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申报》资料为中心
王方星
著名铁路史研究专家凌鸿勋先生认为，在近代中国，“举凡我国社会的转变，思想的醒觉，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演进，国运的隆替，在在与铁路问题有关。”[1]美国前总统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将铁路的功能提到极高的地位：“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改变，几乎全是由于一个机械装置——蒸汽机车——所造成的，铁路乃是近代最伟大的原动力。”[2]作为一个如此伟大的推动力，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种联系，探讨铁路与红十字在历史上的“不解之缘”。另一方面，目前红十字运动研究在池子华、周秋光、张建俅等学者的努力下，虽已取得可喜的成果，但对铁路与红十字会关系问题的整体探讨却付之阙如，对于铁路在中国红十字会早期救援工作中的重要性更鲜有人提及。[3]有鉴于此，本文按朱从兵先生所说“转换学术视角，跳出红会看红会，跳出红十字运动看红十字运动”，[4]尝试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重新审视铁路在中国红十字会早期救援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
一、快速输送难民伤员及救济物资
交通工具的缓慢和运费的高昂是红十字救援工作开展的主要障碍[5]，而铁路具有运输量大、速度快的优点，使“遐者可迩”，“费者可省”。[6]这里仅举一例，沪宁铁路通车前，南京到上海轮船水运八百余里约要一天两夜的时间，沪宁铁路开通后，只需半日行程。铁路在红十字救援活动中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交通受阻的主要障碍，为输送难民、伤员提供了便利。[7]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生灵涂炭，旷日持久”，造成东三省普通民众的“去住两难，死生莫卜”。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即迅速派人前往战地救援，并租赁轮船输出难民。[8]然而租赁轮船经费“所费不赀”，又容易受交战国封锁港口影响，故当营口封锁港口后，红十字会即选择铁路输送受伤灾民，[9]牛庄等地当俄国人禁止北方小舟停止载运时，红十字会董事同样考虑“与铁路公司商妥……车运难民”。[10]铁路的优势在难民“无路谋生之人指不胜屈”的时候特别出众。牛庄等地的难民“全仗铁路公司之仁施，所有救出难民均经随时计数”[11]。哈尔滨的地方铁路佣工，经红十字会关外分会用铁路专车送回原籍[12]。当时的《申报》经常有关于铁路专车运送难民、伤员数字的报道，“开初一至初三陆续运送难民一千一百四名口，今日（1904年9月16日）专车运送一千二百五十名口……续解难民一百九十二名口……昨日专车运送难民一千二百五十余人”[13]，“上旬难民三千六百二十一名口，又前月下旬难民一千三百二十四名口，七月份共二千三十三名口”[14]。有时候难民数量超过了铁路承载量，只能通过添设车厢来陆续运送。关内外铁路的输送难民，因其快速价廉的优势，在辅助红十字会的救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功能。红十字会借助铁路，得以救助大量难民迅速出险。
“战地救援是红十字会最重要的职责，当战争发生时，红十字会有义务派遣救护队前往战地附近，治疗伤兵或受伤民众”。[15]铁路在日俄战争中主要是辅助中国红十字会救援难民，而在1911年的江浙联军会攻南京战役中主要发挥了运输伤员的作用。辛亥革命后，江浙沪迅速光复，三省都督组成江浙联军协力攻取张勋守城的南京。[16]战火一起，“宁镇烽烟，生灵涂炭”。面对“宁地战祸之惨，死亡之众”[17]的惨状，大量伤员的运输救援就成了红十字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铁路的运输大动脉价值再一次体现。沪宁铁路特别设置红十字医车数辆，“由宁镇一带往来驶救，一遇伤兵即行抢救至伤车内”[18]，“沪宁铁路……特备救护医车，由镇江开往战地（南京），日夜救护”[19]。因为沪宁铁路救护专车及时输送伤员到医院救护，减少了人员伤亡，故红十字会多次提到，“宁、镇救护进行成绩实沪宁铁路间赞助之功，中外人颂扬不置”。[20]不难发现，沪宁铁路在南京战役伤员救助中的重要作用，红十字会通过铁路等交通工具救出难民1000余人，[21]同一时期的津浦铁路也在运输受伤兵官显示了莫大的价值。[22]
铁路作为红十字会救援辅助工具，除了输送难民、伤员快速逃离战地外，还在于能输送大量救援物资，保证受难群众的物质生活供应或者是医疗设备、药物的供给。民国初建，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军的数次战斗中，铁路输送救援物资的作用被数次提及，“于廿七日由火车装运棉衣裤六千零五十件，饼干二千镑，面饼两大箱”[23]，“由宁沪火车装载棉衣裤六千件，棉被一百条，小棉衣裤一千余件及鞋帽等，又饼干五千镑，面饼九大箱”[24]，“乘沪宁车运新棉衣五百套，绸布男女棉衣一千件”，[25]此类报道占据了当时《申报》的很大版面。除了运送幸存难民的生活物资外，还负责运送死亡人员入殓的材料，输出尸体棺木“由淞沪专车载来棺木二十余口”[26]，“红十字会救护专车十时到镇，获伤兵一人，死尸二人，用二寸棺收殓运入火车”[27]，“带掩埋队运棺木百具，石灰百担，乘专车收尸”。[28]此外，铁路还大批量地输送医疗药物和铜钱银元，“辟瘟药水四万打，时疫药水五千瓶，……医院药料十二箱，及他种药品银洋等件随专车运宁”[29]，“携带银钱□粮药物绵被等件，业于昨晨早车赴宁”[30]。因为红十字会救助难民时经常要发送回家川资，又因难民数量往往很大，故红十字会赶赴灾区时经常要携带大量银钱，体积大且重的这些货物只能求助于铁路运输。
“交通所以为输送两地人民、货物及传达消息之用，是为交通之利用的价值，铁道交通亦然。”[31]总之，铁路快速、大运载量的输送能力促进了红十字会救援工作的开展。
二、提供免票、半票及其他特别服务以辅助红十字会救援
虽然说铁路部门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是铁路运输吸收充分客货源、维持自身生存的生命线，[32]但在民国初年红十字会的救援工作中，许多铁路局都在人道主义的理性呼唤下自觉提供了特别的运输服务。
中国红十字会在成立后进行战地救援时，即考虑到铁路等交通运输工具的重要性，向北洋政府部门申请铁路免票、半价等特别照顾，“蒙袁宫保（袁世凯）维持，一律免费，因之格外节省”[35]，“均承北洋核准免费，芦汉火车亦免半费”[36]。铁路的免票、半价等特殊服务，大大减少了红十字会的经费支出，“虽然在收支报告当中无法反映出来，但确实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37]
铁路除提供免票、半票优惠外，在以下几个方面为红十字会的救援工作所提供的特殊服务也值得大书特书：加开、添车、调车、专车、急车等。
铁路车辆的配置一般是适应客货流各阶段变化所发生的客货流交通量的需要，并考虑到扩大列车规模，以尽量减少列车空载时间和空载公里数。[38]突发性的出现大量难民、灾民和伤员必然不在常规的铁路运营规划中，故红十字会救援工作经常需要铁路局的车辆调度。一方面，铁路局会应红十字会的请求，预备车辆，如日俄战争期间，“路局多备多发，交新民屯分会只领应用”，以便需要输送的难民、伤员“随到随遣”[39]；或者是为适应红十字会的救援工作，改变行车时刻表，“改早车，四更即起，日无暇”[40]，“沪宁铁路允备急车运送”，[41]尽最大的可能去抢救难民、伤员，“运送难民，夜以继日”。[42]另一方面，当难民输送量超出原有火车承载量时，“因火车不敷分坐，恐难接济”，铁路局经红十字会的恳请，添设车辆、加开车次，如辛亥革命期间，应红十字会请求，“沪宁铁路……特备救护医车，由镇江开往战地，日夜救护”[43]，“沪宁铁路……不拘客车、通车、特别快车，均可乘坐”[44]。除此以外，铁路局对于红十字会的善捐信件都优先免费寄送，并且呼吁同行路局都“加以提倡”，[45]还特别地为红十字会救援设置“救护专车”，方便其开展救援工作，“沪宁路局……特备救护队红十字专车驰往战地”。[46]超常规的运输组织，成了铁路局人员辅助红十字会救援的常态。
铁路的上述服务，便利了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援工作开展，故沈敦和代表红十字会感谢其“心存利济，赞助交通，感□不已。特登报端，以鸣谢忱”。[47]
三、快速传递灾情、伤情信息
“慈善事业救济运作的先进性，首先出现在信息方面”。[48]英国学者迈克尔·霍华德在其著作《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中提出，铁路不仅可以使伤病员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还能传递遥远前线的战况。灾难救济一直是中国红十字会早期的首要工作，而灾难救济包含因自然灾害或战争所导致的伤亡、疾病、饥荒等等的救助。[49]灾难救济、抢救生命最关键的莫过于及时、快速地得知消息、赶赴现场救治。在此过程中，铁路扮演了红十字会救援工作中的“信息传递员角色”。
铁路常常与邮电“相表里”[50]，发挥其“信息传递员”的作用，“铁路之所至，亦即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51]。每有“告灾之电络绎而来”，“无论隔山阻海，顷刻通音”。[52]以红十字会救援工作而言，战地信息就是生命线，早一些时间知晓战情就能挽救更多的生命，故其经常求助于铁路局“凡有战事，电报通知”[53]，“接沪宁救护专车总管急电，镇江、南京中间有伤兵二百名左右”[54]，“昨接沪宁铁路来电，谓有伤兵二百余名已在宁镇途中”[55]之类的报道不少。铁路局为红十字会所发的伤情、灾情电报及时地使救援工作迅速开展，减少了伤亡人数，降低了灾难冲击社会的程度。
四、红十字会共用铁路基础设施
铁路作为运输大动脉，车站和沿线往往都是逃难者聚集和频繁流动的公共场所，车站、铁路沿线等地是伤兵、难民聚集地。红十字会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征得铁路局的同意下，往往设立红十字分会于火车站，依托车站的基础设施就地展开救援工作，[56]建立车站铁路医院，如上海车站的“沪宁铁路医院”，[57]或者是铁路沿线难民所经之地选择几个要点（小车站）添设红十字分会、设立临时医院。[58]红十字会借用铁路的设施、场地，不仅便利救援工作的开展，也节省了经费的支出。除此之外，火车专列等也成为红十字会救援的“自家车”，救援人员可以搭乘专列、“特别车厢”，[59]快速赶赴战地进行救援。红十字会会员不仅乘坐火车专列赶赴战地救援，还经常坐车去各地进行慈善募捐或者是在车厢内开展募捐倡议[60]。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火车载客量大的特点为红十字会的募捐活动提供了广泛的潜在慈善捐助者，铁路局还在客观上做了一些募捐舆论宣传工作，利用其城市间的往来便利，在车厢外悬挂红十字标识，[61]并能与其他路局沟通，宣传红十字会的宗旨。[62]铁路局职员在耳濡目染红十字会会员救助时的无私奉献精神后，不仅“敬重本会人员，尊崇本会”，[63]而且主动协助宣传，纷纷捐款[64]。
综上所述，铁路在中国红十字会早期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铁路在红十字会的救援工作中仍然发挥着实在的影响，虽然不及空运在速度上占优势，但铁路依旧是红十字会救援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相信只要不出现一种在承载量上超过铁路的交通工具变革，铁路将一直发挥其救援、救济的作用，扮演着辅助红十字会工作的重要角色。本文从铁路参与红十字救援这一视角来透视铁路与红十字会的关系，仅是管中窥豹。至于二者的关系，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尤其是对交通在红十字灾难救援中的运作机制，以及如何营造运作机制的良好内外部环境等问题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本文所阐述的铁路与红十字会的关系只是笔者在梳理史料基础上的一些思考，以为引玉之砖可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凌鸿勋：《中国铁路志·前言》，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3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54年版，第1页。
[2] 刘树勇等：《海陆交通·蒸汽机车的光荣时代》，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3] 孙语圣：《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救治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的考察》，苏州大学2006届博士学位论文，其中有一些提及，但并未深入研究。
[4] 朱从兵：《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学术视角的转换》，《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
[5] 参见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编印，第116页。
[6] 薛福成：《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7]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50—51页。
[8] 《劝捐万国红十字会经费》，《申报》1904年4月11日。
[9] 《上海红十字会来函》，《申报》1904年5月3日。
[10] 《朱君礼琦译牛庄万国红十字分会西董魏伯诗德致李提摩太函》，《申报》1904年9月8日。
[11]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牛庄分会总董密勒、书记魏伯诗德复张别驾、周司马信》，《申报》1904年5月14日。
[12] 《述万国红十字会在东三省办理情形》，《申报》1904年9月7日。
[13] 《万国红十字会来函》，《申报》1904年9月16日。
[14] 《照录万国红十字会电音》，《申报》1904年9月29日。
[15] 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6页。
[16] 浙江省档案局编研处：《底定民国——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浙江档案》2011年第11期。
[17] 《谨谢金陵隐名氏捐洋三百元》，《申报》1911年12月17日。
[18] 《救苦救难之医车》，《申报》，1911年11月21日。
[19] 《红十字研究大会纪事》，《申报》1911年12月13日。
[20] 《红十字会纪事》，《申报》1913年9月10日。
[21] 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7页。
[22] 《红会紧要会议》，《申报》1913年7月20日。《战时之红十字会》，《申报》1913年7月21日。
[23] 《赤十字社广告》，《申报》1911年12月21日。
[24] 《赤十字社来函》，《申报》1912年1月14日。
[25] 《红十字会纪事》，《申报》1913年10月8日。
[26] 《吴淞特派员函》，《申报》1913年8月9日。
[27] 《特别访函》，《申报》1913年8月11日。
[28] 《特别访函》，《申报》1913年8月13日。
[29] 《红十字会纪事》，《申报》1913年9月10日。
[30] 《红十字会纪事》，《申报》1913年9月12日。
[31] 盛叙功主编：《中国人生地理》下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55页。
[32] 朱从兵：《铁路与社会经济——广西铁路研究（1885—196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33] 《详记万国红十字会问答之词》，《申报》1904年7月1日。
[34]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申报》1904年7月29日。
[35] 《详记万国红十字会问答之词》，《申报》1904年7月1日。
[36]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申报》1904年7月29日。
[37] 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经费问题浅析（1912——1937）》，《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8] 邱薇华、李健主编：《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管理》，中国铁道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页。
[39] 《述万国红十字会在东三省办理情形》，《申报》1904年9月7日。
[40] 《万国红十字会来函》，《申报》1904年9月14日。
[41] 《红十字队医治伤兵》，《申报》1911年11月9日。
[42] 《万国红十字会来函》，《申报》1904年9月16日。
[43] 《红十字会研究大会纪事》，《申报》1911年12月13日。
[44] 《中国红十字会阳历九月二十九日、旧历八月十九日开会广告》，《申报》1912年9月21日。
[45] 《沪人士对于红会之热度》，《申报》1913年4月23日。
[46] 《中国红十字会谨谢沪宁铁路代理总管莫立士君》，《申报》1913年8月6日。
[47] 《中国红十字会谨谢沪宁铁路代理总管莫立士君》，《申报》1913年8月6日。
[48] 周秋光、曾桂林：《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内容和特征探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
[49] 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经费问题浅析（1912——1937）》，《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50] 汤寿潜：《危言·邮政第三十九》，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主编：《萧山文史资料选辑·汤寿潜史料专辑》，1993年编印，第289页。
[51]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52]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53] 《战时之红十字会》，《申报》1913年7月21日。
[54] 《红十字会纪事》，《申报》1913年8月18日。
[55] 《南京兵祸记》，《申报》1913年8月19日。
[56]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暂行简明章程》，《申报》1904年7月29日。
[57] 《救苦救难之医车》，《申报》1911年11月21日。
[58] 《劝募东三省战地冬赈款项并棉衣启》，《申报》1904年10月13日。
[59] 《赤十字会赴镇记》，《申报》1911年11月20日；《红十字会纪事》，《申报》1913年8月19日；《红十字会纪事》，《申报》1913年9月10日。
[60] 《赤十字社声谢广告》，《申报》1911年12月11日。
[61] 《救苦救难之医车》，《申报》1911年11月21日。
[62] 《沪人士对于红会之热度》，《申报》1913年4月23日。
[63] 《中国红十字会商允沪宁铁路、津浦铁路半价优待券》，《申报》1912年10月24日。
民国教材中的红十字课文
张涛
一、“教材革命”与公益主张
鸦片战争以前，我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普通学校，童生使用的教材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的教科书。直到清末，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传统的以经史子集四部为框架建构的知识系统逐渐被西方以近代学科分类为标准建构起来的“七科之学”(文、理、法、农、工、商、医)新知识系统所替代后，才出现了教科书。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改革，提出对学生普遍实施资产阶级的道德教育(自由、平等、博爱)、实利教育和军国民教育。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在课程设置上废止了“读经讲经”科，提出设“国文”科；在国文教材内容上也废除了清末“忠君”、“尊孔”的说教，增加了道德教育和实用科学的知识，体现了“共和精神”。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蔡元培提出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新的教育方针呼唤着新的教科书的出现。1912年由庄俞、沈颐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以及1913年由戴克敦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等一批优秀的教科书都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从内容上来说，教材选文内容更丰富，修身、历史、理科、地理、实业、国民知识、世界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打破了传统私塾教育只教读四书五经的局限。此外，专门的女子教科书的编写，如范源廉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和戴克敦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等，也丰富了教科书的选文范围。
1912年3月，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指出：“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无由达到也。”正是在这种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教科书从介绍科技知识转变为输入思想，进而改变中国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民初的教科书已经开始突破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注重社会公益事业，谋求造福于他人及社会。此类课文包括《公益》、《公益机关》、《国民教育》、《义务教育》、《博爱》、《博爱及公益》、《慈善》、《慈善事业》、《红十字会》、《扶弱》、《救恤》、《兴教育》、《教育》、《受教育》、《图书馆》、《博物院》等等。课文的读者和受众主要是初小和高小的学生，年龄在7岁至14岁之间。此时小学生的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是可塑性最强的时候。这些课文，对学生公民道德的养成至关重要。红十字会也以此为载体，走进课堂。
二、红十字课文的考察
这里我们先来看两篇关于《红十字会》的课文：
《红十字会》
古之战争，公言杀敌。自教化日进，知战争之事，以屈服敌人为主，非肆意杀戮也。故虽两军相对，毫不退让。而既为捕虏，则不加杀害。遇敌之伤者、病者，必善视之。盖军人临敌，奋不顾生，为国家而战，非为一人之私怨也。不幸负伤，则当怜恤之，不论为己国人，为敌人，其致身为国，一也。
文明各国，有所谓红十字会者，遇有战事，则持红十字旗驰赴战地，救护伤病之人。无论何国，皆不得侵犯之。
克里米之役，南丁格兰躬赴战地，教治伤兵士，所活无算，功绩既著，世始知救护之不可已。未及，奥、法交战，瑞士人亨利目击死伤惨状，著书言筹备救护之策。一时闻风响应，创立红十字会。设总会于瑞士，各国咸设分会。缔结条约，互相保护。
清光绪三十一年，我国始入红十字会。革命军起，会员赴战地疗治伤病，踊跃从事。而女子之躬往执役者亦数十人。其后战事蔓延，刀光炮火之下，无不有红十字旗飞扬其间。此我国有战争以来，所最足纪念者也。
这是出自庄俞，沈颐《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四册第十六课的课文。该教材编订于1913年，距离最后一段所言“革命军起”，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却对红十字会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大加赞扬，“此我国有战争以来，所最足纪念者也”。是对人道主义和博爱思想的一次肯定和发扬，把红十字运动的起源和重要人物（杜南、南丁格尔），通过一篇四五百字的课文，进行广泛的教育和普及，对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小学生来说也是一次心灵的净化。更为可贵的是，编辑者充分顾及到课文内容彼此间的承接关系，在《红十字会》之前，还有第十四课《慈善事业》和第十五课《南丁格兰》，以爱心、医护为枢纽，将三篇课文有机的连于一体，既有利于此类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也能不断加深小学生对红十字的认同和崇尚，做到了知识教育和人格培养的兼顾。试想，当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将这篇课文熟能成诵后，红十字的知识定能影响他的一生，永不会磨灭。当然，这篇课文也有一个小小的瑕疵，文中的“清光绪三十一年”，应当为光绪三十年，因为我国是1904年成立的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
兵，凶机也；战，危事也。自枪炮之制日精，而杀人之术日烈。硝烟弹火之中，死亡枕籍，此人类之大不幸也。夫死者固不可复生，而或负伤，或构疾，因无人施救，亦且同归于死，岂非至惨之事哉？昔瑞士人有安理丢南者，辛苦经营，创为红十字会。以爱敌如己为主义，遇有战事，随赴战地，专庇护负伤构疾者，虽敌国之人，亦加医治，与本国人无异。欧洲各国，奖其仁慈，共与其会。呜呼，可谓仁人之用心矣。
注：红十字会，为战时救护伤亡之会。以十字为徽章，盖根据瑞士国旗红地白十字，此则白地红十字。共同交战救护，不得伤害。我国于前清光绪三十年，加入万国红十字会
这篇课文出自1923年的国文课本，由廊坊小学印制。该篇课文主要针对低年级学生的，课文稍短，重点介绍了红十字起源于战争，赞扬其作用。在附注中增加了红十字会会旗的标志和使用办法，最后介绍我国加入红十字会的时间。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革命思想是最受忌讳的，所以和上一篇相比，10年之后的教材只保留了“我国于前清光绪三十年，加入万国红十字会”部分，而把“革命军起”全部删去，掩盖了红十字会在民国初年战争中的作用和功绩。
三、课文对学校红十字传播的意义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整整过去了一百年。这一百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红十字运动也在我国蓬勃发展，遍地开花。在战地救护、人道救助、备灾救灾、三救三献等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政府人道领域重要助手。然而，经历了2011年的“网络风波”后，百年红十字会遭受到重大打击，公信力和影响力有所下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宣传不到位，传播不到位。红十字会在一百多年中究竟做了多少事情，肯定不是一本书、十本书能记载完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人不知道红十字会是干什么的，这不能不说是应试教育的失败，也是红十字会传播的失败。一个“郭妹妹”几乎颠覆了红十字会的百年形象，埋没了红十字会的百年功绩，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最让人痛心的是在中小学生中，因为收取会费事件，炒得沸沸扬扬，把红十字会一次次推到风口浪尖上。是我们不应该在青少年中传播红十字知识，还是我们传播得不够好，没有让青少年了解红十字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毫无疑问，原因是后者。
2011年9月，江苏省红十字会副会长李新平在江苏省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座谈会上的一段话发人深省，他说：“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是红十字事业基础，也是红十字组织有别于其他公益组织重要特点，各地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要抓住机遇，红十字工作要‘从娃娃抓起’，让青少年从小接受红十字知识、理念、价值熏陶。各地的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要植根于学校、与文化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同月底，李会长一行到常州考察，再次提到“把学校红十字工作当作一个重要抓手，牢牢占领这块阵地，培养青少年的爱心意识，强化他们对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团体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红十字会的社会基础。”
李会长之所以如此重视青少年红十字传播工作，并将之上升为“阵地”的高度，是因为红十字知识的理念和价值，要从小开始培养，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才能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反观我们现在的青少年红十字工作，宣传得不够好，活动形式不够多样，重视开展活动而轻视“人道”、“中立”、“普遍”、“志愿”理念的灌输和完整人格的培养。我们至今没有一本适合于各个年龄阶段红十字会的读本，红十字知识也从没有进入过教育系统审定的教材和辅助教材中去，在校本课本中也没有红十字会的影子，这是一个很大的传播漏洞。
笔者建议，尽量争取将红十字知识进入到中小学课本中去，所有的国家模范学校、省级示范校和市级模范校均应把红十字知识纳入到校本课本中去，并作为考核的重要组部分。同时，应该集中人力物力，编写一套适合各个年龄层次的学生阅读的红十字知识普及性的手册供学生选读。其将来的作用可能远远大于一两次知识竞赛或者夏令营活动。
一百年前，红十字知识就已经进入了课本，成为祖辈的精神食粮。一百年后的今天，红十字精神和理念没有理由被排斥在课本之外，它应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成为国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作为新时代的红十字人，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推动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不断增进红十字青少年对红十字运动的认识与了解，培养红十字青少年对推广及传播红十字运动的兴趣，鼓励红十字青少年对外推广及传播红十字运动，从而实现公民道德教育的大进步和大发展。
（作者单位：常州市红十字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