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华教授接受《三月风·新闻人物》首席记者采访
近日，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教授接受《三月风·新闻人物》杂志首席记者李樱采访，访谈录以《国际人道救援并非只是一张过夜的床》为题，发表在该刊2009年第8期，现摘要如下：
三月风：这个世界并不是直到红十字出现之后才开始救助遭受痛苦的人们的，但有人说“红十字所关心的，同上述根本看法略有区别，它是吸收了世界上各种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却又超越了各种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它是从多方面去研究了减轻人们痛苦的具体性质和方法”。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如何理解红十字多方面研究了减轻人们痛苦的具体性质和方法？
池子华：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红十字会除了吸收西方文化中博爱、人道主义等理念外，也吸收了中国文化。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仁”的国度，所谓“仁者，爱人”，其实就是博爱，孔子的“泛爱众”，墨子倡导的“兼爱”，是对“仁”的最好诠释。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更直截了当的称“博爱之谓仁”。仁与博爱，“仁道”与“人道”名异实同。
国际红十字出现的意义就在于它超越了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及政治见解，这正是红十字文化的魅力所在。这也决定着红十字减轻人们痛苦的性质与方法，即中立、公正、独立地开展人道救援工作，而不受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救援过程中，根据需要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救济困难最紧迫的人”。
三月风：150年前国际红十字成立的时候，规模很小，是完全民间性质的，那么现在它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它可以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认同同一个准则，力量从哪里来？
池子华：红十字是国际性民间组织，这一性质直到现在没有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红十字组织没有官方背景，事实上许多国家的红十字组织由国家领导人出任名誉会长，红十字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具有半官方性质，这是毋庸讳言的。
这与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并不违背，七项基本原则之一的“独立性”，说白了，就是保持其应有的“民间”性质。在国内事务中，红十字会在政府指导、支持下开展人道工作，在国际事务中，当政府遇到问题不便出面时，具有中立性的红十字会就有了用武之地，这一准则得到各国的承认，“力量”来自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的需要。
三月风：政治作家大卫·里夫（苏珊·桑塔格的儿子）著有《一张过夜的床》，反思国际援助的困境，他说，“所有人道主义问题都没有一个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案，这是每个参与援助的人都会告诉你的一条公理。你可以给难民一张过夜的床，但并没有解决他们最初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张床的问题”。您觉得这种无奈是必然的吗？
池子华：这种无奈有一定的必然性。原因很简单，红十字会可以开展战争救护，但却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可以对灾民进行人道救助，但不能阻止自然灾害的肆虐，如此等等。但在某些工作领域，如救护培训，就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举措，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也从“输血”向“造血”方向转变，所以对《一张过夜的床》，也不能一概而论。
三月风：我们都知道“中立、独立”是国际红十字的七个原则之一，但实际做到这一点却有些难。有人说，“人道救援组织也面临另一种危险，那就是，在某些时候，被政府当成一种遮羞布，在另一些时候，又会成为武装干涉的借口。人道援助原来是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但在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它们与大国的利益发生了微妙的关联”。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微妙的关系的？这是否是对国际红十字原则的违背？
池子华：这种情况在红十字运动史上也是存在的，不足为奇。比如说1957年10月28日至11月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大会的中心议题本来是讨论“保护平民免受战争危险规则草案”等，但由于美国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实际贯穿了整个会议，成为大会的焦点议题，导致中国、印度、苏联等2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纷纷退出会场。
这就是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影响深远的“退场风波”。这样的“微妙关系”，显然是对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的践踏。只有恪守七项基本原则，红十字运动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是人们所期待的。
三月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时间有150周年了，但中国民众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了解其实非常之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池子华：红十字会与联合国、奥委会并称三大国际性组织，中国民众对联合国、奥委会几乎妇孺皆知，而对红十字会，知其详者的确远非联合国、奥委会可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宣传得不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都在北京设立了东亚地区代表处，这对改变这种局面必将起到积极作用。中国红十字会也在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传播途径，如利用互联网加大宣传力度，对民众提高红十字的知晓率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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