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拉维饥荒：一种被忽视的危机
该章节揭示了马拉维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们努力与饥饿和慢性贫困进行着抗争。它检验着食品援助和改善社区得到食品的有限途径。该章节后半部分提出了机制方面改进的看法。为什么会延迟宣布紧急状态？捐助者的反响是否与需求相适应？能做些什么来制止马拉维目前的食品危机和恶性循环？根据过去的经验，该章最后提出了改善农业产品和小农经营多样性的建设性意见。
马拉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需要食品援助--- 大约有5百万人。在2005年和2006年，马拉维面临着严重的食品危机。再加上雨水少，无法找到食品、种子和肥料，把马拉维的弱势群体带到饥饿至死的边缘。这种危机使得艾滋病高度流行，健康状况差，母婴死亡率高。慢性贫困使玉米价格上涨，营养不良--- 使得生活只是为生存而斗争。
关键的是贫困家庭的困难局面。很多家庭卖了他们的资产，很少人家能够恢复原有的状况。最贫困的家庭甚至用了第二年未成熟的庄稼，剩下的储备粮不能用到庄稼收获期。他们遭受着饥荒的恐惧，担心下一个年头会更加饥饿。在严重食品短缺的情况下，婚姻破裂，早孕和性传播性疾病（包括艾滋病）发生率上升，因为为了生存，很多穷人不得不去卖淫。儿童，尤其是孤儿，更容易患营养不良、疾病和被欺压。
人们试图适应这种情况，报告说住在马拉维中心和北部的人们明显增加。消费的主要食品变为土豆和树薯。多样性的发展局限于种植材料，农业的恢复受到其他主要因素的限制。环境条件恶化，使土地生产产值下降。在联合国的呼吁中提到，2004年-2005年缺乏雨水和缺少获得农作物的途径，造成了马拉维1994年以来最严重的食品危机。
什么时候才能明确，食品短缺可以造成人道危机？马拉维议会的农业委员会在2005年2月7日警告说，如果目前的干旱再持续两周，国家将遭受食品短缺的危险。从政府第一次发出危机的信号到宣布紧急状态已有八个月的时间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需要重建谨慎的经济管理信任度。其他造成延迟发布危机的因素还有：
担心造成恐慌以及由恐慌所带来的粮食囤积；
政治危机。新总统正面临被弹劾的威胁。
国家尊严。
国际发展部和欧盟作为两家主要的援助者，最先对2005年3月的饥荒提供了支援。他们通过捐款使这个国家重新获得了6万吨玉米的粮食计划储备。随着灾情的日益加重，援助者也开始响应联合国9月份提出的紧急援助号召，通过实施经常性的援助计划来加大援助力度。然而，事实证明，这还不够。到2005年底，需要接受粮食援助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近5百万。
由政府、联合国以及非政府组织成员组成的“灾难评估委员会”通过一项由多方参与的实地考察程序，制定出了一系列用来合理分配粮食援助的客观标准。但是，粮食援助的分配却影响到了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当援助只针对受灾最严重的灾民时，矛盾就会产生。在正常情况下，那些拥有大家族的社区成员都会将食物与亲戚们分享，但如果他们没有把食物拿出来分享，他们就可能受到指责。而在没有得到粮食援助的地区，情况则会更加危急。没有得到粮食救助的人们会将他们的饭量减到每天只吃一顿晚饭。在南部受灾最重地区，人们进行不安全的性行为包括性交易，强迫年轻女孩卖淫，强迫早婚，家庭暴力以及虐待儿童的机率都在上升。家庭和 婚姻破裂，社区内的互助精神日益缺失，人们在生死边缘挣扎，已经无暇顾及那些常年的病患者和老人。
但是常年的饥饿和贫穷的折磨并没有夺去人们的韧性和希望。他们了解自己所处的状况，并且愿意与人说出自己的需求，希望被倾听而不是被劝说。人们对自己需求的轻重缓急十分明确。他们希望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希望得到粮食种子和化肥，以便自己耕种粮食从而不必依赖于援助。
马拉维的大部分人口都和其他大部分非洲人民一样以农业为生。尽管人道主义救助阻止了饥饿导致的死亡蔓延，但是并不足以保证农业的恢复，它还无法减轻儿童的营养不良，也难以帮助人们避免使用令他们陷入更加贫困的机制。农业的改革必将成为解决马拉维贫困与饥荒的途径之一。改革将来自采用高效多产的新技术。将来避免饥荒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本国政府的带领和国际援助的支持下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否则，这种反复出现的饥荒和短期性援助的恶性循环将难以停止。
要想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长期的、谨慎的对农业部门实施改革，还需要采取有效的计划缓解粮食短缺所带来的直接危害。如果要避免马拉维的发展不断被饥荒所阻碍，那么这两点将同样关键。这种途径包括三个要素：
确保有效的、有据可依的农业补贴，并确保这种补贴能够使穷人受益；
在明确了解到贫困人口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放松对农业投入与产出的市场准入；
加强科学与政策的关联。
马拉维人是如何在最近的饥荒下生存的
变卖个人物品
马拉维人卖掉山羊、禽类、自行车、房顶上的席子、甚至盘子、毯子和衣物。最贫困的家庭几乎卖掉了他们所有的物品来换取食物。
减少饭量
很多家庭将饭量减少到每天一顿。他们吃草籽、香蕉茎，野山药和树根、睡莲的苦根、树薯、玉米皮，还有未熟的芒果。
零工
零工的意思是一个家庭成员到另一个家庭打工挣钱或挣碗饭吃。这种从自家出来的劳工，使得自家的农作物产量下降，使得他们变得更加贫困。
孩子辍学
马拉维的小学是免费的，但是有些家长让他们的女儿到富人家去做工以便挣些口粮钱。此外，还有很多孩子从中学辍学，因为家长缴不起学费。
性交易
由于食品危机，性交易增加。性工作换取的工资根据情况和程度而不同，年轻女孩与商人性交易以便取得学费，而她们妈妈的性交易是为了养家糊口。
偷窃
为生存而偷窃的行为也在增加。那些种植甘蔗和树薯的人常常成为受害者，人们还偷那些尚未成熟的玉米。
2006世界灾难报告（3）
第三章 飓风史坦暴露危地马拉的易受损性
根据危地马拉减灾机构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的统计，飓风史坦带来的暴雨影响了危地马拉全国面积的1/3以上。受灾最重的地区为西部及中部高原地区，主要为贫困的原住民地区。这一灾情更加突显了目前数百万危地马拉人面临的风险条件。史坦的影响及灾后恢复工作表明了环境及其他灾害对人们的影响取决于多种复杂的因素。
在危地马拉，主要灾害类型及潜在威胁的资料可在DesInventar数据库中查询到。DesInventar数据库不是以数量方式统计灾情，而是将所有对生命、财产及基础设施有“不良影响”的事件统统纪录在案。这些由社区汇总来的二手资料提供了基层人们面临的各种日常风险的总体情况。由DesInventar数据库纪录的信息涉及25种灾害类型（包括自然、技术及疾病等各方面）。6种灾害类型占所有在案灾害的87％，它们是：火灾、大雨、泥石流、洪水、森林大火和流行病。
尽管许多易受损性是普遍的，但各国、各地区或社区都有一些特定的高发灾害。在考虑危地马拉的灾害风险时必须考虑以下五种特定情况。
1. 争取民主与和平
如果要使减灾成为可持续性政策，而不是像98年飓风米奇和现在的史坦这种大灾之后一时的关注，那么民主与和平是必须要实现的基础条件。这些条件在危地马拉刚刚开始得到满足。而如果史坦的重建过程没有真正解决1000多个受灾社区的生存危机，那么刚刚开始的民主化转型可能受到阻碍。
2. 持续的社会暴力
今天的危地马拉推动生命或财产是人们最大的担忧。相比之下，灾害的危险则不那么重要，特别是贫穷、被排除于社会主流之外的群体。杀人案率飙升。危地马拉人权检查官塞尔吉·摩拉尔斯宣称，2001年3230人死于凶杀，而2005年这一数字升到了5338人。登记在册过去5年中的暴力致死数量与1976年大地震的死亡人数相当。危地马拉的杀人案率（44/100,000）是拉美最高的国家之一。
3. 社会、种族与性别歧视
排他与种族主义加剧了危地马拉的贫穷和不平等，并是人们易受灾害损害的根源因素之一。种族主义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对玛雅原住民发展机会的歧视。在社会发展模式中任何一方面（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或文化）玛雅人和非原住民相比都没有平等的条件和机会。玛雅人本身也没有摆脱植根于殖民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男性沙文主义。在原住民社区人们相信男人是“当家的、一家之主”，男人在家庭和社区中都是说了算的人。
4. 散居在农村的人口
受飓风史坦灾害最重的地区是西部高原，那里有5000个零散的社区。约60%的社区位于山坡，至少20％处于灾害高风险之中。散居的农村人口面临两种易受损性。由于没有其他选择，人们越来越多地居住在由于崎岖地形或过度采伐而危险的地带，因为山坡被占用种植口粮作物了。另外，许多社区由于散居而孤立。复杂的地形和交通不便，由此造成的散居会限制机会，阻碍社会网络形成并造成新的易受损性。
5. 向美国移民
移民造成了国内新型的易受损性。农村社区，尤其是原住民社区的社会结构受到了破坏。个体家庭中，妇女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社区中，移民家庭与其他家庭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整个年轻一代可能再去移民。结果就是个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没有兴趣保留共有资源。这还会导致艾滋病和青年团伙等新的风险。
在史坦来袭时，危地马拉已经经历过了七年前飓风米奇的影响和教训。自那以后，新的概念、分析与规划文件、减灾承诺与项目书以前所未有之势在这里制订和散发。结果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开始在危地马拉开展工作，国内非政府组织将风险管理纳入了他们的政策、活动及项目中，各种教育和培训活动也得以展开。
史坦重建过程中，由于受灾社区的参与，社区发展委员会（COCODES）得到了兴旺的发展。更高一级的当地政府机构，城市与农村发展委员会（COMUDES）也得到了改组。发展委员会的系统不仅可以有效、可持续地组织社区并参与地方与区域计划，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减灾工作中不同方面――非政府组织和发展机构、民间社团与政府及政府部门间――更好地协调。
目前的挑战在于总结并加强这些工作，并保证减灾工作得以制度化并得到政府采纳。在危地马拉应对下列各项措施加以重视：
• 认同减灾工作是一项日常的、纵贯各部门的工作，而不是某一个特定政府机构或非政府组织的专业任务；
• 将减灾纳入各级别的学校课程中去；
• 在所有发展活动和项目中都采取减灾的视角。减灾应当和性别和环境问题一样得到重点考虑；
• 提升当地对风险信息的获取以及产生信息、与当地各方沟通信息并向易受损群体宣传的能力；
• 基于各社区的不同情况更好地进行土地使用管理，考虑不同的地区及不同灾害情况；
• 向社区宣传相关可用信息，以便监督风险因素（如：废品、山坡水土流失、危险建房等）；
• 创建并应用法律框架，这也是实现灾害降低的关键。
本地减灾活动挽救生命
帕斯托尔市市长米盖尔·安东尼奥·洛佩兹在飓风史坦袭击该市两周后如是说：
“尽管我们意识到居住在Guacalate 河附近会有风险，但我们从来也没想到这会导致如此大规模的灾害。幸运的是我们事先接受了ASDENA（危地马拉的风险降低项目）的风险与易受损性管理培训。我认为培训提高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意识，以致在此次灾害中，我市没有人员死亡。
几天前，我们在市政厅内设立了一个灾害委员会。这一想法首先在市政厅内展开，随后同一模式将延展至所有社区发展委员会。我们还决定创建一个紧急电话目录，并计划建立信息中心，用于搜集所有必要信息，以便提供即时解决方案。我们组织了一个救灾队配合市政人员，这一队伍同样得到了ASDENA的培训。
培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学习到了土地规划，这正是灾害预防的基础。我们首先确定风险最大的地区。我们特别关心居住在山区的人，因为前任政府给他们土地来换取他们的选票支持，但土地根本没有规划。这些人的居住地没有象样的道路、服务和相关设施，而且我们害怕那里会有山体滑坡……
培训中有一部分人用一周时间在洪都拉斯学习，了解那里在飓风米奇后开展的社区防灾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由社区委员会开展的，但县政厅也有所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