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吴瑞林

 

    省第八次“红代会”换届以后，我们在2009年工作要点中就安排有这次培训班。但是，开年以来，大家都很忙，后来与各市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想举办这个培训班。今天看了一下，13个省辖市红十字会领导基本上都到了。这次培训班内容安排十分丰富，时间安排紧凑，同时还安排了一些相关的活动，尤其是端午节期间大家还要到地震灾区去，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大家要求我在培训班开班时给大家说一说，分析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说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在各市红十字会年度工作考核会上，我简要地说了一下2008年和2009年的一些基本思路。然后，在省红十字会机关年度工作考核会上，我把春节前给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贡献”的对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些思路、思考说了一下。前不久，我们省红十字会和省委宣传部联合召开了全省红十字宣传工作会议，会后还经过争取与省委宣传部联合发了一个通知。我想从在这些会议上说的内容里挑一些大家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也可能对于我们红十字会工作者来讲，相对隔得有一些距离的内容，跟大家作一个交流。

    进入2009年，从你们所在的市政府工作报告，到省政府工作报告，一直到国家的政府工作报告，对2008年都有一个全面总结，对2009年有一个完整的安排。每一个报告里都有一段话，今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主要目标是什么，主要任务是什么，经济指标是什么……都有一长串。我喜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我认为，对中国而言，2009年要干的事就是“应对危机、及早复苏”这八个字。应对危机，就是应对当前这场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及早复苏，就是中国争取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局面下能够早一点实现经济复苏，早一点走出危机的阴影。所以，想把今天交流的重点放在金融危机上。现在谈金融危机、写金融危机的可谓“汗牛充栋”、“多如牛毛”，有的已经出了专著。但是，大家有机会去看的不是很多，而且金融理论好像相对高深一点，懂的人不是很多，能够用一些比较通俗的语言来概括的，更不是很多，常常是“外行看不懂、内行不过瘾”。但是，金融又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是我们所有活动，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社会活动的“血液”，甚至于包括政治活动。像不久前震惊世界的“卢武铉自杀事件”，就是从选举接受所谓的“政治献金”开始的。实际上，假如“政治献金”是用于政治活动，用于为他所在的这个党派或者是为他自己拉选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的，美国的选举也是这样。但是，假如你在选举之余个人占有，现行法律是不允许的。通俗地讲，这些钱应该用于做“公家”的事，假如变成用于做自己的事，这就叫贿赂。实际上，很多人是在允许和不允许之间走了一个“边缘”。应该说卢武铉还是有一定道德水准的，他承受不了外界的压力。卢武铉家族收到的“政治献金”总额是600多万韩元，其中他的一个侄女婿400万韩元，他的配偶100万韩元，他自己146万韩元。其实在韩国的政治生态中，他是历届总统中“政治献金”数额最小的，但是，却走了一个最极端的道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最后反而赢得民间的高度同情，整个韩国一片哀悼之声。所以，很多事情就是游走在“边缘”之间。总之，现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都离不开钱。我在某市的一个大项目开工会上说了一段“俏皮话”。我说，进入市场经济以后，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离开钱又是万万不能的。这个关键的要素，假如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钱”，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资金”，用三个字来概括就是“人民币”。这就说明金融带有高度的渗透性，是经济运行的“血液”，甚至是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血液”。假如“血液”不流通，整个社会就僵死了。正因为金融具有高度的渗透性，又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所以，我想深入到核心内容说一说金融危机。今天，考虑了三个题目。

    第一部分内容，关于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成因和教训。美国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怎么会突然之间引爆这场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现在对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成因说法很多，包括温家宝总理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也说了四条原因。我个人有一个比较简单、通俗的概括。今年春节前后，我们省体改研究会的几位会长、名誉会长开会（我是省体改研究会的名誉会长），与几位来自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探讨这一轮金融危机。在互相交流过程中，我说了一段话，结果没想到这段话被这些教授们在讲课时引用，说这段话概括得很准确、深刻，又很通俗，内行和外行都能听得懂。他们还向我反馈，说没有侵犯你的知识产权，讲课的时候都声明这是江苏省的一位老领导讲的。所以，首先给大家说一说金融危机的成因与教训。我分析有四条成因，这四条成因对于中国人而言也同时都是教训，然后，觉得分量还不够，再加上一条对中国人而言特别重要的教训，所以，这一部分内容是四条成因、一点教训。

    第二部分内容，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思路。今天的时间可能不一定充裕，这一块更多的是宏观上的对策，红十字会系统是其中的一个局部。去年4月份，我在南京财经大学做过一个讲座，讲座的题目叫做“形势、危机、对策”，当时提出“宏观十策”，重点讲了十条对策。从去年4月份一季度经济数据出来以后，就发现年初确定的“两个从紧”的方针有一些问题。当时提的第一条对策是财政要适当放宽，第二条是货币适当灵活，实际上就是针对“两个从紧”。但是，没有想到连我这样的人都看出来了，而我们整个转弯转得太慢，比我的分析判断迟了将近七个月左右时间，到十月份才开始真正掉头。直到8月份还有人在喊要继续从紧，其实这时候很多企业已经活不下去了。这也是造成我们去年到第四季度经济急剧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提的“宏观十策”，现在几乎全变成现行政策了。譬如说，当时有一位“大嘴”经济学家喊出“中国的股市永远是牛市，只不过是‘快牛’和‘慢牛’之分，2008年中国的股市就是‘慢牛’”。在证券交易印花税从3‰降到1‰的第二天，我提出不同意这个观点，2008年中国是“股市牛变熊”，证券交易印花税下调这个政策的刺激力度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调整为单向征收。就好比一直有人“攻击”中国手机的双向收费是“霸王条款”，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单向收费。结果到了年底，证券交易印花税单向征收也实现了。当然，我现在再来讲“宏观十策”已经过时了，所以，后来在书记、省长召集的座谈会上，我从2009年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角度，提出了“六重六防”的对策思路。

    第三部分内容，关于红十字会工作。自己进入红十字会工作时间不长，在大家面前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个“新兵”。但是，我没有其他业余爱好，业余时间就是喜欢看书，也注意学习一些有关红十字会工作方面的内容，并且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做一些思考。前不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海南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对中国红十字会换届大会的工作报告和下一个五年的工作规划征求意见。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副会长参加以外，还邀请了上海、江苏、山西、广东、海南和湖南的6位会长出席，其中有3位会长是现职领导兼任的，另外3位就是像我这样退出现职省级领导岗位去担任会长，其中我是红十字会“资历”最浅的。会议分组讨论时，与总会会长作了一些交流，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今天想把自己对红十字会工作的一些理解，跟大家做一点交流。这一部分内容假如时间不允许，下次找机会再讲。

    原来在省红十字会机关说这三部分内容的时候，还对已经过去的2008年做了一些概括。我始终认为2008年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座“富矿”，2008年里有很多对中国人有启发、有启示，值得中国人引起重视和警觉的大事。我从中拎出一些突出事件来概括2008年。时间关系，简要地点一点题目。我把2008年概括为“五个年”：第一叫“改革年”，第二叫“奥运年”，第三叫“航天年”，第四叫“和谐年”，但是，很不幸地还要加上一个“灾难年”，而且这一系列灾难是“天灾加人祸，内忧加外患”。

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整个经济滑坡，现在人们讲的最多的是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际上我认为是三大因素造成的，我把它们叫做“三碰头”。

    首要因素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是毫无疑问的，使得我们走了30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遇到严峻的考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拐点”，就是中国不能再依赖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发展路径，这是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亚洲四小龙”作为经济体体量较小，我们这么庞大的经济体走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已经走了30年，基本差不多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金融危机的冲击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我们的经济面临又一次转型，不能完全依靠出口导向型，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我们有些人自己不争气，尤其是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代表的“人祸”。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冲击到中国之前，我们的国际贸易市场已经开始出现萎缩。“三鹿奶粉事件”已经跃出企业的“围墙”，从一个企业产品质量或者食品安全的案件，变成为一个涉及全社会的经济案件，然后变成社会事件、政治事件、国际贸易事件、外交事件，甚至影响到我们海峡两岸的关系。这是原来单个企业所没有预料到的。马英九上台后，民进党“台独”分子就针对国民党举行了第一场“呛马大游行”，后来又搞了第二场。第一场游行的口号就是“反黑心，顾台湾”。“反黑心”就是反大陆黑心老板制造“毒奶粉”，毒害台湾婴幼儿。所以，“三鹿奶粉事件”被“台独”分子所利用。“顾台湾”就是认为马英九上台以后，跟大陆走得太近，但是大陆对我们并不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搞“台湾独立”，跟大陆离得远一点。对“台独”分子借“三鹿奶粉事件”搞这一场游行，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以前，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纠纷已经很多，包括日本和我们的“毒饺子”官司还没有打完。世界上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反华势力，加上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担心中国的出口产品对他们冲击太大，几股势力合流都来扼杀中国产品。他们说不能买中国的产品，要么是质量不过硬，要么是含有有毒有害成分。这时来了一个“三鹿奶粉事件”，就给这些人提供了口实。

    第三个因素，是我们上一轮的宏观调控政策掉头不及时。最近中央为什么要另外成立一个高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因为去年一些“智囊们”几乎没有出一个好点子，并且被实践印证了。在几个重大的问题上，这些智囊们的判断和给出的建议，现在看来全是错的。一个高级智囊机构从2005年以来每年出版一本“蓝皮书”，最近他们自己的人出来讲，事后检验没有一年判断是准确的。譬如说，针对这一轮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如何，他们给出的概念是这一轮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有些领导已经引用了他们的观点。比如说国际油价，海外有一个咨询机构发布了一个预测报告，现在事后看来是很明显地想让中国人“上钩”。当国际油价突破140美元/桶的时候，这家机构说国际油价还要超过200美元/桶。结果国内有一个高级智囊机构对领导说，原油价格还要继续涨，要超过200美元/桶。所以，国内那时候就拼命买原油。再加上奥运会的社会因素。我们说办好奥运会是2008年的一件大事，要保持社会稳定。那时候国内炼油厂大多亏损，而且多卖一吨就多亏损，所以炼油厂就不肯卖油，开车的人到加油站加不到油。然后，政府就要求保证成品油的供应。再加上有人在喊“国际油价还要涨”，所以炼油企业就拼命买原油，价格最高到147美元/桶，把原油库装得满满的。同时还居然进口成品油，把成品油库也装得满满的。谁知道国际油价涨到147美元/桶后突然下跌，一直掉到三十几美元一桶。这时候人们都知道要赶快买了，但是，却没有办法买，因为油库里面都是满的，买回来没有地方存放。一直到11月底才把高价油的因素消化完，这时候国际原油价格已回升到五十几美元一桶，我们吃了很大的亏。这就是一些智囊的错误判断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损害。他们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完全是照搬照抄人家的，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

    在去年类似这样的例子不少，包括对国际热钱进入中国应当如何应对。相关主管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应该监管国际热钱，设置门槛不让它们随意冲击我们的实体经济。然而，他们居然宣布，在中国大陆市场上没有所谓的国际热钱。而有一家研究机构说，已经有7000亿美元的国际热钱涌入中国大陆。隔了不久，台湾有一家研究机构“旁观者清”，说从2003年到2008年4月份，进入中国大陆的国际热钱已经累计达到17500亿美元，是去年4月底我国外汇储备总量的104%，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很危险。然后，这家机构又全盘照搬台湾这家研究机构的数字，并且说国际热钱已经从中国大陆赚走了4000亿到5000亿美元，收益率接近30%。

    这样的事例很多，导致我们的宏观调控决策失误。特别是在金融系统，譬如对全社会的贷款总账计算都出了毛病。社会贷款总量是一年比一年有所增加，为什么？第一个因素，经济总量要上升，GDP在增长，现金流量占用就大了。跟一个家庭一样，家庭拥有的固定资产多了，房子变大了，家庭成员多了，买的电器也相应增加，开支也大了，你的现金流量当然就大了。我们国家每年经济都在快速发展，2007年的GDP增长速度到了13%，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大家都乐观地估计说至少是10%，简单类比贷款总额也要增长10%。还有一个因素是由于2008年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很厉害。比如2007年一个茶杯放在仓库里只占压1元钱，2008年就占压1.2元。一根钢筋去年价格是100元钱，今年涨成120元钱。同样的实物，库存的也好，社会流动的也好，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也好，需要的现金流量当然要增加。结果去年我们不仅不让增加，而且要减少。去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流动性过剩引起的，应对流动性过剩要关紧“闸门”。有关主管部门不仅不让增加新增贷款，而且要求全年减少新增贷款600亿元。各家银行听到上面有“动静”就加速执行，结果到当年6月底就把新增贷款净减少899亿元，超额三分之一完成全年“任务”，结果把整个社会的流动资金给卡住了，很多企业现金流断裂，生存不下去了。其实他们是算了一个“死账”，以为这样能够把流动性卡住，最终结果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工具叫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是“死钱”增加一个百分点，后来存款准备金率一直提高到17.5%，就是银行每存有100万元，其中有17.5万元交给央行看起来，不让贷款，这样现金流就减少了。但是，现金流减少后，企业活不下去了，这时候就出现两条“支流”。一个叫民间借贷，也叫“地下钱庄”。“地下钱庄”的贷款利率初期是30%，后来在个别地区发展到150%，也就是今年你借给我100元钱，明年我连本带息要还给你250元。第二条“支流”就是国际热钱大肆涌入中国。赵本山的一个小品含义深刻，“不差钱”这三个字一定程度形容了中国当前经济运行是不差钱的，只是中国把“活钱”变成“死钱”给看起来了。包括我们的外汇储备19500亿美元，实际上使用效率很差。我们“不差钱”，但是，我们“不会用钱”。最后，“地下钱庄”加上国际热钱来弥补我们主渠道资金供给的不足，造成企业资金使用成本上升。本来我们不允许国际热钱进入楼市、股市和大宗商品交易，结果实际上楼市、股市、大宗商品交易甚至于矿山拍卖，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都有国际热钱的影子。最近有一本书，是一个海外热钱代理人写的，披露外国人怎么通过他的渠道在中国运作海外热钱。

    下面，重点说一说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

 

 

    我把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概括为“四个过度”。要特别强调一下为什么用“过度”这个词。因为我归纳的这四点成因或者教训，包含的内容都是中国人目前正在干的事，搞市场经济回避不了这些事。譬如说，要搞股市，搞虚拟经济，发展一些超前消费。现在市场启动不了，就是因为很多人把钱捂在手上舍不得花，我们要动员老百姓把钱拿出来花，消费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还包括搞市场经济还有一定的投机成分。但是，真理迈出半步就会变成谬误。美国人搞市场经济这么多年，现在突然爆发了这一场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他们在有些方面干得过度了。

    大家应对危机要有信心，这句话完全是对的，包括一个人遇到什么困难或者家里碰上突发事件，甚至于包括自己的身体出现什么状况，首要的精神支柱就是要有信心。所以，温家宝总理到处讲要有信心，这无疑是对的。那么，信心从何而来？其中有一条，对这一轮金融危机要有积极的心态。中国古人发明“危机”这个词，就说明危中有机，但是，有的人把这个“机”无限夸大。我认为，这一轮金融危机还是以“危”为主，把握好这个机遇难度是相当大的。我不太赞成将这句话滥用，否则容易造成大家的麻痹心理。

    这一场金融危机发生在我们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个节点上，正当中国人一片欢欣鼓舞回顾总结自己的辉煌成就的时候，它及时给中国人注入了一针“清醒剂”，通俗地讲，就是“浇了一盆冷水”，让中国人相对冷静起来。这恰恰是我们最大的收获。这一轮金融危机非常及时地给中国人上了一堂课，这堂课包含的内容非常深刻。我们要充分“消化”这一轮危机，不要“浪费”了这一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隐含的“财富”。这才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最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中国人要知道市场经济搞到一定程度是充满风险的，有些事我们要干，但是要有一个度，过度了就会出问题，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于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美国运用各种优势吸引了全球最聪明的脑袋，有报道说清华大学有的整个班的学生全到美国去了，你说美国人聪明不聪明？但是，有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美国突然爆发这一轮金融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导致的，很值得人们思考。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有“四个过度”。

    第一，过度的超前消费。搞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超前消费？肯定需要，但是过度了就不好了。简单地讲，美国人敢于把明天的钱、后天的钱，甚至于一直到自己临死之前的钱，拿到今天来花。美国社会普遍流行“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消费理念，这就叫超前消费，然后发展到过度超前消费。中国人不要说把明天的钱、后天的钱拿到今天来花，就是今天的钱、昨天的钱、前天的钱，都舍不得花。农村有些老人家里发生火灾，最后发现藏在床板下的一些钞票都被烧得“鸡零狗碎”。前不久也发生一件事，家里有一个老人不知道把钱往哪儿藏，居然藏到烤箱背后，后来小俩口回家用烤箱烤面包吃，闻到一股焦糊味，一看藏在烤箱背后的钞票都烤糊了。当然这种状况也有一定的背景，我们的民族传统是崇尚节俭，中国人的储蓄率高达51%，其中居民储蓄率超过38%，而金融危机前美国全社会储蓄率是-1.7%。现在美国受金融危机冲击以后，今年第一季度居然出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储蓄率从负数变成正的3.8%。我们原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现在海外订单少了，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国际市场萎缩。一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外国人的收入减少了；二是大批人失业，包括世界上一些大的投资银行倒闭，员工失业后抱一个纸箱子就回家了；三是好不容易有一点工资收入，又拿去储蓄。这三个原因一碰头，购买力就下降了，海外订单当然就少了。

    中国老百姓储蓄率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搞市场经济过程当中出现了消费障碍。这个消费障碍来源于“两个预期不明”。一个叫收入预期不明。就是未来几年我这个家庭能有多少收入，很难估计。而在以前计划经济年代，像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后见习期工资是47.3元，父母一看我大学毕业了，就可以计算出从下个月开始家里每月可增加47.3元的收入，这种收入预期是明朗的。而现在假如家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他找到一份工作就可能一个月收入2000元，找不到工作收入就为零，父母得养着他，父母自己说不准哪一天也会碰到“下岗”的威胁，全家的收入预期就不明。其实，更要命的是支出预期不明，就是一个家庭到底需要开支多少钱不清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孩子高考成绩过了分数线，只要给他交每年几千元的学费。假如高考成绩差一分，现在不少高校发明了一个“点招”，少则交10万元、多则交15万元。而家长们并不知道将来孩子参加中考或高考时，成绩是否能超过录取线，所以，需要把钱存起来，准备有可能要交10万元或者15万元。然后，在老百姓看病方面，由于前一轮医改基本不成功。每个人不知道自己会得什么病，以及治这种病要花多少钱。还有房价就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经过一轮“俯卧撑”，最近又趾高气昂地站起来了。这些支出预期不明、收入预期不明，就造成消费障碍。中国人一部分收入低的无钱可花，有点钱的也不敢随便花，储蓄率很高。

    当年有一个故事形容我们的消费观念和美国之间的差距。说有两个老太太，一个是美国老太太、一个是中国老太太，两人住在医院里，都快要走到人生的终点。美国老太太说，我的人生快要结束了，终于可以安心地去见上帝，因为我把房贷还清了。中国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说，我辛辛苦苦忙了一辈子，终于给儿子买了一套新房，媳妇肯进门了。原来是儿子没有房子，媳妇不肯进门。一度时期，这个故事教育我们中国人要抓紧消费，不要把钱存起来不花。你看人家美国人多会过日子，用贷款去买房子，结果住了一辈子好房子。中国老太太光知道储蓄，最后好不容易攒够钱去买房子，也没住上几天就去世了，一辈子都没有享到福。所以，号召年轻人要超前消费，学会用信用卡消费。最近又专门成立了消费金融机构，不需要抵押，只要你有固定收入，有一定的信用，就可以贷款给你买房、买车。但是，要小心啊！不能走到美国现在这个地步，美国的过度超前消费出问题了。

    这一轮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个“次贷”就是典型的“过度超前消费”的案例。“次贷”是怎么产生的呢？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一个“两权分离”。就是我出钱办企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要聘“大管家”来帮助打理，只好外聘人才，这就产生了职业经理人的概念。这种“两权分离”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个企业的所有权是我的，但是，我找人来帮助打理企业，这些专门帮助打理企业的人叫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有自己个人利益的追求，假如形象化为一个圈，企业所有者对企业利益的追求又形象化为另一个圈，经过两三百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了一套制度设计，要尽可能使两个圈重叠，让职业经理人的个人利益追求与企业利益追求尽可能吻合，这时候职业经理人就会忠心耿耿地给老板干活。但是，在理论上这两个圈永远不可能完全重合，这次金融危机的毛病就发生在不重合的空隙当中。譬如说，华尔街雇佣金融高管人员，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就是你的个人收益与你帮助我将这个企业做强做大是密切挂钩的，你的个人收益和企业规模成正比。因为把企业规模做大，当然是老板希望的。但是，企业效益的追求并不总是跟规模成正比，这是一对矛盾。譬如说，这家企业是卖茶杯的，销售量达到100万只，老板聘请职业经理人来打理企业，把销售量提高到了200万只，老板当然高兴。但是，假如这个茶杯原来赚1元钱一只，现在只赚0.5元一只，最后卖200万只与卖100万只的利润差不多，这就是“两个圆圈”不完全重合的地方。华尔街的这些金融高管就抓住企业要做大规模这一点，反正我把你这家银行的信贷规模做大了，老板就要多给我奖金。所以，这次AIG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连国会与总统都出面谴责，全美国都在谴责它，结果它还是让高管人员按照原来的合同到豪华旅游景点去休假，并且给他们发高额奖金，有的超过100万美元。针对外界的批评，它振振有辞地说，这是履行当初签订的合同。美国号称法治国家，签过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必须兑现。美国社会原来是一个不仇富的社会，现在出现一个新现象，社会舆论倒向批评金融业界的高薪，美国国民的心态在发生变化。这些华尔街的高管们要把银行的信贷规模做大，必然要扩大客户，但遇到一个大难题。银行要对客户进行信用分类。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叫高端客户或优质客户，第二类叫中等客户，第三类叫次级客户。高端客户就是信用A级，A级里面又分为AAA级、AA级、A级，A级里面又分为A+、A-。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金融机构和客户之间、金融机构相互之间对中高端客户的信贷已基本形成固定格局，也就是说，高端市场已经被瓜分得差不多了。一些大公司找哪家银行贷款，多少年来已慢慢形成一个固定格局，再发展新的中高端客户已经找不到余地了。就好比我们改革开放之初，金融业还没有对外资银行开放，进入中国大陆的一些大的跨国公司，有时候跟我们谈判前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家合资企业的流动资金来源必须指定某家银行贷款。包括在台湾也有这个规矩。有的银行与某些企业是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所形成的固定联系。当中高端市场客户已经被瓜分完毕，这时候要扩大银行的信贷规模，他们就想到还有一群人，就是次级客户，也就是一些穷人。于是银行里的人就问这些穷人，你们现在最头疼的事是什么？穷人说，最头疼的是没有房子住。银行的人就说，我有办法帮你们买房子。穷人说，我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固定收入，怎么能买房子？银行的人就说，不要紧，我贷款给你10万美元去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价值10万美元，你把房子抵押给我。这种房屋实物抵押贷款就是次级贷款，因为它的对象是次级客户，信誉度不高，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但是，银行仍然贷款给他们，这样，银行的信贷规模才能膨胀起来，高管们才能拿那么高的奖金，他们的个人收益走向极大化。其实这种购房方式就是典型的过度超前消费，一个穷人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居然也可以买房子住，至于未来他们能不能还得起贷款，暂时不去考虑，因为那是明天、后天甚至于死之前的事。整个美国就通过这种次级贷款，通过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工具的总规模越来越膨胀，膨胀到实体经济总规模的将近40倍。

    回过头来，我们又问，美国人能够过度超前消费，是靠什么支撑的呢？我们经常说某人是“月光族”，就是他（她）把自己当月的工资全部花光。而这些超前消费的人不是“月光族”，他们是一个月就把全年的钱都花光了。这种过度的超前消费，是通过过度负债来支撑的。而过度负债又由两大“支柱”来支撑。第一个“支柱”，全世界不少国家购买美国的国债，加上一些国家购入它的一些泡沫经济的股份来支撑。全世界凡是购买美国国债的，都是支撑美国过度超前消费的“债主”。中国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第二个“支柱”，经济学上叫做铸币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人通过固定汇率收购全球的黄金，支撑它的美元，所以，美元变成美金。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以后，美元才跟黄金脱钩，变成完全独立的纸质货币。然后，美国人坐在家里印钞票，只要你用美元，美国就能赚取铸币税，正常年份一年可收益5000亿美元。为什么能这样？因为美元是全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也是全球主要的结算货币。最近美联储收购美国国债，它拿什么钱收购？实际上是开动印钞机印美元，然后开始收购。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条：过度的超前消费靠过度的负债，过度的负债是靠世界上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国债，加上美国人利用美元在全世界作为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霸主地位，印钞票赚取铸币税。前一段时间美国有一个大经济学家也是国会议员，居然发表一个谬论，说美国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罪魁祸首是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人借钱给我们美国人花，所以，美国人才敢这么“胡花乱搞”，现在出问题了，首先应该找中国人。这段话是典型的“强盗逻辑”。等于某人去杀人，最后杀人犯到法庭上去辩护，说我杀人成功是因为有人借了一把刀给我，有了这把刀才会杀掉人，没有这把刀就杀不了人。这就是那个美国人的逻辑，他居然会到国会去发表这个言论。我们也是很奇怪，我到现在也不太理解这一点。原来我们买美国国债，正常情况下一个月买24亿—45亿美元，美国“9·15雷曼兄弟倒台事件”就相当于美国的一场大地震，是美国自“9·11事件”后的一个重大灾难，连格林斯潘都惊呼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重大经济灾难。9月15日，发生“雷曼兄弟”倒台这件事，随后五大投行相继倒台，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债开始缩水、不值钱，美元开始贬值。这时候，我们突然跑出来，大肆购买美国国债，10月份一个月买了695亿美元。令人大吃一惊，其实从9月份开始已经过百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我们又买了人家200多亿美元的国债。从去年9月份，中国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购买美国国债的“冠军”，这个“冠军”到底光荣不光荣、值得不值得，我到现在不知道。对此看不懂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稍微有点经济眼光的人都看不懂。现在我国整个外汇储备是19500亿美元，其中有7600亿美元是美国国债，再加上人家倒台的许多金融机构、公司中有我们的债权、股份、机构债，有的缩水，有的烂掉，七七八八加起来，目前我们的外汇储备给美国捆在手上的有一万三千多亿美元。当然，世界上购买美国国债第二位的是日本，因为它跟美国是同盟国家，紧紧地绑在美国身上，包括反导系统、国土安全，与美国有切身利益。第三位是英国。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超过日本。反正是这么一个现状，都有数据来支撑。

    第二，过度的虚拟化。有很多人拿这一轮金融危机跟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进行对比。因为在近现代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上，唯一可以与这一轮金融危机相对比的大概就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假如说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主要是因为工业、制造业的供需失衡导致的，也就是实体经济的危机，那么，这一轮金融危机主要表现在服务业，是虚拟经济的危机，然后从虚拟领域迅速扩展到实体经济。两者的爆发点有很大的区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体经济通过票据转移交换有一定的虚拟化，有利于提升资产流动性，有利于筹资融资，这是很正常的，实体经济金融化正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育的特征之一。但是，在美国出现过度的虚拟化。为什么非要反复地讲“过度”？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搞虚拟经济，包括大力发展服务业外包，其中就包含着许多虚拟经济的成份，还有金融业的发展，包括衍生出的股市，这些虚拟经济的成份都是必要的。但是，美国出现过度地脱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急剧膨胀，甚至到了莫名其妙的程度。现在虚拟经济的载体就是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发展金融衍生工具。连美国的“股神”巴菲特都惊呼，对很多金融衍生工具，他都看不懂，现在也有一种迷茫。每年巴菲特给公司股东写一封信，这封信发表以后一定程度都成为经济学界、金融界、企业界的教科书。2008年的这封信是今年3月份发表的，其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现在的经济走势，包括金融领域的局面，就像一只小鸟误入羽毛球比赛场地，一片迷茫。一只小鸟误入羽毛球比赛场地，看到一个“怪物”，既有羽毛、也有尾巴，它一会儿飞到这头，突然又回头，刚回过头又飞过去了，来回乱窜，跟鸟的行为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只小鸟稀里糊涂。巴菲特说，他现在就是这只小鸟的状况，一片迷茫。你说连“股神”都搞不清楚，还有几个人能搞清楚？用老百姓的语言讲，就是有人利用这些金融衍生工具搞“弯弯绕”，绕得懂的人越来越少，然后，他们“上下齐手”来榨取你的财富。那么，现在过度虚拟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金融衍生工具CDS（信用违约掉期），在美国的总规模已经是美国GDP总量的4.6倍，这只是金融衍生工具中的一个品种。假如把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美国所有的金融衍生工具加在一起，总量达到530万亿美元，是美国GDP总量的接近40倍，有些个案甚至是实体经济的400倍，最后泡沫支撑不了，经济就掉下来了。小布什好不容易经过努力提出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最后国会只通过了7000亿美元。奥巴马上台后又提出一个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最后国会通过7870亿美元。然而，这些投入就像把石子扔到湖水里一样，只溅起几个浪花，对实体经济的启动影响并不太明显。原因是过去这个“黑洞”太大了，是530万亿美元，导致现在美国的累计财政赤字已经接近GDP，应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试想一想，假如投资虚拟衍生品的回报一直高于投资实体经济的回报，还有谁去费力不讨好地去干实体经济？资产泡沫化的结果势必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从而积累越来越大的风险隐患。

    虚拟经济是怎么被做得这么大的？为什么说过度虚拟化、脱离实体经济太远了会出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也正在搞虚拟经济，这些对中国而言都是教训。当年我参加过一个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会议，那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居然只字不提实体经济和传统产业，整段整段地大讲虚拟经济。那时正是纳斯达克指数最“疯狂”的时候，我在讨论时就喊了一句，现在人类还没有进入“皇帝的新衣”时代。现在人人都要穿衣服，服装业还是传统产业。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产业都是人类必需的。只有夕阳产品，没有夕阳产业。我们现在吃饭的“饭碗”还要依靠实体经济、依靠传统产业，当然，对传统产业要进行提升改造。书记、省长都说这个意见很重要，要采纳吸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是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美国的状况就像毛离皮越来越远，结果泡沫破裂，弄得“一地鸡毛”。

    再回过头来接着讲房贷的故事。这一轮金融危机不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吗？我再具体化一点，说一说它是怎么虚拟的。刚才说到，穷人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但居然能够贷款去买一套房子，当然这套房子是要抵押给银行的。但银行放贷以后心里也是“七上八下”，这种贷款是前两年利率优惠，一分钱利息都不交，从第三年开始购房者连本带息还款，而且利率相对略高一点。由于银行对这笔贷款心里不是很有底，心里也“打鼓”，于是就拖了两个“垫背的”进来——房贷的担保公司与保险公司，让他们来分担风险。所以，金融危机一开始，美国两家著名的房贷担保公司“房地美”、“房利美”就倒闭了。它们当初也是通过做穷人的房屋贷款担保从而把业务做大的。担保公司与保险公司被拉进来以后，银行还不放心，想“现金为王、入袋为安”。恰好那一段时间美国连续七年房价上涨，于是，银行就把每十户100万美元贷款打一个包，打折后卖给人家，把现金拿回来。人家买了以后，心里还美滋滋的，因为房子一直在升值。后来仔细想想也不太放心，毕竟贷款的是穷人，于是把10个100万美元“包装”成1000万美元，又找来评级机构来评估。评级机构一看，虽然这笔款是穷人贷的，但是现在房价在涨，抵押物在升值，于是就利用它在社会上积累的高度信誉与“金字招牌”，把原来的“次级贷款”居然通过“包装评级”变成AAA级以后上市了。股市有一个概念——市盈率，假如市盈率是10倍，1000万美元就被放大到1亿美元，这1亿美元的股票卖给股民，就把风险高度分散了。这还不算，他们还继续衍生，假如这些贷款的穷人违约了，再搞一个信用违约掉期（CDS）。他们就这样在那里不停地“拐弯”，每拐一个弯就放大一倍，最后被放大到40倍。后来是怎么出问题的？房价连续七年上涨，原来价值10万美元的房子就上涨到了15万美元，穷人想我的房子现在值15万美元了，你银行当初只贷给我10万美元，现在应该再贷给我5万美元。穷人找银行吵了半天，最后银行没有办法只好再贷给他5万美元，穷人把这5万美元拿到手很快就花光了。正在这时候，房价开始下跌了，从15万美元跌到13万、11万美元，银行就开始紧张了，要收回贷款，但是穷人说我没有钱还贷。最后房子一下子跌到只值7万美元，这时银行逼着穷人还贷，就像有的“老赖”讲的一句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美国是法治社会，有的穷人这时就讲“要钱没有，要房子有一套”，就把房子扔还给银行，因为当初是你银行叫我拿房子作抵押的。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美国人不置家具，搬家时把自己的东西装个箱子就拎走了，就出现“弃房逃债”。所以，美国就出现像我们地震灾区一样的成片帐蓬，同时产生大量的“一堆臭狗屎”捧在银行家的手上，进来“垫背”的也跟着倒霉，这时就跟“击鼓传花”一样，这“一堆臭狗屎”传到谁的手上谁倒霉。“次贷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这就是过度超前消费，脱离实体经济，最后房价下跌了，实体经济缩水了，虚拟经济一下子全垮了。你看这些金融衍生工具有多害人！我在省体改研究会开会的时候说，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大肆发展毫无控制的金融衍生工具，这是富人玩弄穷人的一场游戏。金融衍生工具的本质是什么？恰好反映在我们中国人发明的这个“衍”字上，中国人发明这个汉字是很有道理的，“衍”字就是银行的“行”字中间加一个“三点水”。什么叫金融衍生？就是拼命往银行里面“注水”，往钞票里面“注水”。有本事注的水越多，这种衍生品就越“高级”。

    所有的金融衍生工具都包含高风险。风险高到什么程度？给大家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当年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生活非常艰苦，有的人只穿着单衣爬雪山，有的人都冻死了。共产党的基础在群众，这时候红军就找老百姓借东西，向张家借一斗米，向李家借两件衣服，但是，红军很讲纪律，借人家东西都写借条。后来解放以后，有的人家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一张当年红军打的借条，于是找政府看一看这张借条还算不算数。政府说这张借条几乎成了文物，这是当年红军向你们家借的，当然算数，现在连本带息一起还给你们，老百姓很高兴。这张借条实际上已经脱离实体，把衣服借给你，你打一张白条，“打白条”就是这件衣服的衍生，把实体变成虚拟，这就有风险了。假定有一种情况，当然历史是不可假设的，只是为了说明衍生工具的风险。假定说共产党没有打败国民党，这张借条还有没有用？实际上，股票的本质就是这样，你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白花花的现钞换成一张“白条”，把自己的发财梦寄托于一群你根本不了解也不熟悉的人身上，这帮人就是基金经理或者股市经营者。你看去年基金整个亏损几百亿元，但是全国各基金公司经理的报酬都是翻番，基金公司赚了300多亿元，他们是“旱涝保收”，而跟着玩的人全部亏损。当然我不是说股市不能搞，股市还是要健康发展，但是，到了过度的地步就充满风险了。这就是为什么说“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第三，过度的投机。搞市场经济投资过程必然有一定的投机行为，这是难免的，投机的本意就是择机赚钱，因此可以说投机就是成功的投资，而单纯的投资则是失败的投机。你看我们也取消了各类法规中的“投机倒把罪”。但是，投机到了过度的地步就会变为诈骗，充满了欺诈。2005年我在参加全国人代会期间，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邀请我利用会议中间一天休息时间，到一个MBA财经班去作讲座。讲座中我就谈到一个人性的问题，这跟我们红十字会也有关系。我们自古以来对人性有两派观点，一种是《三字经》里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差不多是儒学的根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法家、道家信奉这一点。北京大学的学术气氛很活跃，当时就有学生问“吴省长，你是倾向哪一派？”我说自己喜欢有点独立见解，是“中间派”，主张“人之初，性两面”。一个人来到世上，人性当中善和恶两个方面都存在。按照达尔文的观点，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是最高等的“动物”，天然地带有“动物性”，人性当中必然带有一些现行的道德规范所不能容忍的，也就是恶的一面。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人性当中有善的一面。人出生以后，通过家庭的、学校的良好教育，社会风气正面的影响，他就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同时，通过社会的公德良俗对一个人的软约束，法律法规、单位的规章制度对他强制性的硬约束，恶的一面很难滋长，善的一面就健康成长。假如一个人受到的家庭、学校、社会的影响，很多都是负面的，软约束、硬约束对他也都不起作用，他就会越来越走向恶的一面。这一轮金融危机在美国这样的社会爆发，充分暴露了华尔街有一批人把自己贪婪、自私、好赌的本性发挥到了极致。金融投机发展到金融诈骗，它的根由就是从人性当中恶的这一面发展起来的。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国门刚刚打开，我们出国考察发现，在那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人家乘公共汽车没有逃票的，乘地铁没有插队的，都是有条不紊、很讲秩序。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的道德水准、公民的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我们要加快发展经济，把经济搞上去，国民素质自然就相应提高了。然而现在一看，尽管美国上世纪经济总量曾经冲击过全世界的将近一半——百分之四十几，结果到2006年占比掉到28%，到2008年底掉到23.1%，中国经济总量所占的比重到去年底上升到7%以上。但不管怎么说，美国经济总量仍占全球经济总量的近四分之一，仍是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的社会文明程度在全世界都是有目共睹的。结果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们才发现美国是全世界的经济“冠军”，但同时全世界金融诈骗犯的“冠军”和“亚军”都出现在美国。这位“冠军”叫麦道夫，他运用现代的网络信息技术，以及88年前的古老“庞兹骗术”，就是骗后面人的钱来补前面人的窟窿，叫“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他诈骗的门槛很高，与他打交道的要么是一些国家的王室成员，要么是西方石油大老板，要么是一些“副部级”以上的高官。他曾经是纳斯达克的前主席，社会地位很高。谁知道他是一个诈骗犯，诈骗的总规模达到650亿美元。金融危机一爆发，后面的钱骗不来了，前面的欠账要兑现，诈骗就维持不下去了。他原来给人家的回报率是12%，后来支撑不下去了，就变成11%，这个回报率也大大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所以有很多人参加他这个“俱乐部”。最后，有一天他在家叹气说，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自己马上要兑现的总盘子是72亿美元，现在手上还剩30亿美元，这怎么办呢？他的儿子是公司的执行董事，听了以后说“老爸，你发疯了！”于是他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儿子，他的这些钱都是骗来的，不是赚来的。这番话把儿子吓呆了，立即报警，警方把麦道夫拘捕起来了。他的儿子去报警可不是中国人讲的“大义灭亲”，而是保护性拘捕。你看看70亿美元的债要是还不上，那些债主还不要他的老命啊？所以，通知警方赶快把他拘捕起来，现在他已经被判刑了。美国人真是充满“幽默”，一个71岁的老人被判了150年监禁，有什么意义？结果刚入监就减刑30年。“亚军”叫斯坦福。可惜我们也有“国产”的。2007年，这家公司盈利146亿港币，但是2008年亏损126亿港币。这家公司搞了一个澳元对赌协议，本来是赌澳元升值，但是澳元突然跌下来，这也是过度投机，最后造成巨额亏损，导致公司负责人被迫辞职。过度的投机发展到极致就是严重的诈骗。所以，现在美国整个社会心态发生一次重大转折。美国社会原来是不仇富的，因为美国人过去有一个思维习惯，谁发财、谁有钱，是因为他有本事，赚钱当然多，我贫穷是因为自己没有本事。结果现在整个社会心态发生重大转折，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AIG，全社会对AIG一片谴责。这是什么原因啊？美国老百姓突然醒悟过来，原来你们这些人也不全靠有本事，靠诚实劳动富起来的，而是靠诈骗才富起来的，所以，美国人现在开始对这帮非法致富的人充满仇恨。华尔街专门有一批“高智商”人才，有的还运用“高斯数学模型”，大肆设计制造专门坑人的“金融鸦片”与“金融陷阱”。有的在美国被作为“有毒金融产品禁售”，但在东南亚等地仍在大肆诈骗。

    第四，过度的放松监管。说到这一点，不得不提到一位知名人士，此人叫格林斯潘。他曾经被视为美国的“民族英雄”，因为在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美国经济成长得很好。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连续八年年均增长率为3.7%，连“莱温斯基事件”都没有把他搞下台。小布什也连任两届总统，期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2%。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产生一个社会现象。金融危机爆发后，小布什提出政府要出面救市。这时候美国居然有100位经济学家给国会写信反对救市，其中有的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后国会没有理睬，把小布什的救市方案修正以后，盘子缩小了一点，最后还是通过了。当时就有人产生疑问，说原来美国当官的也不太重视专家的意见。我对这件事情也有一点疑惑，就把这100个经济学家的名单找出来，看看其中有没有什么奥妙。最后发现一个问题，原来这100位经济学家中有97位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有的还是同一所学校的，100位都是同一个学派的，叫“自由市场经济学派”，格林斯潘就是这一学派的，他们主张“市场万能论”。大家公认近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是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分为若干流派，其中主要是两大流派：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学派”，发展到现在叫“新自由主义学派”；另外一个是“凯恩斯学派”，就是当年罗斯福采取的“罗斯福新政”。经济学提出经济运行有“两只手”，就是所谓市场经济“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这两个学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们对“两只手”作用产生重大分歧。

    “自由市场经济学派”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自己的运行规律自我纠偏，走错了路可以自我修正，而且自我纠偏和自我修正的能力大大高于政府，政府完全可以像老子哲学讲的一样“无为而治”，不要随意地干预市场。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价值规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存在价值规律，冲破计划经济首先要从价值规律开始。比如说，卖一个茶杯可以赚一毛钱，大家都来生产茶杯，等到茶杯生产多到供大于需，就必然要降价卖，否则就卖不出去。茶杯一降价，企业盈利就下降，下降到茶杯的价格接近成本甚至低于成本造成亏损，有的厂家就不生产了。假如市场上买不到茶杯，茶杯又“物以稀为贵”，有的厂家看生产茶杯能赚钱，又回过头来生产。这就叫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是一种阻尼形波动，到一定程度，波幅越来越小走向供需大体平衡，市场自己可以实现供需平衡。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当中一个最核心要害的规律。“自由市场经济学派”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价值规律自我调节，政府不要随便干预。

    “凯恩斯学派”认为，市场调节也有失灵的时候，这时候要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有形的手”要出手。2009年中国既要应对金融危机，又要进行灾后重建，居然又来了一个“H1N1流感”，我把它叫做“第三者插足”。人类老是给动物制造“冤假错案”。数年前说SARS是由果子狸引起的，最后把果子狸杀光了才给它“平反”，说“非典”不是果子狸引起的。这次先说“猪流感”，埃及杀掉了30万头猪，最后又说不是猪的原因。当年爆发SARS的时候就有一个典型案例。大家一看“非典”来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片恐慌，爆发一种突发性的市场集中需求。人们到处找板蓝根冲剂拼命喝，我把这种冲剂叫做“安慰剂”，实际上是预防不了的。还有一种突然爆发的集中性需求就是口罩，口罩出现供不应求，通过市场调节一下子生产不了这么多口罩，这时候就是市场调节失灵。当时我在省政府分管经济工作，就把经贸委领导找来，我说这时候就要你们发挥作用了，组织凡是有条件生产口罩的企业集中生产。当年连生产衬衫的一些企业都来生产口罩。我加了一段话，政府行政干预这只“有形的手”，“该出手时就出手”，但同时要注意，有形之手也很容易被人抓住，也要“该收手时就收手”。你们要让生产厂家和需要口罩的人签订合同，按订单组织生产，你们经贸委连中间见证人都不要当。后来“非典”是来无影、去无踪，突然就走了，大家都不需要口罩了。很多工厂仓库里还有一大堆口罩，他们找经贸委说这是你们叫我们生产的，现在没有人要了，我们找谁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时，经贸委领导跑来感激我说，幸亏你提醒我们，我们当初对每一家企业都讲清楚，你跟人家要签协议，有订单才生产，当然有的厂家大意了，没有与人家签协议。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的这“两只手”就出问题了。格林斯潘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要“无为而治”。利率是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杠杆。他认为市场万能，在他手上连续26次降低银行利率，最后接近零利率。他还把美国国会原来通过的有些法案、法律、规章陆续取消，就形成在金融领域进入门槛越来越低、甚至取消，约束条件取消了，最后导致全美国金融机构高度混业经营，衍生工具无限度发展，中间又没有人去监管，投机行为发展到诈骗也没有人去惩治。后来，几乎在所有的国际峰会上，包括G8峰会、G20峰会，都提到这一点。有的国家说美国为什么爆发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美国金融系统提倡自由主义，就是不搞金融监管，对此，美国人捏着鼻子说不出来。所以，格林斯潘最后被迫到国会去接受质询，这是美国国会历史上罕见的一幕。以往美国国会讨论任何一个题目，议员们都有不同观点，有时还“吵成一锅粥”，但唯独这次把格林斯潘喊去质询时，整个国会一片谴责声，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实际上，他当美联储主席时候的很多决策部署也是国会表决通过的，现在这帮人全都翻脸了。最后，这个老头子被迫低头表示道歉，说有自己的责任。这就是过度的放松监管，金融领域进入门槛没有了，约束条件没有了，最后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以上“四个过度”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是四大教训。我还要说一段，监管也是一把“双刃剑”，假如现在把加强监管搞到过度监管的地步也不行，因为所有的监管都有监管成本。当年十四大召开前，中央调查组下来调研，我在企业时就斗胆提了一个观点，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已经有党委的监督，没有必要在企业再设纪委。因为企业实行的是经理、厂长负责制，党委的主要职能就是把握企业的政治方向，就是搞监督的。现在的国有企业是过度监管，监管机构设得太多。本来行政系统的财务部门就要抓财务监督，嫌不够又设一个审计部门，有了审计部门还不算，又设行政监察部门，像我所在的这家国有特大型企业还有财政部的特派员、国家审计署的特派员，后来又搞了一个稽查特派员。这家企业还有司法监管，有石化公安处，还有人提出应设立石化法院、检察院，我们没有照办。企业还有工会、职代会的民主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这么多的监督，监督成本很高。其实是“猫多不逼鼠”，养了这么多猫，成本很高，但是没有一只抓老鼠的猫，结果照样出大问题。现实情况是“上级太远、下级太险、同级太难、纪检太软、组织太短、法律太晚”，最后监督形同虚设。所以我说，当你的监管成本超过经济收益的时候，就成过度监管。过度的放松监管不行，过度监管也不行。这两个方向都要注意。

    我反复讲，这一轮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因为美国面临的这些事，我们也正在做，如超前消费，信贷消费，股市也带有一定的投机性，金融票据、网上交易也是虚拟经济。对这个虚拟，再给大家说一个我当年分管国土资源时候的小故事。按道理，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金应该交给农民，一手拿地就应该一手把钱给人家。结果有一个市没有钱，就跟农民签了一个50年还款协议。后来国务院检查团下来检查，村里干部让农民说这样做是自愿的。为什么自愿呢？因为我们把钱放在政府手上放心，要是我把钱拿回家，可能就给花掉了。检查团前脚刚走，那些农民就拽拽我们的衣服说，我们哪个是自愿的，谁不知道把钱装在自己口袋里才放心啊？这是村支书逼我们这么说的。后来这种现象引起国家重视，明确征地补偿款必须还给农民。还搞了一个全国性的清理整顿，哪一个省，只要有一个市征地补偿款没有清退完，全省的土地指标就不给审批。拿不到土地指标，怎么搞经济发展？怎么搞招商引资？只要有一个市的尾款清退工作没有做完，其他各个市就拿不到土地指标，大家跟着一起倒霉，于是我们省里就要求各市还钱。那个市财政困难还不起，我说省财政能不能伸一把手，省长说不能开这个先例，哪个的梦哪个圆。最后我们只好帮他搞了一个土地的封闭拍卖，拍卖收益不能再投入市政建设盖大楼，拍卖所得全部归还给农民，好不容易把农民的钱给还了。有一个老农民，拿到一张61万多元的银行卡，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拿到这张卡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最后他想来想去，跑到银行，说就这么一张卡能值61万元钱？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把我的这些钱弄走？这就好比是虚拟经济，看不见、摸不着。他说要把这些钱取出来，看见它们才放心。这家银行网点是设在农村的一个小储蓄所，一下子没有准备那么多的现金。于是就对这个老农民说，我把这张银行卡改成存折，上面标好钱数。最后把61万元分别存入6个存折，每个上面存10万元，还有一万多元给他提取现金拿走了，他这才觉得踏实了。

    改革开放30年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了，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及时的，可以说给中国下了一场“及时雨”。这一轮金融危机给中国人的教训，除了以上“四个过度”，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教训，就跟我们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有关系。我把这60年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两段。我们回顾一下，前30年大体上是毛泽东领导的时代。以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标志，共产党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这是一个重大转折。对北平和平解放起了重大贡献的是傅作义，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入北平的时候，毛泽东甩开大手说了一句话，我们“进京赶考啰”。这句话看似随意，其实包含了深刻的内涵。毛泽东是个气魄惊人的伟人，你看，“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莽莽昆仑，把汝裁为三截”，好像他在宇宙飞船上似的。是什么原因让他像“进京赶考”的秀才那样谦逊呢？“赶考”到底考什么？后来我看了毛泽东在1957年讲的一段话，才知道这个“赶考”有很丰富的内容。他说，我是农民的孩子，比较熟悉农民，不太熟悉工人；比较熟悉农村，不太熟悉城市。他的大战略也是“农村包围城市”。所谓“进京赶考”，就是进城以后对怎么领导工人阶级，怎么管理城市，不是很熟悉。其实熟悉工人和城市工作的是刘少奇这些当年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也就是说，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很好的互补关系，一个比较豪放，一个比较沉静，一个懂农村、懂农民，一个比较熟悉城市工作和工人，很可惜“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给斗没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我们事后看出当时对如何执政并没有完全想清楚。比如，执政以后还搞“斗争哲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抢”，我们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这个转折没有转好。发明了一个“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斗是为了民族、为了人民，可是执政以后再以斗争为纲，自己内部“人斗人”，结果斗的全是自己的亲兄弟。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写了一篇《论联合政府》，被国民党破坏了；还写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当时考虑在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以后，新民主主义也是一个历史阶段，结果进城以后很快就开始搞社会主义，到了1958年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假如我们执政以后搞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可能后面的路更好走，当然历史不可假设。现在问大家一句：我们当年会搞社会主义吗？30年后邓小平说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其实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于是，首先问“老祖宗”马克思。讲老实话，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既没有干过也没有看见过社会主义。当然有的党史专家讲，曾有过一个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不过是在巴黎这个大城市的一部分区域搞了一个政权，而且存在时间很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我当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斗胆说过一句话，马克思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同样带有一定的空想成分，因为他们没有实践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经常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混用，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就不太容易搞清楚。一直到列宁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从“老祖宗”那边也不是搞得很清楚，后来向谁学习呢？老百姓有一句通俗的话“不会过日子看邻居”。当时世界上宣布搞社会主义的“领头羊”是苏联。也就是说，在新中国的前30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实际上是“以苏为师”的。虽然我们受不了苏共的霸道，搞了“九评”，给苏共戴了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但用历史眼光来看，除了在珍宝岛“打了一架”外，主要是跟它“打嘴仗”，仔细来看，我们的国体、政体、社会制度以及经济运行模式——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社会的“斗争哲学”，不都是学苏联的吗？

    30年走下来，后来走不下去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把人际关系也搞得高度紧张，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都不敢讲心里话。后来毛泽东去世，邓小平复出，开始搞改革开放，基本上扬弃了苏联的模式。这个“老师”自己也不争气，后来发生“苏东剧变”，自己把自己“消灭”了。我们总结出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果是，我们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个转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邓小平同时也不愧为一位雄辩家，一开始叫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但要承认社会商品供求有价值规律。后来提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干脆不讲以哪个为主。他搞了一套很通俗又很雄辩的理论。他说，日本的国家机构里有一个企划厅，翻译成中文就是计划厅，相当于我们的计委。你看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包括那些大的跨国公司都有完整的年度计划，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也都很完善。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有市场呢？大家想想的确很有道理。假如社会主义的经济搞不上去，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中国迟早要被开除“球籍”。这其实是当年毛泽东自己讲的，可是讲完以后一度时期不重视经济建设，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就是在开除“球籍”压力下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出国考察一看，人家经济发达，老百姓生活水平都比较高，我们封闭了那么多年，实际上很穷，真要被开除“球籍”了。这时候邓小平说，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搞市场经济才刺激经济活力、解放了生产力，使老百姓富裕起来，这说明市场经济是一个好东西。既然市场经济是一个好东西，好东西为什么只能给资本主义用，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其实人家没有不让我们用，是我们自己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死板地一一对应起来的。对这番话大家心服口服。接下来，他就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总书记到中央党校讲话，发现没有多少人反对，党的十四大决定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

    回过头来再问一句，当时中国人会不会搞市场经济？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学苏联搞计划经济，没有搞过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面前，我们刚进“幼儿园”，人家搞了两三百年，是“研究生”水平，这时候又自然地要找“老师”了，只有找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其中挑头的是谁？美国。所以，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新中国前30年是“以苏为师”，后30年是“以西为师”，其中特别是“以美为师”，当然这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上我们不照搬照套“两院制”、“三权分立”。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苏联版本加上中国文字。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学的经济学都是西方经济学，学的金融学是西方金融学。一个企业要包装上市，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你的会计制度必须跟上市规则接轨，最后拿来的辅导教材是西方会计学。现在大学经济类课程基本上都是西方经济学。所以我说，这几年经济体制改革走了一些弯路、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理论根源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原创本土经济学，而是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是“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占主体，所以社会相对稳定。美国中产阶级的比重已经达到78%。而我们中产阶层的比重是多少呢？按工薪收益人群的比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是17%，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是14.1%。最近我又看到一个全人口的比例，我们的中产阶层只占7%，还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我们把人家适应“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一套经济学理论和举措套用到中国来，必然使得我们“金字塔的底座”——工人、农民的利益在改革后期受到损害。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就，毕竟市场经济给整个经济松绑了，社会细胞活跃了，企业大幅度发展，财富也是快速的积累。正当我们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对搞市场经济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又出问题了，美国开始爆发“次贷危机”，继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经济负增长6.8%，到今年第一季度失业率冲破了8%。原来指导政府经济运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基本上走到头了，必须改头换面，否则活不下去。这时候，中华民族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的十字路口。在未来的30年、60年，中华民族向何处去？这丝毫不亚于当年井冈山红色政权面临的历史考验——“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我认为，这恰恰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给中国人最大的教训，也是给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历史性课题。我有一个结论性的观点，如今的中华民族到了“以我为主、自成体系、独立前行”的历史时代。既有这个必要性、也有这种可能性。伟大的中华民族曾经站到过世界的巅峰，不过因为封建社会历史太长，我们跌落到山腰乃至山脚，一度受列强欺凌，现如今到了重新爬坡、实现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回顾世界历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在这四大文明当中唯一一个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过。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变通性，兼收并蓄，自成体系。我们可以“以苏为师”、“以美为师”，但是到了一定阶段，要有自己的东西。

    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最大特点，它不是一个局部危机，不是某些技术问题造成的，而是体系性的问题。体系性的问题很难用单个金融工具或者个别技术手段去解决，必须打破这个体系。其中非常重要的是金融体系。最近有人连续写了三篇文章，在全世界引起反响，连奥巴马都出面讲话了。不谦虚地说一句，鄙人提出这个观点比他整整早了一年，去年4月份，我在南京财经大学作讲座时就提出，美元下一步是一个“倒霉蛋”，人民币没有必要绑在美元身上，要寻找时机跟美元脱钩，开始构筑自己独立的体系。我的这个建议比他的观点更现实一些。他提出，要在全球创设一个脱离主权宗主国的独立的世界货币，使之成为全球唯一的储备货币。这个建议就类似于我们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这一代人根本看不见，我们的孙子也看不见，是一个理想状态。因为现在世界上每个主权国家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谁也不会去认可一个虚无缥渺的、脱离主权国的独立货币。世界语越来越走向式微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我当时提出先搞多极化，现在根本没有能代替美元的货币力量，美元继续是世界的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但是，也支持欧元成为独立的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人民币也要开始走向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有三大步：第一步，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现在我们开始迈出两大重要步伐：第一是边境贸易，我们用各自的本币结算，美元的涨跌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样就规避风险了。现在我们已经和八个国家、地区签订了边境贸易结算货币互换的协议，包括中国香港地区在内。第二是不仅跨境还要跨国，现在我们已经与六个国家签订了货币结算互换协议，正在与第七个国家——俄罗斯谈判，俄罗斯总统表态这是一个开创性的重要意见。比如说，今后拿一部分人民币互换给俄罗斯，俄罗斯买我的东西用人民币结算，我买俄罗斯的原油就用卢布结算，跟美国根本没有关系，这就是脱钩了。第二步，人民币成为国际的投资货币。第三步，人民币进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三步走下来，我们的人民币就“独立”出来了。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现在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可兑换。我们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后一步迈出去的风险很大，不能随便走。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以我为主、有控制、有步骤地开放。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上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在两难选择下，我们先实现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逐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而不是现在单一的国际金融体系。

    当前，中华民族到了必须以我为主、自成体系、独立前行的时代。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一次与国防科工委的一位资深副主任，也是我们国家航天工程一位副总指挥闲聊。我很早在企业工作时就“鼓吹”中国人不能老跟在人家后面“爬行”，要慢慢地走自己的路，中华民族到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阶段。闲谈中就讲到我们有一些人穿西装，怎么看都不太舒服。他说，现在谁有毛泽东当年那种气魄？尼克松访华时，要求见毛泽东，我们也不告诉他能见或者不能见，就让他在宾馆等。他一直等到半夜三更，西装不敢脱、领带不敢解，后来一个电话打过来说，你可以到中南海见毛泽东了，他急急忙忙跑去了。毛泽东在什么地方会见他？就在游泳池旁边与他会见，穿着便装，既没穿西装也没有打领带，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不愧为当代世界伟人之一”，对毛泽东很崇拜。现在有的正规场合活动，都通知说要着正装，也就是穿西装。我认为，中国人的正装至少是中山装，怎么变成西装呢？然后，我们又谈到美国人最怕的导弹是什么？导弹是由前苏联和美国先搞的，一开始他们“称王称霸”，后来搞的人多了，美国就搞了一个反导系统。反导系统就是通过物理学公式计算，你这个发射筒口径有多大，就能知道这个导弹的威力有多大，是什么样的飞行轨迹，能打多远。把有关数据输入计算机，等到敌方的导弹一发射，根据光速快于音速的道理，就发一个拦截导弹把它在半空炸掉，这就是反导系统的原理。假如你完全按照正常轨迹发射导弹，发射一个，就被拦截导弹炸掉一个。美国人最怕的是不按照正常计算轨迹飞行的，也就是“打不准”的导弹。美国对伊拉克说打就打，联合国都被它扔到旁边。实际上，萨达姆跟“基地组织”是两码事。还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翻箱倒柜查到现在也没有找出来，这完全是“冤枉”人家。美国对朝鲜恨得牙痒，但是到现在不敢动手。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朝鲜的邻国有中国、俄罗斯，他们跟美国不站在一边。再加上中国有19500亿美元外汇储备，现在美国面临金融危机，还要靠中国“掏钱”去“救”它，买他的国债，不敢随便得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朝鲜的导弹打不准，明明说能飞行800公里，最后飞到500公里就掉下来了。这次朝鲜以发射卫星为名发射了导弹，日本启用反导系统准备拦截，后来日本人一想不对头，根本是打不下来的，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掉下来。于是，赶快改变口径，说我的反导系统不是要把它炸下来，而是防止它半路掉到我的国土上。我们就针对这个思路，独立自主、自成体系。当年有人炸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说是误炸，今后我们要打什么地方，就说这跟炸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样，是因为我们没有打准，是误炸。没有打准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技术不够先进，你们不肯把先进的东西卖给我们。这样我们在外交上就有充分的余地。

    60年来的经验证明，我们这个民族凡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仰人鼻息，不管是以前跟着苏联，还是后来跟着西方，基本上都不会成功。近期的例如“大飞机”项目，合资十年，几乎连“门槛”都没能跨进，只好从头再来。凡是以我为主干的，都有辉煌成就。最典型的是在航天领域的成就。现在随着“神七”飞船上天，航天员能在太空出舱活动，从而奠定了中国航天技术进入全球“前三甲”的地位。现在能做到航天员出舱活动的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这靠的是谁啊？有的人不卖给我们技术，有的人也对我们“提高警惕”，这些尖端技术主要靠我们自己。这正如小孩子长到壮年，应该自己成家立业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也是非常伟大的，只不过封建社会历史太长了，后来搞计划经济走过弯路，现在要再次实现新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要重视以我为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教训。

 

 

    2009年的经济形势纷繁复杂，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包括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包括“股神”巴菲特，对2009年的经济走势都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看了很多文章、资料，这些权威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下一步经济走势如何？我简单说给大家听听，他们说有这样几种可能：第一种是V形，掉下去后很快就能起来。后来又有人修正说是V形的变形，像耐克鞋的商标“对勾”形状，掉下去很快，上来比较慢；第二种是U形，掉下去以后，在底部持续一段时间再上来。还有人把U形搞了一个“变种”叫“河岸断面形”，说这个U形的底部并不是很平滑，也是有很多波动，最后能上来；第三种是W形，掉下去以后很快上来，但也不要给当前的经济回暖所迷惑，支撑条件并不扎实，还会再掉下去，最后再上来；第四种，说美国经济走势是L形，大概是有些人对美国特别有意见，说掉下去以后暂时上不来，在底部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到底什么时候上来，现在说不清楚。你们听了以后不知道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挺有意思，他们把所有可能都告诉你了，等于没说。有的经济学家写文章干脆告诉你，美元什么时候走出低谷，答案是不知道；美国经济什么时候复苏，答案是也不知道。当然，最近克鲁格曼说美国经济复苏可能要五年到十年，这样就基本是L形了。所以，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纷繁复杂、一团乱麻。

    面对这个形势，我们到底怎么办？在年初的座谈会上，我提出了“六重六防”的对策思路。

    第一，把各种复杂影响因素简单划分为“可控”与“非可控”两部分，把工作重点放在“可控”部分，防范“不可控”因素的冲击与影响。未知因素越多，方程式的求解就越难。对当前经济形势，连巴菲特都一片迷茫，我们该怎么办？有一个简单的工作方法，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分类也不要搞复杂，最简单地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可控”部分，第二类是“不可控”部分。“可控”部分，就是力所能及、能干成的事；“不可控”部分就是一些外部影响因素，如美元走势如何，国际油价会涨到什么地步，美国还会出台什么政策，西方国家如何实现复苏，国际市场何时再度活跃，现在对此还不清楚。把工作重点放在“可控”部分，就会事半功倍；防范“不可控”因素对于我们正常工作的突发性冲击和各种可能性影响，其中特别是负面影响，要做好应对预案、预先做好防范。这就是第一个“一重一防”。

    第二，针对“可控”部分，重点放在启动即期消费市场，防止“大跃进”式的集中性投资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可控”部分对于我们国家整个宏观经济而言就是内需。国际市场萎缩了，我们要转到以扩大内需为主。内需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固定资产投资，一类是终端消费。对4万亿中前一轮投资有所质疑，它把重点放在“铁、公、机”，也就是铁路、公路、飞机场建设上，如今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上会有新的问题，因为这是重复当年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搞的“罗斯福新政”。这一轮金融危机与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相比有很大区别：第一，当年是发生在东南亚，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第二，当年是局部性的，这次是全球性的；第三，当年我国还不是WTO成员，现在已经是了；第四，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状况跟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前不久途经邻省一个高速公路休息区短暂停留，整个休息区里只有我们一部车。现在苏南境内的高速公路上车辆很多，但到了西部、到了内地，很多高速公路上没有几部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许多基础设施条件相当不错了，还要拼命搞“铁、公、机”建设，就是超前投入。现在的重点应放在启动即期消费市场，防止“大跃进”式的集中性投入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也就是要防止投资浪费与资产泡沫。这种“大跃进”式的集中性投资，跟某些地方官的心理非常吻合，很容易形成热潮。你看中央出台4万亿元投资，地方马上放大到18万亿元。为什么呢？很多地方官都喜欢有形的东西，比如修马路、造飞机场，这就是“政绩”、“形象”。给老百姓发消费券，老百姓花掉了，有些人认为什么“政绩”也看不出来。当然，下一步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明确更多的要放在投入民生，这就逐渐对路了。你从4万亿元中拿出1万亿元搞终端消费，它带动的可能是10万亿元。因为现在企业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是产品有人去买，东西有人买就可以组织生产，职工上岗了，拿到工资后又可以到商店里买东西，良性循环马上建立了。现在所有企业最苦恼的就是东西卖不掉，所以要启动即期消费市场。而启动即期消费市场，最重要的是启动终端消费。假如你把这些钱投入到固定资产投资上，100万元投资中只有10%能转到终端消费；假如用于涨工资、调整收入分配，转化率是40%；假如用于劳动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转化率是60%；假如发消费券，转化率是100%。本人当初主张发放消费券启动即期消费市场，马英九在台湾也是发消费券，奥巴马在美国搞结构性减税，18岁到65岁公民，每人退税120美元，18岁以下、65岁以上公民，每人退税80美元，实际上类似于发消费券。

    第三，针对“不可控”部分，要集中注意力防范风险，尤其是重在坚持金融领域有控制、有步骤地对外开放，不能随便拆除“防火墙”。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次年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国际研讨会，提出一个观点：在懂的人越少的领域，越容易积累风险。金融领域就带有这样典型的特点，因为懂的人比较少，100个地方官里能找出一两个懂金融的就很不错了。由于懂的人少，这种风险是悄悄积累的，不大容易看出来，而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就带有很强的渗透性和难以治理性，很多人对此手足无措。所以，要高度防范金融风险。当然，外部因素也非常多，我在企业工作时提出了四句话，叫做“对上争取、对下服务、对外协调、对内团结”。对上要争取，譬如国家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新事物，以前不承认地方上有债务，实际上连苏南的一些乡镇都有债务，有的富裕地区一个镇的债务达到一个亿。但是，我们“闭着眼睛”，说地方财政都是收支平衡，实际上是假的。2000亿元的地方债中，江苏能拿到多少盘子？我们还是“审批经济”，“会哭的孩子多吃奶”，你不去跑、不去要，什么都不会给你，就是这个现状。你看4万亿元投资计划一出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周边的饭店都住得满满的，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到国家发改委去，老远就得把车子停下来，下来走路，为什么？因为太拥挤了，车子开不进去。

这一个“重与防”，重点是放在金融领域，因为金融领域风险特别大。“重”就是重在坚持金融领域有控制、有步骤地对外开放，“防”是不能随便拆除“防火墙”，这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当年泰铢一夜之间被打垮了，就是因为当年泰国不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货币还没有到那个国际化程度，但是把所有的“防火墙”全部拆除，泰铢完全自由化。这时候，索罗斯既不要通过边防，也不要通过海关，就通过计算机操作，突然大量涌进美元，把泰铢在一夜之间就打趴下了，导致整个泰国国民和国家财富全部缩水，泰国爆发金融危机。更为重要的还有金融领域的高端人才因素，这些人才几乎全部集中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假如说人家是“研究生”水平，我们很多人是“中学生”水平就不错了，在此情况下一定要坚守“防火墙”。当年在那场研讨会上，我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冲击中国，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币没有实现完全自由可兑换，假如没有这个“防火墙”，谁都顶不住。会场内所有人都赞成这个观点。

    第四，轻言回暖，为时尚早，要重实防假。现在地方领导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说中国要率先反弹，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低谷。从现在实施的情况看，中国的状况不错。领导到江苏来视察时说，你们江苏不是要“两个率先”嘛，中国要在全世界率先，江苏也要在全国率先。这样，江苏就成了率先的“平方”，有很大的压力。但中国有一个社会现象，凡是领导要求的基本上都能做到，凡是领导要求的基本上都能实现。当然这个实现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真的实现，一个是假的实现。现在一些地方官为了应付上面，就玩了很多假数字。最近，三部委发布了关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处理办法，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一部《统计法》，你搞数据造假就是违法，照道理这个通知比法律的地位要低，但为什么还要再发这个通知？因为现在各地数据造假太厉害。举个例子，现在判断经济形势最过硬的数据，“一看用电、二看就业”。我们去年11月份用电量负增长10.5%，而工业增加值居然增长9.2%，今年1-4月份我们江苏用电量还是负增长7.4%，但是，工业增加值却增长了10.3%。GDP增长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用电量增长之间的关系，叫做电力弹性系数。工业增加值增长一个点，用电量也会相应增长。从2003年到2007年，江苏的这个弹性系数一直没有低于1。没想到，居然工厂生产产品一下子都不用电啦，用电量掉下去一大块，工业增加值还呼呼地往上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能降耗一夜之间都到这种地步啦？敢讲一句话，电力负增长是真的，因为电力不可储存，工业增加值有问题。今年4月份，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名瑞士记者向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提问，你们的用电量是负增长，为什么工业增加值和GDP都是正增长。这就把新闻发言人给问住了，他愣了一下说，对不起，对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明确解释。他不肯说谎，当然也不敢像我这样直白说数据是有问题的。有关部门自己的数据，都无法明确解释，对此我的感觉是酸溜溜的，我们那么多知名的经济学家、高层高参没有一个人公开提出疑问。我们不要被报纸上的一些新闻“迷惑”住，有的新闻说我们很多企业承诺“停产不裁员，减产不减薪”。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规律是“狗咬人不是新闻，只有人咬狗才是新闻”。能够被登在报纸上的这些企业只是少数，大量的企业不是这样的。企业收益都没有了，还怎么养人？有的企业做得很“巧妙”，因为政府说不能随便裁员，他们就给员工“放长假”，期间没有收入，也不算失业，连失业保险金都拿不到，更不要说低保，这实际上比裁员更糟糕。

    第五，重视扩大就业，防止群体性事件高发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2009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58年，就业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就业链条的低端、中端、高端全部出现危象。低端就是农民工；中端就是现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被裁员的职工；高端就是大学毕业生。低端人群，权威数据是2000万人，我给这2000万人起了一个名字——“相同利益群体”，一个社会有2000万人的相同利益群体，这绝对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中端的下岗失业人员，连统计数据都没有，因为很多人被“放长假”，很难统计；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高端人群，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今年有611万大学毕业生，再加上到去年年底积累下来没有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还有250万人。今年维护社会稳定非常重要，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政府工作报告都做了强调，其中特别增加了有关保民生、促稳定的内容。

    第六，重在坚持科学发展观，防止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重回“速度第一”，乃至冲击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偶然发现一个规律，我们已经连续三个五年出现一种怪现象，叫做短期波动冲击长期战略，我把它叫做中国人头顶上的“魔咒”。我们每次制订五年规划，都集中了全国的智慧，搞了一些很好的长期战略。但是，每次刚刚推出来不多久，来一个短期波动就把它给冲击了，最后这些战略没能如愿实现。“九五”时期，我们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太粗放了。告诉大家一个2004年的数据（前后数年大体如此），当时中国的GDP只占全球的4%，也就是我们对全球经济总量的贡献份额是4%，但是，我们消耗了全世界50%的水泥，31%的煤炭，30%的铁矿砂，27%的钢材，25%的氧化铝，17.3%的电力，7.4%的原油。假如世界上这些资源多得花不完，你中国人有的是外汇储备，花钱去买，怎么浪费都不管你。但是，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一种资源性短缺。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产品供给的短缺，以为搞市场经济了，物质极大丰富，不会出现短缺。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一种螺旋式重复短缺现象，就是资源性短缺。凭什么以占全球4%的GDP消耗全世界这么多的资源？而且资源消耗太多又带来一个副产品，高消耗带来高排放，高排放造成重污染。所以，“九五”有一个很好的指导思想，叫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走向集约。但是，提出这个战略没多久，就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要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照样消耗全世界50%的水泥，一点没有减少，就把这个长期战略扔在一边，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走向更加粗放。以土地为例，原来我们江苏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要消耗2.4万亩土地，后来到了“十五”期间居然要消耗2.5万亩土地。“十五”期间，我们又提出一个很好的指导思想，叫做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我当时在省政府工作，到处提“一条主线、两个发动机”。“两个发动机”，一个是科技进步，一个是改革，然后围绕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条主线往前推进。当然，经济结构包含许多内容，我曾经研究归纳出11对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结构过重，服务业的比重要上升，江苏规划到“十五”期末服务业比重要达到40%。在“十五”计划执行的第二年到了顶点，到第三年服务业的比重反而开始下滑，江苏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没有完成，甚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什么原因造成结构调整不到位？就是因为“十五”初期地方大规模换届，很多人都在搞“政绩工程”，对地方GDP增长速度两位数都嫌慢。有一个基本结论，经济增长速度超过8% 就是跃进速度，经济增长速度到了13%就是“大跃进”了！最后支撑不住了，到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掉下来了，今年可能掉得更厉害。到了“十一五”期间，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指导方针，就是科学发展观。当年我是高度近视，但一看到科学发展观这个词，眼前一亮。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批仁人志士上下求索，认为中国最缺的是“两位先生”——“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现在好不容易把“赛先生”请回来了。我到处讲，科学发展观的关键词是科学。在十七大报告稿征求意见时，我就提了这条建议。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有一个完整的解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针是统筹兼顾。我当初建议加上一条——科学发展观的关键、要害是科学。假如科学发展观还只是突出强调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已经足够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人“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因为当时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人斗人”，把经济发展放到旁边。这时候，邓小平振聋发聩地用通俗的语言说，中国不能再搞“人斗人”，我们要搞发展，所有事情在发展面前全部给我让路，发展最硬，“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当历史走到今天，“要不要发展”这个问题在中国已经基本解决。我们要对“发展是硬道理”作一番继承、发展、突破与创新。科学发展观就是一个在继承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当前中国遇到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的问题。应该对发展进行分类，分为对的发展和错的发展，好的发展和坏的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大旗下，既搞了对的发展，也搞了错的发展，既搞了好的发展，也搞了坏的发展。把太湖搞成“一盆污水”，这是好的发展吗？三鹿奶粉既有GDP又有财政收入，还解决就业，还是名牌产品、驰名商标、当地的骨干企业，你能说它不是发展吗？但这样的发展能搞吗？科学是人类迄今所掌握的真理，恰恰是判断好和坏、对和错的唯一标准。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只有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科学的发展已经不再是硬道理，这就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继承和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指导方针后，很多地方官开始转向，有的人甚至是270度转弯，整个口号从“又快又好”转变成“又好又快”，这绝对不是文字游戏，把“好”放在“快”的前面，这个转折非常伟大，是让老百姓得益的。不能再搞“GDP崇拜”，而是要把质量和效益、环境生态、民生放在“速度第一”的前面。结果正在此时，来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2009年的应对方针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被放在第一位，保增长被简化成“保八”，“保八”就是保速度，所以，我们好不容易强调“又好又快”，现在又回到“又快又好”，更有的是在“说好干快”，依然把速度放在第一位，这就非常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在坚持科学发展观，防止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重回“速度第一”，从而把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边或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

（作者为江苏省红十字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