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华发表《闪光的足迹（三）》
2015年6月12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文章《闪光的足迹——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史事编年（三）》，全文转载如下：
1935：设立难民收容所，赈济湘鄂鲁苏灾民，专注救护工作
1月27日，松江分会召开议事会决议设立浙江旱灾过境难民收容所。30日，收容所正式运行，三月内收容难民达16000余人。
3月，松江分会开始遣送灾民回籍，第一批灾民1747人，第二批灾民1924人，第三批灾民2000人。前后遣送难民共约7400余人。
夏，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遭水灾，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临时放赈委员会，实施赈灾，发放湘、鄂、鲁、苏4省赈款各10000元，面粉各2000包，衣服各2500件，治疫药水各500匣。美国红十字会捐国币10万元助赈。
6月2日，王正廷会长向理事会提议，主张“红十字会当逐渐退出医院范围之外，迂徐减少寻常慈善机关性质，俾得专注于红十字会之惟一目标即救护工作”。为即将展开的抗战救护预作准备。该项提议为理事会认可，并决定自即日起将红十字会原第二医院停办，将总会于半年内迁入第二医院院址办公。
8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济各省水灾募捐办法》由内政部批准。《办法》规定：“本会为救济各省水灾起见，特经理监事会第十二次联席会议决议组织募捐委员会，以正副会长为正副委员长，全体理监事为委员，统筹办理”；募捐日期定于9月1日至10月31日；“一俟募有成数，即由本会组织放赈委员会决定各灾区赈款数额之支配”。
8月，临沂红十字会设立收容所，接收来自鲁西南黄泛区灾民4000余人，并派医生赴各收容所为难民治病，分发药品。
1936：成立救护委员会，提供战场救护，救济绥远难民
4月11日，总会召开设计委员会，决议联合上海地区各相关社团成立救护组织。
5月6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成立，王正廷会长任救护委员会主席，杜月笙、刘鸿生为副主席，林康侯、朱恒璧、陆伯鸿、徐乃礼、许超、金润庠、言潘景芝等7人为常务委员，闻兰亭、曹云祥、翁之龙等41人为执行委员。委员会下设训练、供应、人事三个委员会，负责办理各项事宜。6月1日，救护委员会启用钤记开始办公。
6月30日，立法院修正并通过《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7月23日公布），将中国红十字会的主管官署由内政部改为卫生署，总会领导机构设南京。
10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于上海开办护病、防毒两训练班，管桂祖女士担任教授。
11月12日，绥远战事发生。18日，中国红十字会与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合组“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王晓籁、杜月笙、刘鸿生为主席委员，陈光甫、邵燕山、钱新之、穆藕初、林康侯、庞京周为常务委员，决定募集捐款，“实力援助”傅作义将军绥远抗战义举。红会派秘书长庞京周赴绥组织战地救护。
11月18日，虞洽卿等发起成立“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1937年7月20日改名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该会在红十字会总会支持下，先后开办4期救护训练班，培训200余人。
11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绥远告急，亟须加紧工作，爰特成立经济委员会”，王正廷会长为主席，杜月笙、刘鸿生为副主席，林康侯、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俞佐庭、穆藕初、宋汉章、袁履登、张慰如为常务委员，吴铁城、朱子桥、王培元等31人为委员。经委会职责为“筹募救护经费”，保证战地救护开展。
11月23日，红会常务理事林康侯、王晓籁，救护委员会正副总干事颜福庆、庞京周乘飞机驰往西安继赴太原再至归绥视察，调查伤兵医院情况，“督当地分会加速进行救护事宜”。
11月27日，上海市分会救护人员培训班在县政府礼堂举行开学典礼，首批30名会员接受为期两个月的救护训练。
12月1日，红会特派庞京周赴南京，与中央防疗处、卫生署“接洽药品材料等物”，而后转赴北平，“组织训练救护队”，充实前方救护力量。庞京周到北平后即筹备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接受总委会之托“办理华北临时救护防疫工作之补助事宜”。临时分会成立后，迅速组队驰赴绥远前线，开办临时医院，救护伤员。到12月中旬，“前线一带，已布遍红十字会之旗帜”。
12月10日起，总会在《申报》刊登《中国红十字会征募救护材料启事》《中国红十字会征募救护材料》《中国红十字会募急救药囊》等广告，动员社会各界踊跃捐助。12月25日、1937年1月20日、2月10日分三批将募集到的大宗药械医品433件、急救包20余万只运往绥远前线，为医疗救护提供了有力保障。
12月15日，总会联合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道路协会发起募捐救护车运动。
该年，为救济绥远难民，总会拨款10万元，设立难民收容所及临时医院。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