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图书评论】

县域红十字会研究的“示范”之作

——《<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整理与研究》简评

刘思瀚

在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上，县域红十字会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由于缺少系统、集中的史料，学术界始终无法展开具体研究，令人感到遗憾。不过，随着由常熟市红十字会、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合作编写，顾丽华、池子华主编的《弥足珍贵的红十字文化遗产——<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整理与研究》（下文简称《常熟》）一书的出版，县域红十字会研究不足的情况或将得到改变。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该书做一简评，以明晰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及学术影响。

一、《常熟》一书的主要内容

《常熟》一书27万余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该书由上篇“《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整理”、中篇“一部史诗一段传奇——《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研究”、下篇“‘绵延光大’红十字事业——《纪念册》的理想与常熟红十字事业的现实”三部分组成。应当说，各篇的篇名直观的反映了其内容。“上篇”展示了《常熟》一书编写人员整理《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民国廿一年纪念册》（以下简称《纪念册》）的成果。不仅有经过点校后的文字部分。更有18幅国民党军政要人的题字以及97幅反映常熟红会职员、工作的写真图片，可谓图文并茂，栩栩如生。

如果说《常熟》一书的“上篇”展示了《纪念册》的原貌，那么其“中篇”则进一步挖掘了《纪念册》的史料价值，以其内容为基础对常熟红会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在“中篇”中，池子华教授首先介绍了《纪念册》的概况以及常熟红会修葺纪念册的原因。随后利用相关史料考证了常熟红十字会的成会时间，修正了以往广为流传的“常熟红十字会成立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26日”之说，确定了常熟红会成立的确切时间应当为1911年11月6日至12日之间。在此基础上，结合《纪念册》的内容以及相关史料，池子华先生还考察了淞沪抗战前后常熟红会在战争救护、难民救助、疫病防治、公信力建设以及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工作。

“下篇”的内容则集中论述了常熟红会在淞沪抗战之后的发展历程。着重介绍了常熟红会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办理救护训练班以及抗战胜利之后常熟红会组织建制恢复与发展的情况。并介绍了常熟红会1984年恢复活动后的一系列工作，包括赈灾济困、救护培训、三献工作、志愿服务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下篇”的附录中收录了《常熟红十字会1911-2015年大事记》、《常熟红十字会部分在册基层组织成立时间一览表》、《常熟红十字会工作剪影》等内容，较为直观地展示了常熟红会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

二、《常熟》的特点与价值

从前文的介绍可以看出，《常熟》一书的编排设置十分有特色，既有史料的呈现，又有相关的研究，更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将常熟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完整地呈现给读者。而这一体例上的特点，也使得《常熟》一书具有多个方面的价值。

其一，史料价值。如前文所述，《常熟》一书“上编”的内容即为《纪念册》的内容。而值得一提的是，《常熟》一书不仅对《纪念册》的文字部分加以点校重排，还将《纪念册》中的众多图片加以处理，以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力求再现《纪念册》的完整面貌。《常熟》一书的编写组之所以不遗余力的将《纪念册》中的图片尽数展现给读者，正是由于其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在这些图片中，仅军政要人为常熟红会的题字就多达18幅，更为罕见的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人的题字赫然在列，其价值不言而喻。数量如此之多的题词，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常熟红十字会在淞沪抗战时期的救援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此外，《纪念册》中还存有当时常熟红会的职员照相，从会长到救护队员无一缺漏，结合《纪念册》中所呈现的数十幅有关常熟红会实际工作的珍贵图像，诚如《常熟》一书所言，“地方红会的组织结构，一目了然”（该书第163页）。而在图片之外，《纪念册》的文字部分同样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收录有《中国红十字会分会通则》这一此前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关键史料，常熟红十字分会会员、职员名单等地方红会等资料，更是地方红会研究中难得一见的具体史料。《纪念册》还收录了数篇由常熟红会撰写或转载的普及红十字会知识的文章，如《创始红十字会南丁女士传》、《红十字会十大利益说》、《红十字会白话浅说》等。尽管这些文章中对红十字运动的认识有部分偏差，但它依然是我们了解当时县域红十字会文化传播事业的直接材料，具有重要意义。至于《纪念册》中收录的常熟红会各年度的收支报告、诊治人员名单、收容难民名单、收殓兵民名单等文档，则更为直观的展示了地方基层红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如何开展红十字会的各项工作，“这是《纪念册》中最值得‘纪念’的内容。”（该书第154页）而包含如此多重要史料的《常熟》一书，其史料价值只能用难以量化来形容。

其二，学术价值。《常熟》一书的价值并非仅限于史料价值。池子华教授在“中篇”中对《纪念册》及常熟红会展开了相关研究，并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如，考证了《纪念册》编修的前因后果。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史称“一·二八”事变。当时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而在十九路军的背后，是无数红十字人冒着枪林弹雨援救伤兵难民的身影。常熟红会也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下积极投入救援行动之中，据时任常熟红会会长的张鸿回忆，“理事会诸君及热心救济同志，奔走急难，俾红十字之旗帜不至闻军笳而消散。大兵之后继以大疫，又假孝友校舍设立医院，救济兵民，不辞劳瘁，可尽力与社会者矣”。为了纪念常熟红会此次救援行动，才有了常熟红会“爰集成绩编葺纪念册”一事（该书第3页）。池子华教授就此指出，“显然，编印《纪念册》，不仅仅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更在于‘继承’传承‘尽力于社会’的红十字精神，并使之‘绵延广大’。这是‘纪念’的真正意蕴。”（该书第154页）随后，池子华教授还考证了常熟红会的建会时间，取得了新的突破。在《纪念册》的序言中，张鸿曾提及“吾邑之红十字分会始于甲子兵祸”。不少史志都以此为根据，认为中国红十字会常熟分会成立于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之时。池子华教授在分析了《红十字会第一届分后职员一览表》、《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统一大会汇刊》等史料后发现，常熟红会史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得到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认可，并且长时间保持着正常运转，而常熟红会的代表也出席了中后民国建立后召开的“统一”大会。据此，池子华教授确认“常熟分会组建的时间在11月6日至12日之间”（该书第170页），而并非《常熟市志》等文献所称“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26日”，将常熟红会可考的成立时间前推了十余年，意义重大。此外，池子华教授还对常熟红会在淞沪战争时期的战争救护、难民救助、疫病防治以及公信力建设、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考察。通过这一系列考察，他认为常熟红会不仅在战事救护、难民救助、疫病防治这三项“近代红十字运动的三大核心功能”上颇有建树，一度得到总会的嘉奖，还在公信力建设与文化传播工作中展现了其“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非常值得后世借鉴。池子华教授的这一系列研究，不仅有对史实的考证，更是一次研究县域红十字会的示范。从常熟红会成立时间的考证、常熟红会的演变与发展，到战争救护、难民救助、疫病防治、账目公开、文化传播的专项研究，无一不包，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其三，现实意义。在展示史料、解析历史之后，《常熟》一书还对常熟红会在当代的发展做了回顾与总结。三者的有机结合，使得《常熟》一书的现实价值，同样不可小觑。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常熟的红十字事业都未能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直到1984年常熟县政府批准恢复红十字会组织，常熟红会才迎来了发展的机遇。而随着2007年管理体制的理顺，常熟市红十字机关“由市卫生局代管改由市政府领导联系”，常熟红会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拥有基层组织161家，团体会员单位43个，红十字会员26000余名。常熟市乡镇（区）级、经济板块和学校也于2015年实现了红十字会组织全覆盖。此外，常熟红会还在赈灾济困、救护培训、三献事业、志愿服务等工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1994-2015年总计筹集各类善款1835万元，接受捐赠物资价值9834万元”（该书第211页）；“2001-2015年末，市民累计报名登记捐献角膜103人……报名登记捐献遗体283人”（该书第219页）；打造红十字“救”在身边的救护培训品牌；与地方义工团共同合作，大力开展志愿者服务等。而在回顾常熟红会近30十年的辉煌成果时，我们不禁想到了《常熟》上篇、中篇的内容，数十年前活跃在战地之中的常熟红会人的身影，他们的故事，是否在常熟代代相传？他们的工作，是否值得当代红十字会借鉴学习？这种历史与现实结合的体验感，无形中又加强了读者对于现实的思考，提升了《常熟》的现实意义。

三、《常熟》对于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启示

如上所述，《常熟》一书在体例上的特点，使其拥有了多重价值。事实上，《常熟》一书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当前的红十字运动研究有所启示。

首先，《常熟》再次提醒了我们挖掘新史料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常熟》一书编写组的努力，或许《纪念册》只能深藏兰台，难有机会与大众见面。常熟红会在淞沪抗战时期救援行动的具体细节，也只能深埋在故纸堆而无人知晓了。要想补足以往研究的缺憾之处，引领新的研究方向，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发掘新史料。《常熟》一书的出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红十字运动研究领域，发掘新史料依然有很大的可能性。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史料的发现、整理工作，由其整理出版的《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现已出版至第六辑）、《红十字在上海资料长编（1904-1949）》等资料汇编，极大地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资料。不过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相关的史实大都得到了廓清，现有资料被使用的频率不断提高。要想进一步推进红十字运动研究发展，发掘新的史料势在必行。考虑到目前学界获取资料的难度不断提升，希望更多学者能参与到发掘红十字运动史料的队伍之中。

其次，《常熟》一书证实了针对县域红会的研究可行且必要。从上文的论述可知，池子华教授已利用有限的史料，作出了县域红会研究的“示范”，证明有资料支撑的情况下是完全可行的。而县域红会研究，对于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全局而言，有着重要意义。以《常熟》一书为例，常熟红会在淞沪抗战中的救援行动，补足了中国红十字在淞沪抗战期间救援行动的相关细节。同时，针对常熟红会公信力与文化建设的研究，使我们得以了解基层红会是如何落实总会的相关政策，更是为中国红十字总会的相关工作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的对象，扩大了研究的取向与范围。

总而言之，《常熟》一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同时，它又是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县域红会研究的“示范”之作。不无缺憾的是，《常熟》未能对常熟红会成立初期的情况做进一步的揭示。希望将来的研究，能够加以弥补，对常熟红十字会的历史展开更为全面系统研究。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人道的力量：中国红十字会救援江浙战争研究》简评

侯如晋

梁旻所写《人道的力量：中国红十字会救援江浙战争研究》（以下简称《人道的力量》）一书，以1924-1925年江浙战争为中心，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情况，以此彰显红十字会的人道精神。该书近30万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人道的力量》基本内容及架构

由于此书是梁旻的博士论文，因此也包含其绪论部分，即选题缘起、研究综述等内容。全书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实际上按原因、经过、结果（及评价）三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讲述江浙兵灾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及影响，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的背景；第二部分是第二至六章，讲述中国红十字会从战前筹备，到战地救护，到医院救治，到难民收容与救助，再到兵灾善后的全过程，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的经过；第三部分是第七章，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作出评价，包括其人道救援成效分析，人道救援特点，成功救援江浙之战的原因，和人道救援影响。总体而言，该书架构完整，脉络清晰，基本史实交代清楚，是一本了解中国红十字会在江浙战争救护方面所作努力的作品，也再现了江浙战争的大致面貌及当时的社会状况。

不难发现，全书主体上基本按照“先总会后分会”的结构叙述，并且三至六章中均有个案分析（第六章第三节对昆山的介绍并未单列一节，但实际是“兵灾善后”的一个个案研究）。且在大多章节最后以“小结”的形式对本章内容作总括。谋篇布局比较清晰，一目了然。

二、《人道的力量》特点概述

第一，运用了丰富的资料。包括以下几类：一，报刊杂志。如《申报》《新无锡》《吴语》《兴华》等，这其中对《申报》的引用甚至贯穿全书；二，地方志。市、县、镇级地方志资料均被作者“拿来”为我所用。如《苏州史志资料选辑》《镇江市志》《江苏六十一县志》《青浦县志》《兵希镇志》等。三，资料汇编。包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的《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等，各省市红十字会编的各该省市红十字会历史资料，池子华等人《<申报>上的红十字》系列资料汇编，以及与红十字会相关的其他资料如《天津商会档案汇编》《江苏通史》等等。一些档案资料比较庞大，因此作者在其中发现红十字会相关资料并加以运用就显得难能可贵。如《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3辑）下册，至少有1500页以上。此外，全书参考了多本专著和多篇论文，诸如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增添了文章的厚重感。

第二，论述上有时间、轻重的不同，且带有褒扬的情感。一者，以战前、战时、战后的时间划分，展现中国红十字会救援行动的阶段性特征。战前，红十字会积极筹备救护物资及人员等，并奔走各方，极力阻止战争；战时，红十字会派遣救护队，设立临时医院及各种收容所，救治伤兵和难民，减轻战争带来的伤害；战后，红十字会进行损失估计，安排伤兵难民遣送事宜等。一系列井井有条的工作，使大量战争受害者得到救助，也使红十字会自身得到发展，还在社会上传播了红十字人道精神。二者，用“值得注意的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等字样来重点论述一些内容，使得作者意图强调的部分能够受到关注。当然，对有些看似枝节的内容，作者也作必要的说明，像与昆山分会一道接运难民的“美国红十字会救济队”，作者以注释的方式将这里的上海“美国红十字会”与原来美国红十字会的南京分会作了区别性说明。三者，全书处处反映出作者对中国红十字会在江浙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的肯定与颂扬——从地位上加以肯定，说红十字会在战争救援中发挥“主导”作用；从救援成效上加以肯定，说红十字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伤兵难民带来生的希望”、“成绩显著”、“成效显著”、“成果显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做出了巨大贡献”等等。还用“家”这个字表现了对红十字会设置收容所的赞扬。

第三，展现出江浙战争期间某些社会状况。典型的是江浙（主要为江苏）“人”的状况。通过《人道的力量》可以知道，战区及周边有些地方经济状况比较良好，富户不在少数。一方面，存在个人捐助较多财产的情况，如无锡巨绅杨翰西捐助安亭红会的事例（本书第222页）；另一方面，存在以个人住宅作为各地红十字会救援安置处的现象。比如驻常州的第二救护总队，在城内的谈宅、庄宅设立里第二、第三急救所（本书第124页）；开展收容救助工作时，松江分会陆续开办的妇孺收容所有两处选址私人住宅（本书第147页）；“昆山分会鉴于已有的妇孺收容所不敷容纳，于是陆续增设收容所，又借东塘俞凤宝宅，添设第五妇孺收容所；借柴王街毕庆侯宅，添设第六妇孺收容所。”（本书第160页）江苏苏州更显经济富庶，近代以来出现了费仲深等著名的大善士（本书第170页）。很多善士战争期间对红十字会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此外，特殊时期的特殊状况也是江浙战争期间社会状况的一个断面，比如拉夫封船。其他像一些地区的交通概况，学校概况，宗祠、善堂存在情况，全书均有所涉及。

三、有待商榷之处

《人道的力量》通过大量材料介绍了中国红十字会江浙战争的救援行动，论述较为清晰。但少许不足也不妨提出。

首先，从整体感观的角度而言，这篇作品“研究”的成分稍显不足，并且缺乏一定的宏观视野。虽然各章与各章之间按照时间顺序交代了中国红十字会战争救护的“功绩”，自始至终突出“人道救援”。但戛然而止，对红十字会工作中出现的阻碍和不足仅在最后评价的时候稍有提及，可谓详其一面，略其另一面。

其次，书中存在一些技术处理上的错误。第一，几处错别字虽无伤大雅，但毕竟是小的硬伤，如本书176页处“也巩固和提升了中国红十字会的社会现象”的“现象”二字，改为“形象”或许为作者本想运用之词；第二，对于原材料的“错误”之处的引用，作者或可采取注释说明或正文说明的方法，不一定要将原材料改动。例如，“第一次江浙战争期间红会沪埠13所医院收治伤兵人数统计表”中有一项“每日合计”，作者自己也在表后说明了原报道是“824”，应修改为“834”，但是直接把原表的数据改动以后加以引用的做法似乎稍欠妥当。第三，文中一些语句可不必重复说明，譬如江浙战争发生在江苏南部及沪埠周边地区，因而对江苏影响较大、对浙江影响较小的类似交代，仅说明一次便可。第四，对于一个新名词的解释，理应放在一本书中该词最早出现的地方，但是本书对“人道灾难”的注解却放到了第一章开始之处。（“人道灾难”一词实际上在绪论部分就已出现）此外，像“众所周知”这样的词汇，是否可以少用或不用？我认为可以商榷。红十字会是国际性的人道救助组织（本书第215页），这一说法没有问题，但是不是“众所周知”？这就不一定。这个“众所周知”却在书中出现了好几次。

总体而言，该书不失完整性，紧扣主题，讲述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援江浙战争的大致情形，尤其尽力凸显“人道的力量”， 彰显与弘扬了红十字精神，也为今日红十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