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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6-8-8 8:37:25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青少年运动述论
 
吕志茹  池子华
 
摘要: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的“复员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首创红十字青少年组织——红十字青年服务团和红十字少年会,吸纳学生会员,参加训练与服务。虽历时短暂,但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未来发展开辟了道路。“复员时期”在我国红十字青少年运动史上是至为重要的开创时期。
关键词:中国红十字会  复员时期    红十字青年服务团   红十字少年会
 
  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进入“复员时期”,其工作重心由战场救护转变为社会服务。在编织红会“服务社会”的多彩画卷中,涌现出一支新生力量——红十字青少年组织,从而揭开了中国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初页。本文对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缘起、组织的建立、活动进行探析,以期揭示复员时期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成就以及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历史地位。
 
一、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缘起
  红十字青少年组织,西方国家称之为Junior Red Gross,在中国自抗战胜利后才出现,但在西方国家已有较长时间的历史。溯本求源,我们还须从欧美国家的红十字会中寻其源头。
  早在1892年,在罗马举行的第五次国际红十字大会上,意大利莫赖维省的妇女委员会就提出一项新建议,即红十字会工作要与学校青年谋取联系。当时赞赏者颇多,但此议案未获通过,不过这一提议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注意。此后,类似小规模的组织相继出现,较有影响的是南非战争(1899—1902年)时,加拿大昂达利的圣曼丽城出现的枫叶社(The  Maple  Leagues),枫叶社的成员是在校的青年学生,他们在教师的领导之下为红十字会工作,“枫叶社可说是近代红十字青年会员组织的前锋。”[1]此后,学校学生协助红十字会工作屡见不鲜,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形成正式的红十字青少年组织。
  1914年,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导火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迅速蔓延,范围逐步扩大,血腥与苦难召唤着众多有爱心的人加入到红十字会救死扶伤的行列。由于人手缺乏,少年儿童也进入服务的队伍,最初协助红十字会的团体出现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1914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学校儿童组成一个团体,制造慰问品送给前线的士兵。同时,加拿大沙加起环的学校儿童也有同样性质服务团体组成。这些儿童协助红十字会员,到伤兵医院服务,协助包扎、慰劳伤员,并从事缝纫、编织、制作绷带等,取得了极好的成就。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欧战正处于异常激烈的时期,德国为打击英国的海上力量,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但结果是树敌日众。由于无限制潜艇战袭击了美国商船,引起了美国参战。美国遂动员百万雄师跨海远征。美国红十字会义不容辞,担负起战地救护的职责。为适应战时工作,1917年9月15日,威尔逊总统发出呼吁,号召公私学校学生参加美国红十字会工作,“结果有一千二百万学校儿童应召,在贤明的指导之下,制作约一千六百万件物品以供给武装部队和海外儿童,此外他们为救济工作征募了三百万元美金。”[2]红十字青少年组织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一战结束后,美国的红十字青少年组织并未停止工作,他们利用征募的百万美金对欧洲儿童做了大规模的战后救济工作,并派遣许多青少年会员亲赴欧洲各国分发救济物资。美国红会的举动赢得了欧洲人的好感,一些国家纷起仿效,开始发展青少年会员。
  青少年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号召他们参加红十字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教育价值。从现实来说,它可以动员广大的年轻一代参加社会服务,为社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为社会服务,为人类造福,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教育方面说,它的积极意义更加深长。少年儿童正处于品质性格的形成时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从小就对其进行人道博爱、服务社会的思想教育与加强服务技术的培养,有利于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安定,有利于儿童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质与服务精神,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对将来社会的发展大有裨益,这是显而易见的。
  鉴于美、加、澳等国组织红十字青少年的良好效果,各国遂争相仿效举办,中国当然不甘瞠乎其后。
我国“关于红十字青少年运动,远自民国八年即已萌芽。”[3]当时一战已经结束,对红十字青少年组织所取得的成绩各国已有目共睹。是年,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中国红会派王培元出席,此时红十字青年运动开始提倡,我国称其为学生会员,但当时没有进行宣传,也未达成妥善的组织管理办法,只是徒有学生会员名目而已,并未形成正式的组织。
  1933年,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在通过的中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及施行细则草案中,规定在理事会下设青年、妇女两部。1935年开始实行的中国红十字总会理事会及监事会组织规程中,则正式提出设青年部、妇女部,青年部“以推广学校卫生,发展儿童博爱精神,训练公众服务并增进国际间友谊为目的”,并对组织的方法作了详细的规定。“这可以说是提倡红十字青年运动的有力证明。”但因全面抗战爆发,红十字会把全部精力用于开展救死扶伤的医护工作,无暇顾及青少年组训问题,因此仍仅有青年会员名目,除会费有所变更外,工作未有进展。会员人数甚少。
  战争给人类造成的损失和痛苦是巨大而惨痛的。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根绝战争,争取永久和平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呼声,人们为确立长期的安定而奋斗着。在这方面,红十字会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45年10月15日至11月2日,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在日内瓦召开了各国红十字会代表谘询会议,讨论红十字会由战时转向和平时期的工作。会议有39个国家的红十字会代表59人参加,共举行24次讨论会,关于红十字青年会员组织的讨论就有三次。“与会各代表几乎一致认为推行红十字青年会员运动,确系灌输红十字会的博爱人道思想和根绝战争保障和平最彻底最有效的方法。”[4]未来世界的方向盘由青年一代来把握,如果对青少年人生观、世界观形成之前施以人道和平教育,提倡合作与服务,使他们从小接受红十字精神的熏陶,在博爱之光下成长,那么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温暖、友爱、和平的世界。所以,红十字青少年运动得到极高的重视。十九届理事会决议指示,已有红十字青年部之各国红十字会,应立即增加其人员、经费,精心组织,使红十字青年运动能吸收全部学校儿童,接受红十字会真正理想的熏陶,为社会国家及世界服务。没有红十字青年部之各国红十字会应立即开始组织。
  提倡红十字青少年运动,可以说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而此时的中国社会也已具备了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生根发芽的沃土。
抗战胜利,相对和平的到来为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首先,红会工作重心转移,由着重于医疗救护转向为和平建设而服务,社会服务范围逐渐扩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减免灾难、预防疾病、增进健康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这就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而且红会工作以预防胜救济,以积极代消极,许多工作不惜从点点滴滴做起,许多项目也是少年儿童的能力所及的。为此,应给予新生一代以充分学习的机会,锻炼其身心,以养成良好习惯,培养实践能力,发扬博爱牺牲精神。同时又增加了服务社会的力量。于是,红会不再忽略这“朝气蓬勃”的一族,倡导红十字青少年组训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工作。
  其次,加强自身的力量也是红会所注重的。战时忙于伤病救护,抗战结束,中国红会在歇下来稍事喘息的片刻,也发现了国外红会的强大与自己的羸弱。为迎头赶上友邦,必须壮大发展自己的力量。红十字青少年组织的发展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项。根据红十字会国际联合会的报告,“截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止,共有四十九个国家有此种组织,会员三千万人。”[5]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中国显然大大落伍了。为改变这一局面,红会根据《复员期间总会组织规程》重新调整的四处二室中,特设第三处,分管青年、妇女两课,加以推进。在1946年的征募运动中,中国红十字会注意了青年会员的征求。因青年会员多以在学青少年为主,红会遂与教育行政当局联络,并聘各学校校长为征募队长,收到良好效果,“据本会月刊第二十二期已发表统计,三十五年度全国各地已征得会员一九七三七一人中,青年会员为一二一一三九人,占三分之二,此乃复员以后红十字会之新气象,亦即红十字会之新生命泉所在。”[6]
  红会注重了青年会员的征求,同时也开始了青年会员的组训,红十字青年服务团与红十字少年会是复员时期红会所办的两大青少年组织。
 
二、红十字青年服务团
  在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试验”阶段,南京分会的工作堪称楷模。他们首先创建了红十字青年服务团。
论及红十字青年服务团,首先应提到的是南京市玄武湖服务站的创立。作为复员时期红十字会服务中心试验区典型示范的玄武湖服务站,无疑是青少年康乐活动的中心基地,被称为“青年人的乐园。”总会视导吴耀麟把玄武湖服务站与红十字青年服务团并称为总会提倡红十字青少年运动中首先产生的一双姊妹花。
  1946年5月4日,南京分会举行复员后第一届理事会,会上正式提出了建立玄武湖服务站的计划,随后制定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南京市分会玄武湖服务站组织规程》,在总会热心支持下,开始了积极的筹备。
  经多方物色,最终选定了玄武湖“环洲”半岛的一块园地,这里环境优美,立足岛上,足揽全湖之胜,远眺钟山灵秀,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如入仙境。这本是一块果蔬菜圃之地,经与主人协商,红十字会以64万元的代价租用该地。
  7月10日,经南京市分会第二次理事会商定,由分会会长沈慧莲女士兼服务站主任,分会总干事吴耀麟先生为副主任。服务站加紧筹办,边搭建房屋边制备物品,以价廉实用为宗旨。分会还积极发起向社会各界认捐游艇的倡议,沈慧莲会长首先认捐一艘。至1946年底,共捐得游艇八艘,分别命名为吉林、安东、长春、松花江、辽宁、兴安、合江、黑龙江。以东北地名命名,藉予人以深刻印象,使不忘东北之意。
  8月15日,玄武湖服务站正式开幕,由沈慧莲会长主持,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走进服务站,中间为草顶平房,为诊疗办公及工作人员休息之用,两旁有两根旗杆,一侧是国旗,另一侧是红十字旗帜。边上安设竹篱,直达湖畔。场地宽大,可供露营、游戏之用。后又增置篮球场、秋千、轩轾板等,供成人及儿童锻炼身体之用。
  玄武湖服务站成立后,首先从康乐活动做起,时常接待青少年团体来站露营,并免费供给游艇娱乐等。更重要的,玄武湖服务站成为南京市红十字青年服务团成立后重要的活动基地。
复员后,红十字会一直注重着青少年工作的开展,多次进行酝酿、研讨、交流。第五届红十字周期间,南京市分会正式向学校提出倡议。
  10月3日,是南京市红十字宣传周的第三天,依进行日程,这一天是教师联谊日,分会于玄武湖举行了全市中小学校长招待会。席间,协助分会工作的总会视导吴耀麟(兼南京市分会总干事)正式发出了组织红十字青年服务团的呼声,并希望各学校鼓励青年会员应征。组织红十字青年服务团的目的为“训练青年会员养成服务社会能力,培育博爱人群精神。”[7]
  建立红十字青年服务团的倡议很快得到各学校的回应。不到两周,就有10个学校先后报名。经过精心筹备,红十字青年服务团于10月31日正式成立。该团由42名青年会员组成,其中男23人,女19人,为初中二、三年级及高中一年级学生,年龄15—18岁之间。他们在各自学校都是学习优异的学生,经学校推荐及家长的同意,自愿参加红十字学习与服务的。南京市红会红十字青年服务团的创立,是红十字事业中的新气象,“是南京市分会今后展开社会服务的新生命,也是中国红十字青年运动的初页。”[8]
  服务团创立后,初设四队,每队设队长一名,以松、竹、兰、菊命名。队名之设意味深长,代表了组织者的良苦用心及对团员所抱的深切期望。依服务团的总教练、发起人吴总干事的解释,松是象征如松之茂,指体育;竹是象征如竹有节,指德育;兰是象征王者之香,指美育;菊是象征隐逸之士,指智育;证章上的白梅花是国花,指群育。这些“象征”表明对团员的训练及要求是五育并重的。
  服务团成立后,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学习与服务活动,因事属初创,无成例可循,分会负责人只能参酌国外红会的先进经验,边摸索边实践,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从该团创始至1947年10月的一年中,服务团集会不下30余次。为展现其全貌,我们把红十字青年服务团的活动归纳如下:
  ——康乐活动。这是红十字青年服务团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青年是国家的希望,红十字会“增进健康”首先注意从年轻一代做起,只有具备健全的体格,饱满的精神,才能胜任履行红十字会人道博爱理想所寄托之任务。该团成立后,多次进行旅行、野餐、划船、赏梅等野外活动,还举办室内娱乐、同乐会等,以增进青年的身心健康与体格素质。同时,红十字青年服务团是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为养成必要的技能,服务团加强了团员卫生、救护知识的传授与训练,红会专门聘请专家为青年团员讲解公共卫生知识,领导团员进行救护实习,以培养团员实际动手能力。康乐活动包括如公共卫生讲座、举行团会做室内娱乐、举行同乐会庆祝元旦、举行青年节联欢会、举办划船运动、举行救护实习等。此类活动在服务团的活动中占首要位置,为社会服务活动的开展作了必要的准备。
  ——社会服务。社会服务是红十字会的宗旨所在,红十字青年服务团成立也以此为目标,在服务中培养团员人道、博爱的红十字精神。因为“红十字青年会员组织的使命为一种实践性的教育,就是用服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9], 以净化年轻一代的心灵。在该团第一年的集体活动中,多次参加服务活动,如:参加母婴保健会慈善游园会服务、划船比赛服务、为过境军人服务等,青年会中学、市立一中的同学还利用所学技能,在校内担起急救的任务,为教师、学生处置意外伤害,受到了校方的赞誉。
  ——国际友谊工作,“国际通讯始创自欧洲儿童向美国儿童表示感谢的通信,其后形成为红十字青年的一种主要活动”[10],并成为各国儿童交往的一座桥梁纽带,使各国儿童建立经常的联系,彼此交换经验,交流感情,促进了解,“收到合作同情的效果。”服务团成立后,组织团员制作国际交谊纪念册,参加国际交谊纪念册展览,与美国童军做联谊游湖野餐活动。服务团制作的纪念册同其他青少年制作的纪念册一同参加了展览,最后选定226册寄赠美国红十字会。
  此外,青年修养讲话、团务总结与红十字会务知识的讲演是青年服务团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话题。
  斗转星移,南京市分会的红十字青年服务团在摸索中前进着,自身取得一定的成绩,不足之处也有所显现。为改进组织形式,同时鉴于团员转校等实际情况,分会遂于1948年3月6日召集团员于玄武湖服务站集合,对服务团进行了整编。整编后,新队以博爱人群,服务社会为名设博、爱、人、群、服五队,每队设队长一人,副队长一人。为便于联络,采用分队联络的方法,由各队正副队长直接负责。
  实践证明,红十字青年服务团的成立,是取得一定成绩的,在学习与服务中,团员们增长了知识,培养了服务社会的技能。尤其思想变化不可忽视,现实的教育给予团员较强的思想震撼,激发了青年一代的同情心与使命感。在访问邓府山难民营归来后,鉴于难民的悲惨状况,一位团员曾由衷地向社会发出呼吁:“希望中国的富翁们,启发慈善心,给予难民最低度的援助。”[11] 他还提出救济的方法,如开办“才艺所”、“教养并重”等,在汤山陆空军医院,团员们慰问了住院官兵,“分发慰劳品350份,代写家信200封”,[12] 给予这些受伤军人一些爱的抚慰。
  红十字青年服务团成立之后,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因初步尝试,仍有一些缺点不足,但瑕不掩瑜,继之而起的红十字少年委员会,是红十字青少年组训中的又一壮丽景观。
 
三、试办红十字少年会
  南京分会的红十字青年服务团充当了我国首创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拓荒者。试办一年,取得了一定成绩,为这一新兴事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为进一步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发扬光大红十字会的社会服务事业,也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红十字会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试办红十字少年会。
  红十字青年与红十字少年组织,其组织单位、对象是不同的。按照吴耀麟先生的解释,小学生称为红十字儿童,初中生称为红十字少年,高中生称红十字青年。而“要普及红十字少年的训练,组织单位就要着重所有的中小学校。”[13]这就意味着红十字少年吸纳的对象是中小学生。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南京分会的青年服务团组织,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青年”组织。
  自1947年冬季以来,红十字会就决定积极发动红十字少年组训工作,作为1948年度主要工作之一。“既以发扬此新的教育工作,巩固本会事业根基,抑且迎合世界潮流,勿再还落人后。”[14] 1948年1月起,总会开始倡组红十字少年委员会,以拟订红十字少年规程方案,指导分会组织红十字少年工作。委员会由11人组成,由总会高级职员担任。以胡兰生秘书长为主任委员,视导吴耀麟为委员兼总干事,“专责推动,共策进行。”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制定规章。经仔细研讨,统筹规划,先后制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红十字少年委员会组织暂行简则》,《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各地分会推行红十字少年工作办法》等。这些规章对组织红十字少年会的目的、任务、组织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总会“希望全国教育当局,各级学校校长、教师和家长们赞助这项工作,各地红十字会分会发动组织红十字少年会使其普遍展开,我们要发挥红十字少年的功效,造就身心健康的一等国民,发扬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精神,同时也广播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和平善意,达到博爱人群的理想”。[15]红十字会同仁还积极在《红十字月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国外先进经验,以推动红十字少年会的顺利组织与发展。
  2月4日,总会分别向南京、上海、江都、武进四分会下发通知,指定四处先行试办。“由各该分会在理事会之下,组织红十字少年委员会,并选举当地中小学校若干所筹组红十字少年会。”[16]章程规定组织红十字少年委员会的目的为:辅助少年公民教育,增进其身心健康,培养其服务能力,发扬其博爱精神。要求各地分会在理事会之下设立红十字青少年委员会,由理事会一人或数人并聘请当地社教机关团体领袖富有少年工作兴趣者7至11人进行组织,制定当地红十字少年工作计划,指导推进当地红十字少年工作。至于具体实施方法,规定“凡各学校团体有红十字少年会员二十人以上并由合格之指导人员及活动场所,经申请当地分会认可后得依法  组织红十字少年会。”[17]各学校由校长担任指导员,校方推荐朝气蓬勃且热心从事青少年工作的1至3名教师为导师。
  接总会通知后,南京市分会进行了积极的筹办,分会领导人热心事,积极倡导呼吁。南京市教育发达,学校林立,一经倡导,响应者甚多。3月20日,召开各校指导员及导师座谈会,已取得联系的10余所中小学分派代表参加。总会视导吴耀麟、南京市分会业务组职员参加了座谈会。大家会聚一堂,共同商讨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大计,贡献意见颇多,决定按总会颁布的各项办法于最短时间内成立。总会散发了一些书刊与资料,其中多为有关红十字少年工作与活动的说明。会议决定,正式筹办红十字少年会。
  因事属创举,尚属实践摸索阶段,南京市分会对参加的人数进行了限制,规定会员数目在20至40人,但学生报名极为踊跃,最终仍有4所学校即三牌楼国民学校(50人)、第一区中心国民学校(56人)、老虎桥国民学校(50人)、私立中华女子中学(48人),突破了此项限制。从3月下旬至6月,南京市共有14所学校建立了红十字少年会,会员565人,其中男331人,女234人。[18]各校依章程规定,在会员中选拔品学能力兼优的5至9名少年担任干事,分别负责事务文书会计康乐服务卫生各项工作,再在其中选拔一人为干事会主席。选拔干部过程中,学校也注意到了选拔有组织经验的学生起领导带头作用。如青年会中学选拔的干事会主席叶公炘,同时也是红十字青年服务团的成员,曾担任过松队的队长,现仍任服务团博队队长,这一类学生干部成为红十字青少年运动中的核心骨干。
  对于红十字少年的培养,首先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在不妨碍教育当局教学计划施行的基础上,使他们明了红十字博爱人道事业的宗旨及历史,增加卫生健康及急救知识,学习社会服务知识,培养国际情谊及合作精神。对少年会成员的训练,尽量利用课余时间不断实习,不断活动,培养实际工作技能,在服务活动中陶冶其精神。
  少年会的训练是以总会供给教材与活动材料,指导员给予支持,由导师负实际责任。分会首先对导师给予培训。自5月7日开始开办急救训练班,每星期二、五下午在分会阅览室讲习,由处长马玉汝主讲。“参加者共二十人,其中小学红十字少年会导师十五人,红十字会职员三人,女青年会民校教员一人。”[19] 本班共上课14次,每次上课风雨无阻,无论教员学员都非常努力,教者负责,听者认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导师一般都能回校转教学生。
  红十字少年会自创始之日起,就得到分会领导者的极大重视,在各校导师的积极配合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为时短暂,一些预定的工作尚未开展。归纳少年会的活动,大体分为三种:
  ——健康卫生宣传与服务。会员们根据所学知识,积极宣传夏令卫生知识,预防传染病发生,协助学校搞好环境卫生,监督学校厨房卫生清洁,参加卫生室服务,包括协助制棉球、协助防疫注射、协助种痘、协助全校体格检查以及帮助贫苦平民处置损伤等。会员们都严格保持个人卫生,以促进家庭卫生及校内外的公共卫生。
  ——手工劳作实践活动。分会发借劳作器材,由会员制作蝇拍、毛巾、围嘴、童衣等,锻炼会员动手能力,培养参加社会服务的技能,以制成品交还分会,作慰劳或救济之用。
  ——红十字少年知识的宣传。各少年会利用出版壁报、讲演等方式,发布红十字少年会消息,宣传红十字少年应参加的活动与应掌握的知识,讲解国际间学校通讯办法。藉此宣传,扩大影响。
  少年会的活动,虽多为琐碎小事,但组织者的用意是明确的,即在实际活动中,使新生一代养成良好的习惯,学习服务的技能,陶冶少年会员的精神,培养其服务社会的信念。
  除南京外,上海市分会也积极创办了红十字少年会组织。六月份,私立麦伦中学、市立戏剧学校、私立储能中学先后成立了红十字少年会,共有会员245人。相比南京市而言,上海分会成立的少年会规模较大,其中两校会员在90人以上。
1948年下半年,正当中国红十字会准备大力推行红十字少年工作之际,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事激烈,局势动荡,国民党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红十字少年会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被迫陷于停顿。
  我国红十字青少年组织,以复员时期为嚆矢。是时,因处草创试验时期,无成例可循,只能在参酌国外红会组训方法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变通创造。红十字会各级领导在百般困难中,努力倡导,积极探索实践,对此项工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虽为期短暂,未取得骄人成绩,但为以后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推行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复员时期在我国红十字青少年运动史上,是至为重要的开创时期。
 
(部分内容载《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 袁可尚. 红十字青年会员组织之目的和活动[J] .红十字月刊, 1947,(13)
[2]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366页。
[3]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371页。
[4] 胡兰生,红十字青年会员组织的新动向,红十字月刊 1947,(13)。
[5]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366页。
[6] 吴耀麟。如何发动中小学教师倡导红十字青年工作,红十字月刊。1947,(13)。
[7] 吴耀麟。玄武湖服务站与红十字青年服务团——中国红十字会青年运动的前奏,红十字月刊,1946,(11)。
[8] 吴耀麟。玄武湖服务站与红十字青年服务团——中国红十字会青年运动的前奏,红十字月刊,1946,(11)。
[9] 胡兰生。红十字青年组织的新动向,红十字月刊1947,(13)。
[10] 袁可尚. 红十字青年会员组织之目的和活动,红十字月刊1947,(13)。
[11] 朱明霖.访问邓府山难民营,红十字月刊1948,(30).
[12] 帆影.南京分会的社会服务,红十字月刊1948,(33.
[13] 吴耀麟。写在开展红十字少年工作之前,红十字月刊,1947,(24)
[14] 吴耀麟.红十字少年活动六个月,红十字月刊1948,(30).
[15]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375页。
[16]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电文 京(37)少字第478号》。
[17]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252页。
[18] 吴耀麟.红十字少年活动六个月,红十字月刊,1948,(30).
[19] 吴耀麟.红十字少年活动六个月.红十字月刊,(30).

留美医学生与抗战救护

杨红星
 
  战争救护是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战争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但同时又为医学界的精英们——留美医学生提供了另一个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有感于战争深重的破坏性,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留美医学生群体在历次战争中从未袖手,他们一般以中国红十字会为载体,通过其特有的心力与才华在战争中救伤葬亡,扶危纾难,在近代战争史上留下了一束束耀眼的光环。
  留美医学生的救护活动早有史载。据《申报》报道,甲午战争中有“中国妇人金氏者,前在美国习医,至此适卒业而归,遂与泰西某女医同立红十字会……募诸各善士,集得洋银三千元,受伤者遂医药有资,渐渐痊愈”。[1]据池子华教授推断,这位“中国妇人金氏”,即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女留学生金雅妹。[2]其后,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历次战争救护中都可见留美医学生的影迹。而尤以抗日战争救护为留美医学生所建功业之最大者。

一、抗战初期的战地救护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以协和医学院为主体的一批留美医学生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首先自动地组织起来,未雨绸缪,进行各项必要的战争救护的准备和训练,以便战事一旦爆发立刻投入到抗日的医疗救护工作中去。
  1932年春,林可胜教授在协和医学院组建了军医官救护训练队(Medical Officer Training Corps,简称MOTC)。协和医学院全院本科一、二、三年级全体男生共40多人(四年级同学在医院和门诊部有临床实习任务,不克参加)皆踊跃参加。“当时大家情绪极为高昂,训练中一丝不苟,充满着高度爱国主义精神”。救护队中的留美医学生包括:队长卢致德,司务长俞焕文,排长邓家栋,其他还有1933级男生陈国桢、瞿承方、方先之、黄家驷、黄克维、李洪迥、汪绍训、吴瑞萍;1934级男生赵以成、周金黄、许英魁、黄祯祥、童村、汪凯熙、王季午、范日新等;1935级男生有宋杰、曹松年等;1936级男生有冯应琨、熊汝成、许天禄等。
救护队成立以后,全体队员开始了严肃正规的军事训练生活。从战士的基本教练开始,进行了严格的制式教练、夜间教育、急行军、野营演习以及紧急集合、担架运送、战地伤员抢救、包扎、止血等技术训练。[3] “实践证明,这是以后红会救护总队的一次小型预演”。[4]
  林可胜组建的这支军医官救护训练队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时期,“曾在古北口、喜峰口、多伦等地的战地医疗救护工作中,担负了艰巨任务”,后来“以这支林、卢为首的救护队,作为技术核心力量,成功地组成了我国八年抗战中的‘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及散布在包括解放区在内全国各地的十来个大队和几十个中队和小队”。[5]在这个过程中,林可胜功勋卓著。

二、林可胜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林可胜(Robert Khoseng Lim,1897-1969),祖籍福建海澄(今属福建龙海市),1897年10月15日生于新加坡。林可胜的父亲为早期留英医学生,由于家学渊源,林可胜先后留学英美学习医学,成为中国现代生理科学的奠基人。林可胜不但在生理学科的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更重要的是,虽然生长于异国,却难改赤子之心,始终关注着近代中国的荣辱安危。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危难关头,“投身于抗日前线战地救护的组织、领导工作,舍生忘死、忍辱负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私的贡献”。[6]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林可胜受命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从而引导积极投身于战争救护的留美医学生融入到以“博爱恤兵、扶危济困”为宗旨的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当中来。从此留美医学生的抗战救护活动以红十字会为依托,更具规模性和行动效力。
  在林可胜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史书及今人著述,经常称“救护总队”,多数情况指救护总队部而言,已约定俗成)于1938年春在汉口正式成立,林可胜是理所当然的总队长。救护总队是中国红十字会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它的成立翻开了抗战救护的新的一页。
救护总队的工作重点是在抗战前线救护战伤病员,因而救护总队的行动口号是“救死扶伤,博爱恤兵”。林可胜总队长为所有工作人员订下八条救护信条:一具丰富情感,二抱牺牲志愿,三本博爱襟怀,四献科学身手,五作精密准备,六求迅速效率,七保伤病安全,八增人类幸福。这些“行动口号”和“救护信条”鞭策、激励救护总队全体工作人员,忘我工作,用实际行动履行红十字会的人道天职。[7]
  救护总队成立后,因战事关系,先迁长沙,继迁祁阳,最后迁至贵阳图云关。在武汉时期,曾组建外科手术队多支,其中包括留美医学生“汪凯熙率领的第一外科手术队,负责陇海线一带医疗工作,曾驻郑州、洛阳、西安等地,后又调至长沙”,还有“张先林率领的第三外科手术队,在长江流域服务”。[8]救护总队到达图云关后,下设1室4股,即总队长办公室、医务股、材料股、运输股和总务股。其中医务股是救护总队的主体,人数也最多,主任为留美医学生荣独山教授,同时荣独山还兼任医务股下X光队的队长。救护总队“自迁图云关后,在林可胜的苦心经营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并“成为全国抗战救护的中心”。
  救护总队于1938年春成立,于1946年5月撤销,其间“林可胜担任总队长的时间最长,救护总队的‘林可胜时期’,实际上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最辉煌的时期”。[9]救护总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杰出的业绩。“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救护概况,据统计,外科方面:手术119856人次,骨折复位35522人次,敷伤8784731人次;内科方面: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96人,预防接种4632446人;其他:X光照相5631人,X光透视52798人,灭虱人数792148人次,灭虱物数3881176件,检验226593人次,特别营养934833人”。[10]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以林可胜为首的一批留美医学生的努力与奋斗密不可分。

三、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

  救护总队在抗战中“对部队的医疗救护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国抗战史上是空前创举,但其作用是暂时的,有其局限性”。为了实现军队救护和军队人才培养的自主化,从长远考虑,“有必要征调在职的原有医护人员,给以短期快速补充训练,以期他们的业务水平有所提高,满足当前的急需”。[11]卫训总所应运而生。
  卫训总所的前身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1938年6月由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创办于长沙,该所的任务是“分批予以战时医护防疫训练,并就地编组防疫大队分驻各战区,执行防疫工作,直隶于卫生署”。[12]当时参与赞助设计的留美医学生有“外科主任张先林,护理科主任周美玉”。[13]
  卫训所迁至图云关后,“由于客观需要和为了充分发挥红会各救护大队医护人员的作用,相继在陕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建立了5个卫生训练分所(自有分所之设,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更名为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14]为了教学的需要,卫训总所和分所都成立了不同学组。学组主任悉由红会指导员兼任。其中卫训总所设学组18个,负责人和主要教官为留美医学生者有:组织学组汪凯熙;外科学组张先林;教官张涤生;X射线学组荣独山;护理学组周美玉;微生物学组教官林飞卿和叶天星。[15]为了配合教学,“林可胜还创办了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实习医院’(1944年改称‘贵阳陆军医院’,拥有病床200余张)”,作为卫训总所的实习基地。这样,图云关军医教育系统基本完备。
  卫训总所虽由“军政部所管辖,但培训费用的大部分则由救护总队筹措,培训计划、教学管理等,均由救护总队统筹安排,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同时兼任卫训总所主任”。所以说,“卫训总所与救护总队名二实一,如把卫训总所视为救护总队的下属单位,虽然比较勉强,但亦无不可”。[16]
  卫训总所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医护人员培训基地,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由于“各卫训分所结业人数统计完全缺如,只有根据总所所记做出大致估计:军医、军护结业者大约4-5千人左右;各种技术人员,如检验员、X射线技术员、环境卫生工程技术员和卫生员等约4-5百人”。 [17]
  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已走进城市、乡村和战地,虽然步子不大,进展较慢,且某些设施有着浅尝辄止的意味,但毕竟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在这个过程中留美医学生功不可没。



[1]《申报》1897年2月8日。
[2]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3]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0页。
[4] 薛庆煜:《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2期,第162页。
[5]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0页。
[6] 参见曹育:《中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林可胜博士》,《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1期,第26页。
[7] 参见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
[8]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3页。
[9]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第321页。
[10] 转引自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350页。
[11] 薛庆煜:《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2期,第166页。
[12] 陈韬:《领导战时救护之林可胜先生》,《贵阳文史资料》第22辑《红会救护总队》,第193页。
[13]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3页。
[14]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15] 参见薛庆煜:《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2期,第166-167页。
[16]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339页。
[17] 薛庆煜:《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2期,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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