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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0-3-30 1:11:24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城市农民工精神需求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兼论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关怀
王雅琳
 
    近些年来,随着进城农民工不断的增多,牵扯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学术界围绕解决农民工的户籍、工资、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卫生等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国家和地方政府也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农民工物质方面的需求,但是他们却相对忽视了农民工精神方面的需求。鉴于此,本文拟对城市农民工的精神需求作一探析。
 
一、恋家情结
 
    恋家泛指对旧有熟悉环境的依恋,以及对亲人的心理依赖。恋家情结是由身体心理属性所决定的一种特有的心理现象。[①]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恋家情结,农民工群体也不例外。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农闲的时候进城打工,农忙的时节回家种地,过着亦工亦农的生活。农民工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农民的本质,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依然有着封闭保守、恋守田园、小富即安的思想一面。“金窝窝、银窝窝,不如家里的土窝窝”,这是大多数外出农民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顺口溜。[②]每年的春节都会出现农民工返乡潮,也是农民工恋家情结的一个反映,因为春节在中国人眼里是最大的团圆节日,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和自己的亲人团聚。
    对农民工恋家情结的调查中,在“是否想家”这一问题上,89.5%的人的回答“想家”,而在“想念家中哪方面”的回答中,77.8%的回答是“惦念家人”,14.2%的人是“想念家中熟悉的环境”,5.7%的人是“想念家中良好的个人生活水准”,其它方面有“想念家中的孩子的”,“还有想回家发展的”。调查对象中,只有10.5%的人回答是不想家。由此可见,农民工的恋家情结是十分突出的。近年来,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呈现出年轻化趋势,部分年轻的农民工初到用工单位,由于恋家情结十分浓重,或是生活、环境不适应等原因,他们经常违规违纪,甚至不想上班。有的辞工换厂,弄来弄去在外边身无分文,没有着落。有的干脆回家继续过着看似悠哉,实则拮据的生活,还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个人、家庭以及社会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农民工产生恋家情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农民工自身方面来说,由于很多进城农民工在进城之前长期生活在农村,小农思想和农民意识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这影响着其对城市社会和城市居民的认同与归属。从城里人方面来说,城里人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使得农民工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在没有归属感的城市面前,打工赚钱、增加收入是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外出的首要目的,他们把自己当成城市中的过客,只是被动地适应城市生活,难以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和同化。很多农民工进城赚钱回家消费生活,他们不愿主动与城镇居民交往、融入城市社会。
    针对农民工存在的恋家情结,国家、地方政府以及用人单位应采取人性化的措施帮助农民工解决问题:(1)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城里人发现农民工的闪光点,以减少城里人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避免形成刻板印象,增加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从而减少恋家情绪的产生。(2)国家和政府可以为农民工提供住房,让农民工把自己的家人接来团聚;关心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等等,也可以减少农民工恋家情绪的产生。(3)用工单位可以帮助农民工建立彼此之间的良好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使农民工减少恋家情绪。
 
二、交往需要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有这样一句话: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物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人是喜欢群居的社会性动物,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每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群体独立生活,这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心理平衡与精神满足的需要。[③]社会交往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都有建立、保持和中断自己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人们对情感关系的感受往往比工作、收入、身体健康等对生活的满意度的影响还要大。当人际关系出现中断或者破裂时,会极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状态。
    前面讲过,每个人都有交往需要,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是一种建立在生存需求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是他们从农村走入城市,在基本的生存条件得到满足之后,适应城市生活的一种积极的举措。然而,这种要求却很难得到满足。一方面,从农民工的交往对象来看,他们的交往对象除了老乡之外,就是整天和自己一起干活的工友们。有家的农民工晚上回家除了面对妻儿,很少与外人接触,与城里人成为朋友的几率几乎为零。对农民工社会交往的调查中,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主要交往对象,一起工作的同事占了43.3%,有39.6%是老家来的同乡,与当地市民的交往只占了7.7%,与城里亲戚的交往占了4.5%,其他方面如与同学朋友的交往占了4.8%。(见图一)可见,农民工的社会交往面是很窄的。

图一
 
    另一方面,在农民工的交往内容方面,聊天或谈心的占了45.6%,其次是娱乐(打牌、游玩)占了22.4%,喝酒聚聚的占了18.2%,讨论工作方面事宜的占了9.7%,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占了4.0%。(见图二)可见,农民工的交往内容是比较单调的。

图二
 
    由此可见,农民工的交往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是农民工与农民工之间的互动,他们很少与城里的市民或者亲戚交往,这样使得他们无法真正成为城市中的一份子,分享城市文明。农民工群体与城里人群体就形成一种 “生态隔离”[④]的状态,虽然农民工群体与城里人群体同在一个城市中,但是却处在不同的生活圈子当中,关系比较疏远,甚至存有歧视或敌对的态度,从而造成他们很难相互交往。造成农民工交往局限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农民工自身方面来说,首先,农民工大多脱胎于农民,与城里人相比有着较强的自卑心理,这种自卑使得他们不敢也不愿意与城里人互动;其次,农民工之间有着相似的教育水平,相同的社会经历和社会活动,相同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农民工之间的相似性导致他们在交往中更容易相互吸引。从城里人方面来说的,首先,城里人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使得他们不愿意与农民工成为平等的、和谐相处的朋友;其次,城里人认为农民工进城与他们争夺就业岗位,处于对自身处境的忧虑使得城里人对农民工产生排斥心理,从而不愿意与农民工交往。从社会方面来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城乡生活方式的冲突、经济基础、文化差异等方面也是导致农民工交往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原因。
    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交往的局限性问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要帮助农民工克服自卑心理,正确对待自己与城里人的关系;(2)利用大众传媒等手段,宣传农民工的正面典型,改变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态度和看法;(3)农民工自身也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自觉产生城市知觉和意象,对城市产生归属感;(4)改变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现象,使农民工可以和城里人站在同一起点,这样农民工的交往对象就不会仅仅局限于老乡和同事,他们可以与城里人或者其他人交往;(5)用工单位和非政府组织也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丰富农民工的交往内容,使他们除了聊天、打牌、喝酒之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三、闲暇需要
 
    闲暇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有着不同的定义。从时间的角度出发,闲暇被定义为工作及满足生理需要以外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通常被称为“自由时间”或“闲暇时间”。从“活动”的角度出发,闲暇被界定为个体工作及满足生理需求之余,自由愉快的进行的各种活动。从心理状态观点出发,闲暇被界定为一种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或澄澈开放的心灵感受。[⑤]
    闲暇需要的满足有利于农民工精力的恢复,从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创造了条件。闲暇时间具有平衡补偿功能和休养生息功能,在闲暇中可以实现劳逸结合,恢复在劳动中消耗掉的体力和精力。劳逸结合是人的生理规律的要求,人在劳动之后总要休息,休息的方式可以是睡觉,但有这种方式还不够,还需要通过消遣娱乐性活动达到恢复疲劳,实现变换精力的作用。闲暇还有对劳动者进行继续教育和继续社会化的功能,在现代化建设中,人们需要掌握新的科学技术,需要具有适应社会变迁速度加快的能力。[⑥]
    然而,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农民工的闲暇需要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相对于城里人来说,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很少。在调查中可以发现,农民工一般工作时间都较长,每天工作时间9-10小时的占47.9%,11—12小时的占17.1%,13小时以上的占3.9%,8小时以内的占30.9%。在“每周休息天数”的调查中,38.4%的农民工回答是“没有休息”,8.5%的农民工只休息半天,休息一天的农民工占了39.1%,休息两天及以上的占14.0%。可见,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很短,长时间的工作耗费了大量体力,充分休息补充体力才是他们急需的。
    其次,可供农民工进行闲暇活动的项目、场所和设施比较缺乏。大部分农民工的闲暇生活都是选择一些花费较少甚至免费的娱乐项目进行活动。农民工对于城市高消费休闲场所的光顾频率非常有限,而免票公园、篮球场、社区健身设备、露天影院等公益性休闲设施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需求,适合农民工开展活动的休闲场所和休闲设施严重缺乏。[⑦]
    再次,收入低是导致农民工闲暇生活匮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所调查的农民工群体中,17.8%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含1000元),57.7%的人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超过2000元的只有15.5%。可见,在现有工资水准之下,日常生活费用无疑占去收入的大部分,文化娱乐消费对于农民工这样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无疑成了奢侈消费。
    最后,用工单位、政府以及社会的漠视,也是导致农民工闲暇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一个方面。多数的用工单位认为闲暇生活是民工个人的事,公司无需过问,对民工的业余活动没有考虑过。用工单位既不组织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也不拨经费购建任何休闲设施,这种现象相当普遍。[⑧]政府部门为农民工提供的休闲娱乐设施、休闲场所也是屈指可数,很难满足农民工的闲暇需求。非政府组织、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对农民工的闲暇需求也鲜有关注。
    要满足农民工的闲暇需要,首先应该强化所在单位的社会责任,应给农民工订阅报刊,配备电视,组织农民工开展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等。其次,政府也应该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可供农民工进行闲暇活动的场所,例如,免费的电影院,图书馆等。再次,国家应该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休闲品位。知识的增长也可以使农民工自觉远离不健康的消遣方式,更多地追求高尚、向上的休闲活动,陶冶身心,增强城市主人翁意识。第三,鼓励农民工成立工会组织,除了保障自己的物质利益之外,还可以为自己的精神需要提供支持。
 
四、宣泄心理
 
    宣泄是指人们通过任何一种行为表现释放、发泄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的过程。[⑨]宣泄是人类必须的一种减压方式。打工期间,城市农民工在面临艰苦生活、不公待遇的时候,在限于自身能力不能维权的时候,在情感无以寄托的时候,这一群体难免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
    1.自卑心理和悲观情绪。农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等许多方面与城里人隔着一条人为的然而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身份差别而导致的不平等很容易使农民工产生自卑心理。[⑩]农民工对城乡差别的感觉比较敏感,改善自身和家庭现状的愿望和要求非常强烈。然而,制度设置的诸多困境使农民工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能力,尤其是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往往显得无助和无奈,不能坚持到底,容易半途而废,常常表现出畏难、消沉、急躁、自责等悲观情绪。
    2.压抑心理和怨恨情绪。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受到城里人的尊敬和重视。实际上,城市农民工处处居于被歧视和排挤的地位。这里既有体制方面的无形排斥,也有许多有形的不公正对待。日常生活中,有些城市居民将农民工视为“外来人”,看作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有些城市执法人员在执法和城市管理过程中对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持双重标准,对农民工动辄罚款,毁坏东西甚至打骂。这种境遇使农民工心理长期受到压抑,如果得不到释放,就会形成怨恨情绪,就可能发展为对城里人的敌意和报复。[11]
    3.失衡心理和受挫情绪。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经常处于工资收入低且常被拖欠,合法权益受侵害且投拆无门,从事危险工作且安全无保障的境遇。城市农民工的这种境遇与城里人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及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出现巨大反差,使得农民工在心理上有一种远与政府的疏离感。头顶同一片蓝天却不能享受阳光的温暖,感受不到平等的公民待遇且屡遭挫折,这必然会导致农民工心理失衡。[12]
    4.被剥夺心理和抵触情绪。农民工工资与福利与城里人相比少得可怜,不公平的分配很容易使农民工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这种心理的长期潜伏和蔓延,必然引发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抵触和不满,并在有些人身上发展为反社会心理。
    面对挫折和不良情绪,农民工是怎样面对的呢?根据对苏南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针对如何处理挫折和不开心的事”这一问题时,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选择“憋在心里”的占了15.9%,选择“睡上一觉”的占了24.0%,24.3%的人选择和“老乡诉说”,12.4%的人选择“喝酒解闷”,还有18.4%的人会选择“告诉家人”,只有5.0%的人通过写博客发泄,出去逛逛,会找老板谈,进行自我调整等方式进行调节。
    在对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支出的调查中,61.4%的农民工月消费不足一百元,消费101-200元的占23.8%,201-300元的占8.6%,301-400元的占2.6%,401-500元的占1.8%,500元以上的占1.7%。进行一定的文化娱乐活动对农民工缓解心理压力,宣泄不良情绪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意识到用文化娱乐来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农民工的这些心理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1)改变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实施有利于改变农民工境遇的政策措施。例如,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工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等等。(2)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增强其心理抗挫能力。这是解决农民工心理问题的关键。(3)为农民工提供宣泄不良情绪的渠道,使农民工的不良情绪能够得到合理宣泄。例如,为农民工定期提供心理辅导,建一个心理宣泄室,可以让农民工在产生不良情绪的时候能够发泄出来。
 
五、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关怀
 
    农民工问题已经备受社会重视,除了政府之外,很多非政府组织也加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行列中来。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在关心农民工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农民工的精神需求。政府部门下发了《文化部关于高度重视农民工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通知》,表明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开始受到关注。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等是农民工精神支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可以为农民工搭建一个社会交往的舞台,让农民工通过参加一些活动结识很多其他行业、地区的朋友,扩大了社交圈,以满足农民工的精神需要。
    红十字会作为我国民间组织的重要代表,对农民工弱势群体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红十字会心系民工”、“中国红十字会首都农民工春节送温暖活动”等关怀行动的报道屡见不鲜。在《中国红十字事业2010-2014发展规划》中,特别把“关注最易受损害群体,开展‘红十字救助行动’”作为红十字会的重点任务之一,提出“针对城市流动人口日趋增多、孩子上学难、流动人口就医难等问题,开展服务流动人口的工作。”[13]可见,红十字会非常关注农民工的问题。不过,红十字会关注的多与农民工的物质利益有关,对农民工的精神需求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希望能有所加强,把人道关怀的甘霖播撒农民工心田。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 本文为池子华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农民工待遇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7JJD840203)阶段性成果。
[①] 杨国莲:《浅析新生恋家情结及对策》,《文化与教育技术》2009年第11期。
[②] 《中路铺镇坚持“四到位”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http://www.xiangtan.cn/zlp/content.asp?id=1495.
[③] 朱启臻主编:《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应用》,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④] 城市生态学把城市里人口集团的分隔过程叫生态隔离。
[⑤] 田翠琴、齐心:《农民闲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3页。
[⑥] 王雅林、董鸿扬主编:《闲暇社会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⑦] 阎友兵、蒋晟:《农民工休闲活动现状及改进措施》,《城市问题》2006年第7期。
[⑧] 阎友兵、蒋晟:《农民工休闲活动现状及改进措施》,《城市问题》2006年第7期。
[⑨] 费穗宇、张潘仕主编:《社会心理学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⑩] 刘亚敏:《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困境与疏导策略》,《农业经济》2009年第7期。
[11] 胡日查、包桂兰:《谈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农民工心理问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2] 胡日查、包桂兰:《谈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农民工心理问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3] 《中国红十字事业2010-2014发展规划》,http://www.redcross.org.cn/zlxz/wjxz/200907/P02009072752096236405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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