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可胜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2009年6月2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郝如一、邓通论文《林可胜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全文转载如下：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地救护，在整个近代中国各类社会救助活动中，战争救护是红十字会工作的重心。其中尤以抗战时期的救护业绩最为辉煌，而这又与一个关键人物——林可胜密不可分。
林可胜，1897年10月15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今属福建龙海县）。父亲是新加坡著名医生、社会活动家林文庆，母亲黄端琼是著名同盟会员黄乃裳之女。
林可胜8岁被送往英国爱丁堡上学，中学毕业后考进爱丁堡大学，专攻医科。求学期间，适逢第一次大战爆发，林可胜应征入伍，被分配到英国南部朴茨茅斯附近的军医院当外科助理，并以英国印度远征军廓尔喀团准尉军医身份在法国服役两年，主要从事新兵的战地救护训练工作。这一经历，为他之后经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林可胜复学。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连续获得医学内科和医学外科学士学位，并留校担任生理学讲师。此后，他又以过人的精力，于192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1924年又获得科学博士学位。1923年底，林可胜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留学一年，在芝加哥大学生理系卡尔森实验室，对胃液分泌的调节机制进行研究，多有创获。
林可胜在国际生理学界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报效祖国之心，未尝能忘，他决定回国效力。
l924年10月，林可胜如愿进入协和医学院，担任生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个华人教授”。在协和的12年中，他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在科研、教学、人才培养诸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1926年2月，在林可胜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生理学会宣告成立，他出任首任会长。l927年春，《中国生理学杂志》创刊，他担任主编。1928年他出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由此，林可胜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中国三大军医先进”之一（另两位为伍连德、刘瑞恒）和“中国生命科学之父”。他发现的“肠抑胃素”，引起海内外医学界的广泛关注，至今仍有生命力。
同时，林可胜也是位爱国学者。1925年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他毅然两次与协和学生一道上街游行示威，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同时积极策划、支持学生成立救护队，以援救在示威活动中受伤的学生和市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进窥华北，长城各口，烽火连天。林可胜组织协和学生，成立救护队，开赴古北口前线，实施救护。
林可胜敏感地意识到，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持久的，因而，他在协和医学院组建了军官救护训练队（Medical Officer Training Corps，简称MOTC），在课余时间，除实习医生外，一至四年级同学一律参加。训练科目主要是战地急救和担架搬运操练，指定外科讲师杨静波主讲外科急救，文海楼舍监负责督导担架操练。他还制定标准手术器械箱和急救药箱示范。“实践证明，这是以后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一次小型预演。”此外，随着华北局势的日趋紧张，全面抗战势将不免。有鉴于此，“七·七事变”前夕，林可胜特向协和校长胡恒德(H．S．Houghton)建议，派遣协和医疗队南下首都南京待命，以便在战争爆发时为前线将士提供服务。建议遭到拒绝后，林可胜以赴英国度假为由，转道南京，置身抗战救护事业。
渊博的学识，精湛的医术，拳拳的报国之心，使林可胜成为组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首推人选。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实现尽早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又举兵南下，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撤退到武汉。由于战线太长，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顾此失彼，陷于极端尴尬的境地。转变救护策略，重整旗鼓，势在必行，且急不可缓。
为配合战事需要，中国红十字会做出了两个重大举措：一是，12月6日，总会成立了临时救护委员会；二是聘请林可胜为救护委员会总干事，“负责综理医疗救护事宜”。
林可胜由此脱颖而出。干事室下设总务、医务、运输、材料四股，架构起救护组织系统。干事室有11人，总务股9人，医务股702人（其中包括各医疗队人员，其中女性222人），材料股32人（女性3人），运输股73人，总计827人。
林可胜出任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后，立即着手医疗队的改编。改编后，医疗队具有人数少、便于移动，经济而易于举办，男女分工合作，前后方配合适当等适于战时的优点，从而大大提高了救护的效率，弥补了各战区伤兵医院的不足。
经过积极筹备，1938年春，救护总队部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林可胜理所当然地成为总队长。救护总队部是中国红十字会“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它的成立，翻开了抗战救护新的一页。在国难深重，资财匮乏情况下，红十字救护队员们在总队旗帜下，冒血雨腥风，共树抗日丰碑，广播人道圣歌。林可胜更是倡导于前，躬行于后，运筹帷幄，惨淡经营，使救护总队功勋卓著，屡有损毁却不断壮大，展现了以“救死扶伤，博爱恤兵”为宗旨的人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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