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来绝域异闻多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域外救护
2009年9月8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郝如一、王云论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域外救护》，全文转载如下：
1942年1月下旬开始，中国国民党第六、九、六六军进入缅甸。不久，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即抽调人员组成3个医疗队，由林可胜以军医视察总监名义亲自率领，于1942年3月20日由贵阳出发赴缅。
3月17至29日，历时12天的同古之战，中国军队与四倍于己的日军激战，之后又在平满纳、仁安羌等地交锋。救护总队部又增派3支医疗队和一个救护车队支援缅甸战场救护工作。
先期由林可胜率领的医务队兼程而至腊戍，受到中国红十字会腊戍办事处主任曾大钧的接待。随后，林可胜按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总指挥史迪威的指示，安排了工作：将医疗队推进至西保，设临时收容医院。
当林可胜与红十字会仰光办事处取得联系后准备启动各项工作时，军情突变，战事日非。5月，中国远征军一部由缅甸退回滇西，另一部分进入印度。已深入前线的3支医疗队准备返国，后派的3支医疗队无法前进，暂留滇边工作。
准备回国的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由眉苗取道密支那到云南腾冲。途中渡伊洛瓦底江，过那巴、喀什，一路险象环生。将到密支那时又因日军堵截而“上野人山，去印度”，然后转道回国。
经过26天的艰难跋涉、风餐露宿，林可胜率医疗队穿越了被日军封锁、无路可循的缅甸丛林，到达印度阿萨姆省的利多火车站。这次出色的转移，完好保存了入缅的3支医疗队，使之继续为战场服务，林可胜也因此获得了美军高级勋章。
中国远征军在缅作战失利后，一部分由司令官罗卓英与史迪威带领于1942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英帕尔。根据史迪威与印度当局达成的协议，在加尔各答的蓝珈（莱姆加）建立中国军队训练营。林可胜到达那里，主持中医训练，并从国内的图云关卫生训练总所调来马安权和戴根法工程师率领的医疗环境卫生工程队20多人。
另一部分留在滇西的中国军队，由陈诚任司令长官，组成滇西远征军。林可胜又派杨文达、汪凯熙和虞颂庭等20多人组成医疗队到昆明黑林铺，协助培训军医军护。1943年夏，林可胜以卫训总所主任身份调防疫学组代理主任薛庆煜去印度阿萨姆的雷多，任驻印新38军军医处长。
第一次缅甸作战，中国远征军遇挫而返，滇缅公路交通中断。1943年10月下旬，中国远征军联合英、美盟军一部开始了缅北攻势。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遂调第十大队赴滇缅远征军中服务。
1944年四、五两个月，第十大队下辖的九个支队及附属英国公谊三队、新运会四队到达前线。未及喘息，便被平均分配到各野战医院，担负起繁重的救伤任务和推进医疗、防疫卫生工作。军队环境卫生差，营养不良者特多，疥疮、溃疡时有发生。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在楚雄、下关、昆明、曲靖等处设灭虱站，凡经过的军队、一般民众一律给以免费灭虱。楚雄灭虱站每日治疗数百人。
到战区的几个月中，“公谊四队之试验斑疹伤寒苗经注射一万余人。”他们还计划在1945年春接种天花、伤寒、霍乱疫苗。
1944年8月，救护总队部成立052支队并派往前线，第十大队救护力量逐渐充实。
野战救护对于红十字会医疗队不仅意味着面临枪弹之险，而且还得经历备尝艰辛的行军。陡转的山岳地势与多雨的气候，使他们经常限于困境。深入前线而又没有便捷的运输条件，补给异常困难，红十字医护人员往往不能及时得到给养而挨饿受冻。“本部人员中在职时得斑疹伤寒者九人，得疟疾者超过百分之五十。”但每有伤兵出现，他们便不顾一切地为之医治。
第051医疗队队长甘理安在黎贡山施行急救手术时，对面突然飞来排炮，仍镇定自若地将手术做完。红十字医疗队临危不惧的事例在战地上指不胜屈。
1945年初，缅北密支那仍激烈作战时，中国远征军开始渡过怒江，发起滇西反击战。保山是怒江东岸的“伤运集转地”，滇西反攻以此为基点，因此保山在卫生勤务上占有重要地位。011医疗队驻保山某预备医院，第七手术队驻保以西的瓦房街，担任怒江西岸的野战救护。
滇西缅北反攻同时进行，中国远征军渡怒江，长驱直入滇西。原驻保山的011、012、022等医疗队及第一、第四、第九手术队和受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指挥的公谊第三、四、五等救护队随军渡江，继续野战救护。其他各队留守怒江东岸，待机而发。战场救护力量按战势需要统筹安排，救护工作有条不紊。在队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战场救护成绩不菲且多有信誉。
1944年5月以后的几个月中，第十大队有这样的工作统计：内科住院52058人，外科住院86936人，门诊106266人，手术1140人，化验13544例，特别营养44414例，预防接种18300人，X光检查176人次。“具博爱襟怀”，“抱牺牲精神”，“保伤病安全”……救护总队人道主义信条在域外得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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