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田田事件”折射地方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缺失
2011年的
永定县政府相关人员在看望苏田田之后，几个部门联合发布捐款倡议书，号召全县群众献爱心，同时由县红十字会开通一个专门为苏田田捐款的账号以接收各界爱心款。永定县红十字会共收到捐款5万多元，其中4万多是苏田田去世之前收到的，去世之后又收到1万多元爱心款。苏田田去世之后，她的母亲郑金凤为给热心人士一个交代，多次到红会询问善款事宜，红会的回应是“还要核对明细，还要结算、做账，没有那么快”[2]。直到
救命款被扣留在县红十字会账户上未及时送达女孩手中，这件事被媒体披露后，引发公众强烈不满，永定红会遭到各界人士强烈指责。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永定县红十字会就苏田田部分捐款迟到问题致歉，因红会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不强，捐款流程过于繁琐”，“有负社会各界特别是捐款人对田田的一片爱心”。[3]福建省红十字会也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善款拖延的原因基本被归结为如下三点：（一）人手不足。永定县红十字会只有一间办公室，虽然有两个编制，但到事发时仍没有一个正式工作人员。县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沈卜魁只是县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兼职在红十字会做事。（二）账户问题。红会整个捐赠转出程序繁琐，导致了善款的拖延。（三）县卫生局局长换届，未得局长签字，捐款无法转出。[4]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有关规定，省、市（地）、县级红十字会会长一般应推选当地同级现职领导担任，其工作变动时应及时改选。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应保持相对稳定。常务副会长为本级红十字会机关法定代表人，主持日常工作。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应根据工作需要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并具备能够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条件。永定县红十字会由县卫生局委托管理，并派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分管红十字会的事务。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会长一职一直空缺，应该配备的专职人员未落实。显然，永定县红会的组织机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在经费的管理方面，永定县红会也存在着违规操作的问题。永定县红会资金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拨款，另一部分是依法接受的捐款，这两部分的款项应该有各自独立的账户。而在“苏田田事件”中，永定红会称开通了一个专门为田田捐款的账户，然而调查发现接收捐款的仍然是红会接受政府拨款的账户。事实上，红会在事发时也只有这一个账户，该账户由当地会计核算中心接管，每月月底进行结算。[5]因此，为田田所设的账户其实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除账户的设立问题外，从捐款到受捐人拿到爱心款还要经历一系列繁琐拖沓的程序。第一步，单位认捐，红会开收据，单位将收据送回本单位财务报账，之后才汇钱到红会银行账户上，这中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一个星期、半个月都有可能，得视乎各单位的效率。第二步，银行将存单送至县会计核算中心核对后，将红会账户上的存款明细报给红会，红会再将其中捐给苏田田的资金整理出来，再核对，确认无误。第三步，局长签字转出捐款。然而捐款遭遇卫生局局长换届，结果救命款成为抚慰金。7月底新局长到任，因未接到任命书而拒绝签字。就这样，善款一直滞留在红会账户上。直到
永定红会组织机构残缺不全、无专职人员、账户存在问题等缺陷,的确对“苏田田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为公众所诟病的是红十字会的官僚化、相关人员慈善意识的匮乏及对生命的漠视。这些不能不对红十字会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
二
公信力即“使公众信任的力量”，是社会公共生活中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此次“苏田田事件”，也暴露了地方红十字会的一些缺陷，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
“苏田田事件”中，永定县红十字会的官僚化作风是引发公众对慈善组织信任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
永定县红会由永定卫生局委托管理，任何事情都得请示局长。局长不签字，捐款就不能转出。苏田田正好赶上县卫生局换届，新局长虽已到任，但是任命书还未下达，所以不能签字。然而，严守制度和程序的局长最后“迫于舆论压力”签字。而种种托词是“把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伪装成程序正义，再以程序正义的名义漠视生命”[6]。官僚主义作风，比如脱离群众、唯上是从、办事拖拉、推诿扯皮在该事件中暴露无遗。一笔迟到的捐款，正折射出具有官方背景的公益机构的公信力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走官方途径的捐款能否真正帮到那些有迫切需要的人。
浓厚的官方色彩虽然赋予了慈善机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却并不足以抵消由此可能产生的官本位、滋生腐败等劣势。如果说慈善组织与权力机构之间不可能严格的划清界限的话，那么如何克服慈善体制的弊病，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公益作用，恐怕是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改革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
此外，刻板的制度形成制度与道德的对立。诚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制度是存在于具体的活动主体中间的种种规则的总和，存在于每个人的行为中。制度与人其实是一种互动关系，制度固然能够塑造人，人也同样能够塑造制度。没有个人的主动调整，制度是不可能自己发生变革的。“人变革制度的动力，经常来自于人的良知，来自某种道德自觉，来自信仰、信念所提供的正义观念、公平观念。”[7]制度可以塑造人的观念，影响人们的道德，反之，道德也可以为制度提供信念基础，可以促使制度本身向着良性的方向演进。因此，制度与道德其实并不冲突，该事件反映出因制度的不健全而产生的与道德的冲突，制度应该是人性化的。慈善本身就是一项体现社会道德的事业，中国的慈善组织应该努力寻求制度与道德之间的平衡点，不可偏废。否则，类似事件将不会是个案。
三
公信力是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各类社会慈善组织的生命力，是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苏田田事件”给红十字会带来信任危机的同时，其实也给地方红十字会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它可以促使地方红十字会反思自身组织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不足，并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首先，建立健全组织机构。“苏田田事件”发生后，永定县委、县政府公布了《永定县卫生局、红十字会整改初步意见》，称此次募捐事件有诸多客观原因，但是“暴露了我们工作人员存在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实等突出问题，要深刻反思、彻底整改”。一是查明原因，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二是举一反三，加强内部管理，坚决克服工作推诿、工作不实、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8]从以上的整改意见来看，并未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按照《红十字会法》规定，县级以上按行政区域建立地方各级红十字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对于永定红会来说，健全组织体系是首要任务。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设立独立的银行受捐账户，为红十字会独立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保证。红十字会应选择那些真正热爱红十字事业、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高、责任感强之人到红十字会岗位上任职。构建组织健全的红十字会是保证其良好运转的前提。
其次，大力提高办事效率。“苏田田事件”暴露了地方红会繁琐、冗长的转账程序。如果红十字会能够为善款建立绿色通道，将爱心及时传达，减少此类无意义捐款的发生，才是对捐助者及受捐者负责任的表现。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它的职责往往是涉及救死扶伤的急性事件，办事效率低下导致不良后果，不仅与红十字会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宗旨背道而驰，同时也严重影响红会的形象及公信力。如何去官僚化，提高办事效率，摆脱行政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当前和今后红会制度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
再次，构建良好的信息传播渠道。纵观“苏田田事件”，捐助人、红十字会、受捐人三者之间几乎没有信息沟通，受捐人根本不能想象他们以为早该派上用处的救命款仍然被截留在红会的账户。红十字会应该努力加强信息沟通方面的能力。比如对救助对象情况的实时跟进，及时调整工作方式，向捐赠者反馈信息，让捐赠者参与某些环节，真正发挥红会的桥梁作用。
在构建信息传播渠道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巨大力量。在信息社会，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边界已经消失，信息传播极为便利。而“推动改革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官僚化的慈善机构与开放式的互联网之间产生的一些基本矛盾”[9]。因此，红会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推进自身的体制改革与建设。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女孩患怪病 肚子大过孕妇》，《海峡都市报》
[2] 《苏妈妈将捐出迟来的善款》，《广州日报》
[3] 《永定县红十字会就苏田田部分捐款迟到问题致歉》，《闽西日报》
[4] 《红会称无专职人员致“大肚女孩”死后一月才拨捐款》，《广州日报》
[5] 《新任卫生局长签字“大肚女孩”母亲终拿到捐款》，东南网：http://news.xhby.net/system/2011/08/17/011479597.shtml，
[6] 《救命钱经得起这么折腾吗？》，《东方早报》
[7] 《制度与道德：谁决定谁？》，《深圳商报》
[8] 《永定县红十字会繁琐的转账程序》，《海峡都市报》
[9] 《改革是慈善机构当下的必然使命》，《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