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21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阎智海论文《“中国伤兵之母”—— 史沫特莱参与抗战救护纪实》，全文转载如下：
史沫特莱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美国作家，记者，社会活动家。
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首度来到中国，其后几年间，她写出了讴歌中国革命的《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伟大著作。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不久，史沫特莱还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成为一名宣传工作者。这一时期，她心系伤兵，情牵病员，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募捐及救护作出了贡献。
1938年1月8日午夜，史沫特莱抵达汉口。第二天，她就开始为在前线抗战的伤员四处求援。当时，林可胜正在汉口筹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通过南斯拉夫公共卫生专家鲍谦熙博士牵线搭桥，史沫特莱见到了林可胜，由此成为一名救护总队的“编外”队员。
史沫特莱对中国伤兵的命运总是牵肠挂肚，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她写道：“中国伤兵的境遇则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所描写的1812年俄罗斯伤兵或南丁格尔出现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时英国的伤兵类似”，她为此忧心忡忡，常常夜不能寐。为改善中国伤兵的医疗困境，史沫特莱不仅撰文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对中国的医药援助，而且亲自参与对伤兵的救护。
从1938年1月初来到汉口至10月汉口失陷前不久离开，在这十个月里，史沫特莱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为伤员服务的工作和“为中国红十字会筹款和宣传中国伤兵的英雄故事与悲惨境遇”上。也正是在这一年，由于史沫特莱的穿针引线和积极争取，美国、加拿大和印度医疗队先后来华，加入到抗战救护的行列。
1938年4月，在参加救护总队工作的同时，史沫特莱被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聘为驻中国特派记者，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稿所得的酬金使她有能力“为医疗队工作而不领取津贴，甚至还能捐款给他们。”
为了募集资金，改善伤兵恶劣的境况，史沫特莱使尽浑身解数。她“从汉口一切可以设想得到的财源搜索出捐款：美、英大使馆，美孚油公司，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都是理所当然的猎取对象。”甚至在孔祥熙家里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史沫特莱借机向孔祥熙募捐，要求孔“为在他的家乡山西同日本人作战的农民游击队”捐款，由此募集到一笔巨额的款项。“她的一些记者朋友，至今还记得曾经好几次被她逼迫着到医院去为伤兵唱歌，临走还留下了大笔捐款。”史沫特莱在汉口的密友英国记者厄特利写道，尽管唱歌是被迫的，但她却“获取了我们全体人员的热爱和尊敬”，“我们都绝对听从她的调遣”。
1938年6月，徐州沦陷后，大批伤员涌入武汉三镇，而此时救护总队由汉口迁至长沙。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希望史沫特莱“帮助他劝说有钱的中国人分别负担一个或几个（救护）队为期至少一年的费用”。劝说的结果是宋子文“‘认领’了十一个，爪哇的华侨也承担了同样的责任”。她还曾劝说“美国红十字会分担另外一些队的费用”,虽然未获成功，但是，借助史迪威和卡尔逊的力量，成功地使美国总领事为中国红十字会设在长沙的救护学校捐助了6000元。
为救护伤员和募集资金，史沫特莱经常往返于汉口和长沙之间。“她为此参加了一次次集会，不放过每个与会者。她还奔赴湖南筹款，既赢得了广泛支持，又弄到了大批现款。”“她在汉口的各种集会上向当时具有世界影响的人呼吁”，同时也“为民族团结做了出色的工作”。
战争困境下，中国落后的医疗制度造成中国伤兵境况的进一步恶化，而日本肆无忌惮的空袭使这些已经境况悲惨的军人雪上加霜，史沫特莱不无沉重地写道：“有时我到一家中国铁路医院去帮助工作，有数以百计的受害者躺在那里流血至死。不少人在我们的手下死去。我发现我自己逐渐变得冷酷而无情——救护时首先选择那些只受了较轻伤害的士兵和工人，因为他们的健康状况可以较快地恢复到能够战斗的水平。”空袭过后的城镇和村庄“都已化为废墟和灰烬，山岗上到处是未经掩埋的尸体。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大船小艇靠拢码头，舱面上的伤残士兵躺在自己的血泊和粪便之中——没有一个人去照管他们。一队队步行的伤兵移动着缓慢而痛苦的脚步，沿街寻找某个指定的医院。他们常常走过一两个街口就要坐下来或是躺在人行道上，直歇到又能再往前走。象潮水般从电影院里涌出的人群，会从他们身旁经过，有些人对那些横陈地面的人体几乎连一眼都不看一下。日复一日，我观察那些进出剧场的人群，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停下来给他们些微的帮助。”出于同情和激愤，史沫特莱不止一次“叫来一些人力车，拉上一些伤兵，然后冲进军医署署长的办公处”，为改善伤兵的悲惨境遇而抗争。
1938年夏，厄特利在汉口第一次见到史沫特莱的时候，“她正在把一些腿上受伤的士兵扶上人力车，自己掏钱送他们到医院”。史沫特莱坚信“爱和理解一定能唤醒爱和理解”，“她的这种行为影响了那些所谓头脑简单的人和一些知识分子。不久，她就有了一群人力车夫的支持——无偿地为伤病员提供这种服务”。她在身体力行救护伤兵的同时，无形中也传播了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
1938年10月，史沫特莱撤离汉口来到长沙，随后不久，她作为新四军随军记者穿梭于各战场，并及时向救护总队部报告新四军战区伤兵难民状况，直到1941年5月她离开中国。
史沫特莱把在中国的岁月看作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而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不尽情缘又使得这一章格外动人和光芒万丈。正是基于对中国伤兵命运的热切关注和身体力行，史沫特莱赢得了“中国伤兵之母” 的美誉。
大爱无疆，史沫特莱“生在美国，属于世界；来自底层，植根大地”。正是在像她这样的绿叶映衬下，中国红十字会这朵红花才会愈发繁盛和娇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也才能在抗日战争的战事救护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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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首度来到中国，其后几年间，她写出了讴歌中国革命的《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伟大著作。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不久，史沫特莱还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成为一名宣传工作者。这一时期，她心系伤兵，情牵病员，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募捐及救护作出了贡献。
1938年1月8日午夜，史沫特莱抵达汉口。第二天，她就开始为在前线抗战的伤员四处求援。当时，林可胜正在汉口筹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通过南斯拉夫公共卫生专家鲍谦熙博士牵线搭桥，史沫特莱见到了林可胜，由此成为一名救护总队的“编外”队员。
史沫特莱对中国伤兵的命运总是牵肠挂肚，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她写道：“中国伤兵的境遇则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所描写的1812年俄罗斯伤兵或南丁格尔出现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时英国的伤兵类似”，她为此忧心忡忡，常常夜不能寐。为改善中国伤兵的医疗困境，史沫特莱不仅撰文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对中国的医药援助，而且亲自参与对伤兵的救护。
从1938年1月初来到汉口至10月汉口失陷前不久离开，在这十个月里，史沫特莱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为伤员服务的工作和“为中国红十字会筹款和宣传中国伤兵的英雄故事与悲惨境遇”上。也正是在这一年，由于史沫特莱的穿针引线和积极争取，美国、加拿大和印度医疗队先后来华，加入到抗战救护的行列。
1938年4月，在参加救护总队工作的同时，史沫特莱被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聘为驻中国特派记者，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稿所得的酬金使她有能力“为医疗队工作而不领取津贴，甚至还能捐款给他们。”
为了募集资金，改善伤兵恶劣的境况，史沫特莱使尽浑身解数。她“从汉口一切可以设想得到的财源搜索出捐款：美、英大使馆，美孚油公司，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都是理所当然的猎取对象。”甚至在孔祥熙家里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史沫特莱借机向孔祥熙募捐，要求孔“为在他的家乡山西同日本人作战的农民游击队”捐款，由此募集到一笔巨额的款项。“她的一些记者朋友，至今还记得曾经好几次被她逼迫着到医院去为伤兵唱歌，临走还留下了大笔捐款。”史沫特莱在汉口的密友英国记者厄特利写道，尽管唱歌是被迫的，但她却“获取了我们全体人员的热爱和尊敬”，“我们都绝对听从她的调遣”。
1938年6月，徐州沦陷后，大批伤员涌入武汉三镇，而此时救护总队由汉口迁至长沙。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希望史沫特莱“帮助他劝说有钱的中国人分别负担一个或几个（救护）队为期至少一年的费用”。劝说的结果是宋子文“‘认领’了十一个，爪哇的华侨也承担了同样的责任”。她还曾劝说“美国红十字会分担另外一些队的费用”,虽然未获成功，但是，借助史迪威和卡尔逊的力量，成功地使美国总领事为中国红十字会设在长沙的救护学校捐助了6000元。
为救护伤员和募集资金，史沫特莱经常往返于汉口和长沙之间。“她为此参加了一次次集会，不放过每个与会者。她还奔赴湖南筹款，既赢得了广泛支持，又弄到了大批现款。”“她在汉口的各种集会上向当时具有世界影响的人呼吁”，同时也“为民族团结做了出色的工作”。
战争困境下，中国落后的医疗制度造成中国伤兵境况的进一步恶化，而日本肆无忌惮的空袭使这些已经境况悲惨的军人雪上加霜，史沫特莱不无沉重地写道：“有时我到一家中国铁路医院去帮助工作，有数以百计的受害者躺在那里流血至死。不少人在我们的手下死去。我发现我自己逐渐变得冷酷而无情——救护时首先选择那些只受了较轻伤害的士兵和工人，因为他们的健康状况可以较快地恢复到能够战斗的水平。”空袭过后的城镇和村庄“都已化为废墟和灰烬，山岗上到处是未经掩埋的尸体。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大船小艇靠拢码头，舱面上的伤残士兵躺在自己的血泊和粪便之中——没有一个人去照管他们。一队队步行的伤兵移动着缓慢而痛苦的脚步，沿街寻找某个指定的医院。他们常常走过一两个街口就要坐下来或是躺在人行道上，直歇到又能再往前走。象潮水般从电影院里涌出的人群，会从他们身旁经过，有些人对那些横陈地面的人体几乎连一眼都不看一下。日复一日，我观察那些进出剧场的人群，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停下来给他们些微的帮助。”出于同情和激愤，史沫特莱不止一次“叫来一些人力车，拉上一些伤兵，然后冲进军医署署长的办公处”，为改善伤兵的悲惨境遇而抗争。
1938年夏，厄特利在汉口第一次见到史沫特莱的时候，“她正在把一些腿上受伤的士兵扶上人力车，自己掏钱送他们到医院”。史沫特莱坚信“爱和理解一定能唤醒爱和理解”，“她的这种行为影响了那些所谓头脑简单的人和一些知识分子。不久，她就有了一群人力车夫的支持——无偿地为伤病员提供这种服务”。她在身体力行救护伤兵的同时，无形中也传播了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
1938年10月，史沫特莱撤离汉口来到长沙，随后不久，她作为新四军随军记者穿梭于各战场，并及时向救护总队部报告新四军战区伤兵难民状况，直到1941年5月她离开中国。
史沫特莱把在中国的岁月看作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而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不尽情缘又使得这一章格外动人和光芒万丈。正是基于对中国伤兵命运的热切关注和身体力行，史沫特莱赢得了“中国伤兵之母” 的美誉。
大爱无疆，史沫特莱“生在美国，属于世界；来自底层，植根大地”。正是在像她这样的绿叶映衬下，中国红十字会这朵红花才会愈发繁盛和娇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也才能在抗日战争的战事救护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