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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20-3-10 18:30:35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中国红十字报》刊登《筚路蓝缕启山林——纪念中国红十字会建会116周年

2020年310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筚路蓝缕启山林——纪念中国红十字会建会116周年》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疫”仍在进行,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红十字人仍在坚持。在凝心聚力、共克时艰、即将迎来曙光的征程中,中国红十字会迎来了116岁生日。

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中国红十字会从无到有,创始人是谁?是一个不能不明确的问题。

 

五国合办意味什么?

1904年3月10日,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下午5时一刻,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集会于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议事,宣布共同组建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7天后,也就是3月17日,正式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以救助日俄战争中的中国难民。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

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合作。”这意味着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由5个国家联手发起,创始人也来自于这5个国家,而非仅仅是中国人。

那么,为什么取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万国”,即“国际”之意,是当时的流行语汇。五国合办使诞生于上海的这一红十字组织具有了“万国”性。除此之外,关键在于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成立红十字会也非一蹴而就那么简单,只能临时抱佛脚,便宜行事,正如史书所载,“中国向无红十字会,仓猝不能成立,故用万国红十字会之名义。”取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可谓实逼无奈,情非得已。

同时,正如红会史籍所载,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虽“经五中立国权宜联合”,但“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把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日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日。

根据磋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实行董事会制,中西方共45名董事,其中西董35人,华董10人(不久追加1名)。这46名创始董事,其实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群。换句话说,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有46名之多。而李提摩太、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七人,是创始人群中的杰出代表。

 

李提摩太:西方的创始代表

35名西董中,经协商,推举英刑司威金生、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法租界工部局总董、李提摩太、律师麦尼而、医生巴伦、傅密生,共7人为“办事董事”(相当于常务董事,其中两工部局值年总董为当然办事董事),具体执行人道使命。这其中李提摩太起着决定性作用。

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华,先后在山东、天津、山西等地传教,是有名的“中国通”、慈善家、社会活动家。1890年受李鸿章聘请出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任上海同文书会总干事后,大量出版中文报刊,传播西方文化。1895年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为中国的维新运动推波助澜。1898年9月拟出任光绪皇帝的顾问,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成泡影。他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曾和沈敦和一起创建山西大学,是中西方沟通的“桥梁”。正是在他不遗余力的斡旋之下,英、法、德、美四国领事才答应与中国方面联合,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如《大公报》评论说,“经李提摩太从中说项,始得定议”。没有他的积极奔走,很难如此快速地达成五国合办的愿望。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李提摩太和沈敦和分别担任“外方秘书”和“中方秘书”,扮演着牵头人或召集人的角色。李提摩太与辽宁营口的魏伯诗德同为传教士,交往密切,凭借这种特殊关系,直接促成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第一分会营口分会的顺利组建,并迅速将“营口模式”在东北“复制”推广,为人道救援铺平道路。李提摩太不愧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西方发起人的杰出代表。

 

中国民间的“三驾马车”

来自中方的创始董事有沈敦和、施则敬、严小舫、朱葆三、周金箴、徐润、苏宝森、陈润夫、曾少卿、朱礼琦、任锡汾,共11名。他们来自于上海绅商阶层,如严信厚(字小舫),浙江宁波慈溪人,被誉为“宁波帮”的“开山鼻祖”,经营盐业、金融、实业,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既是上海工商界的巨擘,更是慈善界的“头面人物”。朱佩珍(字葆三),浙江宁波定海人,是著名实业家,他的投资涉及工商、金融、交通、公用事业等多个领域,如浙江实业、四明、中华、江南等银行;华安、华兴、华成保险公司和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宁绍、长和、永利、永安、舟山、大达轮船公司;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气公司、舟山电灯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绢丝厂、华商水泥公司、长兴煤矿公司、上海第一呢绒厂、宁波和丰纱厂及马来亚吉邦橡胶公司,等等。他因此而成为上海工商金融界显赫一时的“闻人”。周晋镳(字金箴),浙江宁波人,1887年弃官到上海创业,先后投资上海华新纺织新局、中法药房、轮船招商局、元丰面粉厂、大有榨油厂、赣丰饼油公司等,是“宁波帮”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徐润(字润立),广东香山人,是上海首屈一指经营茶叶出口的“茶王”和“地产大王”,投资开办多家工矿企业,是当时上海滩的大富豪、大资本家,是上海绅商中的“重量级”人物。苏宝森,浙江鄞县人,洋布业商人,上海商会负责人。陈润夫(字作霖),江西清江人,经营天顺祥票号,江西会馆董事,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商务总会)议董,旅沪江西商人代表性人物。曾铸(字少卿),福建同安人,经营南洋大米,获利甚厚,又开设“建发号”,经营海味、食糖与洋货,一跃而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资本家。朱仲宾(字礼琦),担任翻译事务,后任上海商务总会书记。如此等等。他们不是实业家,就是商人,或是寓居上海的绅士,是绅商阶层中有活力、有能量的一个群体。他们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创始,可以一呼百应,同时提供后援保障,毕竟他们财大气粗,具有呼风唤雨的社会影响力。

中方创会董事中,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三人是“办事董事”,代表上海绅商执行会务。沈敦和(字仲礼),浙江宁波人,英国剑桥大学肄业,历任张家口洋务局督办、山西省洋务局督办、山西大学堂督办、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上海记名海关道等职,“不独为军界之干材,也是外交界、慈善界、企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搭档施则敬(字临元),江苏吴江震泽人,经营商业,为上海丝业董事,上海滩著名慈善家。而任锡汾(字逢辛),江苏宜兴人,官至四川川东道,是一位热衷慈善事业的慈善家,被誉为“义赈好手”。三人不负众望,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与运行呕心沥血,是日俄战争救护的“关键人物”。作为创始人的“三驾马车”,他们的业绩载入史册,得到公认。沈敦和更是早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灵魂”,红会史籍“点赞”:“论开创则百世不祧之祖,论慈善则万家生佛之宗”。他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初期发展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

 

中国官方的创始代表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时,清政府没有出场,所谓五国“合办”,自然给人一种名不副实的印象,难怪在成立大会上有德商禅臣行总理发出“中国政府亦将合力办理否”之疑问。因宣布“局外中立”,清政府未便抛头露面,也取得四国谅解。尽管有此难言之隐,但绝不是冷眼旁观。事实上,清政府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设动向,密切关注,时任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和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都与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等上海名流过从甚密,保持“热线”联系,他们秉承清政府旨意,鼓动沈敦和等与寓沪英、法、德、美官商合力经办红十字会。《万国红十字会公启》称:“本会前因俄日两国在东三省骤开兵衅,商民苦难出险。当经禀奉吕尚书(吕海寰)、盛宫保(盛宣怀)、吴侍郎(吴重熹),转商寓沪英、法、德、美各官商,合办红十字会。”毫无疑问,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发起成立,得力于清政府的“暗箱操作”。清政府没有出场,却在“幕后”指挥。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清政府转换角色,从幕后走到前台,公开支持万国红会的活动。这其中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大臣作为“钦差大臣”,成为代表官方的创始人物。吕海寰(字镜宇),山东莱州掖县人,历任兵部车驾司总办兼则例馆提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办章京、兵部员外郎等职。1902年官至工部尚书的他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办理商约大臣,在沪与西方列强进行商约谈判,盛宣怀、吴重熹会办,予以协助。因在沪办理商约的关系,吕海寰受命鼎力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建。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人,历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华盛纺织总厂督办等,是当时屈指可数的洋务企业家,1902年始出任会办商约大臣、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协助吕海寰与各国进行增加关税、改订商约的谈判,由此与红十字会结缘。吴重熹(字仲怡),山东海丰人,历任河南陈州府知府、护理直隶总督、署理江西巡抚、邮传部侍郎等职。他在上海会办商约大臣期间与吕海寰、盛宣怀秉承朝廷旨意,推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建立。

清政府“钦差”三大臣直接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办,一方面表明“合办”姿态,1904年5月24日,清政府还拨出帑银10万两,资助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人道行动。另一方面,三大臣的官方背景,使人道资源动员更加便捷有力,《申报》《新闻报》等媒体就有三大臣领衔,“三驾马车”联名的“拨助捐款”的通电以及募捐广告,连篇累牍,得到全国各阶层的广泛响应,捐款源源不断。也是因为创始人的经历,盛宣怀成为晚清时期中国红会首任会长,吕海寰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红会首任会长。

 

闪光的红十字勋章

五国合办、以中国为主导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海内外筹款募捐,在东北广设分会,持续开展战争期间的难民出险和战后恢复重建、难民灾民救济及安置,直到1907年才告结束。这场人道救援行动,救助总人数达46.7万人,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

鉴于五国合办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使命完成,中国红十字会走上自立自主的发展道路,1907年7月21日,吕海寰、盛宣怀联衔上奏朝廷,“请立案奖叙”,对有功之人进行表彰。朝廷准奏。1908年4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遵旨查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事出力中西员绅职名,奏给奖叙”。除三大臣为朝廷重臣不再奖叙之列外,其中中方办事董事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以及董事徐润、周晋镳,西方创始代表李提摩太以及办事董事威金生、麦尼而、傅密生等,荣获“中国红十字会一等金质勋章”。这是对他们筚路蓝缕开创之功的褒奖,可谓名至实归。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2018-2019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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