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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9-4-22 12:14:48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池子华、马红英发表《孙淦: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先驱者》
 
    2009年4月21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马红英论文《孙淦: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先驱者》,全文转载如下:
 
    1863年,红十字在西方诞生不久,即“东渐”登陆中国。1875年《申报》、《字林西报》撰文介绍红十字会战地救护规则,但没有点出“红十字”之名。
    1888年,英国医师梅威令召集台湾、福建“聪慧子弟数十人”,进行救护培训,组织起红十字医疗队,在上海演习后航海至天津,表示“愿赴军营效力”,没有得到允许。梅氏红十字医疗队是在国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的,太过新奇骤难接纳,昙花一现,自在情理之中。显然,没有舆论准备,没有启蒙宣传,红十字运动不可能“夕发朝至”,一朝兴起。补上启蒙宣传这一课,对志士仁人而言,不可缺省。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于甲午战争后掀起红十字启蒙运动的高潮。孙淦就是该运动的强力推动者。
    孙淦,字实甫,上海商人,长期在日本经商,曾出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也是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上首任监督,是一位爱国侨胞。
    孙淦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热心公益事业。他在日本加入了赤十字社,看到“日人于陷阵冲锋时深获红十字会之益”,萌生了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的理想。
    要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需要一个启蒙运动加以推动。而要“启蒙”,不仅要启“官(朝)蒙”,更要启“民(野)蒙”,双管齐下,才易成功。在这两方面,孙淦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启“官蒙”,号呼奔走
 
    在启“官蒙”方面,1897年冬,孙淦在东京向驻日公使裕庚呈递了《大阪华商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附有汉译日本赤十字社章程),恳请裕庚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总理衙门),代为上奏。禀文称,红十字会救灾恤兵,一视同仁,博施济众,意美法良,实为近世“至善之大政”,环视全球,除“野蛮”之邦外,莫不设有此会。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国际接轨,非创设红十字会不可。况且,创兴红十字会,益处甚多:“疾伤有恃,军士气壮,鼓行而前,图功自易,一利也;万邦善政,是则是效,结盟诸国,人不敢轻,二利也;国有病疫,大凶大札,会众疗治,保全必多,三利也;我国医学,讲求未精,此会若成,研究益易,四利也。”有利无害,何乐而不为?
    孙淦的“一片苦口婆心”,深深打动了裕庚。裕庚阅禀,当即批示,表示支持。孙淦的上书,通过裕庚传递给清政府。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听到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的呼声。
    孙淦只是一位普通的商人,人微言轻,上书之后,不免担心。1898年1月3日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奏设红十字会禀》“虽经裕星使咨总署,恐亦难望其成”。我们也无从得知清朝中央阅禀后的第一反应。但从随后清政府对中国加入红会组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可以断定孙禀在朝中产生了反响。1899年5月,世界和平会议(清代外交文件称“减兵保和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清政府态度积极,派遣原驻俄公使杨儒赴会。大会于7月29日通过《推广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即《关于日内瓦公约原则推行于海战的海牙公约》。不少国家先后签约。12月7日,清廷特命杨儒前往海牙签署。12月27日,杨儒抵达荷兰,遵旨在《推广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上“画押”。清政府这一系列举动令孙淦兴奋不已。
 
    启“民蒙”,艰苦备尝 
 
    在启“官蒙”的同时,启“民蒙”的工作也在推进之中。孙淦希望广大民众认识红十字,了解红十字,为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创兴奠定厚实的社会基础。
    要启“民蒙”,大众传媒的作用不可小视。在此过程中,有两位报人推波助澜,给予孙淦难能可贵的支持,一位是鲰生,另一位即汪康年。
    鲰生是孙淦好友,是《申报》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他以《申报》为阵地,抬出“我友孙君实甫”,传播红十字知识,并愿“为之执鞭”效力,而孙淦也正是借助好友之力,在《申报》桴鼓相应。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在1898年3月26日《申报》全文刊出,引起强烈反响。接着他又于同年11月16日、17日《申报》发表《红十字会说》,详细介绍红十字会的发轫、继起、定帜等情况。文中还对日本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的历史、现状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当时向日本学习成为一股时代潮流,孙淦对日本赤十字的介绍,更易激发国人对创建红十字会的热情。
    鲰生及《申报》为孙淦提供“启蒙”宣传平台,当然希望孙淦“竭忠尽智,以底于成”。这对孙淦也是一种激励。
    另一位好友汪康年同样是孙淦“启蒙”活动的有力支持者。
    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穰卿,光绪进士,曾入张之洞幕。1895年参加上海强学会。1896年在上海参与创办《时务报》,并担任该报总理。《时务报》“讲求时务”,力倡变法维新,传播西学,颇受时人瞩目,创办当年发行量即达7000份,次年更增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这样一份在朝野上下具有广泛影响的媒介,自然引起孙淦的关注,而好友汪康年出任总理,可谓“近水楼台”。孙淦所译《日本赤十字社社则》在《时务报》连载。孙淦《呈请裕钦使转咨总署奏设红十字会禀》呈递裕庚后,即将文稿寄发汪康年,并请“从速登报”。汪康年照办,禀文发1898年3月22日出版的《时务报》。同年孙淦还寄上“《赤十字社各国缔盟表》贰纸,请与前《红十字会说》附登报末。”不仅如此,他还“冒昧拜恳”汪康年,请他多方联络,促成红十字会的建立。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阁下如到江阴、湖南等处,请将红十字、游学两会周行,倘公不竭力提倡,总无成日。”随后他又寄上日本《赤十字》两册,“以备鉴裁”。虽然汪康年未能达成孙淦宏愿,但他的臂助,促进了红十字启蒙运动的深入。
    《申报》、《时务报》的受众为社会各阶层,孙淦以此为媒介传播红十字知识,呼吁在华创兴红十字会,虽以广泛意义上的启“民蒙”为主,但启“官蒙”也在不言中。
    孙淦的主观意愿当然是“速为筹建”红十字会,越快越好,但客观效果只能局限于启蒙层面。红十字会对国人来说毕竟是新事物,欲速则不达也在情理之中。
 
    编《博爱》,开“本会之先河” 
 
    难能可贵的,孙淦还编辑《博爱》一书,遍赠好友以广宣传,只是该书是“自行刊送,流传无多,人鲜知者。”我们多方查找,无法得见该书的“庐山真面”。不过从孙淦致汪康年书“拟将凡有关涉于此(红会)之文字搜求汇集,择要付诸手民,以广流传,而冀有力者之闻风兴起”推测,该书主要内容当为孙淦著译作品的“汇集”,同时也从报刊上收录部分相关文章。这一推测,可以从孙淦致汪康年的另一封书信中得到证实,信中提及“弟前见上海《大公报》载有郑陶斋观察所撰红十字会歌略一首,言简意赅,颇深韦佩。前拟奉烦令弟颂谷兄代为一觅,并昔日《时务旬报》、《日报》登过之此项章程、缘起等译文,及此外有用各件,凡能办者,均祈转恳觅齐,从速掷下,至感至盼。弟处原稿因各友取阅,散失者多,欲求全璧,不得不劳诸同志者耳”。《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博爱》一书刊印的时间当在此之后、1904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之前。难怪中国红十字会史料谓“本会成立,已在孙君倡议之后,则是书实本会之先河”。该书在红十字运动中的地位与影响,不言而喻。
    孙淦为在中国创兴红十字会“号呼奔走,艰苦备尝”,这种创始精神,当载入红会史册。作为“请准回国倡导红十字会第一人”,孙淦的“创兴”之梦尽管没有实现,但其振聋发聩的启蒙,为红十字会的创立铺平了道路。他无愧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于1911年与金韵梅等联手创立天津红十字会,为红十字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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