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报》刊登《任锡汾：“遗爱长留”》
2019年3月5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刘思瀚、池子华的《任锡汾：“遗爱长留”》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来自民间的创始人除了沈敦和、施则敬外，还有一位重要参与者不能忽视。他就是任锡汾。
义赈好手
任锡汾，字逢辛，江苏宜兴人，1876年举人，官至四川川东道。他不但因精于政务而被赞誉勤廉贤能，还十分热衷慈善事业，亲民爱民。
1876年，刚刚中举的任锡汾，为救恤山西地区因连年饥荒的穷苦百姓，呼吁富有余力之士“节省分文以助赈”，帮助当地乡民劝募善款数万金。
1879年，京城一带发生水灾，任锡汾“慨然劝募”，设法筹集银十余万两，并亲自前往灾区，为受灾饥民提供米粮衣被。为了避免出现冒领救济物资的情况，任锡汾还一一核实灾民的身份信息。此后，他创设医药局，为难民施诊送药，“全活无数”。
1888年江浙两省遭遇水灾，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素闻任锡汾“义赈好手”盛名，特命他负责水灾救援事宜。任锡汾接命后，立即发动义赈同人，竭力劝募，最终筹到百万善款，亲赴灾区放赈，拯救众多灾民。
任锡汾的仁心义举，得到曾国荃的高度赞赏，上奏朝廷，为之请赏。清政府很快便派他两度出任杭嘉湖道员，后又派往四川出任川东道员，兼理重庆地区的行政事务。
任锡汾上任之后，出台措施稳定粮价，兴修水利，使得“辖境大安”。正当任锡汾准备大展拳脚，推行新政之时，他却因一时心软，未能及时处理当地民众与外国传教士的冲突而被清廷革职，丢掉了“乌纱帽”。
仕途终结，任锡汾全身心投入慈善救济事业。恰在此时，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他第一次与“红十字”相遇。
庚子“济急”
1900年，新世纪的开端，中华民族却迎来了一场惨痛的“国难”——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至西安，未逃离京津地区的官商士民却进退无路，求生无门，亟待人道援助。
为了救助北方难民，严信厚、施则敬等义赈领袖在陆树藩“仿照泰西红十字章程”创设中国救济善会的启发下，也“仿照红十字会意”开办济急善局（不久改称东南济急善会）。作为声名远扬的义赈好手，任锡汾受邀加入其中，与施则敬一同在上海统筹全局，规划济急善会的救援行动。
在任锡汾等人的努力之下，济急善会最终筹集50余万两善款，在护送南方难民返回原籍的同时，向北方难民散米施粥，竭力救助。办理济急善会的经历，使任锡汾对“红十字”多了一份理解与认识，这是他日后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建的重要契机。
草创之功
1904年初，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地区打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仅无力阻止本土遭受战争浩劫，甚至在列强的干涉下宣布“局外中立”，将辽河以东地区划为交战区，任由日俄双方蹂躏践踏。
不忍目睹同胞遭此浩劫，以沈敦和、施则敬为首的上海绅商迅速行动起来，借鉴庚子年间的救援经验，“拟援万国红十字会例”，创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准备前往东北救援被难同胞。但尚未分出胜负的日俄双方不承认“红十字普济善会”这一非正式组织，救援工作无法施展。最终，在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臂助之下，沈敦和联合中英法美德五国代表，于1904年3月10日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集会，宣布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它的成立，同时宣告中国红十字会诞生。
为了彰显“中西合办”的特色，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采取董事会制，由45位中外董事组成，并从其中再推举9名“办事董事”，负责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各项事务具体执行，其中西方董事7人，中方董事为沈敦和与施则敬。任重事繁，作为中方办事董事之一的施则敬，深感会中缺少中方力量，力邀任锡汾加盟，担任第三位中方“办事董事”。
任锡汾接此重任，全力以赴，办理会务。不仅如此，他还举荐其子任凤苞担任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总书记员，负责各类文牍及日常会务处理，分担沈敦和等人的工作压力。“虎父无犬子”，任凤苞不负众望，将大小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赢得中外董事一致认可。
日俄战争救护结束后，任锡汾父子及沈敦和、施则敬等12位华人和李提摩太等30位西方人士作为“创始及办事人”，均因勤勉得力受到朝廷表彰，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
建专祠垂范后人
此后，中国红十字会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为了奠定事业发展的基础，沈敦和开办医院，兴办学堂，任锡汾积极协助。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沈敦和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任锡汾被推举为董事，为辛亥救护筹款募捐，提供后援保障。民国时期，任锡汾因年老体衰，逐渐淡出红十字会工作，其子任凤苞接过父亲的衣钵，继续从事红十字事业。
1918年，任锡汾病逝于上海，家乡宜兴的百姓感念他一生行善，“泽被灾黎”，主动集资为他建立专祠，时任大总统徐世昌特赠“遗爱长留”匾额加以褒奖。中国红十字会也因他的“奠基之功”，得以“长留于世”“博爱人间”。
（作者分别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