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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1-6-30 20:34:36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中国红十字外交
吴佩华*
 
    中美建交无疑是轰动20世纪的一件大事,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在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发展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考察。
 
一、力促中美大使级会谈顺利进行
    中美大使级会谈对缓和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促进与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在促成双方顺利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中国红十字的外交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日内瓦会议成功召开,逐步开启了战后世界局势缓和的大门,为各国人民之间和解与友好交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然而,美国执政当局却公然违背这一潮流,不仅拒不恢复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还极力阻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1954年5月美国拼凑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从南面、西南面包围、遏制并威胁中国;同年年底,公然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大陆的前沿阵地”[①]。为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1954年11月,中国政府决定对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进行审判。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这些间谍分子都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根据这些间谍分子的罪行,中国政府都给他们以相应的处罚。1955年初,中国发动了一江山岛战役,一举收复了在美蒋霸占下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岛屿,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对此,美国大造舆论,污蔑新中国欲掀起战争,煽动更大规模的反华浪潮。这就使得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向美国伸出的橄榄枝面临落空的危险。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和平外交政策。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根据日益缓和的国际局势,新中国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然而,美国一直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由,拒绝承认新中国,不愿同新中国接触。美国间谍案就暴露了美国敌视和破坏新中国的本来面目,也激起了美国人民对这些因执行美国当局错误政策而被捕的间谍分子的同情,纷纷要求美国当局使他们及其他在中国的美国侨民顺利归国。在此压力下,美国当局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的强烈愿望。
    而美国执政当局却把这些间谍分子同朝鲜问题、战俘问题扯到一起,“把问题扩大到被共产党中国监禁的一切美国人都包括在内”,大肆污蔑中国“违反停战协定”,说被判处罪行的间谍都是“朝鲜战争时期的联合国军人”,是美国的“平民”,并联合一些国家向联合国施压,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以便使他们能顺利回归美国。[②]根据1953年停战协定,朝鲜战争停止后尽快开启更高级别的政治会谈,由于美国横加阻挠,围绕朝鲜和平统一问题的更高级的政治会谈迟迟不见开幕,与朝鲜战争有关的诸如如何处理经解释不愿返国的联合国士兵等问题被悬置。判处间谍分子属中国内政,这些间谍分子是受到美国当局的蒙蔽,与朝鲜战争无关。美国却趁机借助联合国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屈服。当时中国也有许多侨民,尤其是许多留学生也在美国,他们都盼望着早日回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由于美国当局的阻挠,他们归国的愿望也遥遥无期。这就使中美之间的侨民问题更加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问题。
    为推动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缓和与促进中美关系,1955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亚非万隆会议时,中国主动释放了4名曾因参与间谍活动而被捕的美国飞行员,委托中国红十字会护送其出境,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愿意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的立场,在国际社会收到良好效果,得到不少国家的赞许,同时也影响到美国国内的舆论”[③]。同年6月,有3名美籍联合国士兵[④]提出离开中国的申请,中国有关方面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意其离开中国,并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负责护送出境。7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按约定把他们交给英国红十字会香港分会,并办理完毕交接事项。[⑤]由于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⑥],在此情势下,美国虽倍感意外,但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坐下来同中国进行谈判,以解决相互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侨民的归国问题。这就为中美大使级谈判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表明和解的态度,中国在大使级会谈开始之际,1955年7月31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依照中国法律程序,判决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在押美国间谍人员。中国红十字会受托负责他们出境。当日傍晚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到监狱宣布决定时,这些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中有的人痛哭流涕,有的人伸出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连声说:“中国伟大,中国伟大。”[⑦]此举“使国际社会再次感受到中国政府对此次会谈是富有诚意的”。[⑧]中国的人道之举为中美大使级会谈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终于使中美大使级谈判开始后不久就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是: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措施且将继续采取适当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⑨]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最早达成的协议,也是中美会谈期间唯一达成的协议。
    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时,中国政府出于人道考虑,同意“因犯罪而被扣押的美国侨民和军事人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他们的家属通信,家属也可以给他们邮寄小包裹”,[⑩]还表示同意让美犯的亲属前来中国探亲。这实质上就是中国单方面同意让美国人来华,以便进一步推动与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但是,美国政府出于种种目的,一直蒙骗这些被押人员的家属,不仅禁止他们前来中国探视,还鼓动他们通过红十字会写信给中国有关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以图把阻挠破坏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归罪于中国方面。中国的友好意愿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舆论的压力下,1957年美国不得不宣布允许美犯的直系亲属来中国探亲。1958年1月6日,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而被中国政府判刑监禁的美犯唐奈的母亲玛丽•唐奈和他的弟弟威廉•唐奈,美犯费克图的母亲杰茜•费克图,和美犯雷德蒙的母亲露思•雷德蒙等四人来中国探望这些在押的美国犯人。[11]这些美犯亲属入境后,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有力协助。这些来华探视的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不仅是自由的,也是安全的,他们的来访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就戳穿了美国在国内大肆宣传“到中国大陆人身安全不保”的谎言。而此时,美国对中美大使级谈判采取消极回避的政策,甚至单方面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障碍。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保证这些来华美犯家属的安全,既符合国际红十字运动精神,也直接表明中国愿意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是一贯的;此举也间接向国际社会暗示了当时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的责任在美方。在此推动下,美国政府基于多种考虑,不得不重新返回谈判桌。
    侨民问题是促成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直接原因之一。中国红十字会接受中国政府委托,通过协助被宽大而被释放的在华美囚及美侨归国、通过协助遣返前联合国军人回国,为中美大使级谈判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起到了促进与推动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作用。
 
二、推动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
    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又受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中美关系得以改善,在中美关系微妙变动的时刻,中国红十字外交成为此时中美关系解冻、逐步走向正常化的“试剂”。
    经过建国以来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一支独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苏、美、中大三角关系开始形成,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而且使中美接近有了可能。”[12]中苏关系的破裂对于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战争更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战后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珍宝岛战争让美国看到联合中国制约苏联的契机。8月14日,尼克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战争中被摧毁,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个观点表明,尼克松已将相当明确地认识到中美未来的战略利益,由此打开了转变对华关系的思路。[13]由于苏联对中国的现实威胁,中国也有联合美国的必要。
    尽管双方都有进一步接触改变关系的愿望,由于中美长期对峙,双方误解很深,两国关系犹如一潭深水,仍旧波澜不惊。“春江水暖鸭先知”。1969年2月16日有两名名美国人鲍德温、唐纳德所驾游艇在香港海面倾覆,他们乘救生艇误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国边防俘获。10月27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致函中国有关方面探询该两人的下落、健康及释放之事。经调查了解,中国方面决定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主动送还两人,此举向美国明确表明愿意改善关系的意愿,也是对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明确地、无保留地表示愿意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14]的直接表态。“这是中美两国心照不宣的一次微妙对话”,[15]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提供了契机。
    随后,美国频频向中国发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1970年7月10日,中国提前释放了以间谍罪被捕的美国人詹姆士·华理柱。中国红十字会再次受托,负责詹姆士·华理柱出境事宜。释放并送回詹姆士·华理柱,是对美国发出改善中美关系的一连串信号的一种含蓄的回答,表明中国为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也起到抵消中国与苏联重开边界河流航线谈判的作用。此举果然引起了白宫的注意,白宫认为这是有象征意义的。[16]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峰回路转。1973年越南停战协定签字。这就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环境。为表示友好,中国方面同意在越南释放美国战俘的时限内,通过中国红十字会释放两名在越南战争期间入侵中国领空而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进一步表达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诚意。1973年3月15日两名飞行员由中国红十字会护送由深圳出境。此外,鉴于1972年美国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承认约翰•唐奈[17]在中国犯了罪,要求中国宽大处理,并表达约翰•唐奈76岁的老母希望能在死前能见到儿子的愿望,[18]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国决定释放唐奈,1973年3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将其护送出境。
总之,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中美两国在相互敌对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有关人员问题的最后一笔老账也就不复存在了”,[19]直接而有效地推动了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三、意义及影响
    从二战结束到中美建交这段时间,中国和美国基本上处在敌对、猜疑、相互隔绝和互不了解的状态,至基辛格出任美国国务卿后还认为:“中国是我们面临的最抱敌意的国家”[20]。正如尼克松所说,“二十年来,我们两国隔着一条敌视和猜疑的鸿沟彼此冷眼相看”。[21]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当时奉行了一条敌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中国的错误政策,而中国政府是无可指责的。[22]中美对抗,既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也危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正如当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表示,“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寄希望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23]。作为民间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受中国政府委托,积极发挥政府在人道主义领域助手的作用,积极促进和加强中美之间人民的友好交流,逐步融化中美之间坚冰,为中美关系的峰回路转带来了机遇。中国红十字外交成为跨越这条彼此冷眼想看“鸿沟”的桥梁。
    在此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还协助中国政府负责做好这些在美中国侨民回国事宜。当时,中国在美国的侨民主要是留学美国的学生和一些已经在美国工作的高科技人才,这些人都是国家宝贵的财富。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他们纷纷表示愿意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振兴中华而努力。美国一听说留美学生要回国,马上进行通缉,以致有人不得不“改换姓名”,“东奔西走”;有的以生病为由,强迫送疗养所“休养”,行动和通讯的自由都被限制,连“生命亦成问题”,而且终于不明不白死在美国。当中美达成关于尽速遣返对方侨民的协议后,美国一方面宣称“人道”和“尊重构成稳定国际秩序的基础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合理的短促离境期限,或者借口欠税故意刁难,甚至迫害留学生申请美国籍和领取台湾入境证,抑或以增薪和学位等办法进行利诱,等等,企图改变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愿望。[24]为促使协议的内容落到实处,让更多的留学生和高科技人才顺利归国,中国红十字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刘永铭就是其中的一例。
    刘永铭,留美学生,当美国得知刘永铭想要回国之后,1949年5月将其关进密苏里州一个“神经病院”,实质上是中国学生拘留所。1951年美国准备把刘永铭驱逐出境,随即又以“不适于旅行”[25]为由,强行关押,拒不让其归国。当中美达成有关平民回国协议后,根据刘永铭家属的请求,中国一方面由王炳南大使写信给美国约翰逊大使,要求交代刘永铭的下落。另一方面又请求印度方面根据中美会谈的协议进行协助。中国红十字会也打了电报请美国红十字会协助。由于中国方面点名要刘永铭,1956年1月5日,美国移民局不得不宣布释放刘永铭,让他在1月8日坐船回国。2月5日晚,刘永铭到达香港。6日,在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纪锋陪同下,刘永铭顺利回到祖国。[26]
    1955年8月1日以后的4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参与与协助下,有16名美侨离开中国回国,有26名在中国服刑的美国人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回到了美国。1955年下半年至1965年底从美国返回中国的科学家有130多人,其中包括钱学森[27]等著名科学家,[28]主要经由红十字会这个渠道回国的。
    这些在美的中国侨民陆续归国,为新中国的科技进步奠定了基础。在华美国侨民及来访的美国公民陆续返国,为更多的美国人重新正确认识和了解新中国提供了机会,增强了美国人民要求同中国人民发展友好关系的的愿望,从而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持久的动力。
(作者系苏州市职业大学副教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本文为池子华教授主持的江苏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阶段性成果;徐国普副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立项项目《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研究》(编号:10YJC770103)阶段性成果。
[①] 徐京利:《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
[②] 参见徐京利:《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325页。
[③] 宫力:《毛泽东与美国 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④]  这三名士兵是:格里格斯、贝尔和科华特。朝鲜停战后,他们拒绝回到美国,经由中国红十字会联系,安排他们来中国。当时,对于这些士兵,朝中方面曾指出,由于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问题未能按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所规定的基本目标和步骤取得解决,因此,当战俘问题在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政治会议或其他有关国际会议上提出讨论时,朝鲜停战缔约双方必须就此项问题作出满意的交代和取得解决。
[⑤]《我国红十字会发言人说,三名美籍士兵等候去香港》,1955年7月9日《人民日报》;《三名前联合国军士兵去香港》,1955年7月12日《人民日报》;《一名土耳其籍士兵出境》,1956年3月3日《人民日报》。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⑦] 石丁主编:《往事千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252页。
[⑧] 宫力:《毛泽东与美国 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⑨] 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4—1955》第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46页。
[⑩] 王淇、陈志凌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11] 《美国犯人的亲属四人到达广州》,1958年1月8日《人民日报》。
[12]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13]《白宫岁月》第1册,第238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14] 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49页。
[15]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16] 宫力:《毛泽东与美国 毛泽东对美政策思想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17] 约翰·唐奈系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1952年11月29日乘间谍飞机深入中国东北地区收集情报时被中国击落而被捕。1954年11月被中国判处无期徒刑。1958年1月和1960年8月唐奈的母亲曾两次来中国看望正在服刑的唐奈。中美关系缓和以后,1971年12月13日又被中国改判有期徒刑。
[18] 晓音:《建国初震惊中外的美国间谍案》,《党史纵览》2000年第1期,第32页。
[19]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20] 孙培松:《民间外交更能打动人心》,《环球时报》2008年2月15日版。
[21] 冬梅:《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年7月至1981年7月》,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22] 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23]《中国与美国》,2002年2月21日《合肥晚报》。
[24] 《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中国留学生的野蛮迫害》,《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8号,第10页。
[25]  陈龙:《美国当局是怎样释放刘永铭的》,1956年1月10日《人民日报》。
[26] 《刘永铭的妻子等到香港》,1956年2月6日《人民日报》;《留美学生刘永铭回到祖国怀抱》,1956年2月7日《人民日报》。
[27]  王存福:《周恩来用美国战俘交换钱学森》,2005年1月7日《中国档案报》。
[28]  周溢潢:《中美关系风云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美国红十字会对1918年大流感的应对
邢金哲
 
    大流感指的是1918-1919年横扫世界的那次流感大流行,它最初起源于美国内陆地区。人们又称其为“西班牙流感”,主要是因为一战期间西班牙为中立国没有实行报纸审查,在有尽800万人感染流感大量人口死亡、甚至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也感染流感的情况下,该国报纸全面报道了新爆发的流感类型具有高度传染性、同时与早期的流感0.1%的死亡率相比其具有高达2.5%的死亡率,人们都误以为流感起源于西班牙。1918年流感病毒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传播,使得数千万人丧生。美国感染流感的死亡人数据估计有55万到67.5万,诺贝尔获得者伯内特估计全世界死亡人数在5000万到1亿之间,当时世界人口约为18亿,可见其死亡率高达5%[①]
    虽然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红十字会工作的重点在战争前线的士兵救护和受害战争平民救济上,但面对战争后方大流感的横行,美国红十字会也作出了积极应对。美国红十字会首先成立了流感专门委员会,指挥各地分会投入了其全部可用的物资与流感作战,并为各地医院提供医疗补给。建立了疗养院(Convalescent houses)和流动厨房(Diet Kitchen ),为流感病人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此外,美国红十字会还组织了超过18000名护士和其它志愿者来照顾流感病人;生产队(Production Corps)志愿者们制造了无数的口罩分发给人们预防流感;汽车队(Motor Corps)也在物质和病人运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②]。同时红十字会还给军方的细菌学家门配备了一些先进的有轨电车作为专门的医学实验室,以研制和分发流感疫苗。美国红十字会配合美国公共卫生部抵御流感直到1919年疫情消失,成为防治有史以来爆发的最大规模、最致命疾病的最主要非政府民间组织。
 
一、美国红十字会建立了流感委员会
    1918年大流感和其它流感一样都是一波接一波的爆发袭击人类的。第一波流感病毒在1918年2月发源于美国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Haskell County,Kansas),迈纳(Loring Miner)博士首先向美国公共卫生部发出了“重流感”的警告[③]。由于该县某些患了流感的士兵被征召入附近的福斯顿军营(Camp Funston),三周内军营内就有1100人病重住院。由于军营间兵力调动的需要,流感迅速传播,全美36个军营中24个及其毗邻的30个大城市经历了流感的浩劫。4月份,由于美军登陆法国造成了流感疫情以欧洲为中心向世界范围内扩散。除了原发地美国的哈斯克尔县外,第一波流感都表现的比较温和、死亡率并不高,被士兵们戏称为“三日热”。第二波发生于1918年秋季,由于“传代”机制流感病菌发生变异成为致命型,以法国布雷斯特、塞拉利昂、波斯顿为导火线,在欧洲和美国开始普遍传播,并在数星期内传遍世界各地,流感几乎走进了每个美国的家庭,导致了许多公共场所关闭,邻居、亲戚之间几乎互不来往。这年10月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月,20万美国人在此月死去,1918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平常减少了12年。到11月下旬,第二次浪潮基本结束。1918年冬天到1919年的春季即一战敌对状态结束时,第三波流感开始回潮,流感零星感染着内陆闭塞地区,以前免于感染流感的居民遭到重创,如阿拉斯加州的因纽特人部落几乎灭绝。
    1918年10月初第二波流感来袭,人们回顾春季的情形,归纳出流感病毒是周期性进行攻击的——当第一例患者出现后约六周达到高峰,后慢慢式微。因此美国红十字会和公共卫生部管理者认为流感会交错感染各地,全美国各地达到顶峰的时间也会随之错开。如果红十字会和公共卫生部能把充足的护理人员、医疗救援物质集中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高峰过后再转移到下一需要救援地点,将会很好的防治流感。
    为了抓住提前预防流感的有力时机,红十字会华盛顿总部挑选人员组成了流感专门委员,委员会人员包括:珀森斯主席(W.Frank Persons_美国红十字会平民救济部主管)、布莱尔(C.H.Blair_军队救助队助理总干事)、德拉诺(Jane A.Delano_美国红十字会护理部主管)、希普利医学博士(Alfred E.Shipley_美国红十字医疗服务部主管)、莱茨(Frank C.Letts_供应部主管)、克拉克医学博士(Taliaferro Clark_军队救济部下属保洁服务局主管)、沃琳(Willoughby Walling_行政科主管)、格瑞(S.M.Gree_助理经理)、汉特(J.W.Hunter_红十字会助理审计员)等,流感委员会的成立在随后防治流感的救援行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红十字流感委员会确立了行动纲领。1918年10月1号,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布卢(Rupert Blue)为新成立的流感委员做了如下规定:“为了所有能利用到的资源被更好的利用以对抗现今的大流感,对于你们组织(红十字会)在这场战役中力所能及的事我谨慎的作出以下几点建议。1)开始负责提供所有用到的护理专业人员,同时支付她们的工资和在流感期间她们工作相关的一切开销。2)在现有条件下,当地方政府不能为流感地区提供紧急救援物资时,红十字会应提供紧急物资援助。”[④]
    两天后,红十字流感委员会起草了配合美国公共卫生部预防流感的计划,计划包括:1)提供流感需要的专业护理人员,并且支付她们的工资和其它一切开销;2)当地方政府不能提供紧急救援物资时,在有物资储备的条件下红十字应为该地区提供紧急救援物资;3)允许美国公共卫生部在涉及资源和护理人员的分配及红十字会与地方卫生当局交涉的问题上拥有指导权;4)美国公共卫生部有权调动所有红十字会征召的护理人员到任何地方服务;5)红十字会护理部要按照美国卫生局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和搜寻护士,并承担她们的工资和一切开销、为了配合此次行动红十字会应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公开地开展护士的征召工作;6)美国公共卫生部有权调动一切需要的医生;7)分发由美国公共卫生部印发600万份关于“胸闷和预防流感”的正式声明。
    其次,动员红十字各地方分会。红十字战争委员会命令它附属的3864个地方分会立即建立自己的流感委员会,包括在那些疾病尚未染指的地区。红十字会指导那些分会做好组织工作,并规定“每个社区都要最大程度地依靠、利用自己内部的资源”。[⑤]地方流感委员会由地方分会主席、主治医师、护理服务主席(地方红十字分会护理服务部的代表)、家庭服务部主席构成。地方流感委员会与地方公共卫生部的官员一起工作,支部委员会对该地区的可用专业护理人员和医院物资补给展开全面调查,当流感袭击该地区时,会临时调动护士到流感病房和受感染者的家庭。
    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红十字会主席詹姆斯·杰克逊在抵御流感作了相当杰出的工作。正当各个分会忙于制作纱布口罩时,杰克逊就从普罗维登斯、纽黑文、纽约,甚至哈利法克斯、多伦多引进了众多多护士,首次尝试依靠自己的力量提供医护人员。同时他组建了一个特别的机构,将国防委员会、国家公共卫生部和地方卫生当局以及红十字会的资源集中起来,一旦需要就分派到各镇去。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新英格兰地区遭到了流感的侵袭,马赛诸塞州的疫情由于地方分会的努力并不严重。
    第三,动员全国专业护士。1918年9月14号,美国公共卫生部向红十字会发出了第一份需求受训护士的紧急请求,来帮助位于波士顿港口受流感侵袭的一个检疫站。随着流感在全国其它地区的扩散,需求受过训练的医护人员帮助的请求大大超过了供应。护士短缺的一部分原因是众多的医护人员都被军队招募到海外服役。另外,大流感传播速度之快也是重要原因。再次,在流感面前医生由于没有充足的医疗资源(没有任何药物或疗法能减缓病毒感染)以及充足的时间,不能充分发挥其医疗技能。因此护士比医生更有用,护理能减轻病人的压力,让病人清洁、放松、平静,为病人提供最好的营养,给高烧病人降温。护理能给病人最大的存活机会、护理能救命。
    1918年9月22日,美国红十字会、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医务人员在华盛顿会面,探讨如何帮助个别州来应对流感、同时初步制定了征召护士的计划。由于红十字护理部主席德拉诺女士(Jane Delano)在亚特兰大参加美国医学协会会议,所以诺伊斯副主席(Miss Noyes)制定了征召护士人员和筹备医疗急救需要的相关计划。不久后美国公共卫生部也加入此计划,即上文布卢部长与红十字总会的会晤。美国红十字会总部为这一任务划拨了57.5万美元款项,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招募护士和其它受过医学训练的人员来协助应对激增的流感病例。
    由于战争的压力和对流感医学知识的无知,红十字总会几乎成了整个国家需求护士的关注中心。随着人们对需求护士呼声的增长,同时又有更多的护士在护理流感平民和军人的过程中感染流感而倒下。工业部负责人甚至声称“如果你们不能派送护士到我们这来,我们的工人们将因流感而倒下、生产将会停滞”[⑥]9月24日,诺伊斯女士通知红十字护理部紧急动员所有“家庭防卫护士”(Home Defense nurse)——她们均为职业护士,由于年龄、能力或者婚姻等原因而无法从役,并规定她们不可被军队调用。红十字总会把全国划分为13个地区,要求各区负责人尽最大所能发掘专业护理人选,不仅是那些执业护士或实习护士,还包括接受过红十字“家庭卫生”( Home Hygiene)和护理课程的志愿者。同时诺伊斯女士还要求各分区至少要有一组机动力量,时刻准备派往最需要护理的地方。
    从1918年9月14号到11月7号,红十字会招募了总共1.5万名妇女,其中包括已在红十字护理部注册的护士、“家庭防卫护士”、护士专科学校的学生、实习护士和其它一些上过红十字“家庭卫生”课程的志愿者。尽管面临高比例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那些妇女们仍然自告奋勇地在军营医院、美国的军舰上、国内各大医院和全美的各个城市、乡村和边远地区的流感患者家中提供护理服务。在俄勒冈州服务的一名叫“迪奈欧”(Denio)护士在信中写道“我写这信时断时续,因此我利用仅有一分钟的时间快速写下我们所急需的物质,希望你们能清楚这一状况,同时也希望你们能在冬季下雪前分配给我们争取的那些补给物资。现在我们最迫切的需求是喂药杯和吸管,其次是水果和麦乳精,以上这些物资在离我们最近的温尼马卡小镇(Winnemucca)都不能得到补给了。其次需要大量地纱布或粗滤布和医用棉花来制作‘肺炎用背心’;还有橡皮布和许多旧碎布也得用上,同时我们为了预防病菌复发还需要数加仑的福尔马林。因为所有的福尔马林都要喷洒在物品上消毒,明年春天解冻时病菌将会再次肆虐。”[⑦]
    总共已知有223名护士和5个营养学家在为流感患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服务中牺牲。截止到1919年春季,在大流感中美国红十字会提供医疗服务上的花费超过了2百万美元。
 
二、红十字会参加了军队抗流感的救援工作
    1918年大流感呈现了让人非常恐惧的特征,即普通流感总容易杀死年老体衰的老人和儿童,而这次流感却是那些20-40岁的年轻人最容易死亡,即死亡曲线不是呈现“U”型而是“W”型。因年轻人免疫系统好,在消灭流感病毒时免疫系统防御应答过度导致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造成肺器官损伤呼吸困难而死。而美国对德国宣战后,军队征募了几百万年轻人参军。这些年轻士兵在赶往欧洲战场前,都在全美各大“宿营地”集结训练(平均每个营地集结5万名士兵)。营地超负荷的拥挤环境、简陋的医疗设施、大规模地各营地间的调动,造成了大流感在美军各营地肆虐。在当时的美国部队中每67名年轻士兵就有一人死于流感,几乎所有人都是在9月中旬发病,并持续10周[⑧]
    大流感在军营集中爆发,军营医院服务很快就不能满足病人需要。为了把营房改造成临时医院以救治更多的士兵,红十字会从其总会的军营服务部调集了大量急需的医疗物质填补军队缺口。红十字会购买了大量床单、口罩、餐具、厨房用品、拖把和刷子等物质,并且无偿移交给了军队。同时又招募了额外的护士来辅助军队急救服务。
    1918年9月,在伊利诺伊州格兰特军营(Camp Grant)医院只有2000个床位,为了应对流感患者的激增,红十字会迅速从芝加哥调运来6000套床单和数千张帆布床,堆满了医院的走廊、会议室和办公室及阳台的各个角落,同时协助军队把10座营房改造成了临时医院。红十字会还专门搭建了铺有供电、供暖设备的大帐篷,装上了独立电话交换机和成排的椅子,作为接待来访士兵家属的场所[⑨]
    1918年10月10日,在爱荷华州的道奇军营(Camp Dodge)有245名护士值班。六天后,红十字会护士紧急驰援,护士数目增加到了598名。在这次流感危机中,全美军范围内的大规模护士部署调动非常频繁,同时其中的红十字会注册护士挽救了许多年轻士兵的生命。道奇军营的司令伯奇(Major Burch)称:“我必须紧紧依靠红十字会,但也十分担心军队在抵抗流感上的需求会加重红十字会的资源负担。虽然美国陆军部最终会满足我们军队的请求,但是紧急救援必须靠红十字会才行。”
    另外,红十字会参加军队抗流感的工作还表现在,其开展了军营附近的保洁服务。早在1917年10月,红十字会就建立保洁服务局(Sanitary Service),建立该局的目的就是维护军事营地和海军基地附件的卫生状况预防流行病的传播。由于军营附近有几万士兵驻扎,破坏了那些地区的卫生平衡态势,特别美国公共卫生当局没有及时为这些军区增加相应的公共卫生力量,美军的众多营地成为卫生防疫的盲区。红十字会在14个州的20个军事基地附近出资成立了许多保洁队(Sanitary Units),归各地卫生部官员监管。在大流感期间,保洁队承担了部队营地消毒和医用设施清洁等诸多任务[⑩]
 
三、红十字会对流感平民的救援
    同军营里那些可怜的年轻士兵一样,各行各业的民众们也有惊人数目死于大流感。1918年11月2号,美国公共卫生部公布死于流感和流感引起的继发性肺炎的人数达到了11.5万。大流感爆发以来,美国红十字会迅速在那些有条件社区的可用建筑物内设立了临时流感病房,并为其配备了医护人员,包括学校、兵工厂、铁路站和乡间俱乐部都被红十字会征用,以便开展史无前例的紧急医疗救援。也设立了许多食堂来给那些因为生病在家不能得到食物供给的人们提供食物。
   1918年在全美10599万总人口中,有3000万是红十字会的积极支持者。800万美国人(几乎是全国总人口的8%)成为地方分会的工作人员。这支庞大的志愿者力量几乎全由妇女组成,而她们中还在许多要在工厂工作。
    新成立的红十字汽车队(Moto corps)成了不可或缺的,运送护士们、医生们、病人和补给物品进出流感地区,特别那些靠近军营的城市,为了值班许多汽车队的成员几乎不能睡上几个小时。而那些汽车队几乎全有女志愿者们组成,她们中的大多数都用自己的汽车提供服务。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红十字会的许多部门都承认如果没有汽车队她们将很难高效率的工作。“一组红十字汽车队被指派协助运送死于流感的一名年轻士兵的年老双亲,他们是在那孩子死前从很远的西北赶过来的。那名年轻士兵临终前遗言‘把我的生命托付给红十字会吧’!他在午夜停止了呼吸,那组红十字汽车队女志愿者们必须带那对老年夫妇为自己的孩子挑选棺材,并送他们赶上深夜的火车以便他们能及时回家来筹备孩子的葬礼。一名汽车队的女司机回忆到‘我们必须得带他们去棺材店挑选合适的棺材’,‘我绝不会忘记那次经历。那对父母非常震惊,他们对红十字会非常感激,完全不敢相信我们做着一切都是免费的’(那可是处于大流感肆虐、人人自危的时期)。那对步履蹒跚的老人在临别是说‘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报答你们’”。[11]
    同以前美国遭受的1889年约翰斯顿洪水、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1912年密西西比河大水等天灾相比,1918年大流感的疫情对美国人民的伤害更沉重。无论是健康的人还是生病的人,还是受感染者,都没有任何疫苗来对抗此病毒。它使许多人家破人亡、陷入困境。据美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统计,在罕布什尔州的柏林小镇“一条街上就有16个孩子失去了母亲”[12]。以至于人们对西班牙流感都谈之色变,甚至都惊恐的认为它是中世纪那场席卷欧洲黑死病的化身。虽然疫情严重、资源有限和那个时代医疗技术的相对落后,但美国红十字会在大流感期间提供了不止是数量众多人们急需的护士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还有整个后勤支援补给系统来应对此危机。显眼的红十字标志遍布大城小镇,军队里是戴着红十字会袖标护理生命垂危士兵的护士们、城市中各社区到处是忙着制作流感防护口罩的红十字会女志愿者、墓地里红十字汽车队志愿者们在安慰着被流感夺去亲人的市民们,红十字在全力挽救着人们的生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红十字会只有107个地方分会,战争结束时即大流感过后全美各地红十字分会达到了3864个。在1918年大流感期间,红十字会扮演的不仅仅是与医学相关的重要角色,而是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它使人明白,参加红十字会的活动就是参与了为美利坚文明乃至是为人类文明而进行的伟大运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 Niall Johnson and Juergen Mueller, “Updating the Accounts:Global Mortality of the 1918-1920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LXXVI (Spring 1986),p.105.
[②] Red Cross War Council,The Work of the American Red Cross during the War,a statement of finances and accomplishments for the period:July 1,1917 To February 28,1919 (Washington,D.C: 1919.10):pp.31-32.
[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The Great Pandemic-The United States in 1918-1919,at http://1918.pandemicflu.gov/the_pandemic/01.htm
[④] Lavinia L.Dock et al,History of American Red Cross Nursing(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2),p.973.
[⑤] Evelyn Berry, “Summary of Epidemic 1918-1919,”July 8,1942,RG 200,美国国家档案。
[⑥] Lavinia L.Dock et al,History of American Red Cross Nursing ,p.972.
[⑦] American red cross museum,at http:// www.redcross.org/museum/history/influenza.asp
[⑧] [美]约翰·M·马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钟杨、赵佳媛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281页。
[⑨] [美]约翰·M·马里:《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钟杨、赵佳媛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253页。
[⑩] 以上引用出自1919年10月19日,美国红十字会保洁局局长(Red Cross Sanitary Service Bureau)弗洛斯特博士(DR.W.H.Frost)在美国公共健康协会(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华盛顿大会的讲话。
[11] Marie Cecile and Anselm Chomel,A Red Cross Chaper at Work(Indianapolis:The Hollenbeck Press,1920),pp.175-176.
[12]Alice Latterall给Marjorie Perry的信,Oct.17,1918,RG 200,美国国家档案。
 
浅谈二战时期美国红十字会组织的编织运动
王 萍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战场上,美日双方在不同的岛屿上展开拉锯战,太平洋岛屿作战环境恶劣,昼夜温差极大,而且当时正处于冬季作战时期。在美国国内战线上,尤其是西雅图的普吉特海湾地区寒冷无比,而美国军事当局调集重兵集结于此,日夜严防日军突袭。欧洲战场此时也处于冰天雪地之中,寒冷的气候造成作战人员体力下降,动作迟缓,耐力差,对军队行动的距离和速度影响极大,同时也限制了武器装备效能的发挥,极大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此外,由于军队调集火速,军人们没有来得及准备御寒衣物,正如当时美国《时代杂志》报道的那样:“男人们来不及等他们的妻子或恋人拿起针线为他们编织衣物就抓起枪支上战场了”。[1]为了保证军队在寒冷气候下的战斗力,前线对于御寒用品需求紧迫。当时美国国内许多棉毛服装纺织工厂的机器全部临时征为军用日夜开工,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队需求。为了弥补军需御寒衣物的不足,美国政府继一战后再次号召红十字会组织民间力量为军队编织御寒用品。1942年1月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指定红十字会为所有编织活动的唯一领导机构。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美国国内展开了一场以美国妇女为主力的大规模的全民编织运动。
 
    编织是美国红十字生产队(Production Corps)所提供的一个服务项目,也是红十字会最大的志愿服务项目之一。美国红十字会生产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当时的红十字会妇女办公署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妇女来为被战争蹂躏的欧洲红十字会姐妹社团和军事医院提供医用纱布敷料、军需服装,以及难民衣物。When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World War I in 1917, the program was successfully expanded to meet the needs of our own military.当美国于1917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该方案被成功地扩展以满足美国自己的军事需要。生产队志愿者根据他们所承担的任务被组织成众多的委员会。They included surgical dressings, sewing, and knitting.这些任务包括生产手术医用敷料、缝制衣物以及提供针织品。编织Detailed instructions, patterns and supplies were issued by the National Headquarters to chapters and each was assigned a quota to fill.详细的说明、式样和供应量是由美国红十字会总部下达给下面每个生产队支部的,而每个支部都会被分配到需要达到的任务指标。各Chapters had volunteers in charge of inspection, planning and supplies, workrooms and equipment, instruction, and packing and shipping.支部专门分配志愿者来负责物资视察、规划供应、工作室和设备、工作指挥、以及包装和运输等各环节的事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队因其拥有超过350万名的成员、遍布各地多达3304个分支而成为最受欢迎的单位。[2]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创造了惊人的成就记录,During its years of operation, the Corps was able to manufacture and provide millions of surgical dressings and articles of clothing for soldiers, veterans, and refugee在美国红十字会的经营下,它为战士、退伍军人、以及战争难民生产和供应了数百万的医用纱布敷料以及御寒衣物。生产队所提供的服务是当时志愿者服务项目中规模最大的,From 1939 to 1946 the volunteers of the Production Corps made: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6年,生产队为平民和士兵提供了63,552,649件服装31,237,900装有香烟、扑克牌、肥皂等物品的背包,以及2,481,951,637件医用敷料。[3]
    二战时期,珍珠港还未爆发之前,美国红十字会就开始组织美国妇女编织衣物来帮助被围困的伦敦人民。随后,其他的针对法国、芬兰、比利时等国的红十字会妇女战争救济委员会也相继成立。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美国妇女编织以援助欧洲盟国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以身作则,率先投入到编织队伍中去,当时的新闻记者经常拍摄到她正在编织或者提着装着羊毛的编织袋的照片。1941年9月31日,她在下榻的纽约市华尔道夫酒店举办的一次主题为“为国防而编织”的茶话会上正式发起了二战中的编织运动,而二战中最早的编织者大都是那些在一战中编织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编织是对战争所做出的自然而直接的回应。在美国国内,编织以援助战争和为美国士兵保暖是美国人关注的主要问题。1941年11月24日,广受欢迎的美国周刊杂志《生活》中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对于伟大的美国人民所提出的‘我能为战争做些什么呢?’的问题,在已经找到的答案中最常见的说法便是‘编织’”。[4]尽管事实上机器生产的效率更高,但是手工织造却正在转变成为为士兵制造服装的主要途径。因为手工编织给了呆在家里的人们一条援助战争的途径,而且通过红十字会捐赠的手工针织品不用花费军人一分钱,不需要成本和机器磨损费,还比机器编织的更耐穿。最重要的是,“手工编织的宣传效果是不能用现金来估算的,因为它的无形价值和意义是相当大的。那些居住在远离战场的小城镇的、具有奉献精神的妇女日夜兼程地为战场上的士兵们编织衣物,她们会觉得自己正在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中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尽管她不能做其他的事情来帮助赢得这场战争,但她不是毫无用处的”。[5]
    1942年1月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指定红十字会为所有编织活动的唯一领导机构,此后,编织运动逐渐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全民运动。红十字会鼓励美国妇女为战士们编织毛衣、围巾、袜子、护腕、毛毯、头盔等物品,并号召建立为前线作战军队编织羊毛衣物的战后基地。随后全国各界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开始按照红十字会颁发的编织说明和由武装部队批准的规格标准编织所需的衣物。红十字会负责发放编织所需的羊毛毛纱以及服装的设计样板和编织所用的织针。所有针织物品,在转交给部队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查,不合格的产品将被退回,由一些顶尖的编织者负责重新加工。每件衣物上都被缝上写着“美国人民通过美国红十字会赠送的礼物”的标签,有些编织者还在标签上留言,写上许多给战士们打气和鼓舞的话。为了表达部队对于国内编织者们所提供的慰问品的重视,战争委员会要求军事指挥官们对红十字会捐赠的衣物负责,“这些针织衣物就好像是由军需部门定期提供的政府财产,美国军事部门在处理这些特殊物资方面的举动将会向成千上万的编织毛衣以及其他衣物为战士们在冬天御寒保暖的美国妇女确保,她们所制作的服装和物品会和政府所提供的一样受到密切关注”。[6]
    “为萨米而(Sammie)编织”[7]是美国红十字会编织者们的口号。所有的针织衣物都是“为被派往指定地点的美国士兵而准备的,在这些士兵驻扎的地点,通常情况下冬季寒冷的天气就是一个附加的敌人”。[8]当时的《华盛顿大学日报》发布了标题为“我们的战士们正在经受着严寒”的社论警告道:“随着寒冬的到来,对于针织毛衣、围巾、以及袜子的需求是非常紧迫的,我们的战士们需要以此来保持身体上的温暖以及士气上的斗志昂扬来应付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当妇女们被告知位于普吉特海湾的战士们由于寒冷的天气而无用武之地以及战士们急切需要毛衣御寒的消息后,纷纷加入红十字会为战争的胜利而编织。
    在当时所有的编织团体中,西雅图地区的民众最为活跃,成绩也最为显著。由于西雅图地处美国沿海地区而最易成为敌人攻击的对象,战争一开始,这里立即成为美国士兵的集散地,美国军事当局在此布置重兵把守,西雅图地区成为国内战线的物资大后方。美国红十字会在西雅图的分部早在1898年就成立了,其成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为美西战争中的美军提供战争救济,此后一直保持活跃,在一战中它为美国军队提供了数十万的针织服装,二战爆发后红十字会妇女们再一次拿起织针和羊毛线,为“战争的胜利而编织”。珍珠港事件爆发不到一个月,在西雅图地区,仅拉文纳(Ravenna)、碧湖(Greenlake)、罗斯福(Roosevelt)三地,每地就产生了15个不同的编织群体,其他地区的编织团体也迅速涌现。在第一夫人的感召下,政府官员与军官的夫人们也纷纷组成编织团体,加入到编织的洪流之中,例如在位于华盛顿体育俱乐部的胜利工作中心,一群美国海军军官夫人们组成俱乐部,与普通的妇女一样不知疲倦地编织着。在华盛顿的教堂地下室、学校午餐室、以及各社区都有红十字缝纫者和编织者们忙碌的身影。这些群体在短期内生产出了数量惊人的针织产品。例如一个被称作三树点(Three Tree Point)[9]的编织团体,拥有30个成员,她们仅用了3个月就编织出244件针织服装,因为编织者们始终遵循这样一个信念:“谨记珍珠港事件——更加卖力地编织”[10]
    在华盛顿大学,男生们被征往前线去作战,而留下来的女生们就组成各种团体为战士们提供战争支援。这些女子有的组成WAVES(志愿紧急服役妇女队),有的组成WACS(女子军团)和WASPS(二战妇女航空服务队)开赴前线为战争服务。那些留在国内不能赴战场参加战争的女生就加入红十字会学习编织,为前线战士提供后勤物资,她们不知疲倦地编织的最直接的动力就是为坚守在战争岗位上的男孩们保暖驱寒。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一个月内,华盛顿大学生们在校园内组织成立了红十字会辅助单位——红十字女子服务队(LARCS),她们身穿白色的围裙和海军衬衫,在校园里专门开设了一个编织、缝纫的工作室,并且还在康登厅的地下室开拓了一间生产绷带的工作室。灰色或黄褐色毛线和织针等工具和编织用的材料都是由红十字会免费提供的,并且有专门的编织者以开设讲座的方式教授女生们编织的方法。这些女生们每天下午1-4点都聚集在一起编织。她们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集团或官方的辅助机构,而是为红十字会、为美国海军联盟以及其他战争救济组织而编织。
    在这些编织团体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团体,例如,非裔美国妇女建立的自我发展俱乐部(The Self-Improvement Club)是专门为非裔美国士兵编织的。那些参加战争的非裔美国士兵在军队中是受歧视的,为了给这些士兵提供保暖的衣物,并激起他们的斗志,“这些富有奉献精神的妇女们经常与战场上的男孩们通信,还为他们送去慰问的包裹”。[11]日本驻西雅图领事的妻子Naokichi Matsunaga组织了红十字会日本妇女辅助团体。这个组织的成员就在位于梅纳德大街与杰克逊大道的日本商业俱乐部编织,这是西雅图的第一个日裔妇女编织团体。“自从美国加入战争以来,这些东方美女就把自己投身于西雅图地区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在这场运动中,她们认为自己的服务将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她们通过向自由贷款组织(the Liberty Loan)发行的两大刊物缴纳订阅费,向各类支援战争的基金会捐款,以及在红十字会单位中工作等方式来向她们所居住的土地表明她们的忠诚之心。”[12]
 
    当时红十字会组织的各妇女编织团体根据前线的需要编织不同种类的御寒物品。在所有的物品中,对于护腕、袜子和羊毛头盔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那些在战场上操纵枪炮或者驾驶车辆的战士对于护腕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护腕与其他物品相比较更像无指手套,护腕是从手腕部分开始编织的,手掌部分有一个大拇指孔,能覆盖手掌部分,一直向下到达手指根部,既能保护手腕和手掌又不会影响手指的灵活性。有了护腕护手,战士们的手就不会因为冻僵或冻伤而麻木迟钝,这样他们在寒冷气候下也能够精确地握枪射击或者拿刀刺杀。
    那些参加壕沟战的陆军对于袜子的需求是最头等的,因为士兵们在战壕的环境中作战就意味着他们要在潮湿的环境下度过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虽然战士们脚上的靴子有防水作用,但是在战壕的潮湿空气下,靴子的缝合处会很快地裂开。考虑到靴子的磨损和裂缝,谨慎的做法就是通过不断更换羊毛袜子来避免脚部的真菌感染。俗话说寒从脚底生,战士们对袜子的需要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寒冷、潮湿、腰脚酸痛这些生理上的不适所造成的战斗力的下降有时候比像德国和日本军队那样的敌人还要致命。此外,袜子比毛衣更易破损,且需要频繁更换,所以袜子就成为红十字会各支部生产的主要产品。
    对于羊毛头盔也是需求也十分紧迫的,因为前线的士兵戴着冰凉的钢盔在风雪交加的战场上作战,暴露在冷空气下的脸和耳朵会被严重冻伤,而针织的羊毛头盔可以套在钢盔里面,保护耳朵和面部,起到良好的保暖防寒作用。士兵们很喜欢手工编织的羊毛头盔,而不喜欢由军队提供的机器制造的合成品,他们声称,“长期处在零度以下的环境中,这些手工针织羊毛头盔能够像亲人的手一样一直温暖你的身心”。[13]从1942年1月开始,位于西雅图的美军就驻扎在可以俯视整个普吉特海湾地区的高地上,在整个战争中,他们日夜操纵高射炮保持全天候警惕以防日军飞机的轰炸。据说当时冻耳朵的士兵因为想要羊毛头盔甚至放弃其所守护的高射炮,这一说法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是确实也反映了当时前线对于羊毛头盔的迫切需要。
    编织者们还根据残疾士兵的特殊需求生产所谓的“残肢袜”(stump socks),为了弥补战时医院纱布和绷带的不足,红十字会还负责生产15-20英尺的弹力绷带,绷带都是用百分之百纯棉的纱线通过平针织法编织出来的弹性织物。编织好的绷带消毒后就作为医用敷料被运往各地的医疗单位。例如在美国最大的陆军医院马迪根医疗中心(Madigan Medical Center),每月平均约有36000名伤员从海外被运回这里治疗,红十字会就负责为这些士兵提供舒适的针织纱布以及其他医疗敷料产品。
    编织者们所用的编织材料——羊毛毛线和织针都是由红十字会统一分发的。这些编织材料和工具虽然是免费分发的,但是编织者们需要在此之前要缴纳75美分的保证金以便确保他们能够返还编织好的成品。二战中红十字会发放的织针一般不用钢铁等易消磨材质,而选用木材、明胶(一种早期的塑料)以及骨针和象牙等耐磨的材质加工成织针。由于战争打断了全球羊毛生产,再加上生产的羊毛很难运输,羊毛在二战期间是非常短缺的。战时生产委员会就如何出售现有的羊毛和用羊毛编织什么产品作出严格的配额限制,在战争开始时就命令所有美国纱线零售商将他们储备的羊毛纱线转交给红十字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所有的为战争编织的纱线都是通过红十字会提供的。这样做是为了缓解纱线短缺危机,让红十字会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编织下去。
    为了提高编织的效率和速度,编织者们一直在努力改进编织的技术。例如在袜子需求的高峰期,有一些大胆的针织者采用国内流行的《绘图者》[14]这本杂志上所建议的一种复杂的针织方法,将一只袜子套在另一只袜子里面,一次织两只袜子。许多编织者选择重复地编织同一款式同一尺码的衣物,这样他们就能够记住衣服的类型并且以更高的效率编织出更多件的衣物。西雅图红十字会的编织者们还尝试着操作纺织机来编织长达几米的袜管,再将这些长袜管截成每段27英尺的短袜管,然后手工将脚趾部分织上去,有效地节约了工时,提高了生产效率。
    战争开始时有许多人学会了编织的方法并很快投入到编织活动中去,但是也有许多不会编织的人,那些不从事编织的人就负责出钱购买编织用的纱线。基于此,为红十字会编织项目筹款的基金会纷纷建立。在西雅图红十字会总部的基金会中有一个叫做“老太太编制基金”的最先建立,“因为那儿有许多的可爱的老太太,她们渴望为红十字会编织,但是又付不起分配棉纱时所需要缴纳的75美分保证金,所以就建立了这个基金会,基金会建成后,这些小老太太们就能够在家拿起羊毛线编织袜子和毛衣,然后再将制成品送回红十字会组织去。”[15]总之在美国国内,几乎所有民众都通过出力或者出钱的方式加入到编织运动中去。
    为了保证各编织单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并上交完成的编织成品,红十字会制定了严格的工时限制,要求志愿者们在领取毛线和织针前上交75美分的保证金。西雅图红十字会的官员们要求那些将纱线带回家中编织的妇女不得怠工或拖延工时,如果超时,就必须立即返还纱线和未织完的衣物,重新分配给编织效率高的编织者继续加工,因为前线的战士们随时会因为御寒衣物不到位而被冻伤。当时的新闻就发出相关通知“红十字针织品必须及时上缴”,[16]而且战争的非常时期,为私人编织的活动是被严令禁止的,一切与服装制造有关的活动都围绕为军需和战争服务。
 
   面对二战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美国红十字会经起了严峻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了战地救援和后方物资筹备任务,经历了二战战火洗礼和磨练的美国红十字会规模得到扩展,各救援机构和相关制度更加健全,组织和救援能力得到长足发展。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许多美国人参军,而剩在家中的人们就联合起来为军队提供支援。据统计,战时有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成为美国红十字会的成员。而编织作为美国红十字会在国内发起的一项全民运动,几乎把美国普通民众都囊括进去了,这不仅体现了美国红十字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也使其在民众和政府中树立了威信,编织运动本身也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还为这场运动的主力——美国妇女赢得了战后争取平等权利的筹码。
    首先,编织运动体现了红十字会在大规模战争中重要的组织和救援能力,赢得了政府的称赞和美国民众的信任。战争一爆发,美国政府就授权美国红十字会为全国编织运动的统一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拨巨款为红十字会购买羊毛,红十字会不负重托,以其近60年的赈灾和救援历史赢得了美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并将编织运动发展成为一场普遍的、大规模的全民性战争救援活动。
    二战期间编织成为普通民众的援助前线士兵的一条主要途径,人们空闲下来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编织。几乎所有的教会、妇女团体,辅助性机构、学校、以及各大工作岗位的人们都在工作之余为红十字会而编织。在工作场合、学校、家中、公交车上、社交活动场所、剧场、甚至是在教堂编织都是被允许的。在战争的岁月里,不少编织者一直在忙着为支援前线将士而编织,而自己却穿着破的袜子和毛衣。尽管编织只是公民们加入国内战线的一个途径,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在国会报告上称之为“这个国家的的友谊之手,它穿飘洋过海援助了在海外作战的士兵” [17] 红十字会的编织运动在整个战争期间有增无减,一条简陋的的生产线,从一家延伸到另一家,从西雅图延伸到海外作战的士兵。编织者们用羊毛和织针做了他们能做的,为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编织者们始终牢记他们精心编织的袜子和毛衣可能是一名士兵最后的服饰,这些衣物也许最后会沾染着血迹与穿着它的战士一起终结在海外的战场上。妇女们不知疲倦地编织一方面体现了她们的爱国主义感情,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牵挂着在海外作战的亲人们,关心那些年轻的战士们的安危。这些女性表现出的母性慈爱与红十字会的博爱精神相交织,转化为编织的无穷动力,随着她们展开竞赛,争先恐后地去证明谁编织得最多最快,公民的自豪感也急剧增加。
    其次,编织运动为在寒冷气候下作战的士兵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有效地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取决于军事力量,气象、自然条件对战争也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甚至关系到战争的成败结局,艰难的作战环境对于后勤保障要求是十分高的,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就曾明确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其主要特性来说,是一场后勤战。”[18]保证战场上士兵的温饱是赢得战争的关键。
    二战时期,德国军队遭受苏联西伯利亚严寒的重创,是导致德国军队溃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苏联严寒的气象条件下,德国士兵不仅仅缺乏御寒衣物,零下40度的气候使德国士兵连枪栓都拉不开,寒冷的气候导致许多士兵被冻伤甚至冻死,许多士兵没在与盟军作战中战死沙场,而是被恶劣的气候杀死。德国除了没有预先充分评估苏联冬天的寒冷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对苏联的大雪缺乏气象预测以外,后方衣物补给没有及时供应是导致战略被动的主要因素。而美国红十字会组织的以妇女为主的全民编织运动为在严寒中作战的美国士兵及盟军战士送去了温暖,帮助战士摆脱恶劣的气候给所带来的诸如肢体冻伤、或风寒病痛带来的战斗力下降等困境,保证了前线战士们冬季作战能力,同时让战士们在血与火的战争中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受到了来自国内同胞的温情和关怀,更加激起了战士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勇气。所以红十字会生产建设军团给战士们供应的衣物不仅温暖了他们的身心,在精神上也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最后,编织运动体现出妇女在战争时期的重要作用,为战后妇女运动高潮的来临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报纸甚至喊出了“军队需要男性,但也需要女性编织者”[19],以及“为红十字缝制和编织衣物应该是每个女人生活的一部分”[20]的口号。编织已经成为一场以妇女为主力的全民性战争援助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急时期,把妇女推到“光天化日”之下,战争的全面爆发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美国妇女和男子的生活,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了政治意义。“随着战争总体性的加强,妇女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在扩大,更多的社会领域希望妇女去接管男子的工作,去军工厂,为军队提供辅助性服务,在野战医院护理伤病员,甚至有时候在保卫国家的最后奋战中要求妇女参加军队作战。”[21]这样,美国妇女作为一支浩大的生力军,以其特殊的爱国热诚响应着国家的号召,活跃在国内生产的各个领域,投身到武装部队的各条战线上,“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上为其国家做着贡献”[22]。美国红十字会妇女在驻扎海外的军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护士、食堂工作人员、娱乐提供者等。在美国国内,数百万妇女在红十字会组织的生产建设军团、献血服务计划、汽车军团以及其他部门中从事有偿的或者志愿的服务工作,她们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成为支持美国战争的推动力。这些妇女用她们的智慧、勤劳和汗水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她们的无私奉献与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之结合才使盟军不断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二战在美国妇女史中代表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战时经历让她们增强了经济独立的能力,带给了她们经济条件的迅速改善和心中自我价值的提升,这一切为随后60年代兴起的美国女权运动做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准备。二战对美国妇女的地位、女性意识以及人们的妇女观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冲击,正如美国著名史学家威廉•H.查夫所言:“二战及其随后的岁月构成了美国妇女发展的里程碑。”[23]
    美国红十字会二战纪录功绩显著,全国各地超过3700个的红十字会分支机构作为中心点,通过提供多种服务,该组织到达了每一个空军基地、军营、以及国内和海外的海军基地。美国红十字会在1939年二战爆发初期就投入到欧洲战场的救援活动中去了,救援活动就是动员和号召美国民间力量为欧洲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和服务。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红十字会与联邦政府共同承担了为战争后方提供物资补给服务的任务,在民间力量的动员上美国红十字会更是发挥了主导作用,并且将战争救援发展成为规模浩大的全民运动,为美军在二战中的胜利做了充分的物质保障,也为美国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其“兵工厂”和战略物资大后方的作用奠定实力基础。
(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1] Knitting for Victory -- World War II  http://www.historylink.org/index.cfm.
[2] American Red Cross Production Corps  http://www.redcross.org/museum/history/productioncorps.asp.
[3] American Red Cross Production Corps  http://www.redcross.org/museum/history/productioncorps.asp.
[4] Knitting for Victory -- World War II  http://www.historylink.org/index.cfm.
[5]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2, 1942 http://www.historylink.org/index.cfm.
[6] “Knit for Sammie!”The Seattle Times, March 24, 1917  转引自http://www.historylink.org.
[7] 注:美国士兵被称为萨米(Sammie),也就是山姆大叔(Uncle Sam)的昵称。
[8]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1942 转引自 http://www.historylink.org/index.cfm.
[9] 注:Three Tree Point指的是 Gregory Heights, Seahurst, 以及Burien三处地方。
[10] Works Projects Administration poster, 1942转引自http://www.historylink.org.
[11] Priscilla Maunder Kirk oral history  转引自http://www.historylink.org/index.cfm.
[12] The Seattle Times, December 23, 1941 转引自http://www.historylink.org/index.cfm.
[13] The Red Cross Knitting Tradition  http://www.afghansforafghans.org/red_cross.html.
[14]注:《绘图者》(the delineator),20世纪20年代晚期由模型制造商巴特里克( Butterick)出版的一家女性杂志,主要负责花园主题的编辑。
[15] Knitting for Victory -- World War II  转引自http://www.historylink.org.
[16] Vashon News-Record ,March 2, 1944. 转引自http://www.historylink.org/index.cfm.
[17] Gen. Dwight Eisenhower, Address to Congress, June 18, 1945 .
[18] 转引自符林国:《论太平洋战争美军岛屿进攻作战后勤保障的主要特点》,《军事历史》2009年第4期。
[19] Northwest Veteran, January 3, 1942  转引自http://www.historylink.org.
[20] Bellevue American, January 8, 1942  转引自http://www.historylink.org.
[21]参见《国际妇女研究论坛》1991, 14—1/2。
[22]安杰拉•霍华德•索菲:《美国妇女史手册》1990年版,第700页。
[23]威廉•H.查夫:《二十世纪的美国妇女:变化的矛盾性》,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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