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8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江苏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立明《实践的呼唤，前进的脚印－－从“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想到的》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江苏省红十字会会长吴瑞林称此会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新的开端和破冰之旅，意义深远”。
这是第一次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和高等院校共同主办，由社会学专家、教授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共同参加的研讨会，可谓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具有开创意义。
伟大的哲人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实践、认识，再认识、再实践，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中国红十字运动也是如此，从诞生到发展，都离不开知识的传播、理性的思考和理论的指导。
为了拯救和保护饱受战乱之苦的难民，1904年日俄战争之际，中国红十字会诞生。而此前，已经历多年舆论宣传。上海《申报》自1898年5月至1899年4月，先后发表了《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历史节译》、《红十字会说》等文章。孙中山、孙淦分别翻译和出版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和《博爱》等书籍。知识介绍和理论阐述，使国人和清政府认识了红十字会，为它的创建奠定了知识和理论的基础。
战争年代，随着战场救护、赈济救灾和其他业务工作的拓展及组织发展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先后创办发行《人道指南》、《中国红十字会杂志》、《中国红十字会月刊》、《会务通讯》、《红十字月刊》等，向社会大众传播红十字知识，进行理论探讨。
《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收录的八篇论文可以说是其中的精华。其中募集事业基金的意义和如何举办红十字周等文章，至今仍有学习、借鉴价值。如“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目标、扩大三大财源、四种宣传方式等。特别是关于“红十字会服务人群，不仅是消极的救济，而是积极的寓教育于服务，唤起民众，人人互助，自助助人，减免灾害，增进幸福”的观点，仍有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李德全，发表了《新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方向与发展步骤》，使理论和实践结合,指导了全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和工作开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新时期的红十字工作呼唤着理论的指导。 1985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四大”通过的章程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以实行人道主义为宗旨”，人道主义前面取消了限定词，大大拓宽了红十字会的人道工作领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宣传部长熊世琦1988年11月5日在《中国红十字报》发表的《红十字人道主义思想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第一次提出“红十字人道主义”的概念并进行了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四大”提出“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红十字会”到“五大”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会”，既是理论探索的初步成果，又为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提出了新的重大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红十字会新的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在立法上的重要成果。
中国红十字会“八大”提出了“加强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增强工作的自学性、创造性和系统性”的要求，并将其列入五年发展规划。总会还多次举办“红十字博爱”高层论坛和“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等论坛，并对组织建设、宣传筹资、志愿服务、社区服务、红十字青少年等专项工作进行研讨，有力地指导了各地工作的开展。
在总会的倡导和支持下，一些省、市、县（区）红十字领导重视理论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湖北省红十字会1990年8月出版的《闪光的红十字》（尤新德著，湖北科技出版社）一书，理论探讨与工作研究章节有15章。上海市红十字会先后出版的《红十字理论与实践》、《社区红十字服务》等书，汇集了社会学专家、有关部门领导和红十字工作人员撰写的理论文章、调研报告和经验总结。济南市红十字会2005年10月出版的《红十字精神与建设和谐社会》一书，同样具有现实意义。苏州市红十字会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于2005年合作成立的“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首次实现了大学研究机构和红十字会组织、专家学者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资源共享的长期合作。池子华教授带领一批年轻学者致力于红十字运动研究，许多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红十字运动历史研究的空白。
江苏省红十字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列入省“十一·五”社会事业专项发展规划，“加强红十字理论研究和建立研究基地”作为其中的重要项目，列入省财政专项预算。2006年11月，江苏省红十字会成立50周年之际，举办了“以博爱心怀构建和谐社会”的国际交流研讨会。
“外促和谐世界、内建和谐社会”的历史机遇需要红十字会更加有所作为，新的实践呼唤着在更广阔的背景和更高层次上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指导。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灿烂之花即将绽放，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硕果即将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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