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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9-9-30 18:13:19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观察思考】

人道教育:中国红十字事业的百年大计

池子华

 

2019年6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苏州大学、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京签署创办红十字国际学院合作协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出席签字仪式。创建红十字国际学院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一件盛事,是人道教育事业新的里程碑,也是落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革方案》的重要举措。

“设想”的由来

人道教育是为红十字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职业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红十字事业要取得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毫无疑问,人才培养乃红十字事业的百年大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的人道教育一开始就与医疗卫生联系在一起,这与红十字起源于战地救护的“本源”密切相关。早在1898年8月,“治修医学堂”就在《申报》登出招生广告决定培养红十字救护人才,并拟联合各省“善人医士,创成中国红十字会”。虽然开展人道教育没有下文,但作为一种“设想”,还是具有远见的。

较为成熟的人道教育理念,应该说始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陆树藩。他在1900年9月为救护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伤兵难民,在上海发起成立具有红十字性质的救护组织“中国救济善会”,不仅遵循“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而且旗帜鲜明打出“中国红十字会”旗号。战争救护使命完成后,陆树藩提出两大设想,一方面“筹创中国红十字会”以为永久之计,为此他起草了《中国红十字会例条》(章程)8条;另一方面就是兴办医学堂培养专门人才,为此他提出创建“救济中西医学院”,并且起草了《章程》14条,对招考学生、修业年限、教师延聘、教学管理及医院、诊所、药房等方面的设施均有明确规定。在陆树藩看来,医学院不仅为中国红十字会的长远发展储备人才,而且可以成为红十字会立足之本。第一大设想,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得以实现,那就是当年3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联手发起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第二大设想,直到日俄战争人道救援行动结束后才提上日程。

艰难的起步

1907年7月,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之局终结,中国红十字会走上自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兴办医院、学堂作为“自立”的重大举措,开始实施。

实际上发展人道教育培养救护人才早已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红十字启蒙运动的先驱者鲰生在190435日《申报》发表《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大声疾呼,要使红十字“照耀于中国”,就应该“首设医学”,“欲兴此会,必先创设医学堂。”王熙普在1907年7月5日《申报》发表《创设红十字会之理由》的文章,提出“设立红十字军医学堂”、“设立收生学堂及看护妇学堂”的呼吁,也振聋发聩。

不言而喻,医学堂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不久,沈敦和等中方办事董事就于1904615日特函中国红十字启蒙运动的先驱、日本赤十字社特别社员孙淦,就创办医院、学堂事宜,诚意救助,称:“日本总会之医院、医学堂,均在东京,其规制房屋及安置医车之屋,有无印成之图?敝处急欲快睹,以便仿照。”急切之情,跃然纸上。

虽然终于日俄战争救护结束,兴办医院、医学堂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初心不改。在沈敦和等苦心经营下,经过几年的努力,1910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落成,几个月后,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在总医院旁拔地而起,多年的夙愿终于变成现实。这所医学堂,就是中国红十字会最早的专科学校,由此拉开了红十字人道教育事业的序幕。医学堂当年招生,学制5年,首批招收18岁以上、具有英文基础的学生20人,专授医学”。学堂特聘著名西医柯师、峨利生、亨司德及王培元为教员,“用最新学术教授专门医科”,“务使学生学识精深,确有实习,成为医学名家,此本会之厚望也。”总医院近在咫尺,便于实习。学习条件可称上乘。

“借船出海”的培养模式

虽然因医学堂之设,红十字人道教育事业迈出了第一步,但总会医学堂承载能力有限,不成规模,如何才能适应事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不能不拓展培养渠道。采用“借船出海”的灵活方式,不失为一种选择。当时,德国医生宝隆在上海设有同济医院德医学堂,“意在昌明医学”。德国医学素称发达,沈敦和因有“遴选聪颖华童之粗通德文者,分班送至该学堂附习”之想,于是恳请宝隆,“委托代培”红十字会所需人才(分两期20人)。宝隆曾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积极参与者和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的获得者,对中国红十字会之请,极表赞成。同济德医学堂,于是成为中国红十字会人道教育基地。

1908831日、94日、7日,中国红十字会连续在《申报》刊登广告,面向社会招考医学生,送德医学堂学习,学业8年,学费、食宿等费用,全部由红十字会支付,毕业后听从红十字会分配,“薪水从优。”为了红十字事业的未来,红十字会可谓不惜血本。第一期额定招生人数为10名,实际招收12人。对于他们,红十字会充满期待,“如是,则本会医才或免缺乏之虞欤!”

“借船出海”原本是一种很好的培养模式,但19105月军谘处审核《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时提出质疑,认为89年才造就20名人才,“未免播多而获少”,提出全国军医学堂扩容,学制5年,中国红十字会如有需要,尽可每年选送10名学生入学,“不必舍近就远”派到德医学堂。质疑归质疑,但由军医学堂“委托代培”,依然是“借船出海”的培养模式,认可其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借船出海”,时断时续,从未中断,学费也都由红十字会给付。

探索“合作办学”的新路径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纪元。中国红十字事业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人道教育何去何从,成为红十字人所关切的“根本大计”。媒体报道说,9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高等医学堂开学。这个高等医学堂,就是中国红十字会医学堂的“升级版”,同时也是合作办学的新尝试。

原来,1912年美国哈佛大学拟在中国设立分校,而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及附设的医学堂,有良好的基础,“一切设备适合医学堂制度,请与合办,以成一完备之大医校”。沈敦和副会长征得常议会同意,与哈佛签订了7年的合作协议,哈佛每年补助银9万元作为经费,院长由哈佛胡登医士担任,“驻院管理校务医务”,沈敦和担任副院长。中国红十字会高等医学堂与上海哈佛医学堂虽然称呼各异,但是一回事。

相对“借船出海”的人才培养模式,合作办学,不言而喻,具有开创意义,对改进办学条件,促进事业发展裨益良多,1914年9月6日《申报》发表评论说,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及医学堂自“与哈佛医学校合办以来,力求扩充,所有医药、仪器、课程等事,均经分别添置,近又添建院屋”,扩大规模,“学生倍增”。很可惜,1916年医学堂因故停办(总医院在7年合同期满后又与安息会合办,1921年收回自办)。未毕业的10位医学生由美国煤油大王医学基金资助分别派往美国及北京协和医学校、福州医学校、上海约翰大学继续学业。

基于“双赢”与哈佛大学建立的合作关系,虽然没有持续下去,但与国外名校联手办学,这种尝试值得肯定,对当代人道教育事业也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护理教育的奠基

医学人才的培养固然重要,而“看护人(护士)亦为救护所必需”,这是红十字会战地救护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所决定的。因此,医生和护士的培养,都是红十字人道教育体系题中应有之义。

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曾遴选“天资灵敏之侍者廿人,分派于(沈)敦和所办之各医院,学习看护”,造就护理人才。民国建立后,中国红十字会5大医院支撑起上海医疗卫生的“半壁江山”而护理人才短缺。作为红十字人道教育体系中的一环,护理教育亟待强化。

19226月,由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庄箓与总会总医院院长牛惠霖发起的“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护士学校”(后改称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护士女学校、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正式挂牌,总会总医院护士长、被誉为“中国护士之母”的伍哲英女士出任校长,招收18岁以上的女性,学习护理。学校“特聘欧美毕业医士教授内科、外科、妇科、产科、小儿科及临床看护”。当年招收学生23名,其后每年略有增加。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培养护理人才的专门学校。虽然招生规模不大,但丰富了人道教育的内容,为造就护理人才提供了平台。

1934年,中国红十字会制定《设立医院储备救护材料及造就救护人才详细计划书》,决定拓展护理教育,创设更多的护士学校,但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没能如愿,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设于上海、西安、重庆的护士学校,汉口、长春的助产士学校,才渐有起色。

除此之外,一些分会也在人道教育方面贡献一己之力,如1922年中国红十字会广东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以“博采世界文明医学、造就高等完备医材,以利国福民”为宗旨。1923年中国红十字会朝阳分会医学校挂牌成立。虽然分会医学校不成规模,但对人道教育事业的发展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抗战时期人道教育的“非常之举”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红十字会开始了全民族抗战救护的伟大事业。依托大城市办大医院附设医学校培养救护人才,已不合时宜,而抗战“非常时期”也是对人才需求最迫切最急需之时。这就对红十字人道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即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简称卫训所)就是这样一个“综合体”,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人道教育事业的非常举措。

卫训总所的前身是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1938年6月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创办于长沙,不久长沙大火,救护总队部先迁祁阳,再迁贵阳图云关,卫训所一直紧跟其后。为军事需要,训练所又改名为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以培训军医为主,有看护士兵班、军医尉级班、军医高级班及军医分期教育班。图云关成为“军医的摇篮”。

卫训所自迁图云关后,适应战时需要,相继在陕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建立了5个卫生训练分所(自有分所之设,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更名为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各分所利用较为完善的设备和教育系统为所在战区不断培训医护人才,并对各战区医护工作给以就近指导。卫训总所与分所,构成了一个网络式的人道教育体系。

卫训所内分学员大队和学生大队两个体系。学员大队为在职军医进行复训和提高,为短期训练性质,每期培训36个月后回原单位工作。学生大队则为养成教育,有分期军医教育班、高级护士教育班、初级护士教育班等,学制也较长,如分期军医教育班,招收初中毕业及高中肄业学生,学制为八年,在校学习两年后,分配到军队见习一年,再回学校学习两年,再返军队见习一年,最后两年在校学习和留医院实习,“如此反复培养训练,既掌握理论知识,又有了实践经验,这样可达到医学院毕业水平。”

在图云关人道教育系统中,实习医院也是不可或缺的。为配合教学,林可胜创办了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实习医院”(1944年改称“贵阳陆军医院”),高级医务人员均属卫训总所编制。这所综合性教学医院,既是卫训所的实习基地,同时也是设备先进,人才济济的正规医院。

卫训所由军政部所管辖,但培训费用的大部分,则由救护总队筹措,培训计划、教学管理等,均由救护总队统筹安排,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同时兼任卫训所主任,救护总队主要医疗技术人员“同时又是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各部门的负责人和主要教师,又是贵阳陆军总医院各科室的一些负责人。各单位工作关系非常密切,很难予以截然分开。”实际上救护总队与卫训所就是“二合一”的关系。

卫训所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医护人员培训基地,总所连同5个分所,“共训练将近两万人,泰半服务于前方,深入各部队,具有图云关旺盛服务精神,再配合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各医务队技术支援,形成一种新生力量”,不仅为抗战救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储备了有生力量。

新时代对人道教育事业的呼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经历了1950年的“改组”,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红十字会依附于卫生部门,从前红十字会主导的医护人才培养,已与红十字会剥离,渐行渐远。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实施及2017年修订实施以来,红十字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在国内、国际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红十字会一直没有自己的人才“摇篮”和培养基地,这是与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极不适应。

而且,放眼国际,无论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还是各成员国,都没有专设的人道教育学院(曾经在日内瓦设立的“杜南学院”即现在的杜南研究会,是一个民间的研究机构)。据统计,整个红十字运动的志愿者、会员和工作者接近一个亿,其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全球都有超过万人的专职工作人员,中国红十字会也有13000余名专职工作人员,且每年15%以上的更替率。一方面需要继续教育的跟进,另一方面需要专业化的人才补充新鲜血液,因此在中国率先创建“红十字国际学院”,不仅有助于红十字会人才培养,助力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而且具有不可低估的国际意义。红十字国际学院,说到底,就是时代呼唤的产物。

正如陈竺会长在签约仪式上所说中国红十字事业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红十字国际学院的创办正当其时,它不仅将为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将为解决国际人道问题、促进国际红十字运动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期待红十字国际学院早日建成,为人才培养、干部培训、科学研究、文化传播、国际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2018-2019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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