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读周秋光教授著《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

屈小伟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慈善史研究的深入，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2004年是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华诞，在此前后不久，海峡两岸出版了三种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著作，即台湾张玉法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大陆孙柏秋主编的《百年红十字会》和池子华先生撰著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而周秋光教授是在该领域最早起步的学者之一，他在2000年即在《近代史研究》刊出了两篇研究论文。多年来，他潜心钻研，创获颇丰。他2002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20世纪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研究》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书为《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这无疑又为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增添新葩，有利于填补学术界以往在此研究领域的一些缺陷和薄弱环节，实在可喜可贺。

    周教授的新著《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以中国社会急剧变迁和风云激荡的20世纪初期为研究范围。从中国红十字的成立、起步、发展到影响中国社会和国人生活，到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到救助灾难深重的中国从水深火热的深渊中重新恢复过来，并继续运行、变迁、发展和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分别展开研究论述，以红十字会运动来观照社会与时代。全书结构合理，层次分明，以晚清和民国北京政府两个时段分为上下两篇。在研究内容上，上下两篇都各分作四章，又都分别从四个方面切入：一是观照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演变，从纵向论述其历史进程；二是观照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内行政，从横向剖析其运行机制；三是分类概述中国红十字会所从事的各种救护和赈济活动；四是考察和透视中国红十字会所参与的国际交往。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层面，都起着促进中国红十字会发展的作用，可谓善书结善果。

   《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一书既对20世纪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又对中国红十字会内部所奉行的一套完整、合理的管理和运行机制进行了分析探讨。通过对红十字会从事的战地救护、赈济灾民、公益事业、国际援助和社会服务等人道主义活动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以及对中国红十字会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考察，力图全方位再现中国红十字会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博爱人群”的风采，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该书有史有论，据史立论，既有史料的广度，又有论证的深度。具体而言，该书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是史料详凿，言之有据。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作者在史料上作了一番切实的功夫。作者搜集史料可谓不遗余力，其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南京及本地的档案馆、图书馆等处。此外还不远万里多次远赴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多所世界一流学府的图书馆查阅资料，使论著在史料发掘、引用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只要翻一翻《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就可以发现该书占有资料之详尽，征引范围之广博，格外引人注目，可谓该书的一大特色。全书20余万字，引证资料注释多达700余处，而且多数为档案、日记、奏折、公牍、书信往来等第一手资料，如《红十字会致中外慈善家公函》、《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广告》、《红十字会特告》、《红十字会月刊》、《使西日记（外一种）》、《清季外交史料》、《外务部档案》等等。此外还有大量来自于《申报》、《中外日报》、《中华民国政府公报》、《东方杂志》、《民立报》以及《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安立德致美国红十字会报告》和《Sague致美国红十字会函》的各种中英文资料。总之，该书依据详凿扎实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存真辨伪，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言之有据，毫无空泛，真正做到了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有突破。该书摆脱了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著者采取了大量的计量方法去讨论所提出的问题，从书中多次出现的数据可看到这一点，也足见作者用力之深。计量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其计量结果很有意义，具有较强的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如对湖南红十字分会参加1913年癸丑救护人员的统计，以及对各地捐助者的身份、捐助类别、捐助数额等方面进行了颇为繁复的综合统计。通过这些数据分析，我们大体可对当时红十字会的发展规模、概貌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了解。然而，本书并没有囿于一种研究方法，还注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并借用文化学、比较史学的多种方法进行科学的、多层次的透视与研究，对红十字会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作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视角独特，视野开阔，凸显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大胆尝试，多种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使该书视角新颖，气势恢宏，也新人耳目，引人入胜。

    第三，考察全面，论证有力。该书不断全面地阐述了红十字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业务范围从单一到多元的演变，对其发展历程作了系统的把握；而且对总会与分会、会员与分会的发展、红十字的宣传和经费收支情况，红会与政府关系的错综复杂以及会内行政运作机制等都有细致的探究。通过纵与横的比较研究，作者对该时期的红十字会运动做了多方面的深入剖析。例如，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得到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承认的时间问题，史学界有两种看法，即1904年之说和1912年之说。作者通过对红十字会入会程序等一些基本问题的了解，从《万国红十字联合会规约》入手，阐述了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程序。再结合中国此时的实际情况，以“1904年7月8日中国并没有设立自己的红十字会，何来被承认之有”的有力反问，论证出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联合会，得到世界各国红十字会承认是在1912年1月12日。再如，在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经费具体来源的审视中，根据各捐输者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和职业等，作者将他们概述为四类。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实事求是的论析，进而揭示他们投身慈善事业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纯属慈善之举，但有的是受迷信心理或因果报应思想的支配，有的则是换取声名以为晋身之阶。持论准确可信。由此，不仅此时段中国红十字会运动的整体面貌得以呈现，而且红十字会运动的深刻涵义也更加得以展示。

    第四，观点鲜明，新见迭出。作者凭借其良好的理论素养和思维品质，对许多问题作了精辟分析和独创提炼，进行了理论创新。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只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动力；作者则提出还有社会调节，而慈善事业即属于社会调节的一种。面对各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民间慈善团体和个人发挥了超越政府和国家的力量，使社会从动乱、危机和崩溃之中回复过来。作者通过对中国红十字会所从事的慈善救助及其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的事实考察，论证慈善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是社会调节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此外，作者对中国红十字会在20世纪初期所从事的慈善救助事业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慈善事业在此时呈现出新变化和新动向，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中国慈善组织的两难局面。通过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进行前后比较，从而阐明慈善事业从传统走向近代及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脉络、特点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