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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8-7-1 9:46:35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南京大屠杀与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

薛丽蓉  池子华

  自1937年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致使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以后,日本侵略者便企图侵占上海,继而进攻南京。同年8月13日,日军以中国保安部队8月9日击毙了两名驱车闯进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的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部队,并增兵上海率先挑起战事,中日淞沪战役就此打响。淞沪一隅之地历经三个月的血战,苏州河防线被突破,上海于11月12日弃守。其后,日军迅速沿沪宁铁路、宁杭铁路,并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三路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推进,不到一月,相继占领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沪宁全线崩溃,日军直逼首都,南京已岌岌可危。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利,南京沦陷,日本侵略者进入南京以后,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被杀害的中国同胞不计其数,日军在南京上演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剧。
  “南京大屠杀”一般指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占领南京及附近地区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大量屠杀南京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以及解除武装放弃抵抗的中国士兵和战俘、毫无人性地奸淫虐杀中国妇女、并在南京城内和周边地区随意地抢劫和破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认为:根据掩埋团体和其他组织提供的可靠的掩埋人数统计,“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1],而且这还不包括被日军焚烧、扔进长江或其他方式处理消灭的大量被害者尸体;在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南京城里就有将近2万起日本士兵强奸中国妇女的案件发生;又因日本士兵肆意纵火破坏,这期间“大约1/3的城市就这样被毁掉” [2]。然而,这场大规模的屠杀并非在日军攻入南京六个星期后就此销声匿迹,事实上,这六星期仅仅是暴行最猖獗、最严重的六个星期。在此之后,虽然失控的日本士兵有所收敛,但“兽军杀人的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只是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是减少了,而个别的、零星的或小规模的屠杀却仍在经常地进行着”[3],奸淫、蹂躏妇女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本文就南京大屠杀时期红十字会组织人道救援活动的探讨在时间上向后有所延伸,并没有完全局限于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

  一、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红十字会组织
  日本侵略者侵入南京以后,以残酷野蛮的手段实施着大规模的屠戮、奸淫、掳掠和破坏,整个南京城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之中。大批留京难民和未能及时撤出南京的中国士兵不仅在身心上受到残酷战火和日军兽行的折磨、摧残,就连最最基本的生存也无法得到保障,日本士兵近乎疯狂的抢劫、焚烧与破坏使他们居无定所、无以为生。在这腥风血雨之际,许多民间慈善团体不畏艰险,自发组织起有效的救伤、葬亡和赈济活动,而红十字会组织便是其中之一,这主要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4]。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13年7月22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正式电准成立,而早在1904年4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即“经邀请邓笠航通守驰赴金陵禀商江南善后局总办何诗孙观察设立金陵分会,现得来书,略云何观察业已慨允,并邀姜蘅浦兄为帮办。”[5]金陵分会乃南京分会的前身,是江苏省第一个基层红十字组织。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南京更有热心于慈善救助事业的医务人员和仁人善士积极协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从上海派出的救护队进行救援工作,并由启泰绸缎店店主于恩绂捐款,与宋培之、陈履源等共同重建了南京红十字分会,设办事处于雨花台同善堂。1934年,南京红十字分会代表李应南、稽翥青、杨克三人还出席了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红十字会直辖内政部后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6]。至沦陷前,南京已有两处红十字分会:一处设于城内贫儿院,一处设于下关静海寺11号(后迁至静海寺9号)。“后因一地不能有两个分会,故下关分会遂于1937年秋改称‘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办事处’,城内分会于南京沦陷前迁往重庆。”[7]南京沦陷后,下关之南京分会办事处,就以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名义,从事施粥、掩埋、施材、施医送药等项慈善救济工作,共有80余位南京红十字分会成员受命于危难之时,在日军疯狂暴行的白色恐怖下,英勇顽强地自发展开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救护工作,如史书记载所说,在从1937年12月到次年5月的近半年中,南京红十字分会虽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失去联系,但仍“以少数经费(从来未向外捐募分文),历无数艰险,幸赖本分会员共八十余人之精神(诚)团结,对于京市方面之难民救济工作,遂能稍尽绵薄”[8]。到1938年7月,南京红十字分会继续办理着施诊送药所、义务小学、掩埋班、施材所和义渡等项救济工作,“所有举办地点,均设在下关绥远路乐善堂内,而属会会址亦即设于该处。城内办事处则设于宁海路二十五号内。”[9]其职工名单如下表[10]: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职工一览表(1938年7月14日)
部门
职别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备注
南京分会
理事
郭子章
48
南京
 
干事
陆伯衡
43
南京
 
交际员
马锡侯
63
南京
 
事务员
张少泉
31
江苏
 
郭孝魁
22
南京
 
施诊送药所
所长
郭子章
 
 
 
兼任
内科医生
朱少泉
51
湖北
 
外科医生
毕正清
48
湖北
 
防疫医生
赖觉
41
南京
 
护士
许汉章
22
江苏
 
挂号
萧先甫
52
江苏
 
发药兼事务员
陆开运
41
南京
 
义务小学
校长
陆伯衡
 
 
 
兼任
级任教员
陈云程
28
南京
 
助理教员
李起风
40
南京
 
事务员
许汉章
 
 
 
兼任
掩埋班
伕役长
方传台
46
江苏
 
伕役
臧竹荣
46
安徽
 
方立功
50
江苏
 
王德森
24
南京
 
义渡
职员
刘炘
62
南京
 
茅锦章
52
南京
 


  1938年12月,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办事处终于重新正式开业,留有理事3人在下关办公,工作内容仅为办理救济事宜,暂不征收会员。办事处的活动经费亦“由欧阳松寿、郭子章、陆伯衡量力摊任,不对外募捐或收费”[11],重点用于医药、施材等项工作的支出。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是意识到南京失守以后,将“有大量士兵和平民受伤”[12]而由外籍人士在南京安全区内发起组织、“以应付当前的环境”的慈善团体[13]。日军攻占上海以后不久,“考虑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14],为了保证南京难民们的安全,留驻南京的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外籍人士“鉴于饶神甫与其同志在上海南市设立难民区所获之成功”[15],决定在南京设立类似的安全区域,还成立了由德国商人约翰•拉贝[16]担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7]。此后,美国人约翰•马吉牧师[18]又“打算在这里成立一个红十字会的欧洲分会”[19],但由于未能及时得到国际红十字会总部的答复而暂时搁置了这一计划。12月12日,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攻入城内只是时间问题,形势已危在旦夕,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经过商量,“决定立即组织一个国际红十字会”[20],以此方便照顾和管理南京的受伤军民,次日,他们便在委员会总部正式建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并“呈请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分别予以承认”[21],同时发公函给日本使馆参赞福田,恳请日军当局准许委员会进行人道救援工作并给予保护。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共有17位委员组成,他们包括:主席约翰·G·马吉牧师、副主席李春南(译音)先生[22]、副主席W.洛先生、秘书欧内斯特·H福斯特牧师、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其他委员还有:戴籁三夫人、明妮·魏特琳女士、罗伯特·O·威尔逊医生、P.H.芒罗-福勒先生、C.S.特里默医生、詹姆斯·麦卡伦牧师、M.S.贝德士博士、约翰·H.D.拉贝先生、刘易斯·S.D.史迈士博士、W.P.米尔斯牧师、科拉·波德希沃洛夫先生、沈玉书牧师。[23]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起,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为阻止日军暴行、救助南京难民、医护受伤中国军民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行动
  日军进入南京城以后,烧、杀、抢、淫成为城市的主旋律,失去人性的日本士兵见物就烧、见人就杀、见钱就抢,更是对中国妇女百般蹂躏,从而迫使滞留南京的难民有家不敢回,纷纷弃家涌入安全区内避难,而未能及时撤出南京的中国士兵以及受伤的士兵也被迫卸下武装躲入安全区,一时间南京安全区内拥挤不堪,伤者、亡者难以计数,而人手、物资更是捉襟见肘。为此,解决食物问题及救伤葬亡事宜便成为安全区乃至整个南京城及周边地区的当务之急,而南京相关的红十字会组织也是以此为首要任务展开救援活动的。
  (一)设立施粥厂、难民收容所
  南京沦陷以后,这座古城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浩劫,难民流离失所,挣扎于生死线之间,甚是可悯,于是南京安全区内的交通部旧厦、司法部、最高法院、金陵大学、金陵大学附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等20处地点均建立了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约5-7万人。南京红十字分会也于宁海路25号和平仓巷6号两处内,设立收容所,专事收容妇孺难民。[24] 
  在上述安全区难民收容所中,规模较大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收容避难的妇孺难民,自12月8日接纳第一批难民以后,到12月16日,收容难民人数超过4千,此后在高峰期时更是达到了1万人,校园内人满为患,“已拥挤到最大限度了”[25]。“民以食为天”,如何供应如此之多的难民吃饭成为棘手问题。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目睹这些难民缺少食物,嗷嗷待哺,遂于12月13日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面开设了一个“专供给居住该校内之妇孺难民吃食” [26]、“管理完善”的施粥厂[27],是日清早,魏特琳女士等收容所、施粥厂的管理工作人员就“根据难民们到校园来的先后次序,依次向各幢宿舍楼发送早饭”[28],一直忙到10时30分方才结束。
  南京红十字分会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设立的施粥厂“系全部供收容所难民之用”[29],“雇佣了22个厨师以及许多伙夫”[30],均住在学院的辖区内,但只提供他们膳食,不给付报酬。施粥厂规定:“每日施粥二次,一次自上午八时起至十时止,一次自下午三时起至五时止”[31],难民如果“能付得起钱,一碗饭交三个铜钱;如果她们确实没钱而且经过核实,就发给她们一个红色标牌,可以免费就餐”[32]。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检查统计,1938年1月收容所和施粥厂共“向350人凭别在衣服上的红色配给证免费分发饭”[33],之后原先直接现金支付的购买方式又改为先买配给证,再行领取食物。施粥厂在最初几周内,将煮好的稀饭送到校园广场的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开饭,难民按照供餐标准排队领取,但由于急于吃粥果腹的难民人数众多,因此秩序较为混乱。1月7日,南京红十字分会“开始采取新的方法为校园里的难民供应稀饭”[34],供餐地点改在校外,难民需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工花园穿过马路、到施粥厂的伙房里拿粥,“次序好一点”[35]。
  截至1938年7月,南京红十字分会的妇孺难民收容所因故早已解散,而施粥厂“因须迁移下关之关系,又并因金陵女大之难民收容所已解散,每日领粥者只有百余人,已自六月十八日,将该处粥厂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停止合办关系,并将该厂暂交由金陵女大自行办理,由该校以每碗五十文之售价,自行出卖。属会所迁移下关之粥厂,因防发生水灾,现正与有关之各方面,商洽一适当地点,以期甫经举办,免因水患,又告停顿。”[36]
  (二)建伤兵医院和施医送药所
  1937年12月13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成立以后,委员会成员目睹设立在安全区之外的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几所伤兵医院内,医疗环境恶劣、病人极度缺乏医护人员治疗、照顾的“悲惨状况”[37],便即刻接管这些医院,召回了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重新开展救治工作。同时,南京委员会还迅速解除了这些医院内全体人员的武装,向日军当局有关人员保证“这里的建筑不会被用于医院以外的其他用途”[38],“促请注意三处红十字会医院,并说明中国兵被解除武装的真相”[39],因为“日本人是很喜欢找借口的,他们很有可能会以武器为由把伤员都处死”[40]。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原“拟将所有受伤的中国军民,迁入外交部大厦内”[41],打算利用已掌握的5万美元经费建立收容伤兵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其中第一所就设立在外交部,且已于12月13日接管外交部伤兵医院之日起,就安排若干医护人员在那里“成功地清除了大部分垃圾,运走了死者,使日本的巡逻兵在夜里到医院查看时,找不到理由进行干预”[42]。但自12月14日起,日军占领外交部大厦以后,即“不让任何人出入”[43],即使是委员会的成员也不例外,而铁道部、军政部的两所医院同样“立即被禁止进入”[44]。尽管如此,该红十字组织一直不间断地向外交部红十字医院的中国医护人员以及病人供应食品,在对伤员提供保护方面也做了不少颇有成效的工作。
  其后迫于无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于完成伤兵临时服务之后,转移其力量于发展贫病者之医药工作”[45],将国际红十字会医院“附设在鼓楼医院内,地点较为安全,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46]。除原有的常规门诊和紧急增添的160张病床以外,鼓楼医院“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又开设了3个户外诊所”[47],由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之一的詹姆斯·麦卡伦牧师担任鼓楼医院的管理人员,另一委员罗伯特·O·威尔逊医生为主要医务人员,“全部在岗职工约有100人”[48]。因当时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很少,“只有3%的病人有能力支付一、二类医疗费用。只有30%的病人有能力支付第三类医疗费用”[49],大部分无支付能力的病人就必须实行免费就医,仅花在免费就诊病人身上的第三类医疗费用平均每月就达5千美元,而每月约4千美元的手术费用现金收入同样太少,只占平时的一小部分,如果所有手术都做,医院每月就要透支5千多美元,鼓楼医院及几家诊所为此亏损严重,经费问题十分突出。为了弥补这些亏损,保障医院和诊所的工作能够正常开展,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一方面于1月13日在鼓楼医院举行的会议上规定:对于送到医院来的病人以及由红十字会介绍来的病人是否应给予免费治疗,将由委员会成员、鼓楼医院管理人詹姆斯·麦卡伦牧师审查决定,以避免有钱的病人投机参与免费治疗;另一方面,委员会还从一份基金中划拨了大部分的费用来支付这些费用,如:12月付给鼓楼医院经费9千美元,次年1月又“提供鼓楼医院5000元款额用于免费治疗病人”[50],且赠送了一辆救护车,不过到1938年5月时该项基金即将告罄,委员会被迫减少对该院第三类医疗费用的支付,至于手术费用,委员会有时甚至连其特别收入也用来贴补了。1938年11月底,虽然用于在南京开办诊所的基金已经用完,但委员会仍“打算在天主教教会里再开设一个诊所”[51]。1939年,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每月用于诊所的费用为100美元”[52],诊所中有两个是天主教修女会开设的,另一个是由1938年4月到鼓楼医院工作的无锡圣安德烈医院的李医生开办。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方面,因南京下关一带遭受兵灾最重,患病难民无力就医,分会遂“在下关设红十字诊所,为无数就医难民义诊”[53],分会理事郭子章兼任施医送药所所长。这一施诊送药所,分内、外两科,包括内科医生、外科医生、防疫医生、护士、挂号、发药兼事务员等数位工作人员,“内科系用中医中药,外科则用西医西药,每日就诊者,内科以肠胃病居多数,外科则十九为皮肤病,此全系因难民环境不良,不能注重卫生所致。”[54]
  (三)组织掩埋队,施棺瘗亡
  日军占领南京以后,不讲人道主义,不顾国际公法,肆意残杀中国同胞,残忍至极,“尤以在下关及和平门一带,尸首更多”[55],为此,中国红十字分会南京分会积极开展起募集施材、掩埋尸体等工作。
南京红十字分会在南京沦陷之前,即在会员之中开展募集施材运动,“限定每一会员请求捐助一具,募集结果,共得九百六十具”[56]。在南京沦陷以后的6个月期间,这些棺木陆续施出910具[57],仅存留下50具,但因“此项施材,系预先由募集而来,故本分会未曾费去分文”[58]。
  1937年12月24日,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工作人员又组织2个掩埋队,开始从事掩埋军民尸体的工作,并于1938年1月4日正式得到日军之许可。南京红十字分会的掩埋队主要在下关及沿江和平门外附近一带,从事掩埋工作,后又在下关沿江岸一带,捞取上游漂来的浮尸随时予以掩埋。而“此项掩埋伕役系由本分会所收容难民充任,仅供食宿,不付工金,故本分会在此六阅月内,仅付出伙食、杂支费数百元而已”[59]。根据两个掩埋队每个月制定的报告表统计,第一、第二掩埋队1938年前5个月掩埋工作具体情况如下表[60]:
1938年1至5月南京红十字分会掩埋队埋尸统计表
月份
掩埋人数
其他
第一掩埋队
第二掩埋队
第一掩埋队
第二掩埋队
1月
2131(2151)[61]
2175
 
马9匹、骡1匹
2月
1728
2924
马4匹、骡1匹、狗2只
马7匹、骡1匹、驴1匹、狗2只
3月
2344
1636
马26(25)匹
马3匹
4月
484
无从统计[62]
 
 
5月
300
 
 
 
总计
6987(7007)
6735
33(32)匹(只)
24匹(只)



  (四)开办义渡、义务小学和培训班
  自保卫战失利、日军占领南京以来,因城内政府官员和有能力的居民闻讯纷纷出城避难,未能出城的平民也由于惧怕侵略者的残暴行径而躲入安全区内保命,致使南京一度缺乏有效的城市管理,各项日常工作均告停顿。南京红十字分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有鉴于此,在重点开展救济工作的同时,也开展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便民利民服务活动。
南京失守以后,“小学教育骤行停顿,致令一般儿童就学无方,坐令荒废宝贵光阴,殊为可惜,而尤以下关为甚”[63]。为此,南京红十字分会举办下关义务小学一所,内有教室一间,最多能容纳学生50名。其后,由于要求入学的学生超过百名,便着手“寻觅新校舍,以备扩充学额至一百五十名”[64]。
  又因南京失陷以后,原在下关、浦口间的义渡船只“早不知漂流何所,致一般难民渡江往返非常困难”[65],南京红十字分会遂办理义渡,“在下关与浦口间设摇船摆渡,难民无钱则免费渡江”[66]。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要针对安全区内难民的生活需求,提供必要的物资帮助。1938年1月,W.P.米尔斯牧师代表委员会前往南京城东南区的剪子巷视察那里的养老院。该养老院总共安置约500人,中间还包括30多个儿童,由于政府撤离南京时,留给养老院的粮食、燃料储备并不充足,难民即将面临挨饿的窘境,为此米尔斯牧师制定了救助方案,建议“向自治委员会(即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引者)提出请求,请他们承担领导这个存在了将近100年的养老院的责任”,且“无论如何必须很快采取行动”[67]。
  又因南京难民多患脚气病,委员会“特别由上海运黄豆一百吨,前往南京治疗此项病症”[68]。1938年6月11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实施妇女教学计划、举办暑期培训班时,委员会还曾“提供开办3个月的暑期培训班的必要的开支”[69],并于1939年年初,再次向院内收容所的难民分发过冬棉衣。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红十字会虽未身临南京大屠杀现场,但也参与到了难民的救援工作中。1938年1月,罗斯福总统对美国红十字会发出呼吁,“要求红十字会发动美国国民捐献‘100万美元的慈善款’,以救助中国难民”[70]。当月15日“从上海(美国)红十字会传来令人高兴的消息,600吨食品已装船待运。我们立即发函请求日本大使馆签发运入许可证。”[71]1938年2月,美国红十字会通过上海救援委员会向南京捐款4万美元,到1939年4月底,美国红十字会又同美国咨询委员会共向南京难民捐助了价值1.5万美元的现金和物品。其间,上海美国红十字会还多次“要求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提交在南京开展救济的计划”[72],以期能够提供建议和帮助。

  三、红十字人道救援的困难、遗憾与绩效评估
  为解救难民于水火之中而进行的红十字人道救援活动,在其开展过程中也面临到意料之外的困难与阻碍,而最大的压力来源非日本侵略者不顾国际人道主义、无理干涉破坏救援工作的野蛮行径莫属。
  日本侵略者进入南京后,极度放纵失控,他们到处抢掠,随意破坏,肆意奸淫,最后就连红十字医院、收容所及其工作人员和财产也成为他们发泄兽性的目标。日本士兵闯入红十字医院或收容所洗劫财产、索要妇女的事件屡见不鲜,对无法满足他们要求抑或试图阻止他们的红十字工作人员更是恶言相向,拳脚威胁,甚至予以杀害。南京红十字分会的难民收容所就曾遭遇过类似事件,“12月20日上午9时,宁海路25号红十字会的3楼,1名寡妇和4名年轻姑娘被日本士兵强奸。”[73]即便是外出办公,红十字工作人员尤其是中方人员,也随时面临被日军抢劫、伤害、抓走、枪毙的危险,红十字标志、徽章和袖章对部分日本兵而言只是形同虚设。红十字机构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尚且无法保证,在此基础上要想救助难民自然难上加难,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红十字医院工作同样受到日军当局的干涉和控制。日军于12月14日强占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业已接管的外交部、铁道部、军政部3所伤兵医院,阻止委员会代表入院开展人道主义工作的情形已如前文所述。在此之后,委员会仍是从不间断地向外交部的红十字伤兵医院送去必需食品,且又多次致函日本大使馆,请求准许进入医院继续进行医疗工作、查明“负责的食品供应情况是否令人满意”[74],但一直未得到日方明确答复。随后,据一位该院的女护士报告,医院里有300多名病员,每日两餐,定量只有3碗很稀的粥,而医生也听任日本人惩罚兵员,例如有个中国伤兵抱怨他吃不饱而遭到一顿毒打,当他继续表示抗议时,日本军官便把他带到院子里用刺刀刺死。[75]军政部红十字医院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伤员就躺在地上,除了一名中国医生之外再无其他人照顾他们,女护士只在换绷带时才来一下”[76]。尽管这些红十字医院的情况如此糟糕,但日方仍旧坚持拒绝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伸出援手。
此外,日军还极其严格地控制着南京城内食物及燃料的供给和买卖、捐款物资的输入和分发、人员的流动及言行等等,进而促使红十字人道救援工作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严重短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红十字医院就多次提出医院人手不足的问题,而南京红十字分会的施医送药所也曾就药物供给提出担忧,认为“南京在事变之后,药物原料非常缺乏,当此夏令疫疠将盛行之际,有医无药,殊为可忧之事焉”[77]。
  正是上述的重重阻碍,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红十字工作在力度、广度、深度上的局限性,在诸多救援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保证面面俱到。
  1937年年底时,南京红十字分会曾试图将粮食储备即将告罄的下关江边大约2万名难民安置进难民区内,但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告知“我们这里已经太拥挤。无论如何,日本人不许这样做,也不许我们到城外提供援助”[78],迫使数万难民只能在缺衣少食、无医无药的恶劣环境中自生自灭、“自求多福”[79]。这样的情况也多次发生在红十字会组织的难民收容所内,因收容所内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再无地方安置难民,被迫拒绝部分难民入内,或只允许妇女、儿童进入避难,也实属无奈之举。
在掩埋受害者尸体的工作上,虽然无论是南京红十字分会还是国际红十字南京委员会都十分愿意出力帮忙,但却常常受到日本士兵的无理阻挠,不允许埋尸、装载的卡车被偷被劫、运送尸体的棺材被抢走当作烤火用的柴火等都是常有的事,甚至是已佩戴会徽的掩埋工人亦有可能被抓而遭到屠杀。正因为如此,经常组织大规模的有效的掩埋活动便成为奢望,取而代之的是较多的个人或小规模的掩埋活动。如: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鼓楼医院负责人詹姆斯·麦卡伦牧师就曾于南京沦陷后的1个月内,在鼓楼医院“防弹壕中掩埋了38具以上尸体,是从附近街道上收集的,大多是中国兵”[80]。又如:1937年12月间,有军民约500人在下关九甲圩  江边等处被日军枪杀,所有尸体就由南京红十字分会会员姜鑫顺“抬至仁丹山,及姜家园南首等处掩埋”[81]。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明妮·魏特琳女士的日记表述,南京红十字分会的施粥厂在其开办过程的中后期也出现了令她“很伤心”的“大漏洞”[82],不但供应的时间一再推迟、粥的分量明显不足,而且“粥厂的负责人指责工作人员在一点点地偷米,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83],双方互相推脱责任。其中的原因,固然可能如魏特琳女士认为的、有“想得到好处”、“为填某个人的私囊而让这些妇女和儿童饿肚子”之嫌[84],但与日军在南京的屠杀、破坏以及控制粮食的买卖和供给应该也是不无关系的。其一,日方始终未放开粮食供应,而之前政府留下的储备粮又受到其控制,致使难民区和施粥厂的粮食供给不足、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另外,日本兵的野蛮残暴迫使留京平民放弃生产躲入难民所,他们中间有的本就身无分文,有的钱财被日军所抢,有的虽然有钱,但坐吃山空,终有用完的一天,因此,粥厂每天免费施出粥不在少数,其“每天出售饭所得的收入为80-100元”[85],而大部分又是需要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经费的拮据可见一斑,更别提买米的钱了,可见,难民抱怨粥太稀,至少应与此还是有关的。
  瑕不掩瑜,纵使存在遗憾,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红十字人道救援取得的成绩还是令人敬佩、值得肯定的。
  首先,南京红十字分会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办施粥厂,解决了部分难民的生计问题。在南京红十字分会施粥厂开办的六个月中,每天领粥的人数最多时曾达到8000余人[86],“领粥人数,共计八十六万四千零二十口”[87],“米煤用费约二万元,员工开支及一切设备共计二千一百元”[88]。施粥厂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南京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内妇孺难民,尤其是贫苦难民的生计问题,使她们有可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其次,红十字会设立、捐助红十字医院和诊所,挽救受伤兵民的生命,减轻他们的痛苦。南京红十字分会在下关一带建红十字诊所,为那里患病的难民免费治疗,鉴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因此以医治肠胃病和皮肤病居多。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除设立红十字诊所以外,还要负责“补充或平衡”鼓楼医院的预算[89],“对大学医院(金陵大学医院,即鼓楼医院——作者注)的免费治疗病员,它按照战争前的标准为他们支付治疗费、伙食费以及三等病房的住院费”,在医院原有储备连一半亏空都无法弥补的情况下,“没有红十字会在这方面的支持,医院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90]。
  再次,红十字会组织人员埋葬尸首,告慰死者亡灵,清理净化南京城。被日军屠杀的被害者尸体往往都被曝尸街道或荒野,死者无法瞑目,令人触目惊心,天气回暖后又容易滋生传染疾病,及时掩埋尸体是十分必要的。南京红十字分会为此就组织了2个掩埋队,据统计,其掩埋队在1938年的1至5月间的100多天中,每天均外出工作,掩埋人数多则一两百人,至少也有数十人,从未间断。尤其是前3个月,两个掩埋队每月埋尸的数量分别都在2千具左右,有时甚至接近3千具。半年间,南京红十字分会“共掩埋军民  尸体二万二千三百七十一具”[91],其中“只有数百具用棺材,大多就掘土掩埋了”[92]。
  复次,红十字组织尽其所能,开展便民、利民活动,服务、关怀弱势群体。南京红十字分会办义学,使“一般失学儿童,能重聆弦歌,不致如目前之终日奔驰街衢中也”[93],开义渡帮助难民解决渡江问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则设立培训班,提高妇女文化修养,又捐款捐物,改善难民生活水平,这些无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深陷噩梦中的难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总之,南京大屠杀期间,面对日军泯灭人性的卑劣行径,面对满城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血腥景象,面对身心受创、急需抚慰的陷京平民,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作为当时当地主要的红十字组织,他们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其他中外慈善救助组织通力合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全力救助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难民,竭尽其所能展开人道救援运动,共同谱写了一首人道主义的感人乐章,为红十字会的抗战救护工作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薛丽蓉,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课题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基金2007年度资助项目。
[1] 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608页。
[2] 杨夏鸣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东京审判》,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页。
[3] 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4]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亦可称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5] 《万国红十字会设立金陵、烟台分会》,《申报》1904年4月12日。
[6]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7] 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8]《中国红十字南京分会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6。
[9] 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176页。
[10] 资料来源: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160页。
[11] 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12]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13]《1937年12月15日国际委员会致日使馆参赞福田公函》,[英]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14]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7 年第4期。
[16]约翰·拉贝(John H.D.Rabe,1882年11月23日—1949年1月5日),生于德国汉堡市,1908年起开始在中国经商。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与其他外国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他本人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并写有著名的《拉贝日记》,被世人尊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17] 按:1938年2月18日,因日本当局强迫安全区内的难民回家,企图解散安全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18] 约翰·马吉(John G.Magee,1884年10月10日-1953年9月9日),生于宾州匹兹堡,在康州中学毕业后,1906年在耶鲁获学士学位,1911年在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获神学硕士学位,1912年被圣公会任命为牧师并派往中国。抗日战争南京沦陷期间,马吉牧师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致力于援救惨遭日军屠杀、蹂躏的中国平民和士兵。其在南京拍摄并带到西方的影片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最早的影像文献之一。
[19]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20] 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21] 《1937年12月15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致日使馆参赞福田公函》,[英]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22] 按:关于中方副主席人选问题,在不同版本的资料中有不同的表述,如:《日本在华暴行录》就认为担任副主席一职的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的许传音(音译)博士,见:洪桂己编纂:《日本在华暴行录》,(台北)“国史馆”1985年版,第321页。
[23] 张生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24] 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25] 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26]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27] 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28] 张连红、杨夏鸣、王卫星等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7年4月。
[30]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31] 朱文新:《南京市分会敌后工作之大屠杀中恤难埋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80。
[32] 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33]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34] 张连红、杨夏鸣、王卫星等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35] 程瑞芳:《程瑞芳日记》,《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
[36] 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37]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38] 张生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39] [英]田伯烈著、杨明译:《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40]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页。
[41]《1937年12月14日国际委员会致日军当局公函》,[英]田伯烈著、杨明译:《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42] 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443页。
[43] 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44]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
[4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史料一组》,《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46] 蒋公榖:《陷京三月记》,见张连红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47] 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48] 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49] 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50]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页。
[51] 张连红、杨夏鸣、王卫星等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
[52] 张连红、杨夏鸣、王卫星等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35页。
[53] 王立忠、江亦曼、孙隆椿主编:《中国红十字会百年》,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上卷第60页。
[54]《中国红十字南京分会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6。
[55] 朱文新:《南京市分会敌后工作之大屠杀中恤难埋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80。                                                                                      
[56] 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57] 朱君辑、李纯华主编:《江苏省志·卫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7页。
[58]《中国红十字南京分会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6。
[59] 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60] 资料来源: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173页。按:1938年1月6日以前,第一、第二掩埋队已分别在和平门外一带、下关一带掩埋军民尸体5704具和3245具,但因到1月5日前掩埋队工作尚未得到日军的正式许可,且第一掩埋队当时是联合乡人共埋军民尸体的,非该队单独工作,故以上数据均未统计入内。
[61] 按:括号内为根据原始资料核算按日、按月统计后的更正数字,下同。
[62] 另按:4、5月间,因掩埋工作不多,故只有第一掩埋队工作,“而所掩埋以浮尸为多数”,第二掩埋队则从事清洁工作,所以无从统计,下同。
[63]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64]《中国红十字南京分会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6。
[65] 江苏省红十字会编著:《江苏红十字运动八十八年》,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66] 王立忠、江亦曼、孙隆椿主编:《中国红十字会百年》,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上卷第60页。
[67]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266页。
[68]《南京国际红会救济难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6。
[69] 张连红、杨夏鸣、王卫星等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70] 张生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71]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
[72] 张生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页。
[73]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74]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
[75] 张生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
[76]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415页。
[77]《中国红十字南京分会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6。
[78] 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79] 张生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80] 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81] 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82] 张连红、杨夏鸣、王卫星等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83] 张连红、杨夏鸣、王卫星等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84] 张连红、杨夏鸣、王卫星等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236页。
[85]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86] 朱君辑、李纯华主编:《江苏省志·卫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7页。
[87] 朱文新:《南京市分会敌后工作之大屠杀中恤难埋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80。
[88]《中国红十字南京分会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6。
[89]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558页。
[90] [德]约翰·拉贝:《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杨建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543页。
[91] 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按:另一数据统计为掩埋尸体22683具,见朱君辑、李纯华主编:《江苏省志·卫生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7页。另按: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认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见梅汝璈:《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此处统计与南京红十字分会工作报告的统计数据相差较大,作者认为可能为广义红十字会的埋尸统计,至少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在内。
[92] 朱文新:《南京市分会敌后工作之大屠杀中恤难埋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80。
[93]《中国红十字南京分会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476,卷号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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