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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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1-6-30 20:08:31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红十字资料建设的新探索
——评《〈申报〉上的红十字》
郭进萍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日益重视对红十字运动的研究,并出版了“红十字书系”等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成果。但资料建设的相对滞后严重制约着红十字研究的深入发展。可喜的是,2011年4月,由池子华、严晓凤和郝如一主编的230万言的鸿篇巨制《〈申报〉上的红十字》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红十字书系”的又一重要成果,为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献上了一份厚礼。
    本书采用编年体,共计4卷,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紧扣中国红十字运动的主要线索,比较全面地再现了自1897至1949年中国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的史实。体例统一,浑然一体。纵览全书,可称道之处甚多,以下几个方面或可谓之这本书的贡献和特色。
    其一,红十字资料建设的新范式。
    红十字运动研究属于后起之秀,现成的资料较少。资料建设的相对滞后已然成为制约研究工作进一步开展的瓶颈,而红十字资料本身所具有的分布零散的特点,也制约了资料建设的开展。因此,如何探索一种有益的范式进行基本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就成了迫切的需要。《〈申报〉上的红十字》一书即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申报》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它包罗万象,“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申报》中有关红十字活动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是研究近代红十字运动的一座“资料库”。本书开创了以近代最为风行的媒介——报纸作为载体,开展资料建设的新范式,为红十字资料建设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范式的探索不仅可以拓宽红十字资料建设的新路径,而且可以为其他史学研究领域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比如可以深化《申报》、《大公报》等各种报纸上的保险、铁路、教育、儿童等方面的资料建设,以拓宽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其二,资料丰富翔实,史料价值突出。
    丰富翔实的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前提,而史学的根本原则则是求真,真实是史学的生命力所在。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为史学研究所推崇。诸如信函、电文之类的资料就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对研究历史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该书在资料上的一大特色即全方位辑录《申报》有关红十字报道的大量资料,包括各类电文、信函、广告、日记等,林林总总,靡不包揽,生动再现了近代红十字运动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值得称道的是,《申报》刊登了大量的致谢函,包括红会自身和受益个人及团体所发的鸣谢函件。这不仅起到了表彰激励的作用,而且在无形中扩大了红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透视这些致谢函,可以窥见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在宣传上所采取的具有导向性的策略,如“本会以慈善为宗旨,凡有所求,异常灵应”,“红十字会捐款济人,有求必应”等,而一些仁人善士踊跃义捐虽不乏爱心慈善本性,但也含有相当大的功利色彩,如“祈病速愈”,“为亲友造福”,“求家宅平安”等,显然积善求福的传统观念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对探讨红十字会的宣传策略及时人的捐款动机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对于有危害红会形象的事件,《申报》也进行了如实的报道,如冒用红十字会旗帜和袖章,假冒红会名义募捐诈骗,冒充红会职员为非作歹,出售红会旗帜等现象。中国红十字会对此类事件严肃处理,一方面及时登报申明,另一方面派人实地调查。一经查实,严加处罚,如及时取缔违用、滥用红十字旗帜和袖章,拘捕冒充红会职员的匪党,严格处分犯事的红会人员等等。这些举措大大维护了红会自身的信誉,这对解决当前中国红十字会所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信任危机具有借鉴意义。
    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以人道主义为宗旨,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然而恰恰是这一时期的会史研究最为薄弱,一些基本线索尚未廓清,所以,本书的出版将大大弥补这一缺憾,对研究近代红十字运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不仅有助于近代红十字运动的长时段研究和宏观研究,而且对研究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具体事件和具体年份也是大有裨益的,比如可以集中研究红会的京沪派之争,二次战争,南京大屠杀等重要事件和水旱灾比较集中的1910,1920,1921,1931等年份。采取微观研究的取向,可以重点洞察红十字的理念和举措,促进研究的深入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为便利研究者的运用,对所辑录的资料按原意分段并按现行规范加上了标点符号。同时在资料的处理上严格本着求真的原则,有明显的错字在“()”中纠正,无法辨认的字则用“ ”表示,大大增加了可信度。
    其三,内容丰赡,具有深沉的时代价值。
    本书涵盖的内容横跨晚清、民国两大时段,内容极为丰赡。红十字会所办的会务也可谓多彩纷呈,如战地救护队,伤兵医院,时疫医院,总医院护士学校,救济妇孺收容所、掩埋队等等。从本书所汇编的资料看,红十字运动在战争年代的时代特色可窥之一斑,突出体现在组织建设、战争救护、灾荒救助和国际交往等方面。
    组织建设方面,中国红十字会经孙淦等人启蒙倡导,在日俄战争的催化作用下发轫,自创立起就积极同国际接轨,制定章程,发展分会组织,定期开会员大会,招考医学生培养医护人员,发起征求会员运动,多次召开修改会章委员会等,积极开展组织建设。在此过程中,红十字会不仅面临赤十字会、红卍字会、黄卍字会等慈善组织的激烈挑战和官方的巨大压力,同时还要应对层出不穷的自身危机,如前文提到的各种严重损害红会自身形象的事件,这就迫使中国红十字会不断在应战中求生存和发展。组织建设是最根本的保障,为此红十字会保持着高度警惕,对危害红会信誉的现象严格执法,坚决取缔,如多次登报刊明“勿用红十字标志募捐”、“取缔红十字商标”、“红会内部除弊近讯”等,努力维护红十字会的纯洁性,使红十字会不断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
    战争救护方面,在战争频仍的时代环境下,红十字的天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红十字运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进。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投入各项战争的救护行动,无论辛亥革命、二次战争、护国战争还是抗日战争等都可以看到红十字恤兵瘗亡的活跃身影。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各种慈善团体如救济会、慰劳会、慈联会、红卍字会、华洋救灾义赈会等等也和红十字会一样热火朝天地投入战争救护和难民救济的活动中,呈现出全民族抗战的极大热情。中国的慈善事业在战争中得到大彰。
    需要指出的是,红十字会在战争救护中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经常要冒巨大的风险。很多会员或因积劳而卒,或为军民误会强加阻挠,或为败兵绑去,或为刻意枪杀。总之红十字会员为战争救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这正昭示了红十字人道、博爱和奉献的可贵精神。
    灾荒救助方面,在灾荒连绵的近代中国,红十字会义不容辞地组织了一系列赈灾活动,如对1917年京直大水灾、1928—1930年的大旱灾、1931年和1935年长江水灾的救济以及一年一度的时疫救治等,都鲜明地体现了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作用。在救灾的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不仅开创了一系列诸如灯会、游园会、募捐箱、“宝塔捐”之类的筹资募捐形式,而且设平粜局,开办妇孺留养院、灾童留养院等,尽其所能开展救援行动,在救恤灾民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国际交往方面,自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首次亮相国际红会舞台以来,就积极开展国际交往活动。一方面关注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实况动态,如介绍日本赤十字社、英国红十字会事业、法国战后提倡婴儿卫生等国际红十字会所开展的业务活动,另一方面开展力所能及的援外活动。1918年,美国在中国发起征募会员活动,得到了华人的热烈赞助和响应。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援外事件即中国红会对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援助,充分发扬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与之相随的则是国际红十字组织对中国的救援活动,突出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英、美、加、德、菲、印、瑞典等国纷纷伸出援手,国际援华医疗队如印度救护队、英美加合组的救护队等纷纷来华,参与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行动。尤其是美国红十字会大量捐款、米麦和药品,并派救护队赴华救援,在1940—1941年间最为引人注目,甚至成了《申报》报道的主角。与之相反,中国国内的救助活动却似乎淡出了报界的视线,直到抗战结束也未曾恢复先前的红火之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刘鸿生在战后曾说:“中国红十字会之经费大部靠友邦捐助,小部由政府补助。”可见国际力量的参与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对深化红十字外交研究大有裨益。
    令人称道的是,红十字会的职能不仅仅体现在恤兵赈灾等方面,它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社会服务的领域,如救济日常火灾难民、将被难女工资遣回籍、参与拒毒会、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等。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服务方面,设置医院免费病床,救济贫病施诊给药,设立儿童营养服务站,预防传染病,训练失学青年,女子职业培训,训练妇女家事,办贫妇免费助产,设立托儿所等等,可以说社会服务也是中国红十字会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反思的是,复员时期并非太平时局,国共内战风起云涌,战火仍在中国大地蔓延。而以博爱恤兵为天职的红十字会却迟迟未有行动,而是投身社会服务,这种现象如何解释?无疑给读者留下了思考和研究的空间。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日俄战争、晚清覆亡、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事件加剧了社会动荡,加之天灾频发,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红十字会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并责无旁贷地担当了恤难赈灾等义务,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华彩乐章,充分诠释了红十字人道、博爱和奉献的精神。
     透过丰富翔实的资料,我们可以略窥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变迁以及各种慈善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呼唤的产物。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枪林弹雨、天灾横行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和壮大。它的发展历程始终承载着时代的使命,折射着时代变迁的印迹。同时,在近代中国,由于国情使然,各种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同红十字会一起戮力同心,相互协作,为近代中国的拯灾恤难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它们之间有矛盾和冲突,如红十字会与赤十字会,黄卍字会等慈善组织间的摩擦等,这对我们研究民间组织间的复杂关系,整合民间力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红十字会在其曲折发展的历程中,当然也有抗争与适应,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近代中国强社会、弱国家的现实,透视出国家与民间团体的互动关系,至少民间力量是政府力量的一个有益的补充,甚至起着调节社会矛盾的缓冲器的作用,这对当今我们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和民间力量,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机制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纵览本书,发觉某些资料颇具有启发和思考意义。如中国红十字会虽业经学界承认创建于1904年,前身即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而时人在1907年尚呼吁要创设红十字会。在“创设红十字会之理由”一节资料中,《申报》作者对中国应创设红十字会的理由进行了洋洋洒洒的叙说,从中国不设红十字会则耻与危的角度立论,认为红十字会可以救天灾人祸,疾病痛楚,瘟疫流行,改良收生法,看护术,提倡卫生,禁鸦片之毒,除吗啡之害等,“系体天地好生之德最大之慈善事业也”,为此还提出了红十字会应办事件的入手方略和办事秩序,兹列于下:
    (一)暂设红十字会事务所;(二)组织会员;(三)求请行政官之允许及其保护提倡;(四)禁绝害人毒物;(五)设立戒烟会;(六)设立红十字医院;(七)设立红十字军医学堂;(八)设立收生学堂及看护妇学堂;(九)设立寄生院;(十)设立娼妓检查所;(十一)设立卫生演说会及劝戒洋烟会。这些事项均为当时社会所急需,作者还指出,“以上数端皆目下所必当办而不可一日缓者,但办理之迟速,要皆以经济之范围定之,若得经济之活泼,不难一年而办齐,经济艰难,惟有次第举行之一法也。至若捐款问题,捐款归经何人承收,揭于初次开会之时酌定之”。但令人疑惑的是,此事没有了后文,结果不了了之。而文中所列举之事项,红十字会实际开办的甚少,这或许与红会的主要职能在于恤兵瘗亡和灾害救济等方面有关。但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种观点至少体现了时人对红十字会业务活动的一个期待。红会的发展理应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即使因经济状况所限,但其他诸如设立戒烟会及娼妓检查所等未能次第举行,这在以后的红会职能中也丝毫未涉及,这是值得思考的。关于时人对红会职能的认知与红会现实职能之间的差距有待深入探讨。此外,当时热心提倡红十字会事业者多属绅商,如孙淦、施则敬等,沈敦和也一再强调自己是“绅”。值得思考的是,在近代传播西学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先锋地位,而在红十字的传播过程中,虽有诸如鲰生、汪康年等报人的鼎力支持和报道,但却鲜有知识分子群体倡导的身影,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红十字登陆中国这一现象的?是否红十字主要关注救人身体和生命,难以起到启蒙中国人心智的作用,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参与热情?在近代中国政局更迭的浪潮中,多少民间组织无奈地破产,而红十字会作为与政治紧密相关的舶来品,它非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却能顽强存活下来,几经风雨,如一棵常青树屹立不倒,这些问题都给了我们深沉思考的余地,值得深入研究。
    当然,该书作为一本资料书,难免存在某些缺漏。资料整理功在便利学界,重在完备。但由于《申报》具有总揽性的特点,它并非红十字的专业报纸,在其展示客观性一面的同时也显示了其局限性。《申报》不可能将红十字的活动资料搜罗殆尽,加之其时效性和舆论的引导性,难免使所登载的红十字资料显得相对不足和零散,如对抗战时期红十字活动的主力军——救护总队就鲜少报道,这使研究者在利用史料时必须配合其他资料,相互补充和佐证,否则难以全面了解红十字运动在近代的光辉图景。另一方面,本书限于篇幅,有一部分珍贵的资料没有选录,比如捐款清单、资遣难民回籍清单、征信广告等,致使该书稍有缺憾。在资料的标题方面,有一些标题与目录不相吻合,存在漏字现象。如目录为“中国红十字会谨谢吴伯勤大善士”,标题为“中国红十字会谨谢吴伯勤大善”(第2卷第147页);目录为“红会筹备二十周年纪念近讯”,标题为“红会筹备二十周纪念近讯” (第3卷第9页);目录为“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招登广告”,标题为“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纪念册招登广告”(第3卷第12页)。有些标题则与资料不是很符合,或不能覆盖资料的主体内容,或标题太过笼统,使读者不能明了资料的中心议题。如标题为“中国红十字会敬谢永益寿险公司”,而内容则是有关永隆寿险公司的。此外,书中也存在着不少错别字以及多字、漏字现象,或是《申报》本身登载时所犯的错误,或与编者的疏漏有关,如“苦心孤诣”误作“若心孤诣”(第1卷第2页),“提倡者亦二三大善事之力”(第1卷第123页)应为“提倡者亦二三大善士之力”,“出席国联大会顾维”(第4卷第284页)应为“出席国联大会顾维钧”等等。
    尽管本书有其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红十字资料建设的一种有益尝试和探索,本书的出版将拓宽资料建设这一战略性工作的新渠道,并大大推动近代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深入。
(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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