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一分钟，患者就多一分希望”——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内蒙古队驾驶员群像
3月18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内蒙古队5名救护车驾驶员已在武汉奋战38天。此刻，江城已经春暖花开，胜利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一个多月以来，他们与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结组，奔波于协和医院本部、协和医院西院区、协和肿瘤医院以及武展方舱医院之间，共出车233次，转运患者630名。
车轮滚滚，蓝灯闪烁，转运中有泪水，有欢笑；有伤感，有喜悦；有紧张艰辛与疲惫，也有勇往直前的无畏。
侯磊：“我们离胜利已经不远了。”
没有转运任务时，侯磊在房间会把电视打开，“不一定要看，但是得有个动静，不然太沉闷了”。
1990年出生的侯磊是5名驾驶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侯磊爱好户外运动，可是在武汉，他不是在救护车上，就是在驻地待命。仅有的两次户外活动，也只是围着驻地宾馆转了一圈。“太远的地方不敢去，一旦有紧急任务，我得赶紧回来备班。”
2月11日晚，侯磊来到武汉协和医院，仔细熟悉了一下院内环境，次日他将开始在武汉的首次新冠肺炎患者转运任务。
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听力、视力立刻下降，坐在驾驶室里的侯磊，感觉“和平时开车完全不一样了”。他说：“以前看后视镜就是轻微扭头或者眼角余光一扫的事，但现在得整个上半身转过去才能看见。”
最怕的是下雨天，涂抹了碘伏的护目镜在一两个小时以后仍会起雾。侯磊曾连续工作五个多小时，到后来眼前一片模糊，护目镜上的水滴不断滑落在脸上，又凉又痒，他只能忍着种种不适专注驾驶。
做好防护工作，平稳驾驶，是侯磊时刻提醒自己的两件事。重症或危重症患者需要躺在担架上，一个急刹车，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五个多小时后，侯磊终于可以脱下防护装备，由于长时间的憋闷缺氧，他感觉自己出现了高原反应的症状，太阳穴疼痛难忍。
除了辛苦，侯磊收获更多的是温暖与感动。
一次去武展方舱接患者，侯磊下车等待。一位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走上前，看了看他防护服上写的“内蒙古”，问道：“老乡，你是内蒙古哪里的？”
侯磊看见对方的防护服上写着一个大大的“蒙H”（锡林郭勒盟车牌字母代号），笑着回答：“我是蒙A。”
简短的嘱咐之后，两人分别上车出发。
第一次来到协和医院时，侯磊看见发热门诊前近20名患者在排队等候。如今，发热门诊前已看不到等候的患者。
方舱医院为每位患者发放了一个塑料储物箱，患者出院后要交回。连日来，侯磊看见方舱医院门口的储物箱越摞越高。
3月10日，内蒙古队来到武汉整整一个月。当天下午，随着武昌方舱49名患者的出院，武汉市全部16家方舱医院皆告休舱。侯磊说：“我特别高兴，我们离胜利已经不远了！”
作为救护车驾驶员，推担架、帮患者拿东西并不是侯磊的职责，但每当看到医护人员忙不过来、患者自己又不方便时，他总会上前帮忙。
看看声名远播的黄鹤楼，是侯磊一直以来的梦想。一次夜里出车，同车的协和医院医护人员忽然对他说：“刚才咱们左转弯的时候，右侧就是黄鹤楼。”
侯磊赶紧从后视镜望去，但是看了半天也没看着，这是他和黄鹤楼离得最近的一次。“虽然没看着，但是印象特别深，以后肯定还会再来看看。”
这是侯磊从小到大离家最长的一次。临行前，妈妈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刚到武汉的那几天，每次和家人视频时，妈妈总会转过身，悄悄拭去泪水。
“现在好了，我们每次视频都很轻松。”侯磊说，“回去之后，我要陪妈妈和媳妇逛逛街，然后再吃一顿涮羊肉！”
秦瑞文：“武汉是我的第二个‘军营’。”
2月10日，坐在驶往武汉的高铁上，51岁的秦瑞文回想起自己参军时那个遥远的下午。
当时，秦瑞文刚满18岁。他攥着一张硬座火车票，奔向朝思暮想的军营。火车从呼和浩特出发，穿越大草原，跨过大兴安岭，两天两夜之后，抵达位于东北平原的吉林白城。
时光如车窗外的风景般飞驰而过，当年的小伙如今已经年过半百，但18岁时的热血从未冷却。
“驰援武汉，是我第二次参军，第二次上战场！”秦瑞文说。
在武汉，这位“老兵”的第一次转运任务长达6个小时，期间转运了17名患者。转运时，医护人员吃力地试图将一名躺在担架上的患者推上车。秦瑞文立即跳下车帮忙，双手抓住担架一用力，腰部“咯嘣”一声，钻心的疼。
疼痛伴随他十几天之后，终于逐渐缓解。2017年，秦瑞文做过腰间盘手术，此后一直不能提重物。
结束消杀，回到驻地，已是次日凌晨2点30分。秦瑞文拿起手机一看，上面有一长串女儿打来的未接来电，半小时一个。
女儿是一名教师，白天还要工作，秦瑞文又生气又心疼，他给女儿回拨了过去。
“你干什么呢？3点了还不睡觉，明天不是还要给学生上网课吗？”
“您一直不接电话，我以为出什么事情了……”电话另一端，女儿松了一口气。
“我能有什么事，我去工作了，你还陪着不睡觉。”秦瑞文有些内疚。
“每个队员都是这样，付出的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秦瑞文说：“一个人冲在前线，一家人在默默地牵挂支持我们，我们必须把工作干好。”
几名驾驶员每天会在微信群里汇报当天的工作：“我今天运了20名患者！”“我运了25名！”
秦瑞文说：“我的这几位小兄弟都很棒，他们个个都很伟大。”
“工作22年来，我见惯了生死，也更明白‘时间就是生命’的意义，有的时候早一秒，对患者来说就多了一分生的希望。所以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相争。”秦瑞文说。
穿着防护服开车，各种动作都会受到限制，上下车、开关门、换挡、踩刹车等动作要处处小心。遇到雨雪天气时，不仅护目镜会起雾，挡风玻璃上也全是水痕，他只能变换各种角度，侧着脸或昂着头，从护目镜的边缘查看路况。
“看到一个个患者从重症转为轻症，再到康复出院，我觉得再辛苦都值得！”秦瑞文说。
3月3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呼和浩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领导看望慰问了秦瑞文的家属。
得知此事后，秦瑞文激动地说：“我退役整整30年了，还有人记得我曾经是个兵，祖国没忘记我们，我没理由不努力工作。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役打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是秦瑞文第一次来武汉，他说：“以后我还想再来看看，看看武汉繁华的样子。到那时，我一定会到协和医院走一走，这是我的第二个‘军营’，终身难忘。”
李革新：“我快一分钟，患者就多一分希望。”
李革新的参军路线和秦瑞文正好相反，当年他从沈阳出发，去内蒙古当兵，12年后，他转业到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2月16日，完成7个半小时的转运任务后，李革新费力地摘下三层橡胶手套，泛白的双手已经浮肿。
这是李革新在武汉参加的第一次患者转运任务，当天，他出车4次，共转运16名患者，其中两名是重症患者。
消杀完毕回到驻地，时间已过零点。他笑着说：“一开始有点小紧张，跑上一趟之后就轻松了，心里有底了。”
身高1米9，体重230斤的李革新，眼里总是带着笑意，队友们亲切地称呼他“巨人李哥”。
转运工作中，“巨人”遭遇了队友们不曾遇到的困难：防护服太瘦，口罩带太短，手套太紧，靴套太小……
人高马大的李革新穿不下普通尺码的防护服，协和医院为他准备了3XL的大码防护服，但上身之后仍显得紧绷，队友们的心也跟着紧绷起来。
“巨人”的头大，手也大，头戴式口罩带子太短，李革新只能戴耳带式口罩，两天下来，耳朵后面就被勒破了，“一碰就疼”。
橡胶手套戴三层，李革新感觉双手瞬间就麻木了。他只好时不时地隔着三层橡胶揉搓活动手指，但收效甚微。
“巨人”穿46码的鞋，穿一次性靴套时，稍不小心就会撑破。穿着厚厚的防护装备，他走路时步子不敢迈得太大，生怕扯破了防护服。
“李哥很不容易，工作中吃了很多苦，但他从来不提。”侯磊说：“每次回来，李哥只吃一份盒饭，他说够吃，但我觉得肯定不够，因为这段时间李哥瘦了挺多。”
“有时候太累，反而吃不下去了。”李革新笑着说：“在这边挺好，和大家在一起工作每天都挺开心的。”
也有让李革新担心的事，女儿今年上初三，马上面临中考了。“3月中旬学校开学，媳妇又不会开车，姑娘上学这事挺闹心的。”
“但是没办法，既然咱来了，就得把这边的工作干好。”李革新说。
在一次转运中，一名戴着呼吸机的重症老年患者情况危急，李革新迅速启动车辆，拉响警报，救护车向着协和医院西院区疾驰。平时半小时的路程，当天只用了20分钟。
“我快一分钟，他就多一分希望。”李革新说：“那一瞬间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出车途中，李革新和同车的协和医院医护人员聊起大草原上的下马酒、献哈达等风俗。
对方听得很入神，邀请他等疫情结束后，过来看看黄鹤楼，看看武大的樱花，看看千湖之城的风光，“我带你吃一个星期不重样的早餐”。
“以后真得回来看看。”李革新说。
霍现宾：“我会牢记自己的入党誓言。”
“在武汉吃得香睡得着，没有别的顾虑，就是一心一意把工作干好。”霍现宾说。
14年前，25岁的霍现宾奉命远赴非洲西部的利比里亚参与维和行动。在那里，他和战友们时刻面对着埃博拉、鼠疫、霍乱、疟疾等凶险的瘟疫，出发前，他的手臂上打了十几种疫苗。
紧张和焦虑始终伴随着他。最危险的一次，他和9名战友被20名武装分子包围，AK47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们……
数年后，当接到驰援武汉的光荣任务时，这位入伍13年，身经百战的老兵已心静如水。他说：“我会牢记自己的入党誓言，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在武汉，霍现宾第一次穿上了防护服，随之而来的缺氧和窒息感，成了他目前面对的最大敌人：“视线不好，浑身难受，有时真想一把扯下口罩，痛痛快快地呼吸，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出车时，霍现宾从协和医院将一名重症患者转运至武汉协和肿瘤医院。快到医院门口时，他发现昨天还畅通的道路已被封闭，只能绕行。
此时已是晚上10点，视野昏暗，道路狭窄，救护车无法掉头。霍现宾心急如焚，他摇下驾驶室车窗，但透过护目镜仍旧无法看清路况。随车的医护人员见状立即下车，指挥倒车。
十分钟后，车辆终于倒出，霍现宾急出了一身汗。
一次，霍现宾去武昌区，准备将一名轻症患者转运至方舱医院，因为收到了错误的地址，他在路上整整绕了6个多小时。
近日，武汉最高气温均在20℃以上，穿着厚厚的防护装备，霍现宾汗如雨下，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相比转运工作中的辛苦，霍现宾更多的记忆是感动。和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聊天时，他无意间说起想吃大蒜，但周围的超市买不到。结果第二天，这位医护人员从家里给他带来了十几头大蒜。
刚到武汉时，霍现宾和队友们出去买消毒液。一位在社区工作的女孩告诉他们：“不用买，你们等着，明天我带过来。”
第二天，这位女孩给队员们带去10瓶酒精消毒液。霍现宾要付钱给她，但她说什么也不收。
“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感觉武汉真大，以前没来过这么大的城市，看着有点眼晕呢。”霍现宾笑着说：“以后会带着家人和孩子过来看看，到那时武汉一定更美！”
李云鹏：“驰援武汉，不枉此生。”
38岁的李云鹏说：“我是军人，轻易不会流泪。”
3月8日，7岁的儿子给李云鹏发来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爸爸是个大英雄，在武汉抗击疫情真勇敢，爸爸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希望爸爸平安回来！”
看着这份特殊的礼物，李云鹏在房间里哭得稀里哗啦。
“我来到这，想给孩子做个榜样，现在我觉得，能给自己打60分吧！”。李云鹏笑着说。
一旁的侯磊说：“我们都是100分！”
近40天里，李云鹏每天都会写一篇日记。
“2月10日，出征的第一天，心里很激动。17年前，我参与抗击非典；17年后，我踏上驰援武汉的征程。武汉，我们来了！”
“2月11日，援鄂第二天，我们再次练习了防护服的穿脱。武汉下起小雨，房间阴冷，协和医院给我们送来了电热毯，真是又暖身又暖心！”
“2月14日，援鄂第四天，我们和协和医院的5名医护人员结组开展转运任务。晚上10点半回到房间，第一次感觉到穿脱衣服也会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带着护目镜，李云鹏看到的只有“雾天”，但他的心里却时刻阳光灿烂。
工作中，李云鹏与协和医院的随车医生辜生威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他说：“我们路上聊聊天，就忘记了所有疲惫。”
辜大夫告诉他：“你们的支援，大大缓解了我们的压力，疫情发生之后我们从没休息过。”
3月3日晚，李云鹏去协和西院区参与转运任务，一名当地患者向他询问情况，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李云鹏听不清也听不懂。
他对那位患者说：“我是内蒙古医疗队队员，我听不懂您说的话，但我想对您说：祝您早日康复，早日出院！”
患者楞了一下，大声说：“谢谢，谢谢你们！”
“我的护目镜起了雾，但在救护车蓝色灯光的映照下，我能看到他那真诚、感激的眼神，那是我听到的最真诚的一声谢谢！”李云鹏说。
在一次转运中，由于时间过长，李云鹏出现了血氧饱和度低的症状，呼吸困难、胸闷气短。
辜大夫见状，让他休息一下，两人换着开车。
李云鹏咬紧牙关说：“没关系，你能坚持下来，我也能！”
李云鹏曾转运过42名特殊的患者，他们全是协和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那次转运让他记忆犹新，他说：“他们跟其他病人不一样，眼神中有一种镇定自信，乐观无畏，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有朋友问李云鹏：“你去湖北能发多少钱？”
李云鹏说：“我看重的不是钱，我希望老了之后，回忆起在武汉的这段时光，依旧能感到力量和温暖，那才是不枉此生。”
（新闻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