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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4-12-30 19:10:32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图书评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研究》评介

池子华

 

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10余年来,学界从历史学、管理学、教育学等不同角度对中国红十字会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其中,史学成果较为丰富,而且主要是集中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红十字会的研究。相比之下,新中国红十字会史的研究属于薄弱环节,成果寥寥。徐国普博士新著《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研究,19491956》(下文简称《红十字会》)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10YJC770103)的最终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缺憾。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社会,同样是红十字会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转折期,它影响此后中国社会的走向,同样也影响此后红十字会的走向。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意义重大。

《红十字会》作为第一部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具有诸多创新之处和学术特色。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第一,选题新颖,结构严整。灾荒和战乱一直是困扰人类的两大严重社会问题。人们为规避和减少因天灾人祸而带来的损害和痛苦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红十字运动即是其中的一种。红十字运动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欧洲的战场救护,在人道力量和法制保障的双重驱动下,其波澜壮阔,生生不息。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为救死扶伤,拯难济危,上海万国红十字应运而生,这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创建。近代以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中国红十字会在战争救护、灾难救济、公益事业、民间外交等领域,以及对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发挥出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在和平时期,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人道救援组织,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力助手,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和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红十字事业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是割不断的,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在百余年的发展史上,中国红十字会每一个历史时期,其宗旨、性质都有所不同,红十字会的组织发展有其演变过程,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行动也因时代的不同,在内涵、侧重点方面都有所变化。可见,红十字运动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密码和信息资源,是考察和洞悉社会变迁的独特“中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学术“富矿”。

基于红十字运动的自身特点及其研究状况,作者大胆地选择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这样一个既有研究价值和学术难度,又能从历史迷雾中收获有益启示,为当前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提供经验教训的课题。通阅全书,感受到整个著述充满了浓郁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体现出作者对于现代公益事业的深度关切。

《红十字会》凡五章,21万言。全书结构严整,脉络清晰,每一章即是一个专题,每个专题自成逻辑,环环相扣。作者主要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和事业两个部分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研究。首先,从外部环境入手,解析红十字会生存的社会环境,涉及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以及思想观念的深刻嬗变。其次,考察红十字会的组织演变和内部关系,内容有红十字会的两次组织整顿、机构设置、经费来源、人员编制、会员发展、社会动员等,并剖析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再次,全面梳理红十字会国内救助活动,包括卫生救护训练、医疗预防服务、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等内容。复次,研究红十字会的民间外交,考察红十字会恢复国际合法席位的历程,以及在朝鲜战争期间施行的国际救援,在增进中苏友谊、融洽中日关系等方面的人道之举。最后,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运动的重要特征、历史经验及其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等

不难发现,在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回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已在近代完全本土化的中国红十字会,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这种变化对新中国红十字运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是如何维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红十字会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取得了哪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等,学界亟待解答的问题。

第二,资料丰富,观点鲜明。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决定学术研究是否扎实的关键。因此,史学工作者向来重视资料的积累。中国红十字会直到上个世纪末,才引起学界的关注,研究起步晚的原因,除研究者的指导思想、学术取向之外,与史料的缺乏、零散也不无关系,毕竟红十字会是社团组织,不同于党政机关。作者在《红十字会》前言中指出,“缺少第一手档案资料作重要依据,已有研究难以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因而缺乏应有的厚重感和可信度”。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十分了解已有的相关成果,而且对红十字会研究所需史料,也非常重视。

相对而言,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资料,既集中又分散。“集中”的是红十字会档案部分,主要收藏于北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而“分散”的,主要是散见于地方志、报刊、资料集、著作、译著中的资料部分。如此状况就给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增加了不少难度。多年来,为了本课题的论证和研究,作者不辞劳苦曾多次赴北京、南京、杭州等地档案馆、图书馆,查找和收罗大量资料,并对纷繁芜杂的资料进行爬罗剔抉,钩沉索隐。正是在充分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缜密分析和逻辑论证,《红十字会》才得以真实地再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场景,所得出的历史结论,也才令人信服。

比如,作者溯本求源,以档案资料、权威报刊、原始函电等为依据,博征推演,首次还原了1950年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的真实情况,并以史实为依据,周密论证,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提高了历史阐释力。又比如,作者通过史料的深挖掘,对中国红十字会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抗议侵略行径、国际医防服务、捐献“救护机”和协助战俘遣返等人道主义活动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弥补了已有成果的不足,因而丰富了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

此外,作者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先后两次组织整顿,是国家政策、社会意愿、自身发展以及苏联经验等国内外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红十字会医防队不仅具有业务功能,而且承担了一定的政治功能;红十字外交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运动呈现转折性、过渡性和革命性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并与社会运行呈正相关关系等一系列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与此同时,作者并没有刻意回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存在的问题,如所需经费、办公设备等过于依赖政府,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大为减弱。不过,作者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个中原因,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新生政权,以及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团组织生存空间极为狭小所致。如此观点及分析,鲜明而客观公允,填补了已有研究的诸多缺陷。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不少资料属首次征引,弥足珍贵。作者还多次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浙江省红十字会调研,了解红十字实务,增强了实证研究。可以看出,《红十字会》资料丰富,新意跌出,是一部扎实的学术专著。

第三,视野开阔,方法多样。诚如作者所言,“红十字运动处于变化多端的复杂社会之中,且自身亦处于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任何单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恐怕都难以为洞察和穷尽红十字运动的全貌提供全能的解释。”因此,采用多种方法对红十字运动进行跨学科研究,是其“对象化”的客观需要。

作者理论视野开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巩固新生政权、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背景出发,并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纳入整个20世纪历史,以及百年红十字会史的宏观范畴加以观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清晰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会发展的历史脉络,阐明新中国红十字的时代特征,凸显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合作。作者在研究红十字外交时,更是具备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因此《红十字会》所展现的是一幅多彩的民间外交画卷。

在著述中,作者站在历史与理论的高度,主要运用了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同时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元素,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红十字会》坚持了“四个相结合”,即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整体把握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从而全方位地再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会组织发展及其人道主义活动的“全息”映像。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适当地采用了比较研究法,首次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红十字会与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前苏联红十字会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纵横比较,读者更加清楚地发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的鲜明特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红十字会在宗旨、目标、管理模式等方面与苏联红十字会存在相似之处,新中国红十字运动注入了“苏式”元素;而且,中央政府对红十字会的领导,以及红十字会对其内部的控制均较新中国成立前有所强化。这些,当然都是新中国红十字会受到当时国内外环境影响的结果。

著作是不完美的艺术。虽然《红十字会》具有结构合理、视野开阔、史料丰富、观点正确等诸多优点,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因资料缺乏,在考察1956年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整顿时,仅以江苏红十字会为个案,难以把握其全貌。同样是资料因素,对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的国际救助,除朝鲜外,其他国家尚没有涉及。还有,作者若能对健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红十字当事人进行访谈,做些口述记录,为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佐证和参考,整个著述可能会更加的深入和丰满。这些不足,自然有待于今后研究作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

作者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研究,难能可贵,其粗陋之处,也在所难免。不过,瑕不掩瑜。本书出版无疑为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红十字会奠定了基础同时丰富了当代中国史研究,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在“纸”间追寻红十字运动的足迹

——《<新闻报>上的红十字》述评

李欣栩

 

由池子华、丁泽丽、傅亮主编的《<新闻报>上的红十字》。于20143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编纂人员不避繁难地查阅《新闻报》,从中梳理出红会资料并对照《<申报>上的红十字》、《<大公报>上的红十字》,辑录成近60万字的资料集。

《新闻报》创刊于1893217,初由中外商人合资兴办,至1929年福开森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史量才后,报纸产权逐步转为中国人完全所有。19495月上海解放,该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报纸停刊;后在上海复刊,由《解放日报》主管。《新闻报》是近代上海三大报纸之一,是全国第一家突破10万份以上的报纸。该报中红十字会资料丰富,成为研究红十字运动的重要参考史料。

该书收录资料内容详实,再现了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发展过程中在组织建设、战争救护、灾荒救济、募集善款、卫生防疫、国际交流等方面的活动。

组织建设上,首先,详录总会和地方分会的筹建过程,使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推广过程跃然纸上。日俄战争后,东北地区生灵涂炭。从江宁司道会详督宪请暂缓仿办红十字会的“文牍照录”,到沪上绅商“创办善会”和成立万国红十字会,该书详录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建会过程。而“镇江组织红十字分会”、“红十字会分会近讯”等内容则揭示了地方分会的成立背景、救助活动等。其次,关注各级红会的组织管理,关于人事任免、建章立制的消息屡见报端,如“湖州红十字会开会选举”、“红会国际会订定难民收容所设备标准”、“红会委托潘序伦查账”等消息反映出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管理的民主化、规范化及公开化。

战争救护上,近代以来,中国战争迭起,伤兵载道,难民遍野。《新闻报》通过对战争形势及红会活动的跟踪报道,记述了红会的救护过程,展现了红会人员的奉献精神。如1924年的“关于苏浙时局之上海影响”、“江浙风云中各方杂讯”、“秋雨连绵中之沪人苦战声”等消息刊载了在江浙战争波及地区,总会及分会救护人员为救助伤兵难民而穿梭于枪林弹雨等情形。而对于红会战地救护人员的培训,《新闻报》亦有记录。如“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招收学员”、“红十字会扩大救护训练”等消息,报道了抗战爆发后红会为“在短时间造就多量救护人才”而订定招收学员标准、开展救护培训的事宜。

灾荒救助也是近代中国红会的重要职责。中国红会在从事战争救护的同时,还要为遭遇水灾、风灾等自然灾害及火灾、匪患等人为灾害的地区人民提供援助。对此,《新闻报》及时发布灾情,淋漓尽致地呈现红十字会的赈灾活动。如1912年“顺直、温处等处水灾奇重,灾区数千百里,灾民数百万人,生者啼饥号寒,死者尸骸飘露”,红会“悯斯浩劫,对于放赈、掩埋、防疫力任其难”。1926年河南安阳“土匪猖獗,扰害良民,劫抢无所不至”。在收到该县县长函请救护后,安阳分会“派西医长康献廷、西医生赵景云、救护队长张献荣等十余人,随县长赴城东瓦店白璧集一带救护”。

募集善款上,为克服救灾物资不足的困难,红会不得不通过开展各种募捐活动,吁请绅商各界慷慨解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为救护难民灾童,“除电请世界慈善团体及热心人士慷慨捐输予以赞助外,在本市复推行广大之募捐活动”,“特于十二月一日起举行一周募捐运动”;又成立“每月三元救命会”,为给养难民筹备物资。从该书中可知,红会的呼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据悉劝募第二日“成绩极为可观,达一万余元”。1938年“先后接到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灾救济会续助捐款四万元,澳洲红十字会国币二千八百余元”。以募捐形式所得善款成为近代红十字运动得以推进的坚强后盾。

卫生防疫上,因“瘟疫之祸甚于水火刀兵”,红会对防治疫疠格外重视,成立卫生防疫机构,定期开办临时时疫医院并采取赠送药品、施种牛痘、注射预防针等措施。如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及工部局卫生处等合办租界内难民卫生事宜,成立上海联合防疫会、难民卫生合作委员会、医务委员会。其中,“上海联合防疫会由红十字会委由中华医学会负责办理,并派定张信培医师为难民收容所附设诊所及巡回诊疗车主任,苏德隆医师为巡回清洁队主任,按日为各收容所难民诊疗及除虱洗浴等。”中国红会还在万国红十字会联盟会的呼吁下,遣派人员赴英国留学,“研究公共卫生,造就高等护士人才”。

国际交流上,中国红会成立以后,一方面,聘用外国杰出人士担任红会主要职务,与其他国家红会合力救灾。1911年“武汉风云战务日紧”,红会“延英人柯师医生为领队及丹医峨利生、英医班纳德、林冬、日医勋七盐谷铁绸等”出发武汉。后又因“伤兵过众,中国红十字会理事总长沈仲礼君除发医队并联合英美法各教员医院为分会外,并商驻沪日本总领事介绍日本赤十字社救护团来华协助。”另一方面,关注国际红十字动态,参加国际性会议及国际救灾,这从“红十字会代表启程赴瑞”、“红会之救济日灾讯”等消息可见一斑。这些交流活动既提升了中国红会的救护能力,同时又加强了中国红会与其他国家红会的联系。

该书作为集体劳动的结晶,内容详实,特色明显,以下几点尤为值得关注。

其一,时代特征明显。该书在资料编排上以时间为序,辑录了从18951948年的红会史事。这种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的排列方法,缕述19世纪末以来的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勾勒出了中国红会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此外,该书内容较多涉及战争、灾荒、瘟疫中的红会救助活动,凸显近代中国社会战争迭起、灾害频仍、疫病流行的特征。以战争为例,该书中与红会相关的消息涉及近代以来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贯穿于各场战争之间的,还有各种天灾,如1912年的顺直、温处水灾,1915年浙江水灾,1922年汕头风灾,1931年水灾等。这既反映了近代中国红会主要的人道救助活动,又反映了近代灾祸频繁的时代特征。

其二,内容较为广泛。该书既有总会信息,也有分会信息;既介绍国内红会,也介绍国外红会;既关注战争救护、灾荒救助,又关注时疫救治;既有对内组织建设,也有对外交流等,从而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中国红会的发展概况。而且,在具体救助活动中又详录了对伤兵、灾童等不同群体的救护措施,如1924年为“体恤伤兵”,松江红会“除每日三次由医生疗治伤痕外,午晚两膳,又供给荤菜一碗”。另外,“沪上各团体对临城劫车案进行(节录)”、“江浙战事中各方杂讯(节录)”、“救护协进会决议分期筹办救护培训班并协助各方推行救护训练工作”等篇幅记录了红会与其他社会团体相互合作的消息。总之,这些消息从不同视角考察红会,彰显了其不分地区、不分民族和种族的博爱精神。

其三,资料文体多样。该书内容虽均来自《新闻报》,但其资料文体多样。见之较多的当属函电,如19246月“红会致广西之两要电”记录桂林一带战事兴起后中国红会总办事处分电桂林军事长官及梧州分会的内容。除了函电,还有其它类型的文体:日记,如“代收红十字会捐款日记”;报告,如“红会组织救护队报告”、“豫匪鼠窜陕之红会报告”;个人感想,如“庞京周述个人观感”;广播信息,如“阿犹双方口头同意红十字会暂管圣城”;报刊新闻稿,如摘引自《字林报》、《大陆报》、《英文沪报》等报刊的“创办善会”、“西报据红会之报告”、“美红会之最近电音”等;会议记录,如“红十字会全国大会纪(节录)”,此外还有红会自己所发布的各种募捐启事、鸣谢广告等。

其四,注重学术规范。历史研究中,史料丰富程度及其准确性影响着史实的可信度、史学研究的范围以及史家论说的力度。对于资料集而言,其内容越是接近历史原貌,越是具体,其价值越大。作为一本资料集,该书辑录的每条资料之后均注明原载《新闻报》的年、月、日。资料的标题按照原标题照录,尽可能不做改动。资料内容按原意分段,并按现行规范加上标点,纠正错字,标明多字或少字及无法辨别的字。辑录过程中著者对重大史实的考证和对相关人名、地名的考订严谨而精确,难能可贵。这一精益求精、讲究学术规范的品质,既体现了著者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又提高了该书资料的准确性,增强了其学术意义。

其五,彰显人道博爱精神。“人道、博爱、奉献”是红十字精神的精髓,强调对人价值的肯定和生命的尊重,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扶助。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于“寓沪中国绅商因悯北方华民遭兵燹之苦”,从该书的“红十字会施送教养院棉衣”、“中国红十字会为数千万灾民乞赈启”、“红十字会议救俄灾”等消息可知,近代红会救护人员不仅积极奔赴战云密布的前线,而且还活跃于遭遇灾荒之地、疫病流行之域,关注各地贫寒饥馑之人,显示出其不分民族和种族,跨越地域界限的博爱精神。而“沈会长躬亲查灾”、“慈善可风”等消息对沈仲礼、唐露园、王培元等人事迹的颂扬也显示出了红会人员无私奉献的博爱精神。

从“红十字”的角度解读历史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作为与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相关的资料集,该书对于认识历史、审视当下均有积极作用。

首先,丰富了红十字运动研究史料。近年来,随着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发展,与其相关的资料建设日益得到重视。作为社会史领域的一朵奇葩,红十字运动研究资料相当零散,多见于红会公开出版物及内部交流资料、档案、报刊、地方文史资料等。其中,作为社会变迁的重要产物,近代报纸杂志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展示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为近代社会史研究储备了丰富的资源,见证了中国红会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过程。在开创红十字资料建设的新范式——“报刊资料汇编”后,以池子华为首的研究团队相继出版了四卷本《<申报>上的红十字》、《<大公报>上的红十字》,如今又出版《<新闻报>上的红十字》。该书区别《新闻报》与《申报》、《大公报》重复的资料,并以“附录”形式详列于后,标明时间,大大方便了读者查找。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主要收录《申报》、《大公报》所未报道的内容,因而该书内容补充了红十字运动研究史料,为红十字运动研究的资料建设添砖加瓦,弥足珍贵。

其次,提供了认识历史的新视角。该书所收录的每一条信息都与红会相关,如上所述,该书所辑资料内容较为广泛、全面,丰富了红十字运动研究资料。这对于推动学术研究视角的转换亦颇有意义。红十字会作为“舶来品”,在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影响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仅以近代报刊为例,除《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大报收藏着丰富的红十字信息外,还有无数小报也含有红十字信息,如苏州地区的《吴语》。这些报刊中红十字信息既是红十字研究的宝贵资料,同时又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例如,通过比较报刊中红十字信息数量的多少、时间段的分布、内容性质的差异、消息所涉及地区等因素,分析红会与大众媒体关系的亲疏远近、信息公开程度、不同地区红会发展水平的差异等。除了报刊,还有广播、电视等其它大众媒体,广泛搜集大众媒体中与红会相关的信息,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审视中国红会在近代的发展历程,可对近代红十字运动有更深入的认识。

再次,可促进其它史学领域发展。该书收录的内容涉及中国红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对红十字运动研究颇有价值。而同时,史学研究具有交叉性,资料内容涉及面的广泛对史学其它领域的研究亦大有裨益,如外交史、妇女史、灾荒史、疾病史等。以外交史为例,前已有学者述及晚清及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建国初期及建国后至今的红十字外交,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红十字外交,尤其是抗战时期海内外红会对中国的人道救助活动论述较少。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暹罗捐振米七百包,红会请发免税护照”、“救济美水灾购办物品尚待讨论”、“美大宗药品食物运沪救济中国难民”、“万国红会代表调查救护事宜”、“德国红十字会济助我国药品”、“中国红十字会赠港当局药物”、“英拨款六万镑交华红十字会”等文稿记载了抗战期间其他国家红会在中国的人道救助活动。这既是中国人民加深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广大人民之间友谊的写照,也是中国政府与其它国家和地区政府交涉的外交史。

最后,可启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郭美美事件”引发中国慈善公益领域的信任危机,同时揭开中国慈善公益体制中“行政化”和“政府主导”的积弊。中国红会与政府关系问题、红会的公信力问题、“去行政化”问题以及《红会法》的修订等成为舆论的焦点。该书中,“政府修改红会章程”、“内政部颁发红十字会征求会员章则”、“红十字会函请各省市长官任征求委长”、“红会委托潘序伦查账”等篇幅可为当今红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参考。如在红会性质方面,国民政府时期,根据司法院的解释,“红十字会当然为民众团体,应受党部指导,红十字会分会设省、市、县,以各省、市、县区域为其组织区域”。1933年进行红会章程修改时,指出“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内政部、交通部、军政部、海军部、铁道部等会同修改,红十字会亦派有代表参加。其大纲已将订定,除根据万国红会章程外,并参照现行组织改为委员制……俟全部修正后,尚须开会员大会审议三读通过,然后由政府明令公布”。这些内容可启发我们从历史的维度看待现实问题。

不可否认,纵然著者百般严谨,仍会有不足之处。如有些地方标点漏加,如“红十字会函请各省市长官任征求委长”(第396页)这则消息中,“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应加书名号。还有部分地方有错字,如“陈部溃兵扰民未已(节录)”(第269页)这则消息中,“又亲自各难民前一一慰问”一句中的“各”应予以纠正。虽不是尽善尽美,但瑕不掩瑜,该书再现了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使人道主义精神溢于字里行间,既为研究红十字运动提供了史料,同时又启发读者对现实问题的审视和思考。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评《江西红十字运动百年回眸》

庞向南

 

201311月,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近40万字的《江西红十字运动百年回眸》(以下简称《江西》)。作为“红十字文化丛书”(池子华总主编)之一种,此书是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与江西省红十字会精诚合作打造的鸿篇巨作,意在全面研究百年来江西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发展,总结经验教训。作为第一部全面再现江西红十字运动百年历程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无疑是学术界一件很有意义之事。

迄今为止,关于江西慈善史的研究,从时间上看,学界关注最多的是明清时期,对民国关注不够[①]。从对象上看,对江西红十字会关注很少[②]。江西省红十字会、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编著的《江西红十字运动百年回眸》则力图填补这一学术空白,向我们呈现了江西红十字运动在中国跨越百年的历史进程,极具开创性。

全书由正文和附录组成。正文分为“民国时期的江西红十字会(1911-1949)”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江西红十字会(1949-2011)”两大部分。其中,“民国时期的江西红十字会(1911-1949)”共分三章,分别探究江西红十字会的起源、组织建设和人道活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江西红十字会(1949-2011)”分上篇和下篇,上篇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江西红十字会(1949-1978)”,下篇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江西红十字会(1978-2011)”,共分九章,分别从组织建设、备灾救灾、救护工作、人道救助、“三献”工作、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宣传传播、对外交流等方面展开论述。

在“民国时期的江西红十字会(1911-1949)”部分,该书主要回答的问题为:江西红十字运动是怎样开端的?江西红十字会是怎样进行资金募集、招募会员的?怎样开展战地救护、灾害救济等活动的?第一章,探讨江西红十字会的起源,主要包括三部分,首先是介绍江西红十字运动的背景,其次是江西红十字运动开端的标志,重点分析南昌、九江分会成立的基础、过程及时间考证,最后探讨江西红十字运动开端的意义。第二章,全面展现江西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从分会组织的扩展、资金的募集及资金短缺问题、会员的招募、会长选任及职员奖惩问题四个方面,再现江西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进程。第三章,重点论述江西红十字会的业务活动,第一部分是江西红十字会历次战地救护的活动,第二部分是江西红十字会在灾害救济、医疗服务等方面的善举。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江西红十字会(1949-2011)”部分,上篇主要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78)的江西红十字会。新中国成立,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到1951年,南昌分会与赣州分会相继完成改组工作,为江西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江西省红十字会的成立,江西红十字运动的组织管理结构确立。“文革”时期,江西红十字业务停顿;下篇主要介绍1978-2011年的江西红十字会的发展情况。第五章展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江西红十字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恢复与发展。江西红十字会恢复和重建了地方组织及基层组织,依法理顺各级管理体制,并解决了专职干部的编制问题。召开了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第六章论述了江西各级红十字会充分发挥自身力量,主动参与江西省内外的重大自然灾害救援、救助工作,不断完善防灾减灾的应急救助体系,凸显了作为政府人道领域助手的作用。第七章详细阐述了江西省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1984年江西省红十字会复会以后依据传统做法,继续把卫生救护训练工作作为红十字会的中心任务之一,2003年把群众性卫生救护工作列为全省各级红十字会重点工作任务之一。第八章论述了江西省红十字会积极开展“博爱送万家”、“博爱助困”、“博爱助医”、“博爱助学”等人道救助活动。第九章从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和遗体器官捐献三方面论述了江西省红十字会的“三献”工作。第十章阐述和评析了江西省红十字会的志愿服务工作,江西省探索出了红十字志愿服务发展的长效机制,并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第十一章是关于江西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研究。第十二章从《红十字会法》宣传、国际人道法与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传播、“5·8”世界红十字日宣传、媒体及自身阵地宣传四个方面阐述了江西省红十字会的宣传传播工作。第十三章旨在突出作为国际性的人道救援组织,江西省红十字会积极主动开展民间外交,深化国际合作及与港澳台地区红十字会(组织)的民间交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这部专著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史料翔实。《江西》展示了江西红十字运动自1911年至2011年跨越百年的历史进程。由于时间跨度大,面临的史料梳理工作必然异常繁重。作者不避繁难,尽可能全面搜集。档案、报刊杂志是该书选用的主要资料。首先,江西省档案馆关于江西红会的档案,为梳理江西红十字运动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其次,中国红十字会在各个历史阶段,出版了一系列会刊,汇集了大量资料,其中有许多有关江西红十字会的记录。最后,中国近代出版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这些报纸对江西红十字会的活动也有一些报道。资料翔实、丰富,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多学科交叉方法的综合运用。该书以历史文献法为主,通过多种史料的搜集,综合再现江西红十字运动的历史。茅海建先生曾讲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在不可靠的“史实”之上,其结论也只能是不可靠的[③]。由于目前没有关于江西红十字会的专门研究,诸多史实尚未理清,史实重建的功夫特别重要。因此,该书重点即在于爬梳史料,钩沉历史。另外,社会史历来强调多学科的交叉,红十字运动研究更是如此。池子华先生曾提出创建“红十字学”的构想,他认为“红十字学”由一系列分支学科组成[④]。具体到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吸收社会学的方法至关重要,如社会调查、社会统计等。《江西》作为一部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专著,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交叉综合。该书在历史文献法之外,借鉴了社会学、灾害学、管理学、法学、外交学等学科的方法。如在本书第105页阐述新中国建立以来依法理顺管理体制问题时,就借鉴了管理学研究方法中的历史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即对前人的管理实践、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予以总结概括,案例研究法即通过对现实中发生的典型管理事例进行整理并展开系统分析。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为理顺红十字会管理体制提供了法律依据。2001年,江西省红十字会开始了理顺管理体制的努力,最终,关于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有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并按照红十字会章程设专职副会长一名。到20119月,江西省县级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理顺率达77%;第六章改革开放以来的“备灾救灾”,借鉴了灾害学的方法。灾害学的研究方法大致有四种:一是历史资料探索、总结法和当代灾害事件记录、分析法;二是内在规律、发生机制探索法;三是迹象观察、观测,结合预报法;四是各种不确定性数学预测法。《江西》一书在阐述“备灾救灾”时显然运用了第一种方法。关于省内救援记录了1998年特大洪水救援、2005年九江地震救援、2008年冰冻雨雪灾害救援、2010年抚州水灾救援;关于对外救援记录了2004年印度洋海啸救援、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2010年玉树地震救援、2010年舟曲泥石流救援。

其三,研究区域红十字运动,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以往在研究民间慈善事业的时候,人们往往很容易将国家与社会这组概念对立起来。近来有许多研究者对此提出不同观点。梁其姿就认为清代善堂的发展变化,说明了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力量有了新的关系,两者之间关系基本上和谐而互赖,这种关系并不说明孰强孰弱。清代善堂在政府的支持下,逐渐得以壮大,但是并不能视为政权的延伸,且善堂对现存体制不存在威胁性[⑤]。余新忠与夫马进先生在研究明清慈善事业时也表现出类似观点[⑥]。这三位先生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注意到了虽然明清慈善组织是私人领域力量的发展,但却不能套用西方哈贝马斯的“公共社会”理论来解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红十字会并不是普通的社团组织,作为国际性的人道主义组织,它以战地救护为主要任务,必然要注意保持一定的中立性,但红十字会又不可能完全不食人间烟火,与政治无涉。那么到底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在红会通史性著作当中,张建俅的《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虽然有其一定问题[⑦],但是将中国红十字会的初期发展放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宏大理论框架下进行解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认为首先,相对于此前研究公共领域大都集中探讨的是地方公共领域(如上海)而言,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全国性的慈善组织,其工作范围涵盖全国许多地方。其次,在不同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领导精英与代表国家权力的政府,为了官办民办的立场曾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这些精英虽以上海为主,但是却借助全国代表大会,试图以民主的形式,诉诸全国会员、分会的民意,以便赋予他们继续管理红十字会的权力。张建俅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地方分会与国家(以地方政府为代表)之间关系并没有过多涉及。而江西红十字运动的发展,也时刻面临着怎样处理与国家(地方政府)的关系?只有将分会与政府的关系搞清楚,才能对红十字运动当中的“国家与社会”这一组关系有更为透彻的理解。虽然《江西》一书,没有用专门的篇章在国家与社会视阈下探讨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但却将国家与社会理论内化在本书内容当中。不同时期,江西红十字会与政府间的互动程度不同。如在“二次革命”的战地救护中,九江分会、南昌分会、吴城分会相继组织救护、掩埋各队,成就颇著,中华民国副总统兼鄂省都督黎元洪欣闻九江分会开展救护掩埋行动后,拨款支援。新中国成立后,在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号召下,江西省红十字会成立,并且初创草案由江西省卫生厅呈送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批示。“文革”期间,江西省红十字会被撤销,1984年经江西省政府批准恢复工作。20011029,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印发<江西省红十字会机关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就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问题给予了明确指导意见。这些都表示作为社会组织,江西省红十字会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但是其角色会发生转变。

这些优点显示,《江西》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区域红十字运动研究方面的力作。

《江西》一书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这并不表示该书无可挑剔。实际上,任何作品和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此书也不例外。

首先,任何理论和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虽然《江西》一书采用了多学科的交叉方法,但需要指出的是,区域比较的方法还是比较欠缺的。研究区域性的红十字运动,并不是就区域言区域,还应将各区域的红十字运动进行对比研究,以此来构建整体史。对此,唐力行、徐茂明先生有过见解[⑧]。只有通过区域之间的比较,才能揭示区域红十字运动的特色。例如,1949年以前的江西与安徽的红十字运动,都曾开展过战地救护、灾害救济等人道活动,貌似相差不大。但是,通过简单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与安徽相比,江西在战地救护方面成绩更为突出,但社会服务方面的业绩明显不如安徽。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同一历史时期的区域红十字运动也各有其特点:解放战争时期,江西没有组织战地救护活动,而安徽、山东的红十字会则在战地救护方面较为活跃。这些差别的形成,是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因此,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更能深刻地认识区域红十字运动的特点,更能凸显区域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红十字运动中的地位,也才能发掘红十字运动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要对红十字运动进行比较,范围的界定非常重要。具体到区域红十字运动的比较,从横向来说,可以进行区域之间的总体比较、业务活动比较,省际之间的比较,县际之间的比较;从纵向来说,可以进行同一区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比较。只有进行多层次、多途径的比较,才能揭示区域红十字运动的轨迹及特点。

其次,可能是因该书为集体工程,所以个别细节难免有不统一之处。如题目问题,在“民国时期的江西红十字会(1911-1949)”部分,三章的题目分别为“江西红十字会的起源”、“江西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江西红十字会的人道活动”。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江西红十字会(1949-2011)”部分,各章的题目直接变成了“组织建设”、“备灾救灾”、“救护工作”等等。

第三,由于江西红十字会所存资料有限,未能详细阐述某些分会的历史。我们希望也相信,后来研究者会在深入发掘利用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

虽然该书存在一些遗憾和不足,但是瑕不掩瑜,作为一部史料丰富、时间跨度为百年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第一部着眼于江西红十字运动的著作,其严谨性、开创性值得称赞,而且对于江西省的文化建设必定大有裨益。相信《江西》的问世,一定会引发更多的学人对区域红十字运动史的兴趣和探究,并随着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和研究理念的创新而不断产生更加深入而丰硕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危机与突破

——读《红十字:文化传播、危机管理与能力建设》随感

 

 

2012710,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阐述了发展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意义。第一次正式提出,发展红十字事业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不仅肯定了红十字事业的人道救助性质,也赋予了红十字会参与社会管理的价值理念和发展定位,从国家战略高度明确了发展红十字会事业的社会价值。

红十字会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必须理论先行。事实上,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近10年来,致力于红十字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红十字运动发展的过程与特色、红十字文化的精神内涵、新的历史时期红十字运动的发展等多方面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由池子华、郭进萍、邓通、李攀合著的《红十字:文化传播、危机管理与能力建设》一书,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作为池子华教授总主编的“红十字文化丛书”之一种,该书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包括上篇“红十字文化传播”、中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的危机管理”、下篇“公益慈善组织能力建设”。上篇主要围绕着18741949年间红十字文化在我国的传播以及传播策略、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和制约因素等内容展开论述;中篇针对红十字会组织在社会危机管理方面的作用、红十字会参与危机的能力建设与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分析;下篇主要论述了我国公益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安徽省红十字会的个案分析,探讨红十字组织能力建设的优化路径。

通读全书,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在当今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红十字运动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针对当前红十字会在舆论宣传中的被动局面,作者在本书的开篇明确指出:红十字文化传播是红十字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旨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对于扩大红十字的社会影响,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红十字事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书特色鲜明,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和现实关怀,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颇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加强文化传播能力建设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的方式日趋多样化,传播内容丰富、受众广泛、速度迅捷,电子媒体的传播功能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地位凸显。红十字文化作为一种理念要想深入人心,必须要借助大众媒介的传播功能,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回顾历史,启迪未来,总结经验,服务当今。对红十字文化传播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推动红十字文化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另一方面对培育中国特色的红十字文化,顺应网络社会的媒体传播特性,推动红十字事业走出舆论困境也多有裨益。总之,开展对红十字文化传播研究,对于了解和把握文化传播的规律,探索红十字适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播路径,以及促进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镜鉴意义。

上篇的第一章论述了18741949年期间,红十字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这是作者着墨最多之处。包括红十字文化在华传播的社会背景,指出红十字会组织在当时西学东渐、尊西趋新的时代心态推动下,中西会通的慈善文化具有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的特点。因为有了这些现实背景,红十字会组织才得以在当时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在第二章中,作者对18741949年期间,红十字文化在华传播的历史轨迹进行了阐述,主要包括起步阶段(18741911) 、发展阶段(19111936 ) 、转型阶段(19371949 )

在本篇的第三章中,作者对红十字文化在华传播策略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且指出:红十字文化在华迅速传播的条件在于一方面附会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迎合国人功利心理、在活动中能够重视信息公开透明、运用名人效应。第四章对红十字文化在华传播方式进行了梳理和提炼,如创办红十字刊物,刊载专门文章,设立各种专栏,通过纸质媒体开展宣传,包括利用文娱活动、征文比赛、电影、灯会和游园会等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活动宣传,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募捐活动响应积极。

在最后的部分,作者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对红十字文化的传播效果和制约因素进行了论述,指出红十字文化传播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以及损害红十字会信誉的负面事件层出、传播理念淡薄等方面,尤其是负面事件的发生,对红十字组织的社会形象和组织发展产生冲击。由此可见,要想推动红十字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既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也要通过舆论说明,非常有必要加强文化传播能力建设。

二、参与危机事件管理,在困境中努力前行

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说是不断应对危机事件的历史,危机事件的处理,伴随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在社会转型时期,危机事件是社会管理领域中的严峻挑战,破坏性强,呈现常态性的特点。针对近年来公众的热门话题之一“危机管理”,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探索,“危机管理”的研究也不断向各个学科领域渗透。在本书的中篇,作者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危机管理的诸多方面进行系统考察,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内容,更好地为红十字运动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当前,红十字会由于受到“郭美美炫富”等负面新闻事件的影响,社会形象一落千丈,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媒体、公众等对红十字会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在一片质疑声中,红十字组织利用各种方式,如官方微博、官方网站、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等形式,发布相关信息,以寻求社会的认同,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红十字会组织的一系列努力并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和认可,原因何在?为什么一个有着百余年发展历史的人道组织,在自身遭遇危机事件时,面对各种尖锐的批评和质疑声,却无法实现自我救赎?应该承认,在对于一系列负面事件的处理方面,红十字会有其自身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网络媒体传播的特点,以及忽视人们的心理诉求与社会快速变化也是重要原因。

就红十字会应对危机而言,可以看出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在危机事件出现后,没有及时反应,进行系统处理,而是就事论事。每次澄清之后,总是引来更多的质疑,最后导致解释进入了瓶颈。

(二)声明与发布缺乏有力的证据,表述内容逻辑性不强。特别是针对负面事件的说明,陷入了自说自话的状态,无法满足广大网民心理期望,所谓的“真相”证据不足,证据链不严谨,无法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失望情绪恶化了事态发展。

(三)网络媒体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不能按照常规方式进行危机管理。当前,中国的网民人数达到了世界第一,截至20146月达到6.32亿人之巨,网络媒体成为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首选平台。网络传媒本身具有较强的匿名性和虚拟性,海量化信息和匿名性,破坏了传统媒介的基本范式,诚信和准确的严格标准被破坏。有学者指出,网络媒体正在从内容为王的时代,演变到谣言为王,甚至谎言为王的时代,全球的观点来看,在最近十年中,媒体的公信度在急速下降。

在有关红十字会的很多言论中,后来有一些被证明是虚假的,但是没有人去考证,即便是考证了,在对红十字会污名化的舆论浪潮中,很少有人再去介意真相如何。这些都加剧了在应对舆论危机中,红十字会的处理难度,导致危机公关失败,教训深刻。

三、搭建制度平台,提升红十字会品牌能力、组织能力与公信力

进入21 世纪以来,伴随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慈善事业也进入了迅速的发展期,在重大的灾害和社会危机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作为慈善事业的主力军,红十字会在社会危机事件中凝心聚力,携手共济,在危机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本身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与此同时,不断涌现的负面新闻事件把红十字会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红十字组织在飞跃发展的同时,也遭遇了最大的信任危机,被广大网民和媒体口诛笔伐,针对红十字会的社会形象和组织能力质疑声此起彼伏,同时学界和民众更关注的是中国的慈善事业该如何发展,争议与分歧也逐渐突显。

在本书的下篇部分,作者针对我国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方面,对我国慈善组织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论述,我国慈善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急剧发展变化过程。慈善组织种类繁多,涉及到的领域宽泛,在慈善组织快速发展的同时,慈善捐赠数量有了显著提高。另一方面,慈善组织的发展也面临很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包括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缺乏外部环境的支持,难以获得法律地位,政府对慈善组织的限制过多,慈善组织自身普遍缺乏筹资能力、品牌能力建设水平较低、公信力迫切需要提高。

针对慈善组织发展面临的困难,作者提出,作为建立在自愿和信任基础上的慈善事业,它以善款为来源,善款的来源又以捐助者为基础,这些具有社会责任心的捐助者对慈善组织的信任与信心,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支柱,要想维持和稳定这种信任关系,必须加强对慈善组织能力的建设:要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加快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公益机构的法律、法规、章程体系的建设;取消注册需要寻找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实行登记许可制度,对于满足特定条件的慈善组织实行登记许可制度,为慈善组织搭建一个特定登记认可的制度平台;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要建立一种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探索慈善组织的筹资路径,在提升组织品牌能力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开发特色项目,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建立品牌长效机制;慈善组织的建设应从组织运作透明化出发,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财务披露制度,并通过采用量化管理、定期考核的方法,将这两项制度落实到每个人和每项具体的工作当中;通过媒体、网络、审计、公报等方式及时向社会发布各种信息,尤其是捐赠信息,这是组织打造公信力的最简洁直接的途径。

四、在“三化”中实现红十字事业可持续发展

公信力之于慈善组织犹如阳光之于植物,没有了公信力,慈善组织的生存都会成为问题,更不要谈发展。当前,受到负面事件的影响,民众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被弱化,加上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步较晚,民众的慈善意识较为薄弱,慈善组织在调动社会资源方面的能力也大受影响,以至我国慈善事业下一步的发展被公众质疑。

中国目前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2013年拥有亿万资产的富豪有243人,而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人却屈指可数。普通老百姓的慈善活动参与率更低,2012年,我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当年中美人均收入比为138,而人均慈善捐款比为173002013年,慈善捐赠改变了连续两年的下滑,捐赠额回升至千亿元,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989.42亿元,居近三年来捐赠规模之最,但主要是以企业捐赠为主。

在当今的社会转型加速期,有学者提出,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的职业化、专业化、民间化是趋势,去行政化是必然;也有学者提出,慈善组织要想获得突破与发展,必须发挥政府在民间组织发展中的作用,加强政府的支持和监督,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其实,这两种发展趋势本身并不矛盾,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理应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对其行为进行监督;包括为其构建发展的政策环境,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同时也要对慈善组织有适当的控制,加强财务审计和监督;慈善组织本身要想获得发展壮大,必须要有专业化、职业化的人员队伍,明确角色定位,理顺与政府之间关系迫在眉睫,如本书所说,慈善组织要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要想实现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软硬兼施”,既要加强管理制度建设、法规建设、人事制度建设,强化自律和自我约束,加强外部监督;同时也要加强文化宣传,打造品牌形象;打破传统思维模式,抢占舆论阵地,加强网路平台建设,增强在舆论风暴眼中的应急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在低谷时期的社会行动,扩大对行动的宣传力度,利用当前网络媒体的传播优势,走出舆论困境。

作为人类文明的体现,共济思想与慈善事业代表了公平、正义、人道、责任的社会伦理思想,没有了慈善事业的发展,社会归属感和凝聚力被削弱,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不利。正如池子华教授在本书后记中所指出,红十字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是一个综合工程,组织建设、文化传播、品牌建设必须齐头并进,理论建设、舆论宣传和实际行动任何方面都不能忽视,在危机中突破,在低谷中迸发,任重道远。

(作者:阜阳师范学院教师,苏州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 参见涂蕴漪:《明清时期江西慈善事业研究综述》,《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 如刘秀君:《清后期至民国前期九江地区慈善公益事业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只涉及到九江红十字分会的历史。廖武振:《民国时期(1931-1935年)江西灾荒救济研究》,南昌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涂蕴漪:《清代江西慈善组织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两篇论文虽是研究近代江西慈善史,但对红会历史并没有触及。

[]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 包括红十字灾害学、红十字法学、红十字管理学、红十字历史学、红十字伦理学、红十字外交学、红十字文化学等,参见池子华:《创建“红十字学”刍议》,池子华、郝如一主编:《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326页。

[]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287页;[]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47页。

[] 池子华:《一部中国红会史研究的“问题”之作——评<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民国档案》2007年第4期。

[] 唐力行、徐茂明先生认为:“在将区域研究引向整体史研究的努力中,除了纵向关注国家在地域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外,另一条途径就是对不同的地域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将各个既互相独立又彼此联系的区域联结起来加以考察,超越区域的疆界来认识区域发展的特征,以揭示区域间的整合所披露的整体史特质。”见于唐力行、徐茂明:《从区域研究到区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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