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5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文章《她与“红十字”割不断的“缘”——宋庆龄对孙中山博爱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全文转载如下（图片略）：

 

孙中山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有力推动者，而宋庆龄不仅是其人生伴侣，更是其事业的坚强后盾。践行孙中山博爱思想，将红十字事业付诸行动，就是一个突出的方面。

为支持北伐，宋庆龄与何香凝等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党立红十字会和北伐红十字会，亲自参与随军救护。她对红十字会宗旨、性质、作用作了新的阐发；在多种场合，呼吁各界捐款捐物，支持红十字会的救护行动。抗战期间，她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以支持抗战及红十字抗战救护事业。

 

孙中山“博爱”事业的追随者

宋庆龄（1893-1981），祖籍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树，字耀如，著名实业家，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1907年，宋庆龄赴美国留学，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文，次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

1913年大学毕业，宋庆龄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理想，毅然踏上回国之路，投身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事业。途经日本，她拜会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并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共同的信念、追求，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家人的反对，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为连理，成为孙中山事业的坚强后盾。孙中山对博爱理想的孜孜以求，使宋庆龄深受感染，并以行动进行诠释。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为了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准备举兵北伐。8月，非常国会通过“出师北伐”决定。由此拉开北伐战争的序幕。

为支持孙中山北伐，宋庆龄与何香凝等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并组织番禺红十字会10余人组成救护队，随孙中山进行战事救护，并遵章加入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亲自担任南海、番禺、顺德分会联合会总裁。孙中山欣然为番禺红十字分会题写“博爱”二字，以示表彰。12月4日孙中山抵达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6日，宋庆龄率领红十字会员即从广州出发，21日抵桂林与孙中山汇合。1922年5月，孙中山赴韶关督师，发布北伐“总攻击令”，进军江西。宋庆龄率红十字会员随行。据《申报》报道，“广东番禺、顺德、香山分会合组之救护队，已随北伐军出发，至湖南曾亦来电报告。”保持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密切联系。宋庆龄并致电广东省红十字联合会，“要求从速再派会员赴韶。在何香凝等人共同发动组织下，广东不少妇女觉悟迅速提高，纷纷报名担任救护伤兵的工作，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事业。”但因陈炯明公开决裂，孙中山不得不回师广州，陈部叶举发动兵变，孙中山夫妇几遭不测，被迫离开广东。直到兵变平息后的第二年5月，才重新回到广州。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但孙中山对红十字博爱事业的追求，并没有因此终止，而在宋庆龄身上得以延续。

 

建立红会组织，培训救护人员

1926年1月8日至19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23日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由何香凝代理）。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宋庆龄在出席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广州市党部妇女部、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执信学校、省立女师等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回忆数年前，在广东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即红十字会时，曾和诸君共事，现在又得与诸君聚首一堂，不特是所可庆幸的事，而且更觉令我无限的快感。”对组建红十字会支持北伐事业，表示敬意。

为践行孙中山博爱思想，22日，宋庆龄即以国民党党立红十字会会长名义，与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何香凝、李济深等军政要员联名，发出通告，为募集该会开办经费将举行游艺晚会和物品展销部，征求各大商店、工厂捐赠商品、产品义卖，并征求艺术家莅场义演。通告表明，中国国民党党立红十字会组建。虽然宋庆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会长，但她以自己的号召力，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以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之志。

北伐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期北伐是国共两党联手共同遂行的。自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来，两党为北伐作战做了充分的准备。北伐的目的是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实现统一。北伐的对象是盘踞两湖、河南的吴佩孚集团、割据苏浙皖赣闽的孙传芳集团和据有东北、直隶、山东、热河、察哈尔等地的张作霖集团。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战争在两湖战场、江西战场、福建战场、浙皖苏战场、河南战场展开。在北伐战争中，宋庆龄发起的中国国民党党立红十字会（简称党红十字会、党立红十字会），组织起女子北伐救护宣传队，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高恬波担任救护队长。她率领13名救护队员，辗转湘、鄂、赣三省，随军救护。宋庆龄则在9月29日接受党立红十字会聘任的征募部部长职务，筹款募捐，为北伐救护事业提供后援支持。

北伐战争捷报频传。但1927年“四一二事变”，国共两党合作烟消云散。宋庆龄一方面在武汉发起讨伐蒋介石的运动，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另一方面，鉴于集中于武汉的北伐军伤兵逾万，缺医少药，备受折磨，乃与何香凝等人发起成立北伐红十字会，并在5月27日举行的由汪精卫、徐谦、孙科、顾孟余、吴玉章、彭泽民等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周恩来等300余人参加的谈话会上，正式定名“北伐伤兵救护大会”，每团体举一至二人共同组织；聘请专门救护人才，分别担任救护事宜；设立执行委员会执行会务，宋庆龄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北伐伤兵救护大会”，脱胎于北伐红十字会，仍是红十字会组织。

6月8日，宋庆龄出席“北伐伤兵救护大会”召集的各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决定为救护伤兵筹款募捐。为了培养救护伤兵的工作人员，宋庆龄又创办了看护训练班，培训后即分派伤兵医院工作。培训所用教材，就是孙中山翻译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博爱思想在宋庆龄的组织活动中熠熠生辉，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阐发红十字人道博爱理念

宋庆龄不仅用组织红十字会的方式诠释孙中山博爱思想，而且也在理论上对红十字人道主义进行阐述。她在1927年5月27日举行的北伐红十字会第一次谈话会上，发表演说，对红十字会的性质、为什么成立北伐红十字会以及投身红十字事业的人生价值，都做了阐发。

关于红十字会的性质，她说，“红十字会本来是一种国际的博爱的人道主义团体”，“因为救助他人的疾病痛楚，是起于人类同情心的一种义举，也就是人类不能委卸的一种天职。我们今日看见红十字会事业的发达，可见得真理是到处受人欢迎，这便是世界的一线晨光了。”显然，宋庆龄对红十字会的性质有着深刻的理解，而孙中山在《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序中所表达的“恻隐之心人人有之”，宋庆龄赋予了人类 “一种天职”的新内涵。

宋庆龄发起成立的北伐红十字会，与普通红十字会相比，“宗旨固然是相同”，但在宋庆龄看来，“其中更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北伐战争“实不是一种寻常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目标，是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帝国主义和军阀，在各国所干下的罪恶，真所谓罄竹难书。而在中国的四万万同胞，尤其受这种恶势力的摧残压迫，弄得憔悴呻吟，求生无路。所以革命的勇士，为求大多数同胞的生存与幸福，为世界民族的自由与和平，就不能不毅然决然，和那些人类的恶魔拼一个死活。他们打仗不是为自己个人的利益。他们的受伤是为要援救大多数人，为要替被压迫的人打倒不平所得来的痛苦。我们对于这班侠义的革命志士，又怎能袖手旁观不理他们呢？”所以“我们发起这个北伐红十字会，就是要使那些已经受伤的同志，得着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同时也使一切的武装同志，相信民众是他们的后援。”北伐是为了完成孙中山未竟之志，是为同胞谋求生存与幸福的正义之战，成立红十字会为伤兵服务，为北伐提供后援支持，是对孙中山博爱思想的弘扬。

宋庆龄深有感慨地说：“一个人精神、智识、时间和金钱，都是应该拣择那最高尚、最宝贵的事用去的。我们深信，把我们的精神、智识、时间和金钱都贡献给这个北伐红十字会，是永不会错的，而且是有意义的。我们希望今天到会诸君，各人尽各人的力量，或任救护，或任宣传，或任组织，或任筹款，大家通力合作，去唤起全社会的赞助，去促成这一件值得我们努力的伟大工作！”红十字事业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事业，是“伟大工作”，值得为之奉献，人生的意义在此，生命的价值亦在此。“唤起全社会的赞助”红十字事业，是实现孙中山博爱理想的最佳途径。

宋庆龄对红十字会宗旨、性质、作用的阐发，对人们理解红十字会、认识红十字会、参与红十字事业，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对孙中山人道博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筹款募捐，组织救护行动

宋庆龄在多种场合，呼吁各界捐款捐物，支持红十字会的救护行动。无论她担任党立红十字会征募部部长职务，还是任北伐红十字会（北伐伤兵救护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都尽心尽力。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评论说：“我还记得在她家花园中为国民党红十字会募捐而举行的那次招待会。这是在革命的汉口有外国政府代表参加的第一次社会活动。……她的魅力使敌人也不得不大掏腰包。”

苏联记者A·B·巴库林在1927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武汉这时大规模地组织援救前线伤兵的工作。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她把外国医生、护士都吸收到援救组织里来，并进行募捐。”至于慰问伤兵，组织救护行动，也很寻常。如上所述，在孙中山北伐之时，她亲自带领红十字会员，随军救护。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起而应战。“淞沪抗战”爆发。中国红十字会迅速行动，开展人道救护。1月30日，宋庆龄与何香凝等前往真茹慰问伤兵，“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一天工夫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这些伤兵医院，经与中国红十字会接洽，纳入红十字会序列。其中与何香凝、杨杏佛等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办的拥有300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规模较大。

宋庆龄在答记者问时说，“余少数友人因见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忠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我辈对于其伤兵之救护，自应各尽绵薄。同时感觉上海现有伤兵医院，数多而散漫，似应有持久集中之组织，故有国民伤兵医院之设立。公推廖何香凝夫人等及余担任理事。此外尚有中西专家多人，分任医务事务。院中全体职员均尽义务，不支任何薪给。我辈设立医院之惟一单纯目的，为救护治疗此次为中国苦战之伤兵，并予以精神上之安慰与鼓励。凡抱同一观念者，均请其参加援助。”

由于宋庆龄亲自号召，各界爱国热情高涨，“一时名医云集，慰劳品不绝而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取得了巨大成功，极大鼓舞了十九路军的士气。这其中，宋庆龄发挥了重要作用。凡此说明，孙中山红十字会人道博爱思想在宋庆龄身上得到了延续，并在实践中得以发扬光大。

 

争取国际人道援助

红十字运动可谓“无国界”运动。宋庆龄继承孙中山博爱理念，积极寻求国际人道援助。在组建北伐红十字会时，她曾致电苏俄工联全国理事会，请求募集款项救济武汉伤兵，该会遂“决定捐款三万卢布，并拟发动各工联团体捐款。”再如，1938年6月14日，她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1946年1月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广泛争取国际援助，以支持中国的抗战及红十字抗战救护事业。

宋庆龄的博爱之举，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在保卫中国同盟的一年中，募集捐款约港币25万元，“这些数目大多以医疗物资的形式送往内地”，不仅在抗日根据地组织了国际和平医院，而且“给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济委员会、贵阳医疗急救学校、中国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新四军医疗队、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很多援助。”国际援华医疗队加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也与宋庆龄的“桥梁”作用分不开的。宋庆龄与红十字，一如孙中山与红十字，有着割不断的“缘分”。

孙中山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者，他的“博爱”思想，既来源于红十字文化，同时也对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而孙中山的博爱思想，在宋庆龄身上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珠联璧合”，孙中山夫妇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博爱思想，是中国红十字事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继承与弘扬。

（池子华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