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外交（1949—2009）》述评
袁灿兴
吴佩华博士所著《中国红十字外交（1949—2009）》一书，作为“红十字文化”丛书（池子华总主编）之一种，近期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是吴佩华博士潜心研究的成果，也是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简要述评如下，以飨读者。
一
外交是国家间的政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同外界打交道时的政治，外交的实质是国家的主权行为。就红十字外交，吴佩华博士在书中给出定义：“红十字外交是在人道主义指引下，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努力改善国际间最容易受损人群的境遇，维护人类尊严，推动国际合作和友好往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的各项活动。”
作为国际性民间组织，红十字运动超越了意识形态、政治和国界的隔阂，对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起着积极作用。对于国际上的各类特殊情况和突发事件，红十字会能发挥政府助手的作用，办理政府不便出面的有关事宜，以“亦官亦民”的身份为官方外交的开展创造良好条件。
自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百余年间，中国红十字会秉持“人道、博爱”立场，以救死扶伤、扶危济困为宗旨，在战争救护、救灾救荒、社会援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国内积极进行各类人道活动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也走出国门，参与了近代一系列红十字外交活动。如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本着救灾恤邻的情怀，不仅多方筹措善款,而且派出救援队开赴日本，救治伤病灾民、遣送受灾华人归国。在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开展“民间外交”，争取各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改组的中国红十字会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作为其对外交往的思想基础，这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促进持久和平”的宗旨是一致的，也吻合中国政府“坚持国际主义”、“坚持爱国主义”的外交指导思想。在国际舞台上，改组后的新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发展与其他各国的友好关系，展示新中国的良好形象。
2012年9月20日，中国网发布的《中国红十字会2013年起全面启动综合改革》一文中再次指出：红十字运动在国际合作中拥有崇高的声誉，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面对全球范围内各种非传统人道主义挑战日益严峻的客观现实，中国红十字会更需要通过改革发展，借助国际红十字大家庭的力量，积极通过参加国际救援、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等方式，凸显民间外交、人道外交的影响和作用，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
令人欣喜的是，吴佩华博士首开先河，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红十字外交进行了梳理与研究，并试图从国际统一战线的视角来探析中国红十字外交的地位与功用，以揭示红十字外交在中国政府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无疑，该著的出版，开辟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新领域，必将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关注。
二
全书近30万言，运用大量史实，整合相当资料，再现了新中国红十字外交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
本书正文分五章和余论，第一章介绍了中国红十字外交的历程。本章对新中国红十字外交做全景式回顾，分三个阶段论述：重返国际舞台（1949—1979年）、迈向国际舞台（1979—1993年）和融入国际社会（1993—200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应根据国际法继承前政权在一切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但西方一些国家却对此加以阻碍，这就决定了此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巩固中国在国际红十字会中的合法席位。在1979年改革春风的吹拂下，中国红会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开始更加积极地走向国际舞台，通过积极支持各国反对霸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交朋友，成为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大而有影响”的成员。至美苏两极格局解体后，中国红十字外交的作用日益彰显，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推手之一。
第二章为战争时期的红十字外交。本章对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越南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中国红十字外交的过程、内容及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梳理，揭示了红十字外交在战争时期的特殊作用。在朝鲜战争中，中国红十字会揭露并积极制止美国侵略朝鲜、配合肃清美国在华影响、派遣红十字国际医疗服务队、促使战俘问题合理解决，成为“推开铁幕的手”。在中印战争中，中国协助遣返印度战俘、主动送还印军阵亡将士尸骨，成为“团结与友谊的桥梁”。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红十字会帮助遣返战俘、协助政府安置印支难民，成为促进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三章为和平状态下的红十字外交。在和平时期，红十字会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中国红十字会对恢复、促进、深化中国同日本、美国、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发挥着独特作用。中国红会先后协助日侨及获得宽赦的日本战犯归国，架起了中日友谊的桥梁。在中美建交过程中，中国红会还助推了中美大使级会谈顺利进行，成为跨越冷战鸿沟的桥梁。
第四章为红十字援外外交。本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工作做了检视，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是中国政府整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能反映出中国红十字外交所关注的重点。本章还以援助非洲及21世纪初援助印度洋海啸受灾诸国为例，深化对中国红十字外交的认识与理解。
第五章为祖国统一中的红十字外交。根据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统一”原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红十字会，而红十字运动中的“统一”原则常遭到人为破坏，成为一些势力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本章主要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在恢复、巩固新中国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合法地位，挫败台湾红十字组织“合法化”的图谋，以及中国红十字会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中的特殊作用等内容，揭示红十字外交对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作用。
书后还附有1949至2009年间，中国红会对外援（捐）助统计表，列出了新中国红会历次对外援（捐）助中的接受国家、灾害类别、捐赠日期、捐款捐物等详尽数据，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书后也附有中国红十字外交大事记，对1949年至2009年间中国红十字外交的诸般重要事件做了梳理。
三
作为一部新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的开山之作，本书在诸多方面有值得称道之处，尤以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本书所用资料翔实可靠。吴佩华博士在写作中查阅了大量的红会内部资料，如中国红十字会历年年报、中国红十字会历届会议文件汇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重要出访活动资料汇编等。除了红会内部资料外，作者还旁引博征了各个时期的报刊、年鉴、文献汇编等。这些资料的运用，增强了本书的论证力度，提高了该书的学术水准，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作者在注释部分做了详细考订，既表明作者对资料的充分运用，也显示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本书展示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如在中印战争中，中国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对被俘的印度伤兵予以救助，将20余名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死亡伤兵遗留下来的钱财、手表等个人物品一一加以登记，交印度红十字会转送家属。对中方这些举动，印度战俘颇为感动，称赞中国是“最为人道的国家”。又如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由，拒不承认新中国，不愿意同中国接触，并派遣间谍在华进行各类情报活动。1954年11名美国间谍被中国抓获审判，在确凿证据面前，这些间谍对罪行均供认不讳，中国政府根据这些间谍的罪行相应予以惩罚。此后，为了解决这些美国间谍问题，中美双方进行了大使级会谈。在此过程中，受中国政府之托，中国红十字会协助被宽大释放的在华美囚归国、帮助囚犯家属来华探亲，为中美大使级谈判营造了良好氛围。吴佩华博士文笔精炼，行文流畅，书中再点缀以此类鲜为人知的红十字外交事件，读来别具风味，不觉枯燥。
其三，本书注重跨学科综合研究。书中广泛涉及外交学、军事学、法学、公共卫生学等各个领域的内容，希望借此充实并拓宽新中国红十字外交的研究领域。如在论述推动祖国统一中的红十字外交时，从国际法的角度切入，对新中国挫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使国际红十字会承认新中国红十字会是唯一能代表中国的红十字会进行了论析。又如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对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国际艾滋病预防与控制等一系列活动进行了探讨。
其四，本书在写作中将宏观与微观结合。作者既对长时段的红十字外交进行了梳理，又通过具体个案对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红十字会在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参与的行动、发挥的作用加以探析。以红十字对外援助为例，在行文中，作者对援外外交从“援外的动因、援助的地域、援助物的转交方式、援助的金额、外援的时段、予国际红十字会的资助”等角度切入，对几十年间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的特征做了归纳论述。宏观归纳论述之外，作者又选取援助21世纪印度洋大海啸受灾各国等具体个案，从微观上生动展示了中国红会对外援助的具体操作及国际反响。
该著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受多种原因限制，一些中国红十字外交的一手档案资料迄今未能公布，作者只能通过权威的二手资料进行历史重构，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丰富完善。也因为资料原因，使得一些章节结构不甚合理，如能对参与红十字外交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深入挖掘口述史料，则令人更加信服。此外，在红十字外交的理论层面上，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方面，尚需进一步努力。
总之，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研究中国红十字外交的力作，它的出版一定会吸引更多的“后来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红十字外交进行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一定会更加有益于中国红十字外交的实践。
（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红十字报刊资料建设更上层楼
——评《〈大公报〉上的红十字》
丁泽丽
近些年来，红十字运动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然资料建设的相对滞后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瓶颈。2011年，由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的四卷本《〈申报〉上的红十字》出版发行，开创了红十字资料建设的新范式——报刊资料。之后，以池子华先生为首的研究团队，将这一范式的触角深入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大公报》。由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的《〈大公报〉上的红十字》，作为“红十字文化丛书”之一种，于2012年8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就是资料建设上的最新成果。
《大公报》由英敛之创办，1902年出版于天津，之后因时局之故先后转至汉口、重庆出版。该报在近代的发展历程中，大量记录红会史事，是红十字运动的研究资料宝库。《〈大公报〉上的红十字》采用编年体，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对该报记录的红会史事进行汇编，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本文简介一二，以飨读者。
一、纵横交错，史料丰赡
该书编纂人员不避繁难，爬梳剔抉，从卷帙浩繁的《大公报》中梳理红会资料，辑录了洋洋洒洒60余万言的资料集。该书收录资料全面，纵横交错，再现了红会组织建设、战争救护、筹募善款、灾荒救助、卫生防疫、对外交往等历史场景。
组织建设上，因该报创于1902年，此时中国红十字会尚未诞生，该报则收录瑞士、日本等国红十字会消息，虽然较为零星，但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在日俄战争中降临之后，《大公报》大量刊载建会消息，诸如“纪万国红十字”、“再纪万国红十字”、“续志万国红十字”、“万国红十字续志”等等，可谓连篇累牍。之后，红会建章立制方面的消息如“万国红十字会章程”、“美国红十字会现行章程”、“陆军救护病伤条约”、“陆军新订红十字条约解释”、“中国红十字会条例”等，陆续发布，反映出红会组织建设的制度化。各级红会在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乱、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召唤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多有报道。
战争救护上，“日俄开衅，战地华绅商民被罹难悽惨，亟宜救护，限于两国禁令，惟泰西红十字会救护最得实际”，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由此诞生。战争救护成为红十字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是辛亥革命、军阀混战还是抗日战争，都可看到红十字会员救死扶伤的忙碌身影。这方面的资料丰富而翔实。
筹募善款上，晚晴、民国时期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救灾救难物资入不敷出。红十字会通过媒体向社会各界发出“筹赈种种”，号召各界伸出援手。从该书中可知，红会的呼吁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响应，如百代公司发出多次“启事”为红会募捐，书画慈善会多次组织慈善会，将出售书画所得资金用于捐助红会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七龄童演说输捐”，声明“鄙人现由点心钱积蓄大洋一元，愿助贵会以维持进行云”。（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书）令人感动。
灾荒救助上，红会亦不遗余力。1917年顺直大水，“沿津浦车路逃难灾民蠖伏如蚁，上有火车碰轧之虞，下有沉溺洪荒之险，日熏露濡，饥渴呼号，惨不忍言”，红会派员奔赴灾区“散放急赈，以救灾黎”，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查放灾区日记”连载12篇，另有“关于筹赈之种种”、“大水灾近事汇志”等，淋漓尽致呈现此次红会赈灾情形。1931年、1935年长江大水，“全球红会为水灾募赈”，无不彰显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
卫生防疫上，从该书可以看出红会组织十分重视防疫工作的开展。如1917年顺直大水，天津市红十字会专设防疫科，“预备石炭酸、药粉、车辆，带同防疫员、苑国弼、张文敬分路出发，以防疫病云”。1918年，瘟疫流行，汉口红十字会为祛除毒害，“特在汉各大药房防疫疗疫药品五百六十件”。有关灾害时期红会防疫活动该书都有收录，且标题明确，查阅便捷。
对外交往上，中国红十字会自1912年首次亮相国际红十字舞台以来，时刻关注各国红十字动态，如日本赤十字社、美国红十字会等。其中中国红会与美国红会交往较为密切。1917年，顺直大水，美国红会捐款“五万金元为赈济之用，并委任中华医药部部长葛林为代表组织委员会，建筑房屋千间，收容难民为度冬之计”。抗日战争时期，截止到1938年4月，美国红十字会助款已达“美金三十六万四千元”，美国红会会长还发出呼吁，“望美国人民能踊跃捐助”，救济中国难民。
总之，该书将《大公报》中有关红十字资料汇编成册，用一条条新闻为读者勾勒出红十字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以及红会秉持“人道、博爱、奉献”宗旨，体恤伤兵，救灾救难的嘉言懿行。该书出版实为研究红十字运动又一宝贵“资料库”。
二、翔实摘录，价值突出
历史学即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资料是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第一手资料诸如电文、日记、报告等于史学研究至为重要。该书翔实录入此类资料，其中不少为《〈申报〉上的红十字》所不载，颇有价值。
首先，刊载大量妇女从事红十字活动消息。随着社会史在史学界的灿兴，妇女史研究备受关注，但有关此类资料零乱不整，《〈申报〉上的红十字》辑录不多，而该书高频次报道妇女从事红十字运动之史实，弥足珍贵。
女性与红十字会实有不解之缘，克里米亚战争时，“英国一慈善之女子发恻隐之心，约集多数之女子奔赴克里米亚地方，拯救难民，收敛战亡兵丁。英、法、俄三国人无不同声感激，及至该女士回国后，各处争送赀财使之得以糊口。岂知该女士有爱群爱国之诚，无自私自利之念。凡有送以赀财者，自己概不享用，即以此款建一病院以普济同胞，此即为红十字会之发端也。”可见，妇女在国际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中国，妇女参与红十字运动，也不鲜见，中国妇人红十字会的组建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妇人会发起于1906年，为京师女学卫生医院院长创办。事实上，中国妇人会成立之前，已有妇女从事红十字救护活动，1904年女医士张星佩“赴上海红十字总会吕、盛大臣投纳，以备验收，察酌派遣云”。辛亥革命爆发后，天津妇女红十字会正式成立，并组织协济会开办售品会，将所得资金用于赈济灾民，之后，妇女红十字会组织不断扩大，北京等地都有建立，该书辑录大量妇女发起募捐赈济灾民消息，特别是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北京、天津妇女红十字会设立妇孺救济所救济难民，此外，北京女界红十字分会组织4个救护队，开赴灾区救护伤兵、难民。有关各救护队之报告，该书多有辑录，如“北京女界红十字分会第一救护队第三次报告书”、 “北京女界红十字分会第一救护队第四次报告书”、 “北京女界红十字分会第二救护队第一次报告书”、 “北京女界红十字分会附设妇孺救济会汇报”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汉妇女抗敌援会慰劳受伤战士”等之类的报道，也屡见不鲜。这些第一手资料为研究红十字妇女运动奠定了基础。
其次，该书辑录民国时期大总统之于红会活动的支持。据了解，目前研究国家元首支持红十字事业，除孙中山外，其他尚不多见，尤其是军阀混战时期，像袁世凯这种千夫所指之人，何以有慈善怜悯之心，但实事并非如此。1912年“中国北京红十字协会幼幼会第一次报告”中指出，“本协会北京幼幼会，专一救济战地灾区孤贫男女小儿，蒙袁大总统及黎副总统提倡，已募集常年教养费，可收儿二百名”；1913年，袁世凯“特捐银二万元，饬财政部汇交上海中国红十字会兑取，分拨江西、徐州两处，作为该会捐款，即由该会赶派医队、救护队，分别前往战地妥为救济，以恤生命而重人道”；1916年“熊秉三创办红十字会，施行救济事宜。大总统殊深赞许，刻已认捐十万元作为该会救济经费”；1918年“冯大总统昨奖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匾额一方，文曰风宏胞与云”。北洋军阀时期，诸如此类总统支持红会活动且不论其出于彰显名誉，抑或其它目的，可以说对红十字事业发展关系重大，研究者不应漠然视之。
再次，该书载有大量政府公文，可弥补《<申报>上的红十字》一书之不足。从这些政府公文中不仅可窥视红十字会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灾害严重时，政府发文请求红会救灾，红会赈款不足政府官员助赈，红会救灾功绩卓越，政府发奖表彰。同时也可从中获知中国红会自成立以来与各国红会之间的往来，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种往来极为广泛。
此外，该书中载有大量鸣谢捐款广告，具体数额列举较为翔实，不论是个人捐赠款物，还是各国红会予以中国红会之款物，都如实登载，甚至一些数据表格也被辑录。这些数据可与《<申报>上的红十字》互相补充，有助于研究者进行量化分析，推进红会史研究的深入。而大量鸣谢广告的发布，亦可见红十字会在信息公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这是提升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三、可为他山之石
该书虽为“红十字文化丛书”之一种，刊载的每条消息都与红会有关，但史学研究具有交叉性，其部分资料对于史学其它领域的研究大有裨益。如：
（一）灾荒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异军突起，其中灾荒史研究引人注目。该书辑录相关资料，为灾荒史研究增砖添瓦。如1917年顺直大水，天灾人祸并行。该书载有大量红会赈灾消息，含有许多灾情信息，如当年10月连载12篇《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查放灾区日记》，每篇日记中对救灾地域、救灾人员、受灾情况、灾民状态都有记录，且大多数日记都有本次赈灾情况的如实记载，如10月13日日记记载说此次“共救灾民三百余人，散放大饼一百二十五斤，又赠馒首大约二千三百零五个”。10月14日记记载说此次“共救灾民三千余人，共散放大饼一百斤又一百三十二张，又馒首四千三百六十五个”等等，这些报道，丰富了1917年灾荒史研究的资料，也为定量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该年其它赈灾消息如“大水灾近事汇志”、“关于赈灾之种种”的报道，也很有价值。类似资料不少，拓宽了灾荒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二）疾病医疗社会史
随着社会史的兴起，特别是2003年非典的流行，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大“亮点”。而近代中国战乱频仍，疫病流行。红十字会广泛参与疫病救治，留下了不少疾病医疗社会史的资料。该书辑录一些疫病资料，特别是1911年、1917年、1920年、1931年等年份，战火蔓延，疫病流行，有关资料相对丰富。从红会开展疫病防治活动中也可窥探民国时期疫病流行原因、波及范围、造成的灾难影响等重要信息。此外，当时红会采取的疫病防治措施颇为有效，对于近代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亦颇为重要。
此外，该书所载资料对于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如资料中多次提及百代公司不仅积极响应红会呼吁，捐赠款物，还“开演义务电影，所得票资尽数捐助红十字会”。部分医院的慈善救护活动资料亦有收录。这类资料，对于慈善史的个案研究不无小补。
当然，该书也有些许不足之处，如错字、漏字、多字现象就有存在，这或因《大公报》自身登载时所犯错误，抑或与编者疏漏有关。错字方面，如 “三十”（第238页）应为“三千”，“膜视”（第238页）应为“漠视”，“下下”（第272页）应为“下午”，“红十字娇分会”（第312页）应为“红十字女界分会”。漏字方面，“王医”（第162页）应为“王医士”，“延年医”（第211页）应为“延年医院”。多字方面，“唐宋五代宋元明清”（第259页）多“宋”字，“张国体君为为议事”（第300页）多“为”字。如此等等。尽管该书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该书使红十字报刊资料建设更上一层楼，与《<申报>上的红十字》一起合为红十字报刊资料姊妹篇，其史料价值不容置疑。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2005-2009》简评
徐璐
近些年，红十字运动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红十字书系”等一系列学术著作也纷纷问世。而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资料整理与汇编尽管相对滞后，但先后已有池子华、郝如一主编的《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和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的《〈申报〉上的红十字》(四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相继出版。这些书籍资料详实，功能齐备，立时成为红十字运动研究者的必备书目，其推动研究，裨益学者，功莫大焉。最近10年来，中国红十字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在灾害救援工作、人道救助领域、理顺管理体制工作和社会知晓率、公信力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出成绩。显然学者们对既有资料集似不能有完全的满足，于是，续编《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1949》便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检阅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池子华、张丽萍、汪丽萍主编之《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2005—2009》（以下称《历史编年》）一书，依然沿用“编年”体例，以年月日为序，保证了与《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的延续性和统一性。对于该书，笔者虽感于期待之下、情理之中，却仍有不少地方值得称道。
一、资料全面，客观公允
《历史编年》是一本时序性的资料书，记载了2005年至2009年中国红十字会重大活动和与红十字会相关的历史事件，全书共30万字。虽然很难说该书已将中国红十字会5年来的活动资料一网打尽，但基本、主要和较为突出的事件，相信是少有遗漏了。同时这也是集体劳动成果的结晶，编者们花很大功夫，广泛收录了散落于红十字会报刊、年鉴、书籍和网站上关于中国红十字事业5年来发展情况的资料，重要者移录原文、不吝篇幅，力求囊括无余，而即使是寥寥几句也是从浩瀚如烟的资料中搜寻概括得来。一页页的翻阅，文字与照片相辅相成，将详实的资料整合在整部书中，生动可观，使读者不仅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红十字会在短短5年中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人道救援组织的历史脉络，也能够深切体察到中国红十字会在国家应急体系、改善民生、促进和谐中的重要作用，感受到人道的力量。
一般认为，资料书不同于史学著作，后者对历史事件可以有鲜明的个人价值判断，而资料书则必须客观、真实、公正。可往往资料书虽不会出现评价性的字句，却或隐或现地总会表达与体现出编纂者的倾向和意图。并且由于该书中所记录的这段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距离现实时代近、社会关注度高、借鉴意义最为直接，因此在编纂过程中编者一直十分注意立场的客观公正，始终以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实事求是地去梳理汇编。以边缘者的身份去思考中心性的问题，才能使笔下的资料更具深度和价值。
二、条目精练，重点突出
《历史编年》虽名为“编年”，但并不是“流水账式”的平铺直叙，在资料铺排的基础上，主线明晰，重点突出，重视选取重大的历史事件。该书以系年的形式来记录中国红十字会的年轮，每一个年轮的主轴都是一年当中的重大事件。全书围绕着一年当中的重大事件，遵循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编纂。这些大事，不仅有事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如每年的工作会议、发展规划等，组织建设、“三大工程”（生命工程、博爱工程、救助工程）、青少年活动、新闻传播、灾害救援、国际交流、农村工作等红十字主要会务的大事均有所反映，基本做到了“大事突出，要事不漏”。此外，针对红会活动密集的信息容量与丰富的内容，《历史编年》在资料的取舍上与文字的表述方面，尽可能地准确系统、精益求精。对于每一具体条目的表述，基本做到规范、浅显易懂、言简意赅，凸显重点，不做过多的铺陈及纵深阐释。而行文长短以内容之轻重而定，风格统一而又相对灵活，这一点表现在对于某些持续时间长的事件如“红十字天使计划”等一系列红十字品牌上，酌情地进行补充说明，概述事件原委，介绍正文事件的具体内容及其相关背景，这样简要的综合记述使读者一下就能看到事件的全貌及前因后果，避免同一事件前后割裂、首尾相稽的弊端。
三、贴近现实，促进工作
研究社会团体历史的著作很多，但是以编年体的方式记录如此近期的内容，以笔者之愚陋，该书却是首次见到。《历史编年》最大的特色恐怕就是贴近现实，立足当下，以学术编年的方式来呈现中国红十字事业自2005年至2009年发展的历史脉动，并以展望未来。
该书回顾的这5年可以说是中国红十字会最不平凡的5年。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5年间，中国红十字会成功组织印度洋海啸、南方冰冻雪灾、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灾害救援，出色完成服务北京奥运的工作任务，形成“中华骨髓库(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红十字天使计划”、北京“999”紧急救援中心、青岛“微尘”等一大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红十字品牌，社会知晓率和公信力空前提高；5年内募集了人道救助款物价值约290亿元人民币，受益人数达1.2亿人次，其中汶川特大地震募集款物价值191亿元（第229页），超过60年募捐的总和，灾害救援工作成绩显著，凝聚人道力量的能力不断提高，已然国家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改善最易受损人群的生存状况，积极参与公共服务、医疗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少儿住院互助金等工作，人道救助领域亮点凸显，建设博爱卫生院（站）、博爱新村、博爱学校，培养乡村医生，实施大病医疗救助，受益人近十万；理顺管理体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使中国红十字会逐渐成为组织体系完善、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发挥的社会团体；国际交流与合作成绩斐然，不但积极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还加强了国际人道救援，与多个国际组织和大多数国家红会广泛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成为我国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红十字理论研究也展开了新篇章，国内首个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在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成立，并形成一批比较具有影响的红十字运动学术成果，不断推动红十字理论研究朝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正如“读史”是为了“明智”，回顾过去也正是为了开创未来。该书的出版不仅有利于活跃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研究、扩大红十字会的宣传，更为中国红十字会事业今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现实性的服务，对于促进红会的未来工作实大有裨益。
简言之，该书作为新时期研究中国红十字会运动的资料汇编、工具书及指南书，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当然，与任何编年性著作一样，它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资料、面面俱到，而翻遍全书没有任何索引不能不令人遗憾，缺乏检索手段和途径对于读者查找使用是会造成不小的困难。另外限于篇幅和资料的相对有限，不易搜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漏，而有些重大事件还突出的不够。尽管如此，读者仍可在该书的指引下，按图索骥，对这一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运动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广大研究者和有关领导部门而言，《历史编年》无疑又是一个可资参考与借鉴的较为完备的编年史资料库。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评介
袁玲
近年来，红十字运动研究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自20世纪末以来，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相继面世。然而在红十字运动整体性研究取得巨大成果的情况下，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却仍显薄弱，这与丰富多彩的地方红十字运动是不相适应的。可喜的是，由池子华、张丽萍、汪丽萍主编的《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作为池子华教授总主编的“红十字文化丛书”之一种，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又添新成果，无疑有助于红十字运动区域研究的深入。
一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一书除导论外凡七章，近40万言，再现了民国至新世纪特定历史区域内各红十字会活动的风貌，现结合内容，缕述如下：
第一章“北洋政府时期长三角地区社会救助的民间参与”，论述了北洋时期红十字会在长江三角地区的战争救护、灾害救助、突发事件的紧急处理等，再现了北洋时期红会在该地区的活动风采。
第二章“民国前期中国红十字会在华东的疫疠防治”，探讨了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华东地区疫疠防治的详情，揭示出红会“研制药物、注射疫苗、开设医院”等防治措施的成效，展示出红会工作人员无私奉献的人道情怀。
第三章至第五章为分省研究，以江西、安徽、山东红十字会为切入点，具体考察了三省红会成立的背景、组织发展过程、战争救护活动等，向读者清晰地呈现了三省红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的发展过程。
第七章“江苏红十字青少年运动”，对1949年至2005年江苏红十字青少年运动的源流及历史发展，进行研究探究，揭示了江苏红会在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方面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动向。
第八章“苏州红十字会的‘生命工程’”，对1982年至2011年苏州红会在“三大工程”（生命工程、救援工程、爱心工程）之一的“生命工程”建设的方方面面，如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救护培训，参加灾难救助和赈济，组织推动无偿献血、捐髓、捐遗等，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考量，展示了“生命工程”的魅力和在推动地方红十字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二
《区域研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通读全书，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
其一，结构合理，内容完整。该书共分七章二十五节，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展现了民国至新中国百年间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红十字活动。导论中就区域史研究的“区域”一词进行了界定，即一方面，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按照行政区划来确定红十字运动的区域。”（本书第12页）而该书的第三、四、五章就分别考察了民国时期江西、安徽、山东红十字会的立会，恤兵、救亡等事迹，全面再现了三省红十字会在民国时期的历史风貌。继而第七、八两章则分别探讨共和国时期江苏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及苏州红会的“生命工程”，为读者展现了新时期江苏、苏州丰富多彩的红十字活动。与此同时，区域史研究的另一层定义“不能忽略无法以行政区划来划分的区域红十字组织，甚至有时候要突破以行政管理区划来研究红十字运动的局限。（第12页）即不完全以一行政区域加以划分，该书的第一、二两章就是以长江三角地区和华东这两个地域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民国时期红十字会在这两地区的社会救助和疫疠防治工作。由此可见该书在内容的编排上既照应了导论的“区域”定义，同时又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具体内容，有序的排列其中。在这样的梳理与安排下，波澜壮阔而又不失地方特色的红十字运动场景跃然纸上。
其二，史料丰富，表文相互参照。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历来备受史学工作者的推崇。关于红十字活动，尤其是地方红十字运动，史书记载并不多，大多散见于地方志“卫生”和“团体”条目下，内容稀少，而该书近40万字，引证资料注释就多达1448处，可见作者在资料收集上着实下了一番苦工。该书史料多为地方档案馆文献以及红会内部资料、民国时期报刊、地方志等一手史料，如《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广告》、《红十字会纪事录》、《红十字会月刊》、《苏州红十字会档案》等。该书资料翔实、新鲜，给人以厚重和扎实之感，充分体现了作者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同时该书在编排上还充分运用表格这一形式，如《江西红十字分会分布情况表（1912—1949）》、《民国前期山东红十字分会的成立时间表》、《民国时期安徽省若干年水灾损失统计表》等，这些图表直观地向读者再现了当时地方红会活动的具体情况，大大加强了该书的可信度。
其三，研究方法多样，注重点面结合。该书摆脱了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作者较多的采用计量学方法去探讨问题，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也使该书具有了较强的说服力。例如对1936年、1937年和1940年山东各分会统计，以及此时期的征求会员运动的奖励情况统计分析，我们大体可以知道这一时期山东各红十字分会的规模大小，发展情况如何。然而该书并未囿于一种研究方法，“比较”方法也有较多的采用。比如，在考察山东红十字运动纵向发展时，作者以时间为线索分别就民国前期、抗战时期、复员时期的山东红会在战争救护、社会救济等方面进行对比，突出其阶段性特征及历史变迁。横向的地方红会研究也包含了对彼此间的比较，例如江西、安徽、山东红十字运动在整个民国时期在救伤葬亡、拯饥救难等方面的情况对比；又如在考察民国时期江西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情况时，就江苏、安徽红会的社会服务活动进行比较，以揭示江西红会社会救助薄弱的原因等等。
该书在研究方法上还采用了整体与个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即以具体案例描绘地方红十字运动的详细状况，同时又以此为基础折射出全国红十字运动在地方的基本概貌，此不失为一种写作上的策略。例如，第一章中作者在考察红十字会对战争难民的救助时就选择了颇具代表性的“二次革命”进行分析；第四章中作者以“1923年山东临城劫案”为例，着重叙述了民国时期山东地区红会的匪患救护；在考察兵灾救助时，在山东胶州兵变中的黄县、招远分会为典型案例等，管窥见豹，达到了以小见大的整体效果。
其四，求证严谨，考订精确。在该书的行文过程中，作者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精细鉴别和推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比如，第三章在考察南昌、九江分会成立时间时，作者经过对资料的梳理和推证，言之有据的提出“南昌分会成立时间应在10月31日到11月12日之间”、“九江分会的成立时间定为11月9日可能比较切合历史史实，也可以说成立于11月初。综上所述，先前九江分会成立于12月的定论肯定是不确切的。”（第86页）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并未偏信史料，而是经过自己的考订，进而给出了较为准确的评价。如，在对石美玉等人进行评价时，虽有当事人（蔡蕙）的回忆录，但作者经过详细的考订提出“蔡蕙在九江分会的创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不能一味拔高，并全然相信其事后的回忆。民国成立后，蔡蕙也逐渐脱离九江分会事务，转而投身女权运动，与红十字会关系不大。”（第84页）可见，作者经过具体考察提出自己的看法，并非人云亦云。
其五，选题关照现实，注重人文关怀。作为红十字运动区域史研究的著作，该书选题较为广泛，从民国时期亟待解决的救死扶伤、疫病防治、匪患救助到新中国红十字青少年运动再到新世纪建立应急救护网络、无偿献血、捐献遗体等活动，可以说涵盖了红十字会工作的主要内容，既展现了红会活动的历史沿革，又体现了红十字会工作的重点和成就。
同时，作者在细致描绘区域红十字运动整体画卷的同时也不忘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或构想，其中某些观点颇具现实指导意义。例如第五章“安徽红十字会与政府、军队的关系”一节中，作者提出“安徽红会与当地政府、军队相互依存、互为所用，并使国家、社会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三者的‘平衡’”这一观点，对当代红会的工作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又如第七章第四节作者就苏州红会在如何制定相关法律、完善组织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在探讨如何提高无偿献血工作质量时，作者强调要改善献血环境和服务态度，提高职工业务水平，提供爱心服务，实事求是做好回报工作，开展献血心理咨询等工作，这样才能使工作落到实处。对于“生命工程”一向薄弱的农村地区，作者更是提出了“大力发展‘农村生命工程’”的设想，即健全农村红十字会组织，完善红十字会网络；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树立先进典型等。
另一方面该书的又一鲜明特色在于全书至始至终都浸润在浓郁的人文关怀之中，尤其是第七章“苏州红十字会的‘生命工程’（1982－2011）”更为典型。作者在介绍苏州无偿献血工作时，就捐献人数、捐献范围、累计献血量及受表彰人数进行统计，从中反映了苏州地区献血工作的骄人成绩，也折射出该地区的人道关怀；又如在介绍苏州对台湾骨髓捐赠情况时，作者笔下那一幕幕感人画面之中无不体现着浓浓的人道关怀之情，“虽隔海相望，仍不泯骨肉情深”。
三
中国红十字会自日俄战争诞生已逾百年，期间经历了晚晴覆亡、北洋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承担着战争救护、灾害救助等义务，充分展现了红十字会的人道精神。迈入新世纪，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重点随着时代的变迁由战争救护转向社会服务，60年多年间其救灾助难、帮贫扶困，真切诠释了红十字会博爱、奉献的办会宗旨。
《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作为一本区域史研究的著作，虽不能涵盖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全部，但却真正做到了“研究区域史，发掘区域特色，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整体特征，最终目标是努力实现构建整体史的诉求。”（第18页）应该说，该书值得称道之处颇多，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列举。
该书还是存在着一些缺憾。譬如，在谈到江西红会社会服务薄弱原因时以“与红十字会职员的认识有一定关系”一笔带过，若能进行具体分析，当更具说服力。又如，在论及江西、安徽、山东红会工作时常以江苏红会来加以对比，但读者只知江苏红会工作较为突出，但具体情况不甚明了，若能在之前将江苏红会情况作大致介绍的话，对比起来效果会更明显。
当然瑕不掩瑜，作为区域史研究的著作，该书的出版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拓宽了红十字运动区域史研究的广度，并且为区域史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战火中闪光的红十字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简评
郭进萍
由戴斌武撰写的《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以下简称《救护总队》）一书日前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的出版不仅丰富了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内容，而且拓宽了民国史及抗战史研究的领域。
《救护总队》除绪论、结语外，共分6章，39万言，分别从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沿革与工作、战时救护总队的组建、救护总队的组织体系、救护总队与战时三合一政策、救护总队抗战救护工作及防疫工作等方面对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活动进行了条分缕析，较为完整地复原了救护总队这一抗战时期高度专业化、规模最大的战地救护组织的历史风貌。兹结合其内容就本书的主要特色和建树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略作评述。
一
《救护总队》一书将救护总队置于抗战史和红十字运动发展史的视野下，第一次全面系统考察了救护总队的产生、发展及活动状况，脉络贯通，自成一体，初步建构了救护总队研究的框架体系，填补了相关研究之不足。
首先，回溯救护总队的渊源，概述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沿革与工作，分析考察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及演变以及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及救护准备等内容。（第一章）
其次，系统探讨战时救护总队的组建及其组织体系，考察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在从事战事救护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与问题，以及调整救护策略，构建战地救护体系，组建救护总队的史实。并从总会组织的分立、救护总队组织结构、组织运作（含资金来源与使用、材料供应、运输供给等）及外援力量的参与等四个方面剖析了救护总队的组织体系，对救护总队的组建、演变和组织作了全景式扫描和重点呈现。（第二章、第三章）
再次，集中考察救护总队与战时三合一政策，从三合一政策的推动、贯彻及实施该政策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较为系统深入的讨论，从另一个维度为我们展示了救护总队在战时三合一政策中的地位与影响。（第四章）
复次，专题研究救护总队的抗战救护和防疫工作，比较完整地复原了这一时期救护总队的业务活动实况。（第五章、第六章）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全书条理清晰，脉络分明，历时性和共时性相互交织，共同织就了抗战时期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多彩画卷。从救护总队的组建、组织发展、组织结构、组织运作到主要工作内容与贡献等议题，无不纳入作者的考察视野。在对每一板块的探析中，作者也尝试从不同层次进行多维考察。以救护总队以救护队为主题的救护理念的产生以及战时三合一体制为例，作者不仅关照战时三合一这一体制的理念层面，也重视考察其运作实践；既对各个时期救护总队的抗战救护活动进行具体研究，也始终重视官方力量在其间所发挥的功能、扮演的角色，为我们客观展示了民间组织和政府间的互动关系。
二
《救护总队》是第一部专门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学术论著，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其一，抓住林可胜这一救护总队的灵魂人物对救护总队的理念及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
救护总队从组建到发展壮大，无不渗透着人的作用，凸显了人是历史的主体这一特色。该书在叙写历史时，虽以事件为主，但并未忽略事件背后人的作用，而是对救护总队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都尽可能进行客观评述，如刘瑞恒、庞京周、林可胜、潘小萼等人。以林可胜为例，作者围绕其救护理念、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与总会的矛盾和去职以及在红十字会总会改隶军管进程中所充当的角色等问题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并以点带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视救护总队各种人事关系的窗口。
在研究林可胜去职这一问题时，作者在充分占有大量档案资料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拘泥于成见，指出林可胜与总会的长期矛盾是导致其去职的根本原因。林氏长期以来与总会不睦，有其声望以及掌握物资的因素在内，更是他不遗余力地贯彻战时三合一政策所引起的结果，指控其有“亲共的倾向”只不过是导致其去职的导火线（该书第226页）。对于张建俅所持的“林可胜对于共产党在救护总队的活动并不知情”这一观点，作者通过对当事人回忆资料和口述资料的解读提出异议，指出“中共红会支部为了争取林氏，特设立组织科，其间肯定有人向林氏透露过有关共产党的情况”（第239—240页）。论从史出，并无夸泛之语。
作者不单关照精英人物，对为救护总队抗战救护做出贡献的基层医护人员，也给予深度透析，尤其是其生存处境。作者切入社会史的视角，对救护总队的人事管理以及医护人员的身份和待遇等问题作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人事管理方面，作者从任免、奖惩考绩、进修等角度作了探析。而身份与待遇问题则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救护总队医护人员捉襟见肘的生存实况以及由此丛生的各种弊端，并揭示了红十字会与官方错综复杂的关系，耐人寻味。围绕红十字会员与职员是否可以免役和授予职衔等问题，红十字会与政府展开了多个回合的斡旋，最终却不了了之，“救护总队工作人员的身份依旧不明确，也从未取得公务员资格甚至名义上的军衔。”但问题是，“其他国家不乏战时授予军衔的前例，所谓军衔不过空名而已，实际薪资福利仍由红十字会负责，官方并无任何负担，因此国民政府坚持拒绝授予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军衔，实在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第175页），为读者留下了可供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和思考空间。
其二，再现救护总队抗战救护和防疫工作的历史风采，凸显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情怀。
抗战救护是救护总队的核心职责，作者依据救护总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从全力协助治疗伤兵、治疗与转运伤兵并从推进野战区救护工作等方面入手，以区域战地救护为重心，不厌其详地对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的事迹进行浓墨重彩地宣写，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再现了救护总队处理战时伤病的基本情况。
在考察救护总队的防疫工作时，作者从全国疫情对抗战的影响着手，对救护总队加入战时防疫体系，适时开展防疫工作，以及采取的防疫措施及效果等方面进行系统解读。在勾勒防疫工作的开展情况时，则既有整体研究，也涵盖以协助防治常德鼠疫为个案的剖析，生动展现救护总队的防疫风貌。在防疫工作措施上，则主要有：预防注射、促进环境卫生、宣传教育、疫情调查与隔离治疗五个方面。在对救护总队治疫成效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时，作者从战争、民众防疫常识的缺乏、环境卫生、护理人员及设备的阙如、疫苗与药品器材的短缺以及军纪不佳等多个角度予以考察，为我们展示了救护总队在重重困难下大力开展防疫工作的人道主义情怀。这里，作者特别对民众防疫常识的缺乏作了阐述，叙述了民众应对疫病的迷信活动导致防疫工作事倍功半的被动局面，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民众对红十字会活动的响应力。
其三，立足于丰富详实的史料，致力于“史实重建”的实证研究工作。
历史学是求真的学问，而真实则建立在对史料“竭泽而渔”式的搜罗基础上。其中，第一手资料尤为珍贵，是确保研究成果客观扎实的关键。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即是对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的充分挖掘，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客观真实。据作者介绍，仅贵州省档案馆所藏救护总队的档案就有3193卷之多，贵州市档案馆也庋藏有救护总队档案909卷。其史料价值之高，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郑天挺先生曾高度重视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在他看来，“离开了历史档案无法研究历史”，“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①]。本书以档案为基础，辅以近代报刊杂志、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等在内的大量原始文献，为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内容显得饱满而凝重，也反映了作者的用功之勤和良好的学术素养。
计量史学研究方法的引介和统计数据的大量使用也是该书的鲜明特色之一。书中数字和表格俯拾皆是，单是表格（不含组织系统表）即达40余处之多，仅第五章“救护总队抗战救护工作”一章即列有24张表格。“用数字说话”，不仅直观反映了救护总队的活动风采，而且大大增加了可信度。
作者立足于纷繁芜杂的史料，爬罗剔抉，探赜索隐，开展实证研究，致力于“史实重建”的治史目标，尽可能地复原了抗战时期救护总队的概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将尘封的史料推到舞台的中心，让史料说话，而自己则退居幕后，“冷眼旁观”，保持了一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客观和中立立场。
三
著作是不完美的艺术。毋庸讳言，《救护总队》一书并非完美无缺，这里仅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以供探讨。
一是考察视角略显单一，对某些问题的深入分析不够，叙有余而论不足，使本书的理论色彩有所欠缺。救护总队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涉及历史学、社会学、军事学、医学等多个学科，因而解读和分析的工具也应多元化。比如在第四章系统考察救护总队与战时三合一政策时，在“战时三合一政策的推动”一小节下，庞京周提出四项整饬红十字会的计划，请求蒋介石核准并予以提倡：一、纠正会员错误观念；二、尽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三、征求民间医师入会；四、健全总会与分会之组织。（第202页）倘若对这四项计划加以分析和解读，则会为我们提供关于战时三合一政策更为丰富和饱满的信息。在论述战时三合一政策的影响时，仅侧重林可胜辞职这一视角，而忽视了这一政策在整个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评价问题，如实施战时三合一政策，红十字会隶属军管，是否会背离红十字会作为民间组织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如何厘清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在“救护总队抗战救护工作”一章，作者在文中运用大量实证资料对作为救护总队中心业务之一的抗战救护工作风貌作了尽可能的“复原”，但遗憾的是缺少“点睛之笔”，倘能另辟一节，引入比较的视角，揭示救护总队抗战救护与之前战地救护相比的特色，无疑会增色不少。再比如，结语部分对救护总队的活动评述中，作者仅限于考察其对抗战的贡献及影响而忽视了其在整个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救护总队的业务活动从另一个视角解读，无疑是传播红十字文化的有效载体。那么民众对救护总队的活动乃至对红十字会的认同情况如何显然倘能纳入考察的视野，则会更臻完善和有说服力。
二是谋篇布局方面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如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救护总队，但在结构上却对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沿革与工作进行了浓重的追溯，铺垫过长，不仅有喧宾夺主之嫌，而且也存在挂一漏万之失，如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及演变”一节中，作者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缘起进行论述时，单从启蒙宣传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两个方面来立论是不够的，其中早期中国本土的义赈实践就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再比如第四章在系统考察“救护总队与战时三合一政策”时，文中指出“救护总队是总会贯彻战时三合一政策的产物”（第210页），显然在第二章救护总队的组建中，战时三合一政策的推出也应作为重要的前提之一，而作者在考察促使救护总队组建的因素中并未涉及此点，在结构上有失妥当。
此外，救护总队所流传下来的历史照片数量可观，遗憾的是，书中并没有收录这些具有珍贵历史意义的图片，显得有失生动形象。
尽管该书还存在一些不足，诚如李儒义在序中所说的“初生之物，其形必丑”，但正是因为不完美才给了我们追求完美的渴望和动力，何况学术研究本无完美可言，贵在不断开拓创新！要言之，该书的出版拓宽了抗战史研究的视野，谱写了一曲战火中闪光的红十字乐章，并建构了救护总队研究的框架体系，对同类课题的研究是有“示范”意义的，对推进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纵深发展也不无裨益。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地方红十字会研究的一项有意义成果
——评《山东红十字会百年史》
刘沙沙
近年来，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和社会发展需要，慈善事业在我国获得较快发展，其中，红十字会就是发展较快、影响力和号召力较强的组织之一。山东作为儒家文化发祥地，自古以来就有仁爱传统，红十字事业进入齐鲁大地并在此生根成长已经一百多年。为了总结山东红十字会百年历史，由蔡勤禹教授主编的《山东红十字会百年史》（以下简称《百年史》）在2012年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的出版是山东红十字会界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它是山东红十字会第一部百年史，也是第一部较系统研究山东红十字会的专著，它的出版不仅为山东红十字会百年史献上了一份厚礼，也对深化山东红十字运动研究，繁荣山东红十字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通览《百年史》，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百年史》注重史论结合。史料是史学研究的源头和根基，只有将史料把握准确，研究才能真实可靠。要研究山东红十字会百年历史，就离不开史料的支撑。《百年史》使用了大量详实的资料，而且许多资料都是来源于档案馆的一手资料。尽可能多地占用资料给读者呈现出山东红十字会在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服务社会的强大功能，是本书可贵之处。《百年史》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上，史论结合，对山东红十字会创立以来活动进行总结、反思和评价，从而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红十字会在山东的发展历程及其得失，并能通过该书，透视近代以来中国民间组织的艰难发展，促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历史，展望未来。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百年史》既有纵向的历史梳理，更有横向的活动展开。《百年史》在纵向上结合红十字的组织变迁和时代变换，将山东红十字运动百年史分为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以后，并在最后以综论两章篇幅对山东红十字会百年史进行了理论总结和提升。
《百年史》分为上中下三篇，每一篇首先介绍该时期红十字组织的基本状况，如组织演变、分会情形、发展规模等，这样可以使读者对这一时期的红会组织有一个了解。之后，详尽地论述红十字会从事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如在战争年代的艰难环境中，红会主要从事战地救护，救死扶伤是其主要的工作内容；在新中国时期，山东红十字发展跌宕起伏，在逆境中艰难发展。虽然经过整顿与改组，获得了快速发展的力量，但在极“左”狂潮中遭受挫折。这一时期，山东红十字会在探索中前进，从事的活动也根据国情的改变进行了适时的调整，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等带有时代特征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山东红十字组织虽然陷于不利环境中，但仍积极响应中国红十字会的号召，投入到抗美援朝战争中。能在自身艰苦的情况下，参与国际行动。改革开放后，山东红十字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经过恢复，各项工作全面展开，结合新时期的社会需求，主动拓展活动空间，如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遗体（器官）捐献等活动，赢得了社会的认同和政府认可。综论部分是本书画龙点睛之处，通过对山东红十字运动经验和社会影响总结，给读者以思考，使读者从中得到借鉴和启发。
第三，《百年史》是集体研究成果，各章节作者能在主编的统一指导下抱着对历史负责态度，客观公正地再现山东红十字会百年历史。这种尊重历史精神不仅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我们每个个体做任何研究所必须秉承的。综览全书，每一章节的史实都努力做到言之有据。该书参考了档案、报刊、杂志、年鉴、会议稿等多种文献，通过这些文献支撑起丰富的研究内容，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山东红十字会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再现历史上很多感人事迹。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在每章节最后虽有一定的评论，但缺乏深层次论述。比如在谈到深化红会与媒体关系时，可以结合当代的网络社会、民主化进程深入探讨。同时若在每章节最后分析这一时期红会工作中得失及原因，总结经验与不足，则对今后红会发展的借鉴意义更大。此外红会作为一个著名的组织，必定与其他慈善组织有交流，有学习，而本书缺少对相关组织及其之间交流的论述。
当然，瑕不掩瑜。总体而言，《百年史》是一部很有现实意义的著作，它的出版符合时代需要，它为社会各界了解认识和研究山东红十字会提供了参考，为山东红十字理论研究和红十字文化宣传作出可贵贡献。
（作者系中共东营区委党校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