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赈务作一模范”
——1928-1930年红会救助西北华北旱灾纪略
2009年5月22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李慧论文《“为中国赈务作一模范”——1928-1930年红会救助西北华北旱灾纪略》，全文转载如下：
1928年西北、华北大旱，其中灾情最重的是陕西、甘肃、山西等省，“终岁不雨，赤地千里”。至1929年，灾情益加严重，灾民日增，饿殍遍野，每日饿死者达数千人，甚至出现烹煮幼童，捕食生人的现象。
面对愈演愈烈的灾情，各慈善团体纷纷行动，组织各种形式的赈灾活动。
中国红十字会当然也不能袖手旁观， 1929年初捐款5000元，棉衣2000套。但这些捐款物品，犹如杯水车薪。为了筹集更多善款，中国红会从1929年2月初开始，连续在《申报》上刊发《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豫陕甘晋察绥灾民乞赈启事》、《中国红十字会谨代河南甘肃陕西及晋察绥数百万灾民叩求大善士大发慈悲救此垂毙饥民性命》、《中国红十字会代陕甘豫晋冀察绥数百万灾黎劝募赈款》等“乞赈”广告，取得了一定成绩，社会各界踊跃捐款助赈，仅《申报》上刊登的中国红十字会鸣谢广告，就不计其数。但无奈灾区广阔，饿殍遍野，如此捐赈仍不足以赈济灾情。所以红会的救济工作也只能是重点关注重灾区，给予其力所能及的资助。
为了募集更多善款救济灾区，中国红十字会于5月10日成立赈灾委员会，召开大会，“宣布另设筹赈处及委员会之主旨，有集成巨款之可能。”与会代表达成共识：想要筹集巨款还要推举德高望重、中外钦佩的人为委员长，故推选李鸿章之孙李国杰为委员长。除以上之外，还要实行新的募捐办法。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发行“宝塔捐”（类似福利彩票），此为“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之法”，另制真金宝塔、红十字真金表、观音像等赠品，同时为了动员社会的广泛参与，中国红十字会还组织了“募赈宣传队”，宣传鼓动，并且分送宝塔捐号“宝号”。这一举动在上海引起轰动效应，“每日零星捐款，逾百数十户，平均达千余元，为红十字会有史以来未有之盛况”。激起人们的捐助热情，保证了红十字会救灾活动的实施。
儿童是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但是在西北华北的重灾区，出现了卖子鬻女，丢弃子女，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为此，中国红十字会推出了“保种”的一系列措施，在北平、开封、西安各设临时灾童留养院、灾女教养院6处，每处额定1000人，开办费共约20000元，月支衣食每处5000元，共需30000元；在西安、郑州、张家口、南口等地各设灾民流亡接济所，凡遇逃荒者，给以干粮、零用钱及护照使其赴丰收之地做工，减少饿殍。
灾情仍在继续。红会不得不使出“釜底抽薪”之法——移沪就食之法，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灾童留养院，将灾童转移到上海留养。但因“灾区遗弃无父儿女，触目皆是”，面对如此惨状，红会请西安红十字分会、洛阳红十字分会、开封总商会、绥远等处成立妇孺收容所，在北平设甘陕绥察灾童总收容所加以收容。陕西送灾童200名，甘肃、绥远送灾童200名，开封送灾童300名，洛阳收容所送灾童150名到上海，因而至8月底，上海灾童骤增千余人，再加上上述妇孺收容所，总人数达7000人，负担之沉重，可以想见。重重困难之下，中国红十字会日夜筹备，废寝忘食。
在上海各部门的支持和各界的捐助下，中国红十字会灾童留养院在上海天津路建成，灾童分两批进入留养院。灾童入院后，得到了红会的精心呵护。进行身体检查，并安排课程学习和身体的锻炼。与此同时，红会还向社会公布了《灾童留养院简章》，内容涉及灾童留养院的定名、宗旨、经费来源和使用、对灾童的管理训练、传授技艺等，体现了中国红十字会对这些灾童的拳拳爱心，并且从长远出发，传授技艺，使其将来能够立足社会，为西北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1929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反蒋的“豫战”，这对于本来就是重灾区的河南，无疑是雪上加霜。蒋介石发电，要求红会和赈灾委员会合作，成立战地赈灾委员会。红会即由上海押运棉衣13000套及粮食、药品等，于12月19日抵达洛阳，将赈灾物资分拨至洛阳红十字分会妇孺救济所及豫西各作战区，“灾民御寒有具，欢声雷动”。
中国红十字会对西北、华北旱灾的救济，从1928年底开始，至1930年春结束，前后共一年有余，在此过程中，红会人员全身心投入，赢得社会各界的普遍称赏，赞誉红会为“中国赈务作一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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