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7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周小蓉、池子华文章《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日俄战争中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全文转载如下：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
国际红十字会的诞生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那场战争就是众所周知的索尔弗利诺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场战争，就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
1904年2月8日，为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日军突袭旅顺，日俄战争爆发。可悲的是，懦弱无能的清政府无力阻止战火在自己国土上燃烧，竟将辽东划为交战区，宣布“局外中立”，只呼吁交战双方尊重清王朝在沈阳和盛京的陵寝。
战争意味着流血。战前，各国侨民陆续撤离东北，交战双方伤病兵员均由两国红十字会救护。惟有我东三省同胞在滚滚硝烟中、在战火烧焦的土地上流离迁徙，“呼号宛转”，受尽磨难。
尽管直隶总督及山东巡抚也曾派出船队前往旅顺等处，拟救难民出险，不料“俄人称，各口已经封闭，不准别国船只驶进”。因不敢打破朝廷坚守中立的格局，船队遂不敢轻举妄动，徒呼奈何。
日俄之役，战地在中国领土，受祸为中国人民，而中国政府却以“别国”无权施救，“不平之事，莫甚于此”。政府无能为力，民间善堂无济于事，看来只有具独立、中立品格的红十字会才能解燃眉之急。这样，沉寂了4年之久的中国红十字会便呼之欲出——1900年，江浙一带著名绅商严信厚、陆树藩、庞元济、施则敬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救济善会”，以红十字名义前往北京救护八国联军之役。
打破沉寂的便是时任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
沈敦和，字仲礼，1866年生于浙江宁波。早年留学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回国后历任江南水师学堂提调、上海自强军营机处总办、山西冀宁道洋务局、张家口洋务局总办、上海记名海关道等职。他是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不独为军界之干材，也是外交界、慈善界、企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
日俄战事发生后，沈敦和激于义愤，与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奔走联络，要援引“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沈的号呼，得到上海绅商的积极响应。
1904年3月3日，沈敦和、施则敬等20余人集会于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堂，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商议开办之法”。
会上，与会同仁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立会宗旨、救济方式、资金筹措等具体事宜，各抒己见，最后达成共识：立会宗旨，“本会援泰西红十字会例，名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被难人民为事”；开办方式，由发起人垫银10万两，以应急需，同时延请中外大慈善家“就近开办”，在上海设立“总局”，以便筹款募捐，另设分局于北京、天津，收留被救难民，各省如有助款入会者，不拘多寡，请寄上海总局，刊发征信录，并随时登报；救济宗旨及办法，“本会救济宗旨，无论南北方人，务先举令速离危地，以避大难”，而后“赈抚兼施，医药互治，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参加救护的人员，“左袂缀有红十字旗式，以便行军一望而知，其制均归一律”；组织架构，采用董事制，“公举才望夙著，熟悉中外以及北方情形大员为董事”，“另举西董事，与东三省教士联络举行，以免外人拦阻”。
不过，尽管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运作方式力图遵行国际红十字的基本规则，但“善会”二字，却给红十字蒙上一层浓重的传统善堂的阴影。实际上，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也很难取得交战双方的认可，享有红十字会本应享有的权利，因此善会刚一成立，就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沈敦和等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行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由此诞生。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一个星期，但却成为通向中国红十字会的“桥梁”，有史书甚至说它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它的短暂存在，谁能说没有价值呢？
国际红十字会的诞生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那场战争就是众所周知的索尔弗利诺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场战争，就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
1904年2月8日，为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日军突袭旅顺，日俄战争爆发。可悲的是，懦弱无能的清政府无力阻止战火在自己国土上燃烧，竟将辽东划为交战区，宣布“局外中立”，只呼吁交战双方尊重清王朝在沈阳和盛京的陵寝。
战争意味着流血。战前，各国侨民陆续撤离东北，交战双方伤病兵员均由两国红十字会救护。惟有我东三省同胞在滚滚硝烟中、在战火烧焦的土地上流离迁徙，“呼号宛转”，受尽磨难。
尽管直隶总督及山东巡抚也曾派出船队前往旅顺等处，拟救难民出险，不料“俄人称，各口已经封闭，不准别国船只驶进”。因不敢打破朝廷坚守中立的格局，船队遂不敢轻举妄动，徒呼奈何。
日俄之役，战地在中国领土，受祸为中国人民，而中国政府却以“别国”无权施救，“不平之事，莫甚于此”。政府无能为力，民间善堂无济于事，看来只有具独立、中立品格的红十字会才能解燃眉之急。这样，沉寂了4年之久的中国红十字会便呼之欲出——1900年，江浙一带著名绅商严信厚、陆树藩、庞元济、施则敬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救济善会”，以红十字名义前往北京救护八国联军之役。
打破沉寂的便是时任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
沈敦和，字仲礼，1866年生于浙江宁波。早年留学英国，就读于剑桥大学，回国后历任江南水师学堂提调、上海自强军营机处总办、山西冀宁道洋务局、张家口洋务局总办、上海记名海关道等职。他是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不独为军界之干材，也是外交界、慈善界、企业界出类拔萃的人物”。
日俄战事发生后，沈敦和激于义愤，与前四川川东道任锡汾、直隶候补道施则敬等奔走联络，要援引“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沈的号呼，得到上海绅商的积极响应。
1904年3月3日，沈敦和、施则敬等20余人集会于上海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堂，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并“商议开办之法”。
会上，与会同仁就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立会宗旨、救济方式、资金筹措等具体事宜，各抒己见，最后达成共识：立会宗旨，“本会援泰西红十字会例，名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被难人民为事”；开办方式，由发起人垫银10万两，以应急需，同时延请中外大慈善家“就近开办”，在上海设立“总局”，以便筹款募捐，另设分局于北京、天津，收留被救难民，各省如有助款入会者，不拘多寡，请寄上海总局，刊发征信录，并随时登报；救济宗旨及办法，“本会救济宗旨，无论南北方人，务先举令速离危地，以避大难”，而后“赈抚兼施，医药互治，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参加救护的人员，“左袂缀有红十字旗式，以便行军一望而知，其制均归一律”；组织架构，采用董事制，“公举才望夙著，熟悉中外以及北方情形大员为董事”，“另举西董事，与东三省教士联络举行，以免外人拦阻”。
不过，尽管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运作方式力图遵行国际红十字的基本规则，但“善会”二字，却给红十字蒙上一层浓重的传统善堂的阴影。实际上，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十字会，也很难取得交战双方的认可，享有红十字会本应享有的权利，因此善会刚一成立，就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沈敦和等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行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由此诞生。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一个星期，但却成为通向中国红十字会的“桥梁”，有史书甚至说它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先声”，它的短暂存在，谁能说没有价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