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淞沪抗战史料披露
2014年8月19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红十字会淞沪抗战史料披露》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8月12日，日内瓦第四公约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签署65周年纪念日；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77周年。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与前线军人并肩而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近期，上海市红十字会通过访谈、史料搜集，还原了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红十字会在淞沪抗战期间开设医院、救死扶伤的史实。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重组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队队长陈荣章（右）和副队长苏克己（左）冒着枪弹将伤员抢运到安全地方进行救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迅速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发生后，设在上海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急电北平天津分会，及华北救护委员会，选派干员赴宛平卢沟桥救护”。在《申报》等报刊刊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募捐华北救护经费启事》、《中国红十字会紧要启事》，呼吁各界踊跃捐助。
中国红十字会随即全面铺开救护行动。首先，组织重伤手术组，随附于政府所办“野战”、“预备”、“兵站”、“后方”各种医院担任重伤手术。其次，以华北协和医院、山东齐鲁大学医科同学为基本人员，会同清苑县分会组队分赴卢沟桥、天津、廊坊、南苑、北苑、杨村等地救护。又加派救护医队三大队：一在沧州，由齐鲁大学担任；一在定兴保定一带，由保定医院担任；一为随军救护，由中央医院担任并由天津小站、任邱、清苑、蠡县等分会分别出发救护。针对华北力量薄弱的情形，总会又在上海地区组织医疗力量进行支援，于8月3日，由国立上海医学院及国立同济大学担任的两支医疗救护队前往战区工作。
“七七事变”爆发，中日之战在所难免，战事救护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随即展开动员。遵照《非常时期救护事业大纲》，7月20日总会联络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医师公会、中华医学会、药业公会、医师教育机关及其他与救护有关的团体，在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基础上，重组“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集中力量统一组织，编练救护队员，大力募集捐款，购置医药用品等。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公推颜福庆为主任委员，许冠群、徐乃礼为副主任委员，俞松筠等为委员，内设总务与医务两组。
作为全市办理救护事宜之最高机关，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的工作主要“负责协助并办理上海一带战区（京沪线至昆山为止、沪杭线至松江为止）军民救护工作，以期事前得充分训练准备，临时得以统一调度为宗旨”,并因时局转趋严重，原办事处不敷分配，乃于7月30日起迁至新闸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的重组，整合了财、物、人等救护资源，为淞沪会战战地救护作了精心而充分的准备，使总会在应对“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不似“七七事变”后华北分会那样“仓卒间筹划布置”，不致捉襟见肘，可以有条不紊地作为救护工作的轴心开展各项事务。
“淞沪会战”中的救护队、急救队与战地救护
（淞沪抗战期间，上海红十字煤业救护队开展救治伤兵难民工作）
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后，日本侵略者开始向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淞沪会战由此开始。
得益于战前的未雨绸缪，沪战甫一开始，红十字会即以最快速度投入前线救护。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实际发挥着统筹全局的作用，并作为前线救护的中心，积极组织各救护队与急救队，全力以赴，竭力施救。
从8月13日开始到20日止，短短一周内，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先后成立救护队6队，每队队员56人；煤业公会单独组织救护队百余人；没有接受过救护训练的人员编为急救队，计6队，每队16人，与救护队互相策应，分工合作。
战争初起时，战线尚短，救护队员主要分布于江湾、大场、闸北、真茹、浦东一带。到8月25日，随着沪战持续，战线逐渐扩大至吴淞、罗店等处，原有人员不敷调遣，增组救护队4队，急救队6队，相继出发。战役末期，因“战线屡异”，“救护人员之增减，屯驻地点之转移”随之变更。大部分救护队员驻南市、浦东、沪西，“其他如黄渡、浏河、太仓等地，九十余公里外”，也有救护队员分布其中，奔走救护。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分会亦组织战时救护队。早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初，上海市分会即开始筹备救护事项。“八一三”沪战爆发，该会救护人员均不避危险，热忱可嘉。第十队队员龚维纲、郁善章等“在浦东其昌栈码头救护时，突被日舰机枪扫射，至两人均受重伤，郁氏伤及肺部，龚君则伤肩部，事后经市分会函派员渡浦救护”。三个月中，该分会先后救出受伤官兵400余名，受伤民众千余名。
自11月1日起，救护队改为救护股，从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救护课剥离，归并总会单独管辖。原驻苏州、昆山、大场、罗店、南翔、杨行等处之救护员也随军西移，其余如浦东、南市、闸北一带队员均因交通阻断，无力工作，奉命解散。至11月13日，后方交通已告断绝，疏散留沪伤兵成为救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输送线路改由海道转送宁波与温州等地，再转往后方。不久，救护股也奉命解散，不少救护队与随军工作的救护队员，因战局屡变，工作与给养两难，甚至有沦为难民、乞讨者。于是救护股除解散工作外，着手进行调查抚恤工作。
“八一三”战役救护中，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所组织的伤兵医院举足轻重。
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医务组医务课自7月成立以来，即着手设立伤兵医院，以期迅速应付事变。 “八一三”战端既开，第1至第24医院次第成立。
除救护医院外，为尽量收容伤兵计，在救护医院未能完全开办之时，红十字会还委托“特约医院”以及其他私人团体或个人设立之伤兵医院参与伤兵救护工作。
1945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编印的《全体工作人员参加抗战救护工作纪念册》统计，自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止，上海市救护医院收容伤病兵民19539人，由上海伤兵分发站运送伤病兵民7128人，由上海前线救护队护送伤病兵民17722人。在短短八个半月的时间内，上海救护委员会共救护七万多军民。淞沪抗战期间，约30名救护队员牺牲。
四名红十字救护队员罗店殉难
（苏克己等四位红十字救护队员在救护伤员途中惨遭日寇杀害，图为祭奠烈士英魂）
1937年8月，中日争夺罗店之战，以“血肉磨坊”闻名于抗日战场。此时日军已先后派出侵华部队28万人，动用军舰近40搜，飞机400余架，战车300余辆，中国军队先后来沪约50万人，双方在虹口闸北一带展开激烈战斗。经过13次拉锯战，罗店镇街区本有“三湾九街十八弄”之盛的棋盘方格形闹市区化成一片瓦砾之场，这是罗店镇有史以来遭受到的最大浩劫。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第一救护队的部队房屋在敌机的空袭下倒塌。部队撤退，红十字会罗店医院和总会第一救护队也准备随军队西撤，此时忽传中国空军战斗员苑金函在空战中不幸机坠人伤、于罗店近郊降落的消息。乘日军还未赶到，该救护队副队长医师苏克己立即带领刘中武、谢惠贤、陈秀芳等数名队员前往救护。
他们找到伤员后，立即实施医疗手术，不料一群日本兵走来，他们又迅速将伤员藏在附近农户的猪圈内，然后准备转移。但他们刚走出大门，就被敌人包围，苏克己与队员数人被俘，红十字臂章被强行攫去，并令跪地。令人发指的是，据目击者称，遭遇日军时，苏克己为掩护队员挺身而出，主动出示红十字救护包，并用日语介绍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的身份，而荷枪实弹的日军竟不管不顾，在明知是红十字会车辆和人员时，仍公然要侮辱女护士，苏克己等奋而用手中药箱同敌搏斗，他们痛斥日军的暴行，历诉日军侵略罪状，凶暴的日军对手无寸铁的红十字医护队员举起了枪。陈秀芳腹部受伤，刘中武胸部中弹，谢惠贤与苏克己也倒在血泊中。
之后，日寇对中国救护队员实行了最野蛮的报复，苏克己被肢解为六段，血肉狼藉，惨不忍睹。期间，部分队员得以逃脱，但助医刘中武、护士谢惠贤在此殉难。护士陈秀芳由于身中三枪，伤势过重，于24日夜12时送入中德医院，2时即含恨而逝。可佩的是，其他救护员并没有因同伴牺牲而自馁，反更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工作。
中国红十字总会闻讯后，即将苏克己和救护队员的英勇事迹详载于报纸公布，并电驻美大使兼会长王正廷提请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对日军残杀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予以严厉谴责。其后，宋美龄女士特用英语，以《日军残杀红十字会苏克己医师》等为题，在中央广播电台中向世界痛斥如此罔顾《日内瓦公约》的暴行。中国红十字会亦分别报请国史馆和国际红十字会永载史册。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在四位烈士殉难处，中国红十字会建起了一座“抗战殉难烈士纪念碑”，东西两侧镶有四烈士瓷像。8月12日，在罗溪中学内举行了纪念碑落成典礼，红十字总会及上海分会、上海医务界及宝山各界人士千余人前往参加。《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加以报道。
2000年上海市政府再次拨款修缮，并于8月13日举行了竣工仪式。
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救护转运伤兵
（上海煤业同业公会组建了一支由500名队员、50辆汽车组成的上海煤业救护队）
（上海红十字煤业救护队50多辆卡车运送伤兵和难民。图为救护队卡车运送难民前往收容所）
在中国红十字会下设的救护队伍中，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即上海红十字煤业救护队。这支队伍从会战救护至伤兵转运，始终奔波在救护第一线，为战时伤兵救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成员多数为上海煤业界的热血青年，是当时成立的40多个抗日团体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救亡组织,也是此次红十字人道行动中极具影响力的代表性个案。
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煤业界经登记愿意上前线担任战地救护工作的职工多达500人，救护车约50辆。当日下午3时，救护队就出动卡车12辆，前往前线阵地救护伤员。
为便利开展活动，8月16日，救护队与红十字会取得联系，改称“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在救护队员的努力下，煤业救护队的救护成绩十分显著。仅以9月16日至30日为例，9个急救队共救回伤兵4008人，其中煤业救护队救回953人，为各队之冠，约占总数之23.8％。
伴随战线的西移，救护队亦随前方部队向昆山一带转移，为后方医院服务。随行的救护队员有百人，救护车辆20多辆。
至11月，国民政府军队损失惨重，难以抵抗日寇的强势进攻，节节败退。红十字总会为避免留沪伤员落入日军手中，开始组织伤兵转运工作。救护队移驻昆山期间，昆山一度成为伤兵转运的集散地。
为加速伤兵接运工作，12月间，中国红十字总会与煤业公会决定将煤业救护队和接运站合并，仍沿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之名。下设两组，原接运站人员为第一组；原煤业救护队为第二组。第二组对外仍沿用“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名号，救护车辆统一刷印红十字会交通股字样及红十字标志。
煤业救护队并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后，壮大了红十字会转运伤兵的力量，大大加快了转运“孤岛”伤兵至内地的进程。据史料记载，截至12月，留在上海的伤兵已全部顺利转运内地。
上海红十字煤业救护队自1937年8月14日至1938年4月30日间，由上海市各医院收容兵民计19539名，由伤兵分发站转运后方者计7128名，由前线直接转运后方者计17722名，综计先后救运受伤兵民达44389名。
1987年，原新四军华中根据地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在《皖南从军纪实》题词中赞誉煤业救护队是“三十年代青年的光辉榜样”。
红十字会设立南市难民区成为修订《日内瓦公约》参考案例
（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在南市、徐汇等多地开设难民收容所赈济难民）
（在难民收容所的显著位置悬挂红十字旗帜，防止战机误炸难民）
1937年10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设办事处于静安寺路国际饭店及河南路中国华洋义赈会总会，开始以中外合作方式举办人道救济事业。
“八一三”战争后期，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发起成立南市难民区，专门收容、安置中国难民。这种在战争中设立非战区收容战争难民的模式，不仅成为日后中国抗战期间被反复援引和复制的救援范例，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人道法的订立。1949年国际社会修订《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其中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就引用了南市难民区作为参考案例。
南市难民区的最初发起人为饶家驹神父。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 S.J. 1878－1946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1878出生在法国洛林地区，1913年前往中国传教，在上海虹口耶稣圣心堂服务周围的葡萄牙籍教徒，并担任公共租界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早年在化学实验中他的右臂被炸伤锯掉，因而人称“独臂神父”。
饶氏自到中国传教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足迹遍及苏、皖、豫、冀、黔、鄂、浙等省。在“一二八”淞沪战争时，他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出入战区救护伤兵难民。“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饶家驹再次挺身而出，赴战区救护伤兵难民。饶家驹认为，要应付长期战局，有必要设立难民安全区，即“在战区划出一部分区域，为战区难民居住之处，交战双方确保其安全”。
11月初，上海难民问题格外严峻，当时上海只剩南市战区，且该地留有大批空房及大量共用场所可资利用，饶遂建议在此划出一区域，解决战区难民的居留问题。这一提议不仅得到了各慈善团体的支持，租界方面因道义压力也极表赞成。于是，饶氏代表英、法、美各国驻沪领事和各慈善团体，奔波活动，分别陈说中日双方，与上海市长俞鸿钧、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订下一系列非正式、不成协议的“协议”。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南市难民区的建议，6日日本方面也表示同意。南市难民区最后确定的区域为旧城乡北部约三分之一区域，南至方浜路，东、西、北至民国路，呈半圆形。11月9日，“饶家驹计划”正式运行。难民区名义上的管理者是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全由外籍人构成，主席饶家驹。具体的管理与给养工作则为上海各有关慈善团体协同参与。经费主要靠捐助，款项直接汇给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由红十字会调拨使用。
难民区先后共设收容所130多个，最多时接收难民10万余人。1940年日伪势力侵入，6月30日南市难民区停止活动。难民区成功解决了当时的难民问题，并作为实践人道主义的典范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