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黄河长江水灾与救济
——以红十字会为中心
李慧
1935 年长江和黄河几乎同时发生大水灾，水势汹涌，造成严重损失。各界慈善组织纷纷行动，救助灾民。红十字会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对于此次救灾做出重要贡献。本文谨以《申报》为中心，对于红十字会的救灾略述如下，不当之处，敬请指教。
一、灾情惨状
滔滔江、河，泛滥成灾，造成鄂、湘、皖、赣、豫、鲁、冀、苏8省241县被灾，水淹面积139109平方公里，灾民近2200万人。
长江流域由于连降暴雨，致使三峡地区、清江、澧水、汉江洪水陡涨，来势凶猛，荆江大堤沙市以上得胜寺、横店子，沙市以下麻布拐相继溃口，荆州、沙市、监利、沔阳、枝江、松滋、石首均成泽国，洪水纵横千里，一片汪洋，田禾牲畜，荡然无存，受灾群众四处逃避，十室十空，骨肉离散，为状之惨，目不忍睹。江汉平原53个县市受灾，受淹农田2264万亩，受灾人口1003万人，损毁房屋40.6万间。仅湖北、湖南两省，至少有14.2万人在洪水中丧生[①]。
而黄河流域，据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统计，就山东一省而言，全省灾民350余万人，被水最甚时面积达32500平方公里，估计三分之二为农田，约4125万亩，每亩损失按5元估计，则农产损失约合二亿元。再加上公私财产损失约五千万元，鲁省该年损失共达2.5亿元以上[②]。
另以河南为例，豫省新野县7月4日至8日，大雨倾盆，昼夜不息，以致山洪暴涨，河水横流，白河、唐河、栗河、齐力河同时爆发，被淹万余村，倒塌房屋数十万间，人畜死亡甚众，粮食器物，损失亦多。新野城关均成泽国，房屋重坏，东西城墙均倒，四关四郊惨声震地[③]。仅此几例即可窥见灾情之重。
二、筹集赈款
鉴于灾情惨重，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各界及华洋义赈会、中国红卐字会、苏省救灾会等慈善组织团体纷纷行动，赈济灾民。红十字会作为一个重要的慈善组织，虽为恤兵所设，但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原则，对各种自然灾害也一体救护，因而不可能对此等灾情坐视不救，中国红十字会和世界红十字会组织纷纷行动，加入到赈灾热潮中。
中国红十字会在认识到“此次水灾蔓延，为祸至烈，嗷嗷待救之灾民，为数甚多”之后，立即行动起来，“本会现在正准备救济中，一俟内准（政）部批准，即可着手进行”[⑥]。中国红十字会星夜驰赴灾区施救，但面对滔滔洪水，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中国红十字会却“奈因该会经济竭蹶，未能立拨巨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费短缺的问题迫在眉睫，因而赈济灾情，救济灾民，首先必须要解决赈款问题。为此中国红十字会向海内外爱国华侨和热心慈善人士，发出呼吁，希望诸大善士慷慨解囊，踊跃输将，赈济灾黎。红十字会还多次发布了乞赈广告，“盖闻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形于上，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于今为烈，自古已然，慨自辛末以还，水旱交侵，几遍全国，疮痍未复，灾祲荐臻。今夏如湖北之襄樊、宜、沙、潜、宜、天、汉，湖南之湘资、沅、沣、临、岳、华、常，河南之偃、巩、兰、陈、新、商，河北之长垣，山东之酆、荷、郓、钜等地。淫雨为灾，山洪暴发，川澶汛涨，溪谷飞流，湖海奔波，江河沦替，洪涛澜汗，千里无际，天网浡谲，为凋为瘵，田禾淹没，庐舍为墟，城埠摧颓，网□隐迹，人民转徙流难，牲畜丧亡漂溺……他如皖赣鲁苏，江淮交汇，湖泽共滥，泄泄淫淫，余波未息，胡天道之凶残，极生灵之惨劫也？本会旨专博爱，实在救人，睹此艰危，难安缄默，祗以独木难支，愧失绸缪之计，窃愿众擎易举，敢效将伯之呼，不避临渴掘井之嫌，爰作集腋成裘之请，为此责献凭忱，掬诚呼吁，尚祈海内外诸大善士，慨解仁囊，广为劝募，多多益善，源源而来，共济时艰，缕冠往救，本互助之精神，挽狂澜于既倒，则人事胜天，拯兹浩劫，匪特灾黎之幸，亦民族前途之福也。本会不胜馨番企祷” [⑦]。呼吁“海内外人士，倘有此义举，请送新闸路八五六号该会，电话三四三六六至七号”[⑧]。乞赈广告得到回应，赈灾款物，源源而来，保证了赈灾的顺利进行。
三、组织救援
赈款的利用和分配，对于灾区赈济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但僧多粥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济各省水灾放赈委员会，从各省灾情轻重实际出发，决议先放湖南、湖北、山东、江苏4省，每省各拨赈款洋万元，面粉2000包，衣服2500[⑨]，并委托中国华洋义赈救灾委员会代为散放。同时对于上海本埠各大慈善家所捐衣帽鞋袜、棉被、药品等物品，也已经运往灾情严重的山东济宁地区，以备赈济。
中国红十字会还意识到，灾情发生，适值炎炎夏日，人畜多患病，势必会造成疫疠流行，有鉴于此，“该会先拨时疫药水十万瓶，以济眉急”。[⑩]此项药水，同样由华洋义赈会救灾委员会代为分发湘鄂鲁苏4省。
面对严重灾情，各国红十字会组织本着人道博爱立场，也纷纷行动起来，伸出援助之手，捐款捐物，赈济中国灾民，为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又谱写了的一曲华彩乐章。
美国红十字会以本年中国华南华北皆遭水灾，损失惨重，灾民困苦，为了“表示救灾恤难之同情，捐助华币五万元，汇由美国驻华公使馆，转交北平中华红卐字总会，救济水灾被难人民”[11]。
拉脱维亚红十字会也慨解仁囊，捐助水济赈款5000法郎，合国币886.52元，交由万国红十字会转汇中国红十字总会擎收[12]。
苏联红十字会组织也不甘人后，其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捐赠华币一万元，赈济我国水灾区域灾民，业经俄大使鲍格莫洛夫函请外部转送赈委会代收[13]。
对于世界各慈善组织捐款，中国红十字会及时查放，以资救济。除直接派员参与救灾外，中国红十字会并与本国其他慈善组织通力合作，以期收到更好的救灾效果。因此，其他慈善组织的援助行动，与红会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稍作考察。
四、其他民间团体的慈善行动
面对如次灾情，上海各慈善机关纷纷行动，如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于8月8日正式成立后，旋即召开会议，决定先行向本埠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借垫款项30万元，其他银行借垫20万元，散放急赈[14]。苏救灾会也发出呼吁，“敬祈赐拨款品，俾资急赈”[15]。
红卐字会亦积极参与到救灾活动中，对于美国红十字会对华捐款，即按长江黄河两流域各拨25000元，以资赈救。黄河水灾赈款交济南分会散放。长江流域赈款，按照灾情轻重，以14000元拨汉口，5000元拨湘，3000元拨赣，2000元拨皖，1000元拨闽，并将赈款转交各地散放[16]。
在所有慈善机关中，不得不提的是华洋义赈会，除协助和参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济外，该会在国内举行募捐衣帽鞋袜、棉被、药品等，不仅如此，还对其他组织和个人进行劝募，如“在美举行募捐，救济我国灾民”，对苏岛亚沙汉华侨筹赈祖国灾民委员会进行征募，集款国币1400元；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上海总分会，及沪西公社，浦东新村等职员，与学校教职员、学生，以及工友少年篮球队，共捐大洋671.53元（其中捐作谢安道纪念金216. 05），龙华上海水泥厂工程师彭开煦，亦代该会向本厂诸同仁劝募，共捐大洋107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极司而非路觉民小学生，节省果饵之费，捐作赈灾，该校校长倪逢梅女士，特别鼓励，亦捐助大洋80元[17]。
面对无情水灾，西班牙教会也尽己力，积极参加救济，並提出救济建议，呼吁政府和地方行动起来，寻求治本之策[18]。
总之，在1935年长江黄河水灾救济中，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水灾募捐委员会，发放湖南、湖北、山东、江苏4省赈款各万元，面粉各2000包，衣服各2500件，防疫药水500匣[19]。中国红十字会对于救济灾民竭尽全力，积极筹措捐款，并与其他慈善团体互相配合，通力合作，在这次水灾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①]夏明方、康沛竹：《滔滔江河水——一九三五年长江、黄河大水灾》，《中国减灾》2008年第3期，第46页。
[②]《冀鲁豫水灾惨状（续）——许世英视察报告原文》，《大公报》1935年9月7日。
[③]《新野水灾惨重——大雨缠绵五日，灾民二十余万》，《申报》1935年7月20日。
[④]《红十字会征求会员赈品》，《申报》1935年8月8日。
[⑤]《中国红十字会昨开紧急会议——到王正廷等二十余人，呈请内政部准募水灾捐》，《申报》1935年8月6日。
[⑥]《红十字会昨招待新闻界——红会乞赈文》，《申报》1935年8月9日。
[⑦]《红十字会昨招待新闻界——红会乞赈文》，《申报》1935年8月9日。
[⑧]《红十字会征求会员赈品》，《申报》1935年8月8日。
[⑨]《红会水灾放赈——赈款赈务赈衣药品，先放湘鄂鲁苏四省》，《申报》1935年9月28日。
[⑩]《红十字会昨招待新闻界——红会乞赈文》，《申报》1935年8月9日。
[11]《美红十字会捐款五万元——已由红卐字会道谢》，《申报》1935年8月31日。
[12]《拉脱维亚红会捐五千法郎振（赈）灾——款由万国红会交沪，红会派员出发查放》，《申报》1935年9月4日。
[13]《俄红会捐款赈我水灾》，《申报》1935年9月5日。
[14]《筹借水灾急振（赈）垫款——代表今日集议，两组明日开会》，《申报》1935年8月12日。
[15]《苏救灾会吁赈》，《申报》1935年9月6日。
[16]《美红十字会捐款五万元——已由红卐字会道谢》，《申报》1935年8月31日。
[17]《华洋义赈总会赈务记》，《申报》1935年11月9日。
[18]《湘水灾总会驻沪代表昨宴西班牙布道代表》，《申报》1935年9月23日。
[19]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页。
克拉拉·巴顿与美国红十字会的创立
高芳英
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是美国杰出的人道主义者先驱，也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当1864年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成立后，美国表面上因陷于内战而无暇顾及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内战结束后，美国又忙于经济建设而对加入国际红十字会非常冷漠，迟迟没有任何意愿与行动。为此克拉拉心急如焚，深感美国的这种冷漠与它逐渐崛起的大国地位十分不相称。为使美国尽早成为国际红十字会成员，克拉拉费尽全力游说于政府高层，终于在1881年得到加菲尔德总统的认可，其赞成美国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由于不久加菲尔德总统遭枪杀，最终由继任总统阿瑟在次年签署了《日内瓦公约》。从此，美国红十字会宣告成立，克拉拉成为当然的第一任主席。
1821年的圣诞节，克拉拉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她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英格兰兰开夏的巴顿庄园主。从欧洲的玫瑰战争开始，红色就是巴顿家族族徽的颜色——象征着献身。在红色的熏陶下，克拉拉从小善良体贴，12岁就担当了护理断腿哥哥的重任，成年后跟随当助产士的婶婶学习护理，经历了生命诞生的喜悦和生命夭折的痛苦，磨砺了她坚忍不拔、仁慈博爱的性格。当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后，克拉拉根据平时护理病人的经验，认为战场上的伤员特别需要救助和护理。她自发地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募集和分发救助伤员的物品，她的行动得到了军队的赏识，南部将军威廉·哈蒙德（General William Hammond）特意签发特别通行证，允许她穿梭于战地和后方军事医院之间，负责把战场上的伤兵送往后方医院。如果在运送过程中，发现伤员病情危及，可以采取紧急救治。当内战接近尾声时，林肯总统又指派她负责搜寻南部联盟军队失踪的人员。克拉拉虽是一个女子，却终日奔赴各地战场，走访大量军人，了解失踪人员的信息，及时公布死亡名单，安抚死难家属，被人们称为“战地天使”。
在内战艰苦岁月的工作中，克拉拉操劳过度，健康状况下降。1868年，她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去欧洲度假修养。正是这次欧洲之行，让她接触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国际红十字会，了解了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内容与精神原则。她兴奋地发现，自己在美国内战中救助伤员的工作，竟然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是如此一致，其工作性质竟然如此高尚和伟大。1869年9月，克拉拉到达了瑞士，她积极地与国际红十字会委员联系，并在10月被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和委员接见。克拉拉汇报了自己在内战中救助伤员的工作，受到了他们的高度赞扬。但是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向她了解为什么美国拒绝签署《日内瓦公约》，他们不理解美国的立场。他们认为，“如果国际红十字会的《日内瓦公约》是由君主国家发起的，那么美国有可能犹豫是否参加，但它是由比美国更老的共和国发起的，美国为什么还要反对？”[①] 国际委员会曾两次正式向华盛顿政府提出，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签署《日内瓦公约》，但两次都被拒绝了。第一次是1864年，在国际红十字会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美国虽然没有派特别代表参加，但是美国驻瑞士的全权大使出席了会议担当了实际的代表。虽然美国大使当时并没有代表政府签署《日内瓦公约》，但会后复制了一份日内瓦会议议程提交给美国政府。可当时美国正处在内战期间，拒绝了这份国际公约。第二次是1866年，国际红十字会通过美国著名的大慈善家、美国国家卫生部的创立者亨利·W·贝洛斯（Henry W. Bellows）向美国政府提交了《日内瓦公约》，但也被美国政府拒绝了。国际红十字会认为美国人有很广泛的医疗卫生设施，美国在卫生和慈善方面的成就早就受到了文明世界的注意，它应该是第一个欣赏和接受红十字章程的，却两次拒绝，不可思议。克拉拉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她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说过红十字会，也没听说过《日内瓦公约》，她相信其他美国人也肯定不知道美国政府已经拒绝该公约，拒绝了人道和慈善。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身在欧洲的克拉拉积极参加了国际红十字会在普法战争中的战地救援工作。她和其他志愿者一起为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提供中立的及时的人道救援。在救援过程中，克拉拉对红十字会的工作意义有了更深刻地了解，立志要为成立美国红十字会而努力。当时，普法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俄（国）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没有人知道这场冲突将会持续多久。克拉拉认为，欧洲潜在的战争为说服美国政府及公众赞成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因为一旦欧洲爆发战争，作为大国的美国，势必被邀请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活动，人人将会意识到一个中立的国际救援组织的重要性。美国如果再不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和建立自己的红十字会组织，就与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相称了。为此，克拉拉决定立即回国，准备宣传游说政府上层和民众，筹建美国红十字会。
1873年克拉拉返回美国，立即投入到筹建美国红十字会的活动中去。曾经遭受美国政府拒绝的亨利·W·贝洛斯认为，美国政府是不可能改变态度的，于是劝告克拉拉“不要去做没有希望的事情”[②]。当他看到克拉拉坚持下决心为此努力时，写信给她：我“对美国政府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和羞辱，他们计划把救援生病和战争伤残人员归私人慈善贡献，国际社会将发现世界上大国中唯独美国拒绝加入国际日内瓦公约，拒绝为解救战争伤亡人员作出贡献”[③]。克拉拉并没有气馁，碰到问题及时向国际委员会请求帮助。为了再次敦促美国，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古斯塔瓦·穆瓦尼耶(Gustave Moynier)于1877年8月19日专门写了一封信给美国总统海斯，委托克拉拉转交。
古斯塔瓦·穆瓦尼耶在信中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希望美国早日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以及美国政府支持的意义。“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非常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够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并从事他们的工作，把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作为自己国家的另一种任务，红十字会能够忠诚地完成任务及良好运作，有政府的同情和保护是不可缺少的”[④]。“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没有宣布支持1864年8月22日日内瓦会议建立的原则，将不利于我们呼吁美国人民加入国际人道主义的行列”[⑤]。 其二，美国政府的沉默是令人遗憾的。“在1864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有两位代表正式出席会议，这标志着官方的认可，代表是合法的，美国应是红十字会的先驱。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正是向公众表达了美国政府默许这一被所有人接受的人道主义原则。但是直到现在，美国政府迟迟没有正式批准《日内瓦公约》是很遗憾的”[⑥]。
克拉拉设法把信交给了总统海斯，但从此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响。克拉拉意识到该信被政府搁置了。如果她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也许会适得其反，遭到第三次拒绝。此时克拉拉考虑换种方式扩大宣传影响，一方面她对参众两院的议员做些宣传；另一方面对公众发表演说，传播红十字精神。1878年，克拉拉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参众两院议员散发，希望引起他们的关注。但是，依然没有任何反响。克拉拉坚持不放弃，决心长期努力，并希望能引起下一届政府的重视。另外，克拉拉组建了“美国国家红十字委员会”，成员有4人，3女1男。该委员会发表了专门的小册子介绍他们“为解救因战争、瘟疫、饥荒、大火、洪水和其他灾难受难人群”的目的。1881年克拉拉向公众发表演说：“为了爱国主义，为了国家的荣誉，我将坚持不懈，倾力所为。我的第一个和最大的努力已经为我的国家抹去了缺乏公共人道主义的污点，把美国拖出了野蛮的泥潭。1869年有22个国家加入《日内瓦公约》，现在已有30个，增加了罗马尼亚、波斯、阿根廷、智利、秘鲁等8个国家。如果美国积极努力，可能成为第31个文明、人道的国家，而现在它还站在野蛮和异教中间”[⑦]。她的演说词最终“分发给了总统、国会和全国人民”[⑧]，宣传声势进一步扩大。
到了1881年，克拉拉的工作终于有了成效。随着加菲尔德当选总统，美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出现了转机。在加菲尔德任内，克拉拉又一次到达华盛顿，把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四年前给海斯总统的信复制以后交给加菲尔德，请求总统签署公约。加菲尔德被克拉拉建立美国红十字会的观念和努力深深打动。作为曾是内战老兵的加菲尔德总统，事实上与克拉拉一样，有着内战枪林弹雨的经历，因此对克拉拉为之奋斗的工作非常理解和支持。对于克拉拉建立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请求，加菲尔德总统欣然接受，并指示国务卿布莱恩（James G. Blaine）与克拉拉商量草拟协定，最后提交内阁和总统。
1881年5月20日，国务卿布莱恩答复克拉拉，“我十分荣幸地收到了由加菲尔德总统1881年3月13日转来的国际红十字会主席穆瓦尼耶1877年8月19日给美国总统的来信。显然，仔细阅读该信，看出穆瓦尼耶渴望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一起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你可以高兴地回复穆瓦尼耶，告诉他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非常同情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并作出英明的帮助措施，美国宪法已经赋予美国国会处理战争的权力，美国将参与国际日内瓦红十字章程，完成人道主义义务。然而，我非常高兴采取措施支持你提出的建议和关注的问题，总统和我一样决不怀疑，赞成把你的建议推荐给国会通过”[⑨]。美国红十字会应声而立，1881年5月21日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加菲尔德还没有来得及亲自签署国际公约，就遭枪杀了。好在继任者阿瑟总统，忠实执行了已故总统承诺的计划，最终阿瑟于1882年3月16日正式签署了《日内瓦公约》。
克拉拉为建立美国红十字会所作出的不朽努力是有目共睹的。1882年9月2日，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在日内瓦大会上评价美国红十字会建立时说：“美国红十字的历史已经与你——克拉拉·巴顿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正因为有这位著名的妇女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毅力，我们才高兴地看到美国终于接受了国际红十字会的章程，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⑩]。克拉拉缔造了美国红十字会，她建议让总统加菲尔德担任红十字会主席，因为在欧洲国家都是国王、君主、王子、国家重要领导人担任主席的。但是加菲尔德总统坚决拒绝，坚持要克拉拉担任主席，以赞誉和肯定她对红十字会工作的贡献，克拉拉当之无愧成为美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主席。
克拉拉为红十字会的贡献不仅在创立美国红十字会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发展红十字会章程和原则方面。她为减轻战争中美国人的痛苦，让美国没有战争，让世界没有战争，或者厌恶战争的观念深入人心。美国红十字会成立以后，克拉拉根据自己的战争体验和生活经历，建设性地把红十字会援助伤兵的工作范围，扩展到减轻国家其他重大灾难的痛苦方面。她深信：“没有比我们国家更易受到压倒灾难的袭击，我们每年都有特大灾难，如海船遇到大风，无助、惊愕、绝望。瘟疫、霍乱、大火、洪水、饥荒等都使我们忍受着重大压力，像战争或许可以被人控制，但死亡，人们不知何时何地会发生。红十字会的紧急救援应该包括自然灾害事件。如果没有像红十字会那样的组织体系，捐献、接受捐献、分配捐献物资等，就不能有条不紊”[11]。“美国国家红十字委员会”一成立，就把工作原则包括减轻自然灾害受难人的痛苦。克拉拉向瑞士总部陈述，国际红十字会章程涵盖了战争领域，而没有涵盖和平时期受灾人群的救援内容。后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大会上，国际委员会批准了克拉拉在和平时期组织救援灾难的条款，该条款被国际红十字会称为“美国修正案”。
在克拉拉的努力下，美国最终步入了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行列。但是，美国之所以迟迟不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其原因有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
孤立主义作为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渗透在美国各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中，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和政治实践。孤立主义外交思想在当时主要是针对欧洲国家，它是指在处理美国与欧洲国家关系时出于一种不偏不倚的状态，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永久性的同盟以避免卷入欧洲事务，同时不承担对欧洲的义务。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96年卸任时发表的《告别演说》，为美国奠定了孤立主义的基调，他告诫国人不能离开“自己的立场而站在外国的立场”上，不能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以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冲突、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12]。稍后，杰斐逊在1801年3月4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重申了美国对欧洲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和平、贸易、同一切国家真诚的友好，而不同任何国家缔结纠缠不清的同盟”[13]。随后将近百年时间里，美国各任总统始终把不结盟作为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根本内容所遵从。
在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的影响下，不与欧洲任何国家结盟，不涉及欧洲大陆事务的信条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威尔逊总统评述美国的孤立主义道:“它们太清晰了,不容模糊；它们太深地植根于我们国家生活的原则之中，以至于无法更改”[14]。当欧洲国家纷纷签署《日内瓦公约》时，美国总统林肯认为，国际红十字会是国际事务，甚至是欧洲事务，美国没有必要涉足。何况此时正值内战非常时期，尽早结束内战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才是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内战结束以后，约翰逊、格兰特、海斯总统无一例外地遵循孤立主义政策，他们关注南方重建，重视经济起飞，对国际事务非常冷漠，自然对何时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没有考虑，对国际红十字会和克拉拉的敦促和努力没有反应。
但是美国毕竟是个日益强大的世界大国，19世纪80年代，美国正由一个农业国迅速转变成工业国，在经济上已经赶超了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要确立世界强国地位，国际形象非常重要。另外，美国又是一个具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基督徒们以其对上帝的信仰为精神支撑和价值根基，自觉地培育和形成了以“博爱”文化为核心的宗教价值观，红十字会的原则与基督教的慈善精神有相通的共性，容易唤起民众的支持。再则，有了克拉拉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热心奔波，在国际红十字会与美国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美国政府感到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日内瓦）这个伟大的条约是为了减轻战争的恐惧，美国政府不签署公约是犯下了多大的过失！”[15] 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美国“成为人道、博爱、文明的国家”[16]。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①] 克拉拉·巴顿：《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美国红十字会》（Clara Barton, Red Cross in Peace and War），美国历史出版社1906年版，第60页。
[②] 珀西·H·艾普勒：《克拉拉·巴顿的一生》（Percy H. Epler, The Life of Clara Barton），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15年版，第226页。
[③] 珀西·H·艾普勒：《克拉拉·巴顿的一生》（Percy H. Epler, The Life of Clara Barton），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15年版，第226页。
[④] 珀西·H·艾普勒：《克拉拉·巴顿的一生》（Percy H. Epler, The Life of Clara Barton），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15年版，第228页。
[⑤] 珀西·H·艾普勒：《克拉拉·巴顿的一生》（Percy H. Epler, The Life of Clara Barton），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15年版，第228页。
[⑥] 珀西·H·艾普勒：《克拉拉·巴顿的一生》（Percy H. Epler, The Life of Clara Barton），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15年版，第229页。
[⑦] 珀西·H·艾普勒：《克拉拉·巴顿的一生》（Percy H. Epler, The Life of Clara Barton），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15年版，第230页。
[⑧] 珀西·H·艾普勒：《克拉拉·巴顿的一生》（Percy H. Epler, The Life of Clara Barton），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15年版，第230页。
[⑨] 克拉拉·巴顿：《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美国红十字会》（Clara Barton, Red Cross in Peace and War），美国历史出版社1906年版，第41-42页。
[⑩] 珀西·H·艾普勒：《克拉拉·巴顿的一生》（Percy H. Epler, The Life of Clara Barton），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15年版，第231页。
[11] 珀西·H·艾普勒：《克拉拉·巴顿的一生》（Percy H. Epler, The Life of Clara Barton），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15年版，第231页。
[12] 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119页。
[13] 王玮：《美国早期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世界历史》1981年6期，第21-26页。
[14] 岳西宽、张卫星译:《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15] 珀西·H·艾普勒：《克拉拉·巴顿的一生》（Percy H. Epler, The Life of Clara Barton），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15年版，第226页。
[16] 克拉拉·巴顿：《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美国红十字会》（Clara Barton, Red Cross in Peace and War），美国历史出版社1906年版，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