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华发表《闪光的足迹（四）》
2015年6月26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文章《闪光的足迹——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史事编年（四）》，全文转载如下：
1937年(1月—9月)：前仆后继，英雄热血染山河
1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正式宣告成立，有效整合以北平为中心的医疗救护资源，实现救护效益的最大化。至“九·一八事变”前，经救护委员会训练组培训的救护人员达近千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宋哲元所部第29军奋起自卫，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组织起重伤手术组和救护组两组，与北平市长秦德纯、师长冯治安接洽救护事宜。北平分会、天津分会也积极配合，参与救护。
7月中旬，华北分会会同北平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队，分赴琉璃河、廊坊、黄村、榆垡及长辛店等地，为抗日军民和战区难民提供医疗服务，救护受伤军民500余人。
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总会电令清苑分会，与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切实合作，扩大救护工作。总会同时派出三支医疗队奔赴前线：一在沧州，齐鲁大学担任；一在定兴、保定一带，保定医学院担任；一随军救护，中央医学院担任。
7月，华北烽火连天，大批难民云集天津，中国红十字会会同天津分会设难民收容所，收容妇孺老弱。
7月底，红会理监事会议决定加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救护委员会，协助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设计委员会设计救护事宜。
8月5日，总会救护委员会组织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同济大学两支医疗队驰赴华北前线。
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中国红十字会组建救护队10个，急救队12个，临时救护医院24所和“特约医院”16所，进行全面战场救护，截至次年4月30日，共救运受伤兵民共计44389名。
8月16日，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百余名救护队员、数十辆车辆投入沪战救护，担任转运伤兵重任。次年1月，煤业救护队百余人及救护汽车20余辆抵达南昌，集体参加新四军。
8月18日，上海真茹东南医院遭敌日机轰炸，实习馆、大礼堂、图书室全部被毁，第二救护队担架队长张松林遇难，卫生器材全失。
8月23日，第一救护队医师苏克己、护士陈秀芳、谢惠贤、刘中武在罗店遭日军残杀。宋美龄闻讯于中央广播电台作了题为《日军残杀红十字会苏克己医师》的英语广播，向全世界揭露日寇的罪行。
8月，第三救护队南翔队部遭日军轰炸，队长傅尧、队员赵汝信医师受伤。
8月至10月间，第四救护队奔驰于上海、大场、真茹间救护，后分派队员于苏州、嘉兴、木渎一带工作，其间被日军飞机炸死队员10余员。
第十一急救队，奔驰于淞沪前线，急救伤兵，期间几度遭受轰炸，队员徐健来、陈香荪、陈应乾、郑志强受伤。
8月30日，日机向沧县一带施行轰炸，投弹百余枚，并用机枪扫射，服务人员张书元牺牲。
9月6日，河北省正定县红十字分会会长娄云鹤在日军攻占县城时“身中七刃，壮烈殉国”。其子娄家骧（骥）时任红会救护队长，同时罹难。
9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急救第六队乘车驰往淞沪前线救护，多名队员，其中司机杜连生因被腹部伤势过重于29日离世。
9月13日，《申报》报道：汕头分会“自奉令组织救护队以来，队员达五百余人，日夜工作，努力从公，不意日机连日轰炸，死伤无辜民众甚多，救护队员蔡锦才因公殉难。”
9月15日，鉴于“武汉三镇中外人士近以敌机到处肆行轰炸，残酷野蛮，不能述状，致我前方士兵及后方非战斗员之民众，被炸伤亡者甚多，特组织华中（万国）红十字会，从事救济伤兵伤民。”武汉市长吴国桢任华中万国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会长，副会长为英国总领事默思，委员吴德施、希贤教士。
9月22日，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华脱维而抵达上海，调查中国伤兵及难民之需要。
9月30日，“缅甸华侨红十字会”宣告成立，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海外的基层组织，这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极为少见。
9月30日，路透社电，“美国红十字会已捐助十万元，作为中国境内各国病伤人等之医药救济之用。”
9月，中国红十字会专函致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请代征集救济伤兵难民之药品及物品”。缅甸华人慈善社团及热心人士“赠送药品及物品，甚为踊跃”。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