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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8-9-30 9:35:50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红卍字会对日本关东大震灾的救助及影响
高鹏程


  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社会救助团体,自成立之初,便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救助事业。红卍字会社会救助事业包括“临时慈业”,“永久慈业”两大类。临时慈业可分为战时救济和灾荒救济。永久慈业分为卍字医院、贫民学校、贫民工厂、道生银行、因利局、育婴堂、残废院等。[①]红卍字会的社会救助事业不仅仅局限于国内,1923年9月对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救助是其施惠海外之始。
  目前国内对于红卍字会救助事业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对于中国对日本关东大地震赈济的研究,屈指可数。[②]本文目的在于结合时代大背景,研究红卍字会在日本关东大震灾中的作为、动机及影响,以期弥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1923年(日本大正12年)9月1日,日本整个关东地区以及静冈、山梨等县因地震和火灾引起一场大灾害,史称“关东大震灾”。当时东京市、神奈川县和千叶县南部受灾尤其严重,震毁12万户,烧毁45万户,死亡及下落不明者14万人。[③]
  9月2日,双桥无线电台收获日本东京及横滨昨日大地震的消息。[④]《申报》、《民国日报》等大众传媒当日就进行了报道。中国北洋政府与社会各界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积极赈灾。中国政府派员赴日本使馆慰问并于3日议决如下事项:
  (一)电驻日代办张元节调查实情,并向日本政府慰问;(二)电驻神户我国总领事急赴灾区,调查报告;(三)颁发命令拨款20万元,专备振恤之用;(四)令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行动;(五)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4日即下两令实施。[⑤]6日,新任驻日代办施履本赴日慰问震灾,并办被灾华侨善后事宜。汤尔和、江庸等亦代表红十字会及救济会赴日。[⑥]上海轮船招商局于7日派新铭轮运送粮食药品开赴日本,是各国救济船只中最先到达者。[⑦]8日,中国外交部组织临时救济日灾会,以熊垓兼主任。[⑧]
  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应也毫不逊色,仅据1923年9月《申报》、《大公报》、《晨报》、《民国日报》的有关报道统计,各地召集或参与赈济日灾会议的社会团体、机关、学校等有122个。其间成立的各种赈灾团体多达44个。[⑨]红卍字会亦在赈济团体之列。
  1922年红卍字会呈请政府内务部正式立案,次年中华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适值东京震灾,红卍字会“依照救济无分畛域之旨,提议赈垣办法,佥以汇款灾区为宜”,但是“奉(老祖)训则命购粮运日”。而当时的中国政府禁运米粮出口,无法办理。[⑩]尽管困难重重,红卍字会还是积极行动起来。9月5日,熊希龄便以红卍字会名义筹赈日灾。[11]乔亦香承缴1万元,钱能训等合缴1万元,共2万元,由道生银行汇交南京道院院监、时充任众议员的陶保晋,令他在南京购米2000担,并电交通部免运费。囿于米粮禁运,陶保晋一再电京,由税务处令江宁、上海两关查验放行,并与齐韩两长商榷,暂予出口一次。同时,陶保晋电京派办理赈务之员随同往东。侯素爽(道名,本名侯延爽。)到宁后,与日本总领事接洽后,赶往上海。[12]9月30日前,2000石赈米由金陵关出口,经过上海,仅持金陵关护照照验放行。侯素爽随船同行。其他红卍字会成员冯渊模、杨承谟则由京乘京奉车至沈阳,改坐南满铁道赴神户。红卍字会还电交通部,请求给予京奉来往通车免票二张,及侯素爽回国时由宁旋京免票一张,并强调“事关恤邻急赈,务希迅赐填给”。[13]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烽烟四起,政局动荡。1920年、1922年先后爆发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被直系逼下台,6月14日北洋政府内务总长高凌蔚摄行总统职权。而此时中日关系可谓每况愈下。2003年的3月14日,日本外务省分致复牒于中国驻日公使及北洋政府外交部,拒绝取消1915年二十一条协约及换文,与收回旅大之接洽。6月1日,长沙市民与日轮搭客冲突,日轮召日舰水兵登陆,枪杀市民3人,伤10余人,即“六一惨案”。中日矛盾不断,两国邦交也不正常。7月26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因不向北洋政府呈递国书,致顾维钧就外长时,不以公使待遇,发生交涉,双方各宣布文件自辩。8月17日,北洋政府以原驻日公使汪宝荣不愿赴日,派施履本为代办。[14]
  但日本关东赈灾却为中日关系峰回路转提供了契机。北洋政府和社会各界举国一致地筹募赈款,显然有体恤邻邦之心,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希望通过赈灾的友善,扭转日本对华态度。《东方杂志》评论员坚瓠在《日本地震杂感》中直截了当地说:“这固然是日本的不幸,也是世界文化的不幸。但是以日本民族的心精力果,其重造计划之完成,当不至于甚远。假使这重造计划,能立其基础于社会平均与世界和平之上,那不单中日友谊,可以免除许多非必要的隔阂;就是为日本自身计,也可以减少赤色恐慌与世界列强的仇恨,岂不是‘不幸中之大幸’么?”[15]
  红卍字会对日本关东大震灾的救助,另有图谋,只是有意或无意地被遮蔽在国人赈济日灾的热情中。红卍字会全名为“世界红卍字会”。“世界”表明,红卍字会不仅立足本土,而且要惠及全球,“以期他日能将红卍字旗普遍飘扬于大陆每个角落”。[16]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红卍字源于1922年肇始的中国民间宗教——道院。道院以拯救世界自居。1928年刊印的《道院说明书》称:
道院成立于民国十年,缘因欧洲大战之后,人民死亡近千万人,流血之残,古今未有。论者谓生存竞争等学说之流弊所致。……同人等远观各国悔悟之萌;近悚吾国内争之苦,乘时而起。冀以发挥光大我国旧有之超然哲学,以采取五教真旨之精华,涤除各宗教教徒所宣传迷信、门户、宗派之种种争源,统归之于千年心传之大道。[17]
  道院与红卍字会,实为体用关系,即“道是慈之体,院是会之源”。[18]以慈展道,是红卍字会发展的基本方式。从此角度看,这种传播方式与西方传教士借慈善事业传教并无实质差异,只是传播的内容由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变成了中国的民间宗教——道院而已。之所以有如此转换,应与第一世界大战后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幻像破灭,本土民间宗教勃兴并力图推播海外的形势息息相关。1872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认为,中国人的善行是希望自己在来世获得回报,甚至中国的捐赠者每每从救济款中获得好处。  [19]但他不曾料到,一战后中国的民间宗教也有借善行播扬全球、拯救世界的雄心。
  因此,“奉训则命购粮运日”,与其说是老祖的训令,不如说是红卍字会既定方针的实践。赈灾归途中,侯素爽与圆诚顺便到神户布道。[20]经神户总领事以及华商会会长等人的介绍,有六、七人来求修,这是红卍字会在日本传道之始。侯素爽从南京出发时,从南京日本领事馆林出贤次郎那里得到一封大本教的介绍信。大本教是神道系统的新宗教。林出本人就是大本教的教徒。他认为红卍字会与大本教在信仰和做法上有很多相似处,所以主动牵线。[21]侯素爽持信到京都绫部会见大本教教主王仁三郎,两人共谈教旨,一拍即合。王仁三郎主动提议创立神户道院,并提供院址。1924年(大正十三年),神户道院正式开张。此后,道院在日本增加的数目很多,但都是利用大本教教团地盘的结果。[22]



  中国北洋政府及红卍字会等中国社会团体对日本关东大震灾的及时救助,无疑是雪中送炭。当红卍字会的赈粮运到时,“灾区正感米粮缺乏,米贵如金。灾区人民闻米粮运到,皆欢欣鼓舞”。[23]中方的救助,也完全超出了日方的想象。9月13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一栏半长篇的《感谢善邻之同情》说:“中国人会出如此热心来救日本人的灾难,实在是日本梦想不到的事,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10月4日,该报又登出《震灾对中国之影响》说:“像这样由中国人心里所生出许多的友情,能够叫他(它)成长与否,有一半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的积极报导并非孤立现象。当时中华学艺社及中华教育团曾派林骙赴灾区慰问、调查。据他观察,在日本“不论那(哪)一家的报纸,那(哪)一种关于赈灾的出版物,都没有不把中国人救济日本人的情形,大载特载起来”。[24]
  对于中方的救助,日本政府也做出了善意的回应。11月1日,日本议院5人来华,答谢中国赈济赈灾。11月9日,日本答复中国要求惩办震灾中杀害华侨案,表示严密侦察后即依法严办。12月29日,日本政府公布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官制,将所得庚子赔款拨充对华文化事业费用。[25]诚然,因赈灾中日两国关系短时期的缓和,并不能彻底改变日本侵华的图谋。其后的事实即为铁证。
除了参与中方赈灾,改善中日关系外,红卍字会借助赈灾义举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赢得日本人的好感。1935年加入红卍字会的围棋大师吴清源回忆道:
  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因为给日本送来大量的米和捐款,红卍字会从而广为大家所知。据说,当时在中国的内地,日本人抓到强盗,如果有红卍字会的印章,强盗就会被马上释放。因为红卍字会有许多慈善义举,深得民众的信任。[26]
  强盗带有红卍字会的印章,就会被释放。红卍字会的印章具有类似“免罪符”的功效。是否是事实,无法考证。但即便是传闻,也能反证出当时红卍字会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对于关东赈灾的善行,红卍字会很注重记录和宣传。此举事后证实,确有一些先见之明。1937年12月南京陷落,时任国民党第二军团徐源泉部军团指挥部少校参谋的祝晴川,避难难民区,参加了南京红卍字会的难民救济工作。他偶于南京红卍字会办事处的书橱看到很多印刷的小册子。小册子详细刊载了1923年秋红卍字会救济日本灾区的义举。他认为“和当前寇军(日军)对南京的暴行对比,很能触动日寇中有人性的人们的向善心,因此就选了几册带在身边备用以作证明”。[27]结果,不仅日军从军僧人阅后“很受感动”,日本军人盐泽读后亦如此。南京大屠杀期间,红卍字会成为掩埋尸体的主要团体之一。
  当然,也无须夸大红卍字会在日军中影响力。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在1937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记录下由南京的红卍字会提供的又一起日军暴行。
  12月21日,晚11时,3名携有手枪和刺刀的日本士兵爬过宁海路2号红卍字会后院围墙,殴打了日语翻译郭原森,将他的妻子拖到佣人房间强奸了3次。又有3个日本人越过院墙爬了过来。他们同郭先生交谈了几分钟,捐给红卍字会3元钱。郭先生告诉他们,他的妻子被3名日本兵强奸了,他们便要求郭先生带他们去发生强奸的房间。到了那里,这几个士兵也要姑娘。郭先生告诉他们,房间里已经没有女人了。这帮恶魔便端着刺刀开始搜查所有的房间,最后他们发现了郭先生的儿媳妇,强奸了她,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由红卍字会提供)[28]
  这起暴行的细节值得探究。实际上红卍字会不光参与了1923关东赈灾,1927年日本关西地震,红卍字会由总会募集赈款5000元交由日本驻京公使芳泽代汇日本,散放灾区。[29]而且,1937年日本空袭南京时,红卍字会掩埋了日军空军尸体。[30]即便如此,日本士兵居然还是要爬过卍字会后院围墙,殴打红卍字会日语翻译,强暴其妻子。倘若是不知情,那么后来的3位日本兵应该知情,他们与红卍字会日语翻译交谈,而且“捐给红卍字会3元钱”。但不可思议地是,他们还是强暴了红卍字会日语翻译的儿媳妇。这样一种以怨报德的行径,只能用日军的强盗逻辑去考量。
  其实,“以怨报德”岂止这样的兽行。南京沦陷后,日本特务部门毫不顾及红卍字会不参与政治的立会之本,勉为其难地将曾经直接参与1923年关东赈灾的南京红卍字会会长陶保晋推上伪南京自治委员会会长之位。其伎俩不可不谓工于心计。陶保晋坦言:“此次为维持治安,追随日人之后,本已推举正副会长有人,乃在领事府集会时,忽被前机关长佐关先生临时变更,推重锡三(陶保晋字锡三),田中领事等从中赞助。虽声明红卍(字)会不能参与政治,固辞不获,勉暂担任,以让贤能,曾经当众声明。……此次被推加入,当时未便坚决拒绝者,诚恐引起误会,影响道慈之进行,乃一时委曲求全”。[31]陶保晋的任职,不仅使他蒙上“奈何做贼”的汉奸之名,而且使历来标榜不涉政治的红卍字会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32]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①]《红卍字会慈业工作报告书》,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120-4-2。
[②] 目前国内已发表的红卍字会救济事业的论文有:方竞、蔡传斌:《民国时期的红卍字会及其赈济活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孙语圣:《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与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安大史学》第2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923年中国参与日本关东震灾的论文有:王继麟:《中国各界对日本关东大震灾的赈济》,《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李学智:《1923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援1923年日本震灾行动述略》,《慈善》2003年第4期。
[③] [日]竹内理三等编:《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392页。
[④] 刘绍堂:《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传记文学出版社(台湾)1979年版,第242页。
[⑤] 张梓生:《日本大地震记》,见《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第45页。
[⑥]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2页。
[⑦] 张梓生:《日本大地震记》,见《东方杂志》第20卷第16号,第45页。
[⑧]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2页。
[⑨] 李学智:《1923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见《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287页。
[⑩]《红卍字会缘起》,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120-4-1。老祖是红卍字会成员最高崇拜的尊神。
[11] 长沙《大公报》1923年9月20日(快信摘要),转引自周秋光:《熊希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31页。周秋光认为,“自世界红卍字会组织成立,熊希龄就以该会作为自己服务社会、从事全国各地(包括海外)慈善救济的组织办事机构,并把自己的所有救济事业都与该会联系在一起”。
[12] 《红卍字会购米运日》,《申报》1923年9月26日。
[13] 《红卍字会赈米已东渡》,《申报》1923年9月30日。
[14] 刘绍堂:《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传记文学出版社(台湾)1979年版,第232、237、240、241页。
[15] 坚瓠:《日本地震杂感》,见《东方杂志》第20卷第15号,第1页。
[16][日]中村元主编:《中国佛教发展史》,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860-861页。
[17] 《道院说明书》,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120-4-2。
[18] [日]酒井忠夫:《道院的沿革》,王见川等主编:《民间宗教》第3辑,《中国近现代民间教门·妈祖信仰专辑》,台北南天书局1997年版,第123页。
[19] [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71页。
[20]圆诚,很可能是指杨圆诚。周秋光提到杨圆诚是世界红卍字会组织发起人。见周秋光:《熊希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30页。那么杨圆诚是否就是赴日救灾的杨承谟,有待考证。
[21] 大本七十年编纂委员会:《大本七十年》上卷,转引自孙江:《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话语》,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另陆仲伟认为,侯延爽等见到神户报纸上漫骂大本教的新闻后,折返拜访了大本教教主。见陆仲伟:《中国秘密社会》第5卷,《民国会道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22] [日]酒井忠夫:《道院的沿革》,王见川等主编:《民间宗教》第3辑,《中国近现代民间教门·妈祖信仰专辑》,台北南天书局1997年版,第117-118页。
[23] 《红卍字会缘起》,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120-4-1。
[24]林骙:《日灾的观察》,见《东方杂志》第20卷第21号,第51页。
[25]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3-74页。
[26] [日]吴清源:《中的精神》,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27] 祝晴川:《丁丑南京屠城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总第118辑),第151页。
[28] [德] 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60-261页。
[29] 《世界红卍字会慈业工作报告书》,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Q120-4-2。
[30]祝晴川:《丁丑南京屠城记》,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总第118辑),第153页。
[31] 《南京红卍字会创办人陶锡三关于辞去伪南京自治委员会会长职务的辞职书节录》,南京市档案馆1002/19/19,见孙宅巍编:《遇难者的尸体掩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1页。
[32] 陶保晋曾经一度逃亡,结果被日军捉了回来,只好拖下去。见郭歧:《陷都血泪录》(节录),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




江浙战争期间中国白十字会的难民救济
曹金国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地盘利益展开激烈角逐。据记载,在上海、嘉定、宝山、金山、昆山、太仓、宜兴曾发生大战,损害惨重。难民救济是慈善组织的神圣职责。中国白十字会全体队员,不辞劳瘁,积极有效地展开难民救济行动。[1]



  9月3日战争发生后,“罹难者流连颠沛,困苦万状”[2],中国济生会特联合仁济善堂、联义善会等慈善机关,购买面包,派员往各灾区分发。战争中,难民无辜遭难,流离迁徙,白十字会特派救济队员前往各战场进行救护。
  嘉定是各县中唯一全邑遭灾的地区,“两军相持之地,以嘉境为最广,战线最长,历时最久,剧战最多”[3]。如南翔,全镇约3300户人家受损, 3100余户遭劫,“焚毁房屋、货物及劫掠三项,全镇有五百数十万之巨”[4]。黄渡,“全镇均被劫掠,镇之西北战期最久,市梢房屋枪弹经过处如蜂房,屋面受伤者甚多……镇西旧金桥有浙军战壕蜿蜒曲折,约有九里房屋均被炮弹毁坏”[5]。有鉴于此,白十字会连日来多次派出救济队前往救援。
  南翔避难妇孺颇多,11日上午白十字会特派队员夏小谷、葛雄夫等数人在四马路外滩,乘金和小轮,另挂拖船3艘出发,前往运载来沪,“俾免流落”[6]。17日晚,白十字救济队派朱醒亚等赴南翔救济。20日夜,南翔难民颇众,会员朱醒亚、姚书绅、张贻孙、陈子范等不顾危险,随带汽油船一只,民船数只,由上海苏州河出发,向南翔、马陆、石冈门一带救护难民,救获156人。所救难民除投奔亲友外,余百数十人,均安插于各暂留所。10月11日晨,队员朱醒亚、李云门等又雇船两只出发南翔。
  在黄渡:9月13日夜,队员葛雄夫等乘汽车到曹家渡救济,恰逢黄渡逃来妇孺200余人,该会便送往第四收容所、第二所收容。21日,黄渡观音堂有大批难民数千人,“竟有数日未得饮食者,殊令人悲悯”[7],倘尽数收来,便无法安置,白十字会思虑再三,特情干事沈佩兰、朱醒亚、陈定甫等备馒头数百斤、饼干数万磅,前往赈济,以解燃眉之急。23日,观音堂难民仍多,队员朱醒亚、孙希贤、郑廷甫、林瑞庆等4人,乘民船4只,前往营救,“惟因日来并未开火,人心稍定”,队员救得无依妇孺100余人,除自投亲友外,90余人送至第八所。10月13日,队员夏小谷等4人,在黄渡西乡邓家村、李家村等处,救来难民97人,分送各所安插。此后,因黄渡难民仍多,邵如兰又借民船两只,前往救济。[8]
  白十字会还派员前往嘉定罗店、马陆、石冈门拯救难民。9月7日,白十字会济生队到罗店救出难民约一二百人,暂留大场红十字会,编定号数,后运沪留养于斜桥永锡堂第一暂留所。10日,救济队队长沈佩兰、职员潘普余等救获罗店难民50余人。16日,该会派金幼帆、张贻孙、贾剑门等分乘汽车赴罗店等处救难。是日,夏小谷、陈廷甫、傅佐衡等还乘民船到马陆、石冈门救济,共救妇孺70余人。20日,队员吴少芳等在罗店救出26人。26日,队员沈佩兰、郑廷甫向罗店、潘家桥一带出发,计救到罗店难民20余人,新镇难民60余人。罗店当地也成立了济生会,并于浏河刘家行、罗店各乡间,救出难民6船,由队员徐竹坪送到白十字会第七所收容,共计116人。
  除嘉定外,白十字会对宝山、松江、浏河等地难民也很重视。
  在宝山,9月10日,中国济生会之白十字救济队队长沈佩兰、职员潘普余等8人,乘用大东、泰昌、三余等公司之运货汽车,前往大场等处救济难民,计收到宝山难民60人,均送往永锡堂第一暂留所。19日晨,队员张宝清等4人,分乘汽车两部到大场等处救济。队员吴少芳、郑初恒于20日上午11时,乘汽车出发救护,在宝山顾家宅救获难民30余人,送第一所收容。
  在浏河,15日晨,队员陈子桥、金幼帆、贾剑门三君于乘车前往浏河救济,救出难民26人,将伤者1人送往红十字会医院留养,其余送该会第三所;在松江,10月3日,队员郑廷甫、潘子卿等乘帆船,向松江出发。13日,队员姚书绅等3人,至松江泗泾、七宝等处营救难民300余人,收容于第十所;在战浜桥、南桥等地,9月20日前后,队员夏小谷,在战浜桥、西柿梢等处,救出难民130余人;10月11日,队员郑廷甫等还雇船两只出发上海南桥救护。
  战争结束,白十字会恐各地仍有难民辗转流徙,无家可归,便派员分往各地救济。13日夜,白十字会备汽车4辆,由队员18人分头出发,引救难民。分工明确:郑廷甫等赴浙江路、共和新路、新桥等处,刘荣卿等赴北四川路,王晓庆等赴天通庵路,沈佩兰等赴西门黄家阁、陆家浜、小南门、新北门。14日上午,该会又分批出发,沈佩兰由曹家渡救到难民17人,送第十所。郑廷甫等由罗店救到六七十人,王骏生等由大场救到6人,总计难民人数达千人以上。[9]



  白十字队员不惧危难险阻,依然前往前线各地救济难民,他们的执着精神终使广大难民脱离战争苦海。为对获救的难民进行妥善安置,白十字会在永锡堂等地设立了10处收容所。见下表:

白十字会所设收容所地址一览表
第一所
永锡堂
第六所
小沙渡路
第二所
静安寺
第七所
苏州河附近
第三所
振华堂
第八所
成都路
第四所
大王庙
第九所
新闸桥南
第五所
怡和货栈
第十所
戈登路


  白十字会收容所遍布上海,不仅收容各支救济队所救难民,还收纳附近各地前来投奔的难民。战争期间,收容所的救济工作几乎从未停息,使许多难民得到保全。分述如下:
  9月8日,白十字会接到嘉定难民两船约二三百人,送往天文台振华堂洋布公所第二暂留所留养。[10]
  9日下午,各处冒雨逃来许多难民,该会特购买衣服100套,以便更换。
  11日,该会收容避难妇孺37人,其中宝山25人,扬州2人。
  12日,济生医院送到4人,南翔2人,杭州、江北各1人。
  13日,第一所收容昆山逃来难民7人,大场1人。第四所收容宝山42人。14日下午,该会将自愿返家者送至内河轮,每人并给船票一张。
  15日上午,静安寺第三所收到嘉定难民10名。
  16日,第三收容所续收避难妇孺常熟1人,黄渡2人,方泰4人。
  17日,该会救出昆山籍难民13人,送第三所,黄渡4人送第四所。[11]
  18日,收容黄渡避难妇孺2人,浏河8人,送第三所。
  20日,嘉定难民160余人,由该会转送北浙江路820号灵学会收容所安置。黄渡同乡会送到难民约60人,暂留于第六所。
  21日,第七所收纳大场难民40余人。各所收容昆山2人、太仓2人、南翔4人。
  24日,永锡堂第一所收容嘉定难民3人。第八所收容娄塘难民15人,嘉定4人,浏河2人。截至该日,白十字会永锡堂等七所共有 1400余人,永锡堂收容293人,振华堂300余人,静安寺188人,大王庙305人,怡和货栈70人,小沙渡路60余人,北苏州路200余人。[12]
  25日,崇明转来娄塘难民7人,浏河4人,送第八所。罗店载来难民一船,送第六所。
  27日,静安寺第三暂留所,收嘉定难民3人,黄渡1人。北苏州路第七暂留所,收方泰难民7人,南翔3人。成都路第八所,收方泰难民3人,浙江东阳籍1人。
  10月4日,南站到有松江大批难民150余人,白十字会将无依妇孺分别车送各妇孺收容所安置。嘉定到有难民80余人,由白十字会送小沙渡路安置。[13]
  16日,由罗店、大场逃来难民90余人,白会将之安插于第九所。
  21日,吴淞、真茹等处10余人入所请求收容。
  济生会还积极办理善后事宜,为资谴之便,特与江苏县议会联合会接洽,请各县同乡会协助调查。9月14日下午,该会将自愿返家者送至内河轮,“每人并给船票一张”[14]。16日,第一所出所20余人,均为宝山籍;24日,出所者13人。10月21日,黄渡难民40余人出所。



  江浙战争中,饱受兵灾之难民无以计数,单个救济组织力量有限,因此这就需要各个组织的配合。救护期间,白十字会深明大义,积极同各救济组织配合,注重协同救护。
  9月8日,白十字会协助嘉定红十字会救济难民,不但设法放船前往,还将嘉定分会送到之难民200余人,存于该会暂留所留养。  15日前后,娄塘红十字会载来难民200余人,专函恳求济生会收容,济生会白十字队特将之运往大王庙第四暂留所安置。
  16日,南翔基督教会留有难民200余人,白十字会与之约定,“由基督教陆牧师备船运送出境,即转乘济生会大船运沪”[15]。  20日夜,救济队在赴南翔救护途中,中途附载南翔基督教监理会陆子壮救来难民数十人。
  10月11日,马桥基督教监理会由沪闵长途汽车运到马桥难民100余人,白十字会一视同仁,“不以宗教分畛域”[16],将难民运至戈登路第十所安置。
  济生会汽车还代运闸北联义善会收容之难民。 
  连日来,白十字会救获难民甚众,所设收容所人满为患,为妥善安置,该会还与娄塘同乡会、盛氏义庄等商议,以作临时收容。9月24日娄塘妇孺4人由该会送往娄塘同乡会。次月17日,济生会白十字救济队由大场投到难民35人,送盛氏义庄收容所;队员吴介寿、刘汝霖、王辑庵救来各地难民160余人,送塘山路、舟山路宝山难民收容所安置。
  总体而言,江浙战争中,白十字会难民救济取得了很大成功,多支救济队活跃在黄渡、南翔等许多战区,收容所每日忙不停息,协同救护使许多深陷困境的救援工作得以如愿进行。白十字会成员的集体努力拼搏保证了白十字会江浙战争救护的圆满成功。他们的努力使成千上万难民免于灾祸,得到保全。无怪乎时人对白十字会评价甚高,“此番所组织之白十字会,厥功甚伟,既从战地施救,又将妇孺收养,不使有流离失所之苦,其热诚宏愿,良堪钦佩”[17]。
  事实证明,同样富含“十字”精神的白十字会大大缓解了红十字会的难民救济压力,有力地支援了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行动。这是江浙战争救护史的一段“佳话”,将永载史册。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根据《民国日报》《申报》等报刊报道,“中国白十字会”也称中国济生会白十字救济队。笔者认为,“白十字”是中国济生会参照红十字会,为救护之便而采用的旗号,因而将济生会的一些救护也纳入文章考察。江浙战争中,中国济生会的难民救济行动主要是通过白十字救济队展开。
[2]《救护事业》,《民国日报》1924年9月5日。
[3] 娄东、傅焕光、黄允之:《江苏兵灾调查纪实·嘉定县》,江苏兵灾各县善后联合会1924年编印,第1页。
[4] 娄东、傅焕光、黄允之:《江苏兵灾调查纪实·嘉定县》,江苏兵灾各县善后联合会1924年编印,第2页。
[5] 娄东、傅焕光、黄允之:《江苏兵灾调查纪实·嘉定县》,江苏兵灾各县善后联合会1924年编印,第2页。
[6]《济生会》,《民国日报》1924年9月12日。
[7]《白十字会救济消息》,《民国日报》1924年9月22日。
[8]《白十字会救济讯》,《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4日。
[9]《白十字会消息》,《申报》1924年10月15日。
[10]《红白两会救济昨讯》,《民国日报》1924年9月9日。
[11]《白十字会》,《民国日报》1924年9月18日。
[12]《白十字会》,《民国日报》1924年9月25日。
[13]《白十字会之救济消息》,《民国日报》1924年10月5日。
[14]《白十字会》,《民国日报》1924年9月15日。
[15]《白十字会》,《民国日报》1924年9月17日。
[16]《白十字会》,《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2日。
[17]《福建路商联会致济生会函》,《民国日报》19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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