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8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周小蓉论文《赤子情怀：辛亥革命中的留日学生红十字团》，全文转载如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举世瞩目。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更是牵肠挂肚。随着战火的蔓延，中国红十字会救伤葬亡，所费不赀。海外华人踊跃捐款，源源接济。特别令人感动的是，留学日本的医学生，以高昂的人道热情，组成红十字团，慨然由东瀛归国，投身于战地救护之中。
日本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最为集中的国家。中日一衣带水，不仅路途近，而且留学费用较低，加上日本教育的发达和综合国力的强大，吸引着广大的中国青年前趋寻求救国救民、富国兴邦的真理。从1903年起，每年都有成千的中国人漂洋过海，东渡扶桑。留日学生中，有不少人学习医学，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东亚病夫”的可耻形象。留日医学生，大多加入日本赤十字社，成为国际红十字大家庭中的一分子。辛亥革命发生后，医学生们决意回国参加战事救护。据10月26日东京电称：“留学日本各处之中国医学学生皆入赤十字队。”他们以东京为中心，联络各校医学生，组成由百余人参加的“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推举王曾宪为团长，乘“博爱丸”号轮船归国，11月26日抵达上海，受到沈敦和等红会要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
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抵沪后，即整装待发。为保证救护行动规范、有序进行，特制订《中国红十字会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章程》。“章程” 规定：“本团由留日医药界组织而成，定名为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本团以博爱为宗旨，凡军人及因公服务于军队之人员有负伤及罹病者，不问其为南军、北军，悉殷勤救护”；“本团援万国红十字条约得用白地（底）红十字徽章、旗帜”；“本团出发至交战地后，务与各国及中国各红十字团为一致之行动”；“本团对于南、北两军皆毫无偏袒行为”；“本团一切经费，除已承各慈善家直接寄赠本团外，均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担任”等。
该“章程”包括了宗旨、红十字团与万国红十字会条约之关系、“对南北两军之地位”、徽章之佩用、经费等。由“章程”我们不难看出：“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冠以“中国红十字会” 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命意即在此；尽管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为“后援”，但是中国红十字会辛亥战时救护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的救护行动“不问其为南军、北军，悉殷勤救护”，表明了其中立性，这与中国红十字会“救人宗旨不分革军（革命军）、官军”完全一致，体现出红十字会的“博爱”本色。
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到来之时，苏浙沪联军由镇江进攻南京，来自大阪、长崎的留日医学生受命先赴镇江前线，迅即投入救死扶伤的行动中，其余分编甲乙两队，整装待发。12月11日，甲队以陈任梁为领队、乙队以孙家树为领队，开赴湖南、江北前线。甲队60人抵达湖南后，因长沙已有医院，遂分驻京口、岳州、常德三处，开办临时医院，“适两军休战，兼治平民”，先后治愈伤兵病民5000人。乙队60人原定赴南京救伤，并于下关设立临时机关，因战局北移，中国红十字会特派留日医药团编队往救。1912年2月2日，为救护安徽宿州战役的伤兵，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乙队乘车驰往，不料火车中途出轨，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宿州之战正在进行，救援刻不容缓，而火车出轨，无奈之下，医学生只得舍车徒步，跋涉数十里抵宿州，使伤兵得到及时救护。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乙队还沿津浦铁路南段“择要组织病院，无事时专医病兵”，扩大救护范围。
救护工作圆满结束后，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返回日本（具体时间不详，当在1912年2月后）继续学业。临行时，中国红十字会特“开会欢送”，表达红会同仁对留日医学生慈善懿行的敬意。
1912年2月23日，孙中山在致黎元洪电文中对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中的救伤葬亡功德给予高度赞扬：“查民国军兴以来，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孙）文实德之。兹接电示，以该会前在武汉设立临时病院，救伤掩亡，厥功尤伟。”这其中，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臂助之功，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