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报》刊登《救护总队里的“西班牙大夫”》
2019年1月11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救护总队里的“西班牙大夫”》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抗战时期，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里，有一支“国际援华医疗队”非常“抢眼”。他们都不是西班牙人，却被称为“西班牙大夫”。
他们来自八个国家
“西班牙大夫”共21人，来自8个国家，包括波兰的傅拉都、陶维德、柯理格、戎格曼、甘理安、甘曼妮；罗马尼亚的柯烈然及夫人、杨固；德国的玛库斯、贝尔、顾泰尔、白乐夫；匈牙利的沈恩；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奥地利的富华德、肯德、严裴德、王道；苏联的何乐经；捷克的基什。
他们分三批陆续抵达中国红会救护总队部所在地贵阳图云关。第一批白乐夫、严斐德及纪瑞德1939年5月1日从英国利物浦出发，6月抵达。第二批贝尔、富华德、杨固及甘扬道于1939年8月5日从伦敦乘船到了法国马赛港口，与傅拉都、戎格曼、甘理安夫妇、柯理格、陶维德等汇合，16人9月13日一同抵达香港中转。第三批顾泰尔和肯德于1940年辗转到达图云关。
被称为“西班牙大夫”是因他们来华之前参加过1936至1939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救护。所以图云关人士如此称呼，他们毫不在意。
忘我工作，收获友谊和爱情
1983年5月，甘扬道和他的中国夫人张荪芬来华访问，期间两次来到图云关。旧地重游，浮想连翩。
1939年，甘扬道在图云关担任救护总队第三中队队长和救护总队部顾问。战时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在救护总队部里设有许多医疗小组，由于医务人员少，每个组只有一个医生。尽管如此，甘扬道和他的战友们还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工作。军队里没有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他们就开办医疗训练班先行教学。没有医院，他们就和中国军民一道，用竹子、茅草搭起战地医院。他们还向老百姓和士兵宣传卫生知识——怎样灭虱，怎样进行食用水消毒。
甘扬道和战友们忘我工作，收获友情，也收获了爱情。他和女军医张荪芬走到一起，结成“战地夫妻”。
“我们要工作”
1939年，一支医疗队开到广西西北部的金城江。队长就是德国籍医生贝尔，还有3个外籍医生，每人配1个翻译。他们分乘4辆卡车，带着药品和医疗器械，从贵阳出发，经独山进入广西。
当时部队食品不足，营养不良，药品缺乏，疥疮蔓延。他们利用当地物产，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桂西、滇东南盛产毛竹，他们用竹子做成简易病床、竹夹、竹碗，还把竹筒一头接到热水桶旁，用竹子做成洗澡间。洗澡间加上自配的硫磺凡士林药膏，在短短半个月里，就控制了疥疮的蔓延。
他们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在由广西百色到云南富宁途中，因没有同驻军联系上，需步行300多里，一路荆棘遍地，受尽磨难。
担任翻译的苏永苏吃不消了。贝尔大夫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密斯特苏，我们要工作，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与你们的事业都获得成功，可这一切无论如何离不开你的帮助啊。”这番话深深地刻进他的心里，让他一路坚持到抗战胜利。
“王公子”和“苏三”
1939年，西安救护总队第一大队部将要求去敌后为八路军服务的人员组合编为第40医疗队，队长是江涛声，成员包括护理员希尔达、外科医师（捷克人）纪瑞德、护士赵春霞、郭步洲、梁钧铤等。
医疗队途经山西新军驻地时，被挽留为后方医院重伤员施行手术，第40医疗队随即与院方“连夜用白布制成一顶大号方形蚊帐式的帐篷，将它放在蒸锅里消毒后当作手术间。纪大夫看到帐篷就高兴地翘起大拇指称赞。他与江队长合作，连日替伤员开刀。同时又为他们的医护人员办了一个培训班”。
第40医疗队终因阎锡山军阻挠，1940年秋被迫返回西安，经重组后派驻湖北老河口第五战区工作。奥地利籍内科医师王道和他的夫人苏珊被编入第40医疗队，“王道医师在郧阳后方医院工作时，认真负责，对伤病员非常热情。学起中国话来很快，为人和蔼可亲，大家与他开玩笑他从不生气。他们夫妻非常恩爱，大家仿照‘玉堂春’这出戏，叫他们是‘王公子’和‘苏三’。”
“笑呵呵的”陶医生
1940年7月，日军占领越南，滇、桂边境告急。国民政府派国军第50师开往靖西县桂越边境布防。这里环境恶劣，恶性疟疾流行，士兵患病者很多，幸而红十字会派来一个医生，30多岁的波兰人陶维德。
陶维德白天下连队，巡回看门诊，夜间给部队医护人员讲课，对预防、治疗、隔离、消毒、扑灭蚊蝇、处理粪便等，一一讲解，实地示范。“他成天工作，不事休息，夜晚也只有五六小时的睡眠，而脸上总是笑呵呵的。对病人不论官兵一视同仁，用热情的手势，表达了他对病人的关心。”
陶维德不怕脏，不怕累，态度亲切和蔼，使中国医护人员深受教育，“他们不再呵斥病兵，病兵也愿意接受治疗”。他在3个多月里，治愈上千病人，“痢疾扑灭了，恶性疟疾势头减弱了，他还是那样不知疲倦地笑呵呵地从事工作”。
不朽的丰碑
每个“西班牙大夫”都有不平凡的经历，在那个惊心动魄的时代大舞台大显身手。
第十大队第01医疗队队长甘理安“在高黎贡山施行急救手术时，对面的排炮飞来，几遭不测，过后他虽知道危险，仍在危险中完成手术”；肯德“虽是个外国人，但他勇于任事的精神，真是中国人的好朋友，尤其是胆识过人，和中国人爱中国没有两样，红十字会的救死扶伤的工作，便在他这样的热情中格外的焕发了光彩。”
他们中有的甚至奉献出年轻的生命。第31医疗队的罗马尼亚籍女医生柯兰芝（柯烈然夫人）1944年在云南昆明参加防疫时，染上回归热，3月14日离开了与她并肩战斗的丈夫和医疗队的朋友们。
1985年，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的日子里，贵阳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在图云关树立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碑文是：“为支援中国抗战，英国伦敦医药援华会组成医疗队，于1939年来贵阳，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贡献。兹刻碑以志不忘。”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