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以总会医院为考察对象

曹金国

    摘要：江浙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总会前后设立十多家医院对伤员进行救治，取得了战争救援的重大胜利。究其原因，这与总会主要医院、医护人员的积极奉献、总会的统筹安排、“上海优势”有密切关联。

    关键词：红十字会  救护   医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内战乱频仍，民不聊生。1924年9月，江浙富饶之地便发生了一场军阀混战，史称“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是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之间为争夺地盘而发生的战争。战争中，“官兵战死，无辜人民罹难，军费消耗，物资被劫，损失之重直使人痛心疾首”[①]，根据《江苏兵灾调查纪实》记载，江苏上海、嘉定、宝山、金山、昆山、太仓、宜兴等地倍受摧残，损失奇重。[②]所幸的是，中国红十字会对各战区进行了积极有效地救援。

    红十字会战争救援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战前呼吁停战、救护准备；战争中的救伤恤难、双边媾和；战后善后救援、心理干预。在红十字会系列救援中，救护队员奋勇拼搏救来的伤员最终都离不开医院的精心救治和护理。江浙战争发生时，中国红十字总会前后组设了13家红十字医院，以应救伤之需，大大保证了救伤工作的有效进行。

 

 

    两军征战，伤亡在所难免，总会提前预备，将总医院、天津路时疫医院等作为医治伤兵之所。战争爆发后，医院救治行动紧张有序地展开。

    9月3日下午四时半，总会接上海沪军使来电，“嘱开救护专车，往南翔载运伤兵”[③]，救护队当即前往，并将时疫医院妥善布置，以便救助治疗。4日，红会救回浏河伤兵13人，牛惠生医生将轻伤者留时疫医院，至于伤重者，“须用爱克司光照取枪弹”[④]，便转送至总医院医治。总医院事先预备，“将三等病房一律改作伤兵之用”[⑤]。5日下午四时许，天津路时疫医院已收有伤兵30余人。“伤兵由汽车运到时，先由医生在车内检验，凡有一线之希望者，均搭入医院救治”[⑥]。

    6日，总医院已有重伤士兵60人左右，即将住满，而伤兵陆续运来，该院便加工赶制，搭盖大席篷，铺设地板作临时病房，预计可住200人。该日，因苏军用德国开花弹造成伤兵，“创口小而内伤甚大”[⑦]，手术不易，伤兵10人医治无效身亡。是日，时疫医院已有伤兵约70余人。总会还在西藏路时济医院医治伤兵，至6日，已有70人左右，而医院总伤兵数已达200余人，这些伤兵以浙军为主，苏军只有1人。

    伤兵与日俱增，三院容积越发不足，总会便考虑添置医院，连日来共增设临时医院近10处。9月5日，红会已借宝山路商务书馆俱乐部，开办临时救治诊所。7日，红会救获浏河、黄渡伤兵300余人，医院难以容纳，牛惠生医生又与南洋医院、斜桥医院接洽设立临时救护处。8日，上海各医院之伤兵已达600余人，红会遂借南市上海公立医院、新普育堂共同医治。红会牛医生还与总会商定同仁医院为第七医院，鉴于第二医院医生日夜手术，异常辛苦，便与第七医院商定，“凡遇重伤者，则在第二、第七两院间日轮流开刀”[⑧]。

    10日，红会设立小南门南洋医院为第八伤兵救护院；15日，又借北市医院为第九临时养伤所，该院主治前线病兵，设立当日即留治22人。17日，红会再添两处临时医院，一为南市护军营亚东医院，一为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20日上午，红会庄得之、王培元向粤商医院院长周清泉等商借该院为红会第十一临时医院，并由该院医生孔锡鹏、许华凤实行医治。经红会争取，宝隆医院也成为红十字会医院。至此，红会前后所设医院已达13所之多。这些医院各有所长，各尽其职，积极对伤兵进行救治，取得显著的成效。据统计，红会医院每日医治伤病甚多，9月8日，时济医院已有伤兵数160人，商务书馆俱乐部25人，南市上海公立医院伤兵20余人、新普育堂20余人。至10日，红会医院伤兵数已达444人，11日有伤兵565人，14日为570人，16日则为605人，红会医院伤兵不断递增，至10月份，救治伤兵更多。据《申报》报道，从9月10日到10月12日，总会医院每日所救伤兵最多达920人，最少也有444人，尤其是进入10月，战事愈加激烈，各医院无不人满为患。[⑨]

    红会并不局限于救治本院伤兵，还积极与其他机关接洽，尽最大可能发挥在救伤中的作用。比如，红会就治疗管理问题与军方接洽，希望军署“派人常驻调查，以资襄赞”[⑩]。红会还协助吴淞总军医院治疗伤兵，连日“各处送吴淞伤兵颇多、房屋不敷安插”[11]，7日上午，军医院将送来之伤兵，“悉数退回上海红十字总会医治”[12]。8日，吴淞军医院特开专车一列，将重伤兵士10余名，送往总会治疗。并且，红会还指导其他慈善组织办理救护，时济医院便担任中国济生会难民暂留所卫生事宜，医生乐文照每日前往济生会所设英租界之第三、四、五、七及灵学会等五暂留所视察，“遇有传染病或重症，即分别送各医院医治”[13]。

    特别注意的是，松江战事十分紧急之时，红会第五医院新普育堂之松江分院也成为红十字会临时医院，陆伯鸿教士为主任，周学文任总干事，俞橘芳为医务主任，张绅汝等为董事。分院成立后，新普育堂即派医生、看护、夫役等多人前往疗治伤兵，并救济松江一带难民，十分忙碌，大有应接不暇之势。该院前后疗养战地伤兵达2000余人。

 

    江浙战争救护中，总会设立的13家医院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直接使许多深受伤病威胁得士兵、难民们最终走向复员。总会各医院9、10两月每日伤兵数如下表：

表一： 总会医院1924年9月救护伤兵数目表（ 单位：人）

日期 医院	10日	11日	14日	16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9日	30日
总医院	76	109	83	114	134	—	154	154	109	109	128	128	126	143
时疫医院	63	77	65	85	84	78	82	80	77	74	64	64	57	67
时济医院	153	123	147	107	126	134	111	111	123	103	105	73	—	153
公立医院	31	117	71	71	139	139	139	114	117	117	110	107	93	137
新普育堂	67	—	125	125	114	114	101	108	—	86	105	105	104	98
商务书馆	23	54	36	36	36	—	66	66	54	54	42	35	30	28
同仁医院	31	—	31	31	—	—	36	36	—	41	25	33	30	42
南洋医院	—	43	12	12	19	41	40	46	43	44	44	19	50	34
北市医院	—	—	—	22	—	—	—	—	—	—	—	—	—	—
亚东医院	—	—	—	—	—	7	7	7	—	11	5	—	14	66
粤商医院	—	42	—	—	—	—	—	4	42	41	41	37	29	77
广慈医院	—	—	—	—	—	—	—	63	—	50	50	50	48	47
宝隆医院	—	—	—	—	—	—	—	9	—	42	42	42	29	28
总计	444	565	570	605	652	515	736	798	565	772	761	695	610	920

资料来源：《各慈善团之救济》（《申报》1924年9月11日）、《各方之救济难民伤兵》（《申报》1924年9月12日）、《红会消息一束》（《申报》1924年9月15日）、《救济伤兵难民》（《申报》1924年9月17日）、《救护消息之专录》（《申报》1924年9月20日）、《救护伤兵难民》（《申报》1924年9月21日）、《救济消息并录》（《申报》1924年9月22日）、《昨日救济消息》（《申报》1924年9月23日），《救济兵灾之昨讯》（《申报》1924年9月24日）、《红十字会消息》（《申报》1924年9月25日）、《救济消息之种种》（《申报》1924年9月26日）、《慈善家救济兵民之昨讯》（《申报》1924年9月27日）、《救济中之伤兵难民》（《申报》1924年9月30日）等红会医院报道。此表系笔者根据上述资料自行编制。

 

表二： 江浙战争时期红会1924年10月救护伤兵数目表（单位：人）

日期 医院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总医院	153	161	163	170	157	149	159	169	166	161	169	160
时疫医院	71	67	70	43	45	64	42	33	39	62	40	50
时济医院	93	119	119	97	90	100	116	116	118	69	75	88
公立医院	116	118	116	136	151	134	140	139	139	140	147	146
新普育堂	96	110	96	96	89	105	96	95	114	116	106	108
商务书馆	27	24	16	35	41	40	51	50	48	42	46	48
同仁医院	45	46	48	47	47	44	44	39	43	45	43	41
南洋医院	23	56	35	45	44	51	50	50	50	50	50	50
北市医院	12	—	17	14	14	14	17	19	20	18	19	19
亚东医院	18	30	29	27	27	29	29	25	26	24	24	22
粤商医院	80	81	73	56	53	41	50	100	41	25	26	28
广慈医院	43	37	36	37	48	35	40	43	40	27	37	27
宝隆医院	2	29	30	31	27	30	30	25	29	28	26	27
总计	779	878	848	834	833	836	864	905	875	807	808	814

资料来源：《救济兵民消息》（《申报》1924年10月1日）、《救济伤兵与收容难民》（《申报》1924年10月2日）、《各慈善团之救济讯》（《申报》1924年10月3日）、《红十字会消息》（《申报》1924年10月4、9、12日）、《红十字会昨讯》（《申报》1924年10月8、11、13日）等红会医院报道。此表系笔者根据上述资料自行编制。

 

    综合看，战争之初伤兵较少，而随着战争进一步恶化，尤其到了10月，各医院伤兵数明显较多。就每日伤兵数而言，最多时达920人，最少时也有444人。红会专门医院与临时医院都为伤兵救治贡献了重要力量，她们的通力合作共同保证了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据不完全统计，红会总医院的医治人数当在4000人左右，其中重伤者占据了多数，这个成果还是相当来自不易的，可以说，总会医院紧急时刻，不辱使命，勇担重任，取得了一场“生命工程”的重大胜利。

 

 

    浙战争期间，红十字会总会、分会积极响应，同携手、共赴难，她们的关爱使许多伤员得到迅速救治，并最终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正如《锡报》所云，“各地士绅组织红会，办理战地救济救护事宜，热心救险，殊甚嘉尚”[14]。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也得到了江苏省政府的赞赏，韩国钧省长亲书匾额，分赠各地红会，以昭激劝。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救伤工作是相当有效的，究其原因来看，主要有：

    第一，以红十字专门医院为主体，充分发挥专门医院的主导作用。而在这些医院中，专门的红十字医院有总医院、时疫医院、时济医院，公立医院。从9、10月份伤兵统计数字来看，四家主要医院医治了大部分伤员，是救伤工作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总医院主治重伤之兵，日均伤兵数多至140人，其中9月20日伤兵数未见记载，若加上日均数当更多。时济医院两月总均数也达110人，公立医院则为121人，四院伤兵日均数108人，日总计450人。四院中，惟天津路时疫医院伤兵较少 ，但时疫医院作为伤兵承转总机关，是救伤工作的“枢纽”，伤兵到沪均由医务主任牛惠霖等，分别轻重通往各医院医治，也可见其在医治伤兵中的重要作用。见下表：

 

表三：江浙战争时期红会主要医院救护绩效分析（ 单位：人）

医院 事 项	总医院	时疫医院	时济医院	公立医院	总计
9月日均伤兵数	121	73	121	107	105
10月日均伤兵数	161	52	100	135	112
总日均伤兵数	141	62	110	121	108

注：该表系笔者根据江浙战争时期红会9、10月救护伤兵数目表制作。小数部分采用了四舍五入法略去。

 

    第二，与医院的设备较全，人员齐备与尽心负责密切相关。救死扶伤是一项崇高而又沉重的责任，以“人道、博爱、奉献”著称的中国红十字医院没有令人失望。从医院设备看，设备比较齐全，除了常用设备外，红十字会还配置了X光仪器，例如红会总医院在当时便用X光照医治中弹伤员。[15]她们的医院的护理也很到位，如上海总医院仅看护一职就有男女计86人[16]，大约平均每名伤兵就有1名看护。天津路时疫医院由沈文贤主持一切，张卜熊、吕守白二医生轮流值班，尽忠职守。西藏路时济医院人员配备更是齐全，牛惠生、俞凤宾、黄禹九、吴子珖主持医务，看护有夏志珊、朱纯懿、萧锦方，庶务为张葆金、杨晞忠，挂号为宋连生、庄高松，另外夫役有26名，汽车夫2名，饼司3名。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伤兵认真负责，关爱备至。从饮食来说，饮食对每个人都十分重要，对于脆弱的伤兵更是如此，一旦食用不当势必影响复员进度，因而，红会医院对伤兵之饮食十分讲究，如对新入院之伤兵，红会则“先予以稀饭，俟病势稍轻，即食以饭或馒首”[17]，以免空腹食物过量对身体造成损害。护理如此，其他亦然。红会医院职员的尽心尽责使许多伤兵在梦魇般的折磨中获得新生。

    第三，医院设置的及时性和医院分布的区位优势为迅速开展救援提供了方便。红十字医院的及时设置突显出红会密切关注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伤病员的受伤情形，为红十字会救死扶伤赢得宝贵时间。医院设置的具体位置基本分布在上海的各个角落，这也为医院及时有效开展工作提供方便。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近代年轻的上海便孕育着浓厚的现代文明，上海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极强的城市，以上海为依托的红十字医院具备医疗救助的独特优势，而上海又是中国红十字会总部所在地，总会依托“上海优势”，建构了遍布上海的红十字医疗网络，大大推动了红十字医疗救护的顺利进行。

    第四，中国红十字总会正确而有效的指导。从中国红十字会1904年的早期“发轫”[18]到1924年已20周年，这个20年里，中国红十字会经历了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等一系列战争救援的洗礼，为救援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此次江浙战争救援中，总会在战前就预备了上海海格路总医院、天津路时疫医院、西藏路时济医院等负责救伤，并注意医护人员的配备和医用设备的添置，在日常工作中加强筹集资金，提前派救护队赴各地待命等。正是因为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救援中的积极付出，才使红会同仁在战争发生的前前后后，运筹帷幄，最后取得战争救援的成功。

    中国红十字会自产生以来，便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屈辱和分裂的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博爱恤难，在艰难曲折中逐步发展，为减轻战争损失做出重大贡献。医疗救援无疑是红十字会救死扶伤的最关键环节，江浙战争期间，红十字会的医疗救援是中国红十字医疗事业发展的强有力见证，在红会史上写下了光彩的诗篇，同时也必将作为一项宝贵的精神财富，影响着中国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

（作者为苏州大学硕士，现为苏州市园区二中教师）

 

阎智海

 

    1920年，直、鲁、豫、陕、晋亢旱成灾，自春徂夏，雨泽愆期，麦收歉薄，赤地千里。灾区“由保定以下，直达河南南部，约长二千里，或六百英里；山东至西，平均一百五十英里，最广之处为由陕西边境至山东潍县，相距计一千里，或三百英里。灾区面积九万方英里，人口有三千至三千五百万。”[①]因灾死亡人数50万，被灾317县[②]。旱魃肆虐于包括今天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受灾区域之广，被灾人数之众，时人称之为“四十年未有之奇灾”[③]。而欲普济灾民，最少“须有二万万元，方能济事。”[④]

    源于日俄战祸的中国红十字会素以“拯灾恤难”为宗旨，建会初期虽以兵灾救护为第一要义，平时却也着意于其他自然灾害的拯恤和时疫的防治。面对惨酷灾情，中国各慈善团体争相劝募，妥筹善后对策，而作为国际性的民间慈善组织，在与其他善团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扮演了什么角色，又将怎样有效施赈，其赈灾成效如何？本文将梳理相关史料，对中国红十字会赈济此次旱灾作一简评。

 

 

    为赈济此次天灾，中国红十字会“自经被灾诸省政商各界，及各分会报告，迅即首先发起”，着手筹赈施救[⑤]。事繁款绌，募集巨额款项成为当务之急。

    赈款是救援的首要和关键，不管赈济方法为何，赈济有无成效，端赖于此。此次灾祸为害剧烈，而“直、鲁、豫之灾情奇重”[⑥]，据陕西旅京学生杨钟健记载，“潼关以东，则亢旱犹昔。大路上尘土盈尺，田野一片赤土，烈日当空，人民嗟怨：‘老天！这般慌乱的世道，又加上稀有的旱灾，不是教人要白白的死完吗？’”[⑦]而7月以来直皖开战，战事主要在京畿一带发生，如永清县倍受兵灾侵扰，“大军过境，米面、柴草，均由各区供给，遂至旧谷一空，新粮无获，饥寒交迫，民何以堪。”[⑧]天灾因人祸而益显剧烈。“由郑州顺京汉路线以北，过了黄河，旱灾更加厉害。卫辉彰德一带，几乎莫秋禾可说，而且这一带麦秋也一点未收，自然灾害的程度较他地为高了。直到过了顺德，旱势才渐渐减轻。”[⑨]兵燹之火甫熄，剧烈天灾又临，红会既要救护直皖兵灾，而适值夏秋之交，时疫防治亦需巨款，南方水灾，地方分会亦纷纷乞赈，千头万绪，筹募维艰，不难想见。

    显然，仅仅依靠一个团体的力量去救援，无异于杯水车薪。惟有多方合作，方克有济。在这次旱灾赈济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团体精诚合作，一致行动，在凝聚各方力量，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方面，中国红十字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9月11日，北京各慈善大家会集熊希龄宅商议救济办法，决定筹设“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并举前总统黎元洪及梁士诒为名誉会长，公推赵尔巽为会长，熊希龄、汪大燮（汪于10月3日被正式委任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为副会长，协济会以金鱼胡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会所。[⑩]为推动赈灾事务顺利进行，与会代表以身作则，慷慨解囊，共捐助四千余元，以救助灾民。

    9月23日，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通电各地分会调查灾区实情，协力募捐，以期集腋成裘。《申报》也屡次刊载劝募广告，以求收得实效。与此同时，总办事处还多次联合沪上著名戏剧艺员，演剧筹赈。为引起社会关注，中国红十字会特撰写浅近俚语歌两首，印成传单散布，其歌词云：“北方旱灾遍五省，蔓延直鲁豫陕晋，饥民数达三千万，四五十年耳未听。说起灾情实惨伤，玉米豆麦棉高粱，颗粒无收不得食，树皮草根争相鬻。农民无力养妻子，投井悬梁自寻死，牛羊驴马价最廉，儿女贱卖不值钱。饥躯奔走将远徙，旅费缺乏坐待毙。”[11]语言浅鲜直白，却又让人闻之伤怀，恻隐顿生。

    一系列的筹款举措得到热烈响应，9月26日，适值中秋，上海北京路红十字会医院同人特省节宴折资作为赈捐，而住院病人亦有感于灾民困境，多节省日用开支，以移助急赈。[12] 善款源源而来的同时，赈灾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9月28日下午3时，“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在金鱼胡同中国红十字会会所开会，进一步协商救济事宜。到会者约四十余人，由汪大燮主席，报告经过事项，所讨论事项最重要者有五条：“（一）议决收养儿童。现在津保以南各地灾情较重，故本会已与西什库文主教接洽。查文主教所辖地域，共十二区，内五大区，七小区，所有收容儿童事务，即委托该教堂办理。（二）散放冬衣麦种。近来各灾区获透雨，急应下种，期明春有收。现拟备款一万五千元专办此事，亦委托文主教办理。（三）派员赴沪接洽，由梁善济先生说明。北方民食，向恃杂粮，而麸子最合北方民食，沪上现有大宗存货，急应设法北运。（四）定期招待外宾，由蔡廷干先生报告。外人方面，集款已有成数，专候吾政府有具体的办法，即可交款。主席答原约二十九日，招待外宾，商量此事。（五）儿童冬衣有着，大致以冬令将届，故本会急宜筹备冬衣发放。查熊希龄先生曾言由元警机关将已废军衣加翻新棉施放，近畿战役中王步军统领所遗留军衣极多，亦可援例商请王统领放给。”[13]

    灾情严重，也引起了国际关注。早在9月4日，在华美使署就曾函电华盛顿美国红十字会总部，代陈直、鲁、豫诸省灾情，为灾民呼吁，请求捐助巨款施赈。9月9日，在华美国人会集美国公使克兰氏住宅，商议具体救济事宜，决议于9月14日“由克兰氏召集旅京全体美人会议”，组织董事会，由董事会代表与旅京他国人民之董事会接洽，筹备组织一国际董事会，协同进行。其预定捐款计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在北京向中外人士捐募，一是在全球各处捐募，并由北京各使署拍电，代为呼吁。[14]不约而同，日本报纸也多鼓吹同人输助赈款，救济华北难民，据10月9日大阪电称，《朝日新闻》社论为中国北方灾荒呼吁，“日本红十字会（即日本赤十字社——笔者注）宜有所举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至少应从红十字经费中拨“日洋一百万元”，以充赈捐。[15]

    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舆论的同情为争取外援提供了方便，筹备有方，才能有的放矢。为避免重复施赈，轻重不匀，中外善团决定联合，协力进行。

    10月1日，中外慈善组织会集北京石达子庙，议定由“华洋两方各设一总会，再由两总会联合组一国际救济总会（即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笔者注）”，“以统一各救灾分会，迅收救济实效”。[16]并于即日推定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蔡廷干和黄凤华为“国际救济总会”华秘书，法国人铎尔孟和英国人修华被推举为洋秘书。其时美国人克兰已出面组织“国际董事会”，外国各团体已有联络，中国各善团尚各自为战。为有效施赈，吸收外援，10月3日上午10时，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汪大燮召集中国十六家慈善团体[17]再次会商于石达子庙，正式筹组“北方救灾总会”，作为全国统一的联络机构。[18]并选举梁士诒为会长，汪大燮和蔡廷干为副会长。由此，中外善团戮力同心，互相照应，保证了善款的有效施放，也便利了灾赈的顺利进行。

 

 

    灾情严重，刻不容缓，稍有迁延，则为祸更巨，如果举措得当，则收事半功倍之效。中国红十字会历经多次灾祸救济，自然深明此理。在这次旱灾救济过程中，该会有条不紊，举措得当，卓有成效。

    1.散放急赈。赈法有急赈，有普赈。所谓急赈，即赶办粮食，随查随收，如救火拯溺，呼吸存亡，不迟晷刻；所谓普赈，即查明户口，调查实在情形，按期散放。而此次北方灾情至惨，“法宜先办急赈”，[19]当时就有人指出“一方宜急救燃眉，一方尤宜妥筹善后。”[20]为解灾民燃眉之急，总会一方面通电各分会调查实在灾情，以便有效施赈，一方面筹放急赈，救灾拯溺，竭力而为。

    2.开办诊疗所，防治疫疠。兵灾救护之外，疫疠防治一直是中国红十字会着力较多的一项内容，红会于每年夏秋间开办时疫医院，免费施赈给药，施种牛痘，为防止疫疠蔓延做了大量工作。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毋庸置疑，欲维系公共卫生安全，防治疫病发生传播，散放急赈的同时，防疫举措势在必行。由于灾民多麇集于津浦、京汉、京奉、京绥、陇海铁路车站沿线一带，外出逃荒者甚多。为防止疫疠蔓延，中国红十字会特派救济队分赴灾区，从事救济。据《申报》记载，9月23日，该会特组织两支救灾调查队：一支沿津浦线黄河岸，一支沿京汉路，并加派医生，于日内出发。[21]此外，总会特开设诊疗所三处：北通州临时诊疗所，保定临时诊疗所，大名临时诊疗所。每日除诊治灾民从事救济外，兼施种牛痘，由于灾民众多，救济颇为忙碌。[22]

    3.救治来沪灾民。旱灾发生后，灾民外逃者颇多，据河南安阳红十字分会报告，安阳在籍户数约有五十余万，而“逃荒就外者四万余人，有粮之家十四五万，实在饥民三十余万”。因灾出外逃亡者，“十有三四”。[23]对于因灾避难来沪灾民，中国红十字会特嘱南、北市医院送诊施药，印发免费联单，发交收容难民所，灾民填写后，凭单到两院就诊。

    4.续筹冬赈春赈，以求普济。此次旱灾，灾民巨万，区广灾深，救济不易。再加上灾民逃散四方，“役畜则鬻杀殆尽，农具非售出即毁坏，籽种更不待言矣。”[24]而 “救济不能专靠一付慈善心肠，便可济事的，必须观察灾情奇重的原因，谋彻底的挽救方法才好。若只运些粮食，散些钱财，朝发夕完，依然无补于事。”[25]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只有帮灾民渡过难关，迅速恢复生产，自食其力，才是赈灾的上策，中国红十字会显然认识到这一点。各地分会纷纷函电至总会，报告各地实在灾情，以备有效施赈，旱灾筹募活动也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1921年3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在《申报》刊载募捐广告，继续筹募赈款，文中称，各省灾情严重，而“所放赈款，只能暂济一时。现届春令，青黄不接，为日方长，遍野哀鸿，嗷嗷待哺，自非赶筹春赈，不足以救斯民。”[26]

 

 

    纵观此次旱灾赈济，中国红十字会博施广济，拯溺为怀，成绩斐然，颇具特色。

    1.筹捐方式多样，劝募灵活。在这次赈灾过程中，为推动灾赈顺利进行，总会多方筹捐，灵活劝募。除利用大众传媒向社会呼吁外，且编制通俗歌词，广印传单，向各省散发，以广周知，激发人们的参与热情。此外，总办事处还多次联合沪上戏剧界演艺人员通过演剧向社会劝募，其形式多样，募捐不拘一格，工作方法有了进一步完善，收效显著。

    2.劝募和赈济几乎同时开展，且为时持久。在历次天灾人祸的救济中，中国红十字会多是募款为先，救济随后，急赈为先，普济继之。这次旱灾赈济也不例外。但鉴于灾情惨酷，人民困苦，这次救济颇为及时。当时安阳“鬻衣卖物者成其市，闭门逃荒者不计数，老少旋转，壮年离散，饥寒困苦之状，男女啼哭之声，到处皆是。且学校停课，农民辍耕，工商停业，官吏为逃荒之民，免其火车之费，种种惨状，罄竹难书，恐郑侠《流民图》，亦未有如是之甚也。”[27]这只是华北广阔灾区的一个缩影，同样的惨状也见于北方各地。救急如救火，燃眉之急，待赈孔亟，中国红十字会在赈灾过程中随募随放，有始有终，以期救人救彻。

    3.中外协力合作，有序进行，赈灾具有国际性。中国红十字会既是中坚，也是维系各方力量的纽带。总会作为“北五省灾区协济会”的活动基地，居中协调，共襄义举，为中外善团走向联合打下深厚的根基。从十月初始，中国红十字会和各地分会的救灾活动被纳入“救总”系统，中外善团联合一致，有效施赈，避免了轻重不匀，重复散放的局面，使每一份善款都得到较大限度和合理的应用，颇具实效，这在该会救灾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而总会在灾赈期间竭力而为，居中协调，有力推动了慈善事业的进行。

 

 

    近代中国，灾祸连年，政争不断，难民嗷嗷待哺，政府救济不力，民间慈善组织不得不担负起过多的社会责任。据《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记载，1920年中国红十字会共计拨助“救护兵灾国币五千六百五十元，水旱灾七万七千一百元，救护药品一千五百元，共计灾赈实款八万四千一百五十元（应为84250元——引者），棉衣裤八千件。所有赈款，除由上海办事处迳交各省驻沪义赈机关代收转解外，余均分别解交北京总会及华洋义赈会，汇解散放。”[28]

    任何夸大或无视民间善团在历次人道救援领域积极作用的行为都是不对的。作为颇富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在此次旱灾赈济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竭力而为，热诚赞助，积极参与，协同运作，为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救灾取得一定成绩。其救济相对于数千万难民来说虽无异于“杯水车薪”，但大旱云霓，更生有望，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宗旨亦得以弘扬，其现实意义不容忽视。有学者指出，此次“旱灾的救济，成绩斐然”，[29]是颇为允当的，而其原因亦值得在此略作探讨。

    首先，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是救灾取得一定成效的最主要因素。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以来救济旱灾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之所以“成绩斐然”，这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有重大关系。红十字运动已登陆中国多年，其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理念逐渐被人们认可或接受，尤其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频仍，人们在茫然无助中寻找着能够带来和平与希望的庇护伞，在施赈的同时，无疑也寄托了一份期望。或求自己康健，或求家宅平安，或悯同胞之苦，或受红十字会感召，不管是官绅，还是商人及普通市民，均能量力而行，慷慨输捐。虽然各人施捐目的不尽相同，但客观上有利于灾害的赈救。

    其次，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得力，有序推进是关键。该会成立经年，历经天灾人祸的赈济，其救援机制日趋规范和专业，救援程序也颇合理，有案可循，经验有加。对于此次旱灾，总会首先分电各地分会调查，查明实际灾情，以求有的放矢，同时在《申报》多次刊登广告劝募，筹集捐款，施放急赈，并与中外善团协力合作，共同应对危局，这种选择无疑是明智之举。

    再次，国际援助也是赈灾成效显著的重要因素。作为国际性的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便利于向世界寻求广泛援助，在华外国人士组织善团，协同捐募，国际舆论也一致同情北五省灾民，这些都为争取外援营造了有利环境。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蔡廷干曾致电美国红十字会，请求捐款援助灾区，美国红十字会遂决议拨款五十万元，救济华北灾民。10月中旬，美国红十字会复电中国红十字会，内称“北京美国公使馆转蔡廷干君，来电悉，已筹办赈华方法，特汇五十万元等语”。[30]此外，美国红十字会还将价值五万金以上之医药卫生材料运至中国，“分赠我国红十字会及各著名医院，上海中国红十字会及各大医院已相继领到。”[31]

    众擎易举，集腋成裘，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正因为内有广泛支持，外有有力援助，1920年旱灾赈济才可能收效卓著，红十字会“博爱”事业也才得以延续有年。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