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生高田宜与援华医疗队
2009年6月5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吕志茹论文《英国医生高田宜与援华医疗队》，全文转载如下：
抗日战争期间，曾有一批外籍医生来华支持中国的抗战工作，他们中的多数人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后来由英国进步人士成立的“国际医药援华会”进行组织，在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中国取得联系后，自1939年起，分批跨越重洋来到中国。
这些外籍医生来华后被安排到中国红十字会所设的救护总队部，辗转到贵阳图云关工作。他们属于不同的国籍，来华的时间也不一致，因此来华后并没有组成独立的组织，而是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医务人员混编，一起前往战地救护伤病员、开展保健防疫工作。虽没有单独成立一个医疗队，但人们习惯上称他们“国际援华医疗队”。
除这些所谓的“西班牙医生”外，还有其他外籍医生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中国。所有这些外籍医生来到中国后，克服生活方式、语言障碍等种种困难，全力投入工作。
他们跟随医疗队进入战区前线，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为救护伤员和卫生保健而工作，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高田宜医生就是这些外籍医生中的一员。
对于高田宜医生是否属于援华医疗队，曾有一定的争议。通常所说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一般指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由英国“国际援华医药会”组织和资助来中国的外籍医生，并不包括所有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外籍医生。
1985年，中共贵阳市委和市政府在贵阳图云关树立“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时，由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提供的21位医生的名字中没有高田宜，但新华社高级编辑张辛民先生提供的名单中却有高田宜女士。后来，更有学者在查阅了贵州省档案馆馆藏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档案史料的基础上提出，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成员不是贵阳图云关纪念碑上所刻的来自9个国家的22名医生，而是来自12个国家的30名医生，高田宜医生位列其中。
无论如何界定，高田宜医生和所有的外籍医生一样，同为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外籍医生，秉承同样的救死扶伤的崇高信念，同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工作，在人们的心目中把他们都看做援华医疗队的成员也是有道理的。
高田宜，原名Barbara Courner，英国籍，高田宜是其到中国后所起的中文名字。
关于她的历史资料较少，据说她出生于一个具有良好教养的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毕业于伦敦妇女卫校。她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的人，立志要把医学奉献给全人类。她曾经在印度工作过，得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暴行后，她自愿申请到战火纷飞的中国进行战地服务。她选择了一条很多人不愿选择的艰苦道路——因为在当时的英国，民众生活普遍比较富裕、安适，医生收入很高，很少有人愿意奔赴充满危险、条件艰苦的异国他乡。
在和中国红十字会取得联系后，高田宜于1941年来到中国，被安排到图云关救护总队部工作，现在我们仍能见到的是“兹聘高田宜为本部医师”的布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博士签发的聘书和调令，以及申请护照的报告。
从1940年开始，在难以用枪炮迅速征服中国的情况下，日本开始在中国疯狂地推行细菌战。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常德用飞机投下许多谷麦絮状物质，后被证实为“鼠疫细菌弹”，很快在常德引发鼠疫。
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们对日本人这种不顾信义的非人道骇人行径强烈谴责。救护总队派出包括十名外籍医生在内的大批医务人员奔赴常德，参加扑灭鼠疫的行动。其中有的外籍医生提出了注射疫苗、严密隔离、加强检疫、对症治疗、扩大宣传等切实可行的方案。由于措施得当，鼠疫终于在常德扑灭。
1942年3月，日本又向广西投掷了“鼠疫细菌弹”，救护总队部闻讯，迅速筹备组建医疗队赴广西扑灭鼠疫，高田宜医生自告奋勇参加医疗队。就在临行前，她患上感冒，但她没有顾及身体的不适，匆忙注射了防疫针，以便按时成行。不幸的是，防疫针注射后不久就引起了过敏反应，不到24小时高田宜便撒手西去——此时正值“三八”节前夜。这位伟大的女性，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
为了纪念这些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精神、纪念为中国革命事业以身殉职的高田宜医生，1985年，在贵阳市政府及广大海内外侨胞、爱国人士的大力倡导和协助下，两块白色的大理石墓碑在绿树环抱的图云关旧址——今天的贵阳森林公园内竖起，即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和英国女医生高田宜墓碑。
高田宜墓碑与国际援华医疗队墓碑相距约50米，在一片松林、枫叶中显得庄严肃穆。墓碑上刻着“英国女医生高田宜之墓”。墓的两侧有中英文对照的碑文，中文是：“英国女医生高田宜，1941年来华支援我国抗战。翌年，侵华日军投掷细菌弹，她为防治菌疫，不幸以身殉职。兹刻碑以志不忘。”石碑上还刻有榄橄枝和花卉。墓碑之后，是一只用大理石精雕细琢而成的巨大和平鸽，它象征着人类需要和平、需要友爱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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