始认识到两个超级大国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在大多时候往往是一些令人生畏的摩擦。其结果是苏联和美国把彼此视为非常令人厌恶的对象。
红十字会也比想象中的庞大,它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善意的但并非完美的机构。
一开始,国家的血液供给受到调查。红十字会,这个全美最大的血液采集机构正在分发来自艾滋病和肝炎捐血者的受到污染的血液。随着那一事件的最终解决,美国公众惊呆了,红十字会也许不再是绝对可靠的了。
1997年,关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美国红十字会为其成员——的文章开始出现,指控当德国人在二战中向犹太人犯下种种暴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只是安静的在一旁袖手旁观。文章将这一悲剧称作是一场道德上的失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它知道纳粹针对犹太人的罪行。
关于上述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是在主流出版物上被披露出来的。一向发布自身新闻的红十字会,忽然发现自己如同铁幕落下般暴露在外。受舆论批评的影响,红十字也许会面临前途问题。
就关键性的历史进程而言,并没有出版什么书。只能推测当美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时,红十字会创造一个在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看来不容置疑的形象是必要性。随着之后的每一场战争,作为国防政策构成的一部分,这一形象被增强了。简而言之,宣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红十字会已经被确立为政府机能的延伸,这成为它形象的一部分。要想了解红十字会的真实情况,人们就必须去除那一层又一层的解释说明和偏好。
约翰·哈钦森的《慈善冠军》一书是更为值得注意的、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修正主义历史著作之一,它考察了红十字组织的军事化,这是以大卫·福赛斯提出的“人道主义政治”的假设为基础的,也是对红十字国际委员的一次调查。实际上,这些外国作者没有一个深入考察美国自身的红十字会。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个任务留给了研究红十字会的历史学家和红十字会的支持者们。
吉尔伯在1981年创作了一部美国红十字会的图片史,题为《美国红十字会:第一个世纪》。这部引人注目的、特大号的、精美的书充斥着浪漫化的照片和很少的文字,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关系策略展示之外,在对红十字会的分析方面,没有提供什么内容。
红十字会史的研究性著作当推杜勒斯的《美国红十字会:一段历史》一书。这部写于1950年出版于1971年的历史著作,也许有很好的理由被认为是红十字会史的原型。这本书写于冷战机器正在加速之时。在总共500多页的书中,从狭义上看,并不是原创性研究。杜勒斯在前言中解释说,他的大部分材料都出自一系列写于二战之后到1950年之前的专题论文,也来自于另一些可以获取的1950年之前的文件。
尽管杜勒斯的书没能足够深入,但还是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索引,通过它人们就可以更好的浏览那些专题论文,甚至是原始信件。这本书忽略或是避开了对一些更为敏感的红十字会问题的深入研究,最终只能被看作是一种红十字会研究的传统观点。
红十字会材料更好的来源之一正是杜勒斯在他的记述中所倚重的那一系列专题论文。从技术上讲,公众可以获取它们以作学习之用,公众可以到位于马里兰州学院公园的国家第二档案馆去查阅。这些材料从未被大量复制。另一份可供研究之用的副本在位于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的Hazel Braugh记录中心。这49篇专题论文是一部长达9625页的汇编,原本是作为红十字会历程的内部编年史而产生的,无意供观众查阅。它们是一系列由一些从二战后到1950年间的历史学家所编辑的摘要。细读这些文件,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些历史学家们是专属于红十字会的。他们是坦率直言的。在这些专题论文中,红十字会进行了自我审视,那些文档也反映出了这种自我反省。不是一定如此,但却是令人惊讶的常见,正如其中一篇论文的前部所展现出的那样:
“然后,这件事成了一系列折衷的产物。首先,这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和目睹这些事的人的证言之间的折衷物。作为一个政策问题,出自全局中的一部分的某些有分歧的记录被尽可能的排除在了文件之外,如果要使故事变得完整,记录就必须来自于证人的回忆。接下来,是历史学家们对于事件的记载,对于行动的报告,和作为一个对可能要持续几代人的对战俘的援助活动指南之间的折衷物。作为历史,它也许应当只是叙述已经发生的事,而作为一个指南,它也必须凭过去的经验为将来可能的行动提出建议。最后这是严肃的研究与有关人类利益事件故事之间的折衷物,而这种折衷物对于人们轻松地讲故事是必要的。……不管当代的历史有何价值,都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不幸的是,公众还未能大规模的见到这些记录。因为它们展现了一个进行自我反省而不是躲在白底红字盾牌之后的红十字会。尽管如此,这些专题论文并不是原始资料,仅仅只是另一层要脱去的外壳。当最后一层被去除后,有关红十字会的材料非常多。根据国家档案管理员泰博·刘易斯所说,大约有3600英尺长的红十字会档案资料被收藏于国家第二档案馆。这还不包括存放于遍布华盛顿特区的许多储藏室中的资料,存放于福尔斯彻奇市的两处地点的、位于华盛顿的林荫路旁,占地一个街区的红十字会原先所在的院落中的,位于马里兰州Glen Echo的巴顿家中的和国会图书馆的材料,以及国家第一档案馆的任何相关资料都不在这份清单上。所有这些地方都存有关于红十字会各方面历史的档案资料。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这些地方没有包括任何肯定被存放于遍布全美的红十字分会的材料。
一旦档案资料的核心内容披露出来,就会发现大量产生于红十字会早期的信件。美国红十字会的真实情况与它60年的公共关系典范的现象混合在了一起,只有在最为核心之处,其无与伦比的故事才得以显现。
福赛斯提出,人道主义机构为了达成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目标,就必须参与政治。这和杜南的看法相矛盾。杜南认为,一个主张中立的机构不应当参与政治。
福赛斯认为,人道主义机构以两种方式发挥其影响力:一是出于得失的考量——人道主义方面的得失与诸如安全需要和经济考虑等事权衡比较,敌方政府可能会允许红十字会进入其国家。
第二种方式,这正是这篇论文所探讨的问题,红十字组织更多的表现为政府的助手而不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人道主义机构。政府的主流观点就是红十字会的主流观点。
这本书认为,人道主义机构也用来缓和对敌对政府的看法,因为敌对当局的原因而引发公众同情,当红十字会被允许进入时,这也提高了所在国政府的声望。
由于杜南的远见,由红十字会在瑞士的发端开始,巴顿开始在美国从事这一事业。在美西战争期间,她的组织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而后这些记录探寻了红十字会由社会名流马布尔·博德曼所掌控的、争论和重组的年代。之后发生的变化,描画出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工具的未来。受制于官僚主义和军事控制,红十字会将一战作为对重组后章程的一次检验。到了二战时,它已经变得善于利用对安危未定的战俘们的怜悯来赢得公众。
接下去的几章,考察红十字会对二战中不幸落入德国人之手的战俘所采取的行动。作者的观点是,红十字会将自身定位为那些战俘的朋友和援助者,与此同时,给身处大后方的亲人们带去慰藉。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处于严格的军事监管之下。有时这些努力结果会被折衷处理,有时则是糟糕透顶。
最后一章,经调查访问,对前战俘们的观点加以考察。通过这些爱国者的自我反思,没有解决的问题,和破碎的信任感在一些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另一些人对红十字会尝试去做的任何事都心存感谢。在所有的情况下,关押的恐怖使他们改变了,那段经历让他们刻骨铭心,挥之不去。有时,调查和随后的评论所引出的问题比在讨论范围内能回答的还要多。
结论部分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回顾。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组织,红十字会不能简单的被描述成“一个在战争时期与政府紧密合作的独立机构”、“一种政府所有的出于善意的人道主义武器”、“一个老练的公共关系的范例”、“一个变化的时代的牺牲品”。也许,所有这些称呼都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