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1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沈燕燕论文《“二次革命”中的中国红十字会人道救援——“大通”救护医船南京城救援行动纪实》，全文转载如下：
1912年，袁世凯篡夺政权后，一意孤行，走专制独裁之路，终于引发革命者的武装反抗。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义，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江西独立不久，7月14日，江苏宣布独立，17、18日，安徽、上海先后独立。接着，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区相继独立，纷纷组织讨袁军，举兵讨袁。一时狼烟四起，天昏地暗。
兵灾救护是红十字会职责所在。“二次革命”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做出反应，组织救护队，分赴战地，开展人道救援。
“二次革命”中，南京之战，尤为惨烈，从7月15日到8月11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南京经历了三次独立起义，其中第三次独立战争最为激烈。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救护队“寻觅伤兵，登山涉水，不畏艰险”，多次救伤兵、难民于危难之中。为疗治伤员，南京分会以鼓楼医院、基督医院、金陵医院为临时红十字医院。
截至8月20日，各红十字医院已救护伤兵200余名。由于救护工作紧张而繁重，南京分会难于应付，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在请苏州教会医生柏乐文、惠庚生，镇江教会医生白廉组织救护队增援的同时，还加派了王培元医师前往南京协助。
南京的争城之战仍在继续，成千上万的市民被困城中，饱受战火的灼烤，逃生无路。他们聚集在江边，餐风露宿，朝不保夕，渴望红十字会救其脱离险境。
8月21日，如皋、镇江绅士杨鸿发、李耆卿、焦霭堂等向沈敦和副会长发出乞援电报，称：南京江边有难民数万人，无路逃生。难民们向过往轮船哭跪求救，但无人理会，盼红会迅速租借轮船援救难民。
第二天，南京分会又特派人冒险出城，向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报告了南京城内被困人民的困苦情况，具体为：南京西门每天下午开2小时或4小时，趁此时机，居民纷纷往城外逃难，跑到江边，但却没有可乘的船，想要到乡下避难，也因交通受阻，于是大批难民聚集在江边，哭声震天动地。城内白米每升贵至300多文，中等收入的市民每日只能喝粥。士兵虽然已经停止了抢劫活动，但是难民因无路可走，也没有收入，生活越来越窘困。鼓楼医院、金陵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宝琅医生及中西医生十几个人，已经几日无眠无食了，救护员手烂足裂，境况危险。伤兵的惨状，更是难用笔墨形容。分会红十字医院接沈敦和副会长的信后，虽每日清晨救护难民出城一次，但因交通被阻断，走投无路。
难民的凄惨愁苦，不能不牵动红十字会员的心弦。为接送伤兵、救援难民，总会沈敦和副会长等权衡再三，决定租借英国太古洋行商轮“大通”号作为红十字救伤救难的专用医船。8月23日，原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慷慨捐助租船费用4500两。镇江绅士焦乐山等也伸出援手，慷慨解囊。旅居上海的南京人仇俫之、魏梅村、金熙生等专门召开会议商议安置和救济难民的办法，众人均异常踊跃。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大通”救护医船顺利成行。王培元医士为队长，邓笠航为总干事员，“救护船上自船主及救护员均不许自由行动，须听王队长主裁，至难民伤兵上船后，一切招待分派事宜归总干事员邓笠航专办”。南京分会宝琅医生、马林医生等负责分送乘船券，不管船位等次，一概免收船资。这些严格的操作规程能确保救援活动得以有效开展，达到救人的目的。
8月24日上午8时，王培元医生率救护员列队由上海天津路红十字医院出发，经大马路向太古码头行进，据《申报》报道，“沿途聚观者，途为之塞，拍掌欢送，各西商参观者，咸称美不止”。旅居上海的南京绅士哈少甫、蒋星阶、陈彦清、李月生等数十人早早在码头上恭候，沈敦和副会长以及沈鼎臣、江趋丹、吴敬仲等全体职员也前来送行。10时，“大通”号起航，停靠在黄浦江上的各国兵船见红十字救护船扬帆起行，一律升旗致敬。救护医船随带药料20箱，防治疫疾药水等10箱，饼干4000磅，大米50石,面包5000件，洋2500元，担架40副，同时将临时捐助的一些食物，也一并装运上船。
25日下午，“大通”号抵达南京，此时正处于两军激烈争战中，至为惊险。然而，苏荔棠率队员乘民船四处营救难民，王培元更是亲自穿行于枪林弹雨间，进城引渡难民出险。此次行动，救出难民2000余人，伤兵百余。
8月28日，“大通”号安全回到上海。第二天，立刻投入了第二次的救援行动，“大通”号再次由太古码头起航，30日抵达南京，此次王培元又是亲自进城引渡难民，结果被困于城中，危险异常，差点不能生还。经过多方交涉，才被放行。9月1日上午11时，“大通”号返回上海，因封锁过严，仅救得难民808人，伤兵伤民53人。
“大通”号两度赴宁，救护难民出险3000余人，伤兵伤民160余人，受到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尤其以王培元为首的救护队员，不支薪水而甘冒生命危险，出入于弹片横飞的战地，救伤恤难，令人感佩。
9月2日后，南京的炮声终于停了下来，“大通”号功德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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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义，宣布江西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江西独立不久，7月14日，江苏宣布独立，17、18日，安徽、上海先后独立。接着，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区相继独立，纷纷组织讨袁军，举兵讨袁。一时狼烟四起，天昏地暗。
兵灾救护是红十字会职责所在。“二次革命”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做出反应，组织救护队，分赴战地，开展人道救援。
“二次革命”中，南京之战，尤为惨烈，从7月15日到8月11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南京经历了三次独立起义，其中第三次独立战争最为激烈。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救护队“寻觅伤兵，登山涉水，不畏艰险”，多次救伤兵、难民于危难之中。为疗治伤员，南京分会以鼓楼医院、基督医院、金陵医院为临时红十字医院。
截至8月20日，各红十字医院已救护伤兵200余名。由于救护工作紧张而繁重，南京分会难于应付，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在请苏州教会医生柏乐文、惠庚生，镇江教会医生白廉组织救护队增援的同时，还加派了王培元医师前往南京协助。
南京的争城之战仍在继续，成千上万的市民被困城中，饱受战火的灼烤，逃生无路。他们聚集在江边，餐风露宿，朝不保夕，渴望红十字会救其脱离险境。
8月21日，如皋、镇江绅士杨鸿发、李耆卿、焦霭堂等向沈敦和副会长发出乞援电报，称：南京江边有难民数万人，无路逃生。难民们向过往轮船哭跪求救，但无人理会，盼红会迅速租借轮船援救难民。
第二天，南京分会又特派人冒险出城，向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报告了南京城内被困人民的困苦情况，具体为：南京西门每天下午开2小时或4小时，趁此时机，居民纷纷往城外逃难，跑到江边，但却没有可乘的船，想要到乡下避难，也因交通受阻，于是大批难民聚集在江边，哭声震天动地。城内白米每升贵至300多文，中等收入的市民每日只能喝粥。士兵虽然已经停止了抢劫活动，但是难民因无路可走，也没有收入，生活越来越窘困。鼓楼医院、金陵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宝琅医生及中西医生十几个人，已经几日无眠无食了，救护员手烂足裂，境况危险。伤兵的惨状，更是难用笔墨形容。分会红十字医院接沈敦和副会长的信后，虽每日清晨救护难民出城一次，但因交通被阻断，走投无路。
难民的凄惨愁苦，不能不牵动红十字会员的心弦。为接送伤兵、救援难民，总会沈敦和副会长等权衡再三，决定租借英国太古洋行商轮“大通”号作为红十字救伤救难的专用医船。8月23日，原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盛宣怀慷慨捐助租船费用4500两。镇江绅士焦乐山等也伸出援手，慷慨解囊。旅居上海的南京人仇俫之、魏梅村、金熙生等专门召开会议商议安置和救济难民的办法，众人均异常踊跃。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大通”救护医船顺利成行。王培元医士为队长，邓笠航为总干事员，“救护船上自船主及救护员均不许自由行动，须听王队长主裁，至难民伤兵上船后，一切招待分派事宜归总干事员邓笠航专办”。南京分会宝琅医生、马林医生等负责分送乘船券，不管船位等次，一概免收船资。这些严格的操作规程能确保救援活动得以有效开展，达到救人的目的。
8月24日上午8时，王培元医生率救护员列队由上海天津路红十字医院出发，经大马路向太古码头行进，据《申报》报道，“沿途聚观者，途为之塞，拍掌欢送，各西商参观者，咸称美不止”。旅居上海的南京绅士哈少甫、蒋星阶、陈彦清、李月生等数十人早早在码头上恭候，沈敦和副会长以及沈鼎臣、江趋丹、吴敬仲等全体职员也前来送行。10时，“大通”号起航，停靠在黄浦江上的各国兵船见红十字救护船扬帆起行，一律升旗致敬。救护医船随带药料20箱，防治疫疾药水等10箱，饼干4000磅，大米50石,面包5000件，洋2500元，担架40副，同时将临时捐助的一些食物，也一并装运上船。
25日下午，“大通”号抵达南京，此时正处于两军激烈争战中，至为惊险。然而，苏荔棠率队员乘民船四处营救难民，王培元更是亲自穿行于枪林弹雨间，进城引渡难民出险。此次行动，救出难民2000余人，伤兵百余。
8月28日，“大通”号安全回到上海。第二天，立刻投入了第二次的救援行动，“大通”号再次由太古码头起航，30日抵达南京，此次王培元又是亲自进城引渡难民，结果被困于城中，危险异常，差点不能生还。经过多方交涉，才被放行。9月1日上午11时，“大通”号返回上海，因封锁过严，仅救得难民808人，伤兵伤民53人。
“大通”号两度赴宁，救护难民出险3000余人，伤兵伤民160余人，受到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尤其以王培元为首的救护队员，不支薪水而甘冒生命危险，出入于弹片横飞的战地，救伤恤难，令人感佩。
9月2日后，南京的炮声终于停了下来，“大通”号功德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