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日本侵略者开始向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淞沪会战由此开始。

得益于战前的未雨绸缪，沪战甫一开始，红十字会即以最快速度投入前线救护。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实际发挥着统筹全局的作用，并作为前线救护的中心，积极组织各救护队与急救队，全力以赴，竭力施救。

从8月13日开始到20日止，短短一周内，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先后成立救护队6队，每队队员56人；煤业公会单独组织救护队百余人；没有接受过救护训练的人员编为急救队，计6队，每队16人，与救护队互相策应，分工合作。

战争初起时，战线尚短，救护队员主要分布于江湾、大场、闸北、真茹、浦东一带。到8月25日，随着沪战持续，战线逐渐扩大至吴淞、罗店等处，原有人员不敷调遣，增组救护队4队，急救队6队，相继出发。战役末期，因“战线屡异”，“救护人员之增减，屯驻地点之转移”随之变更。大部分救护队员驻南市、浦东、沪西，“其他如黄渡、浏河、太仓等地，九十余公里外”，也有救护队员分布其中，奔走救护。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分会亦组织战时救护队。早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初，上海市分会即开始筹备救护事项。“八一三”沪战爆发，该会救护人员均不避危险，热忱可嘉。第十队队员龚维纲、郁善章等“在浦东其昌栈码头救护时，突被日舰机枪扫射，至两人均受重伤，郁氏伤及肺部，龚君则伤肩部，事后经市分会函派员渡浦救护”。三个月中，该分会先后救出受伤官兵400余名，受伤民众千余名。

自11月1日起，救护队改为救护股，从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救护课剥离，归并总会单独管辖。原驻苏州、昆山、大场、罗店、南翔、杨行等处之救护员也随军西移，其余如浦东、南市、闸北一带队员均因交通阻断，无力工作，奉命解散。至11月13日，后方交通已告断绝，疏散留沪伤兵成为救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输送线路改由海道转送宁波与温州等地，再转往后方。不久，救护股也奉命解散，不少救护队与随军工作的救护队员，因战局屡变，工作与给养两难，甚至有沦为难民、乞讨者。于是救护股除解散工作外，着手进行调查抚恤工作。

“八一三”战役救护中，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所组织的伤兵医院举足轻重。

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医务组医务课自7月成立以来，即着手设立伤兵医院，以期迅速应付事变。 “八一三”战端既开，第1至第24医院次第成立。

除救护医院外，为尽量收容伤兵计，在救护医院未能完全开办之时，红十字会还委托“特约医院”以及其他私人团体或个人设立之伤兵医院参与伤兵救护工作。

1945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编印的《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抗战救护工作纪念册》统计，自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止，上海市救护医院收容伤病兵民19539人，由上海伤兵分发站运送伤病兵民7128人，由上海前线救护队护送伤病兵民17722人。在短短八个半月的时间内，上海救护委员会共救护七万多军民。淞沪抗战期间，约30名救护队员牺牲。

四名红十字救护队员罗店殉难

                     （苏克己等四位红十字救护队员在救护伤员途中惨遭日寇杀害，图为祭奠烈士英魂）

1937年8月，中日争夺罗店之战，以“血肉磨坊”闻名于抗日战场。此时日军已先后派出侵华部队28万人，动用军舰近40搜，飞机400余架，战车300余辆，中国军队先后来沪约50万人，双方在虹口闸北一带展开激烈战斗。经过13次拉锯战，罗店镇街区本有“三湾九街十八弄”之盛的棋盘方格形闹市区化成一片瓦砾之场，这是罗店镇有史以来遭受到的最大浩劫。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第一救护队的部队房屋在敌机的空袭下倒塌。部队撤退，红十字会罗店医院和总会第一救护队也准备随军队西撤，此时忽传中国空军战斗员苑金函在空战中不幸机坠人伤、于罗店近郊降落的消息。乘日军还未赶到，该救护队副队长医师苏克己立即带领刘中武、谢惠贤、陈秀芳等数名队员前往救护。

他们找到伤员后，立即实施医疗手术，不料一群日本兵走来，他们又迅速将伤员藏在附近农户的猪圈内，然后准备转移。但他们刚走出大门，就被敌人包围，苏克己与队员数人被俘，红十字臂章被强行攫去，并令跪地。令人发指的是，据目击者称，遭遇日军时，苏克己为掩护队员挺身而出，主动出示红十字救护包，并用日语介绍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的身份，而荷枪实弹的日军竟不管不顾，在明知是红十字会车辆和人员时，仍公然要侮辱女护士，苏克己等奋而用手中药箱同敌搏斗，他们痛斥日军的暴行，历诉日军侵略罪状，凶暴的日军对手无寸铁的红十字医护队员举起了枪。陈秀芳腹部受伤，刘中武胸部中弹，谢惠贤与苏克己也倒在血泊中。

之后，日寇对中国救护队员实行了最野蛮的报复，苏克己被肢解为六段，血肉狼藉，惨不忍睹。期间，部分队员得以逃脱，但助医刘中武、护士谢惠贤在此殉难。护士陈秀芳由于身中三枪，伤势过重，于24日夜12时送入中德医院，2时即含恨而逝。可佩的是，其他救护员并没有因同伴牺牲而自馁，反更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工作。

中国红十字总会闻讯后，即将苏克己和救护队员的英勇事迹详载于报纸公布，并电驻美大使兼会长王正廷提请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对日军残杀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予以严厉谴责。其后，宋美龄女士特用英语，以《日军残杀红十字会苏克己医师》等为题，在中央广播电台中向世界痛斥如此罔顾《日内瓦公约》的暴行。中国红十字会亦分别报请国史馆和国际红十字会永载史册。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在四位烈士殉难处，中国红十字会建起了一座“抗战殉难烈士纪念碑”，东西两侧镶有四烈士瓷像。8月12日，在罗溪中学内举行了纪念碑落成典礼，红十字总会及上海分会、上海医务界及宝山各界人士千余人前往参加。《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加以报道。

2000年上海市政府再次拨款修缮，并于8月13日举行了竣工仪式。

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救护转运伤兵

           （上海煤业同业公会组建了一支由500名队员、50辆汽车组成的上海煤业救护队）

          （上海红十字煤业救护队50多辆卡车运送伤兵和难民。图为救护队卡车运送难民前往收容所）

在中国红十字会下设的救护队伍中，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即上海红十字煤业救护队。这支队伍从会战救护至伤兵转运，始终奔波在救护第一线，为战时伤兵救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成员多数为上海煤业界的热血青年，是当时成立的40多个抗日团体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救亡组织,也是此次红十字人道行动中极具影响力的代表性个案。

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煤业界经登记愿意上前线担任战地救护工作的职工多达500人，救护车约50辆。当日下午3时，救护队就出动卡车12辆，前往前线阵地救护伤员。

为便利开展活动，8月16日，救护队与红十字会取得联系，改称“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在救护队员的努力下，煤业救护队的救护成绩十分显著。仅以9月16日至30日为例，9个急救队共救回伤兵4008人，其中煤业救护队救回953人，为各队之冠，约占总数之23.8％。

伴随战线的西移，救护队亦随前方部队向昆山一带转移，为后方医院服务。随行的救护队员有百人，救护车辆20多辆。

至11月，国民政府军队损失惨重，难以抵抗日寇的强势进攻，节节败退。红十字总会为避免留沪伤员落入日军手中，开始组织伤兵转运工作。救护队移驻昆山期间，昆山一度成为伤兵转运的集散地。

为加速伤兵接运工作，12月间，中国红十字总会与煤业公会决定将煤业救护队和接运站合并，仍沿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之名。下设两组，原接运站人员为第一组；原煤业救护队为第二组。第二组对外仍沿用“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名号，救护车辆统一刷印红十字会交通股字样及红十字标志。

煤业救护队并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后，壮大了红十字会转运伤兵的力量，大大加快了转运“孤岛”伤兵至内地的进程。据史料记载，截至12月，留在上海的伤兵已全部顺利转运内地。

上海红十字煤业救护队自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间，由上海市各医院收容兵民计19539名，由伤兵分发站转运后方者计7128名，由前线直接转运后方者计17722名，综计先后救运受伤兵民达44389名。

1987年，原新四军华中根据地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在《皖南从军纪实》题词中赞誉煤业救护队是“三十年代青年的光辉榜样”。

红十字会设立南市难民区成为修订《日内瓦公约》参考案例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在南市、徐汇等多地开设难民收容所赈济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