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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2-3-31 7:07:19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战地红十字》简评
袁灿兴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在正面战场上的国军蒙受了巨大损失。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始,至1937年12月底止,国军在各战场受伤官佐为9810人,战死官佐为4884人;负伤官兵为233142人,阵亡官兵119856人;合计伤亡官兵367692人。[1]如此众多之伤兵,需要一个完善的战地救护机制加以妥善处置,但国民政府军在战地医护上却存在着严重不足。
如英国记者费雷特·厄特利在抗战中所观察:“中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确实开始动手创建一支现代化的国民军,然而,战地医疗服务机构却依然腐败无能,人手缺乏。事实上,它只停留在军阀战争的水平上。这样,战地医疗机构就仅仅是个空架子,难以承担起照顾众多伤员的任务。真正的医生和外科医生很少参加军队。这里不仅待遇低,而且环境条件也足以使他们的努力化为乌有。”[2]
《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就军医质量则不无讽刺的谈到:“新军医在我国虽有半世纪以上的历史,但是论质的方面,远与现代军队不称。有些军医仅知道一点:‘泻盐碘酒苦汀水’(此系中医讽刺西医的流行语),较好一点的在普通人看来仍是庸医一流。”[3]
在军队自身医护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中国军队的战地医护工作主要依靠中国红十字会来承担。依照《日内瓦公约》,交战双方均须尊重红十字会的中立地位,并予战地救护人员以保护。中国红十字会自成立以后,一直出入于战地之中,进行救死扶伤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医护人员与医疗设备,并有发达的组织机构。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就迅速组织力量,投入到战地救护工作之中。
至淞沪战事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积极进行战地救护工作,成绩颇巨。上海沦陷后,中国红十字会的一部分人员从海路迁往香港。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杜月笙及部分红会监事理事也迁至香港,并在港成立办事处,与部分监事、理事负责日常事务,进行募款工作。红十字会另一部分从事医疗工作的人员,则随军退至南京,并在南京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南京沦陷后,随南京国民政府西迁,将主要医护人员与工作人员迁至武汉,继续从事救护工作。
迁至武汉后,为适应战局变化,1937年12月6日,中央救护事业总管理处副主任金宝善与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杜月笙、常务监事钱新之在汉口进行会议,讨论由卫生署所提出的《红十字会总会救护事业办法》。经过商讨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于1937年10月在汉口成立了战时救护委员会。
1938年因战火延及武汉,战时救护委员会迁至长沙。至长沙后,为了集中力量,配合各战区进行战地救护工作,经整合改组,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一说1938年春救护总队部成立于汉口)。1939年3月初,救护总队迁至贵阳市东南郊图云关。此后,直至1945年间,贵阳图云关一直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部所在地。1945年底,救护总队撤离图云关,在重庆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并办公。1946年5月底,救护总队奉中国红十字总会命令正式解散,完成其历史使命。
抗战中后期,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总部一直设在贵阳市图云观,贵阳市档案馆现保存有大量救护总队资料。经贵阳市档案馆的整理,于2009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战地红十字——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实录》一书。全书共70万字,分五个部分,对贵阳市档案馆所藏救护总队档案进行分类汇编。本书还配有40余幅照片,生动展示了救护总队队员的风姿。
     本书第一部分为救护总队队员在救护总队所办刊物《救护通讯》上发表的文章之节录汇编。迁至贵阳图云观后,救护总队所属队员,除一部分留驻部队后方医院或兵站医院为病员解除痛苦外,大部分随部队到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全盛时期救护总队在各战区所属大小医疗队扩展到150个,医务工作人员达3420人,足迹遍及各个战区。除在正面战场开展救护工作外,救护总队也派出医疗队赴延安和江西等地协助八路军、新四军,为伤员与群众服务。
散布在各个战线上的救护总队队员,将自己在战火中的亲身体验详加记录,跃然纸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救护总队队员对时局的看法,对家乡的思念,对人生的感悟,对战地救护工作的写实,反映了队员生活与工作的点点滴滴。书中所选,既有中国医疗人员在前线的记述,也对来华援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外籍人士之记录,更有一些牺牲在最前线医护人员的遗著。如救护队员周伯禄小姐在1942年出发前往前线途中因车祸殉职,为表纪念,特精选其身前工作笔记中的一部分发表。其文笔清婉,今日读来,仍热忱感人。
本书所选文章中还展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如抗战期间美国医药助华会为救护总队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该会仿照美国红十字会基本组织法,遍设分会于美国各大城市。每一分会,均有当地知名人士出任重要职务,领导募款工作,然后转缴纽约总会。并以募得之款在美购置各种药品物品,直接交运中国红十字会,转付贵阳救护总部应用。从1938~1943年6年间,美国各界人士捐献给救护总队的款项不下6600万美元,“美国医药助华协会之功实不可泯。”[4]
本书第二部分乃是编者从一卷卷发黄的历史档案中梳理而出的医疗队工作报告。救护总队部所属医疗人员,来自国内各大医院与医学院,业务精通,技术精湛,护理人员也均受过专业训练。“我们的医务人员中,医生师方面,除三位是通字号或者甄字号医师外,其余都有医字号医师证书,护士助产士则有正式护产学校毕业文凭,其他医护人员则有两年以上之短期训练而有文凭证件。卫生员、药剂生,及检验与X光人员,则均系经过专门之训练而有文凭及证件者。”[5]
从本书所节录的救护报告中,可见这些本可在后方医院拿着丰厚薪水的医护人员,却自愿参加救护总队,在前方艰苦环境下进行战地医护工作。如1941年第002队队长刘延杰报告,在湖南战场上的救护队员,终日用红薯煮饭充饥,实困苦万状。1942年4月第三中队报告,队员每日予米22两充饥,仅能饱腹。1942年10月第1中队长薛培基报告称,西北各队队员无不衣衫褴褛,薪酬微薄。艰苦的生活之外,在从事战地救护的医护人员还时常遭到日军的轰炸与射杀,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书中所录《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期间遭受日军危害行为调查表》即对此予以揭露。
在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之下,分布于各战区的救护总队队员却坚持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抗战胜利后经统计,从1938年1月起至1945年9月止,救护总队部进行了大量医护工作,外科中共计完成手术119856起,骨折复位35522人,敷伤 8784731人次。内科住院人数 2142997人次,门诊军人2481685人次,门诊平民 2002996人次,预防接种 4632446人次。[6]
      本书第三部分为救护总队简讯。自1939年开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先后编辑了工作简报与《救护通讯》,发往各战区的各大队、中队、区队以及国内外相关机构,通报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推动救护工作的开展。贵阳市档案馆馆藏有比较完整的工作简报和全部44期《救护通讯》,本书选编了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
救护总队的工作简报时间段为1939年至1940年间,共11期。其形式比较简单,不分大类,只是扼要介绍救护总队当前的各项工作情况。工作简报虽言简意赅,但其中也蕴含了相当内容,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各期工作简报中,均列有当前各项工作之数据,可为后来研究者运用。
1943年10月至1945年8间,救护总队部在贵阳共出版了44期的《救护通讯》。《救护通讯》为半月刊,对抗战期间救护总队的工作动态进行了即时报道。《救护通讯》常设栏目有救护设施、防疫概况、材料供应、运输动态、各方联络、业务视导、人事公告、活动纪要、消息拾零等,涉及到救护总队部工作的各个方面。
本书第四部分为救护总队组织规程建设之节录。迁至贵阳图云关后,在繁忙的业务工作之中,救护总队仍然制定出了一套严格而细致的组织规程,保证了医疗队伍能有序地开展工作,同时也确保了成千上万吨的珍贵药品及时分流运送到各战区。
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安顿之后,就人事制度工作下了极大功夫。在工作人员使用办法上,救护总队部列出详细规定计21条。此外还编制了详细的医务人员国外进修办法、卫生人员薪酬表、救护总队部指导员联系办法、运输站组织规程、战区医院组织规程等。除救护总队制定的统一规程外,各下属单位亦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出相应规则。如第三输送队队伍整理规则中规定有各岗位人员的详细使命,从队长到班长,再到运输员乃至厨师,均列出其详细岗位职责。并规定有朝会规则、月会规则、值日规则,乃至俱乐部规则等。[7]
      救护总队所使用的医药物资,大部分是海外爱国华侨所赠送的,或以他们的捐款从国外购买来。如当时部队中最为常见的疾病疟疾,最有效的治疗药物是奎宁药片(金鸡纳霜)。但中国却没有金鸡纳树,故而不能生产奎宁,此药物全靠进口。[8]其他如磺胺类抗菌等药物,国内不能生产,全靠进口。这些医药极其珍贵,在黑市上可卖出高价。针对医药物资,救护总队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材料保管规程,对医药物资加以妥善保管,确保了前线将士疗伤之需要。
运输工作在战地救护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救护总队第四中队长林竟成在1940年1月的建议书中指出:“平时医疗,应与运输并重。盖运输不提,即善于治疗,亦属无用,而治疗延误。”[9]为保证运输工作的开展,救护总队制定了系列规程,如材料库组织规程、运输站(队)组织规程、各种运输材料单位组织规程、汽车队长服务规程等。正是严格的组织规程建设,确保了救护总队各项工作的开展,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第五部分为救护总队队员张涤生及外籍医生富华德、严裴德的回忆录。张涤生的回忆比较简略,扼要记述了救护总队在缅甸前线的工作。外籍医生富华德的回忆则详细记述了他来华的过程,在图云关的生活、在前线的紧张工作、与史沫特莱等人的交往以及从中国战区转赴缅甸进行战地医疗工作的详细过程。严裴德医生曾参加过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内战之后,于1939年来到中国,并在抗战胜利后长期在华进行医疗工作,本书选编了他所著《中国胜利了》一书的代序。从代序中可见,严裴德医生除从事于战地医疗之外,更以严峻的目光,打量着抗战期间的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的未来提出思索。
      概而言之,本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对救护总队档案加以初步整理的书籍,它的出版既便于专业研究者研究工作的开展,也使得普通读者有机会一睹救护总队之风采。在贵阳市档案馆中,目前尚存有相当数量的救护总队档案,希望能在将来得到系统整理,推进救护总队研究的开展,全面再现救护总队之功绩。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1]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上册),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1986年编印,第309页。
[2] [英]弗雷特·厄特利:《蒙难的中国—国民党战区纪行》(唐亮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117页。
[3] 《谈军医》,《大公报》1937年7月24日。
[3] 《谈军医》,《大公报》1937年7月24日。
[4] 贵阳市档案馆编:《战地红十字——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抗战实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5] 贵阳市档案馆编:《战地红十字——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抗战实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
[6] 胡兰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历史与工作概述》,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页。
[7] 贵阳市档案馆编:《战地红十字——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抗战实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523页。
[8] 贵阳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贵阳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版,第79页。
[9] 贵阳市档案馆编:《战地红十字——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抗战实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页 。
 
 
评《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
袁玲
 
   自1904年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成立,至今已有107年的历史。在百余年的时间中,中国红十字会承担起了救伤瘗亡、灾害救济、纾危解难、社会服务等一系列工作,在中国近代史和共和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2011年10月,由池子华、郝如一主编,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以下简称《百年往事》)正是对中国红十字会百年业绩的呈现。该书由87篇文章组成,虽为文集,但自成条贯。本书采用编年体裁,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紧扣中国社会变迁,用浓墨重彩的笔触为我们再现了1904-2004年间中国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的史实。通览全书,以下几个方面或可谓之本书的贡献与特色。
一、层次清晰,结构合理
   本书记录的是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至2004年间的史实,要全面客观的再现这一时期中国红会的历史全貌,就要对整个社会的变迁及红十字运动自身脉络有一个清晰而深刻的解读。编者正是基于此点,将本书分成三大板块“清末民国早期的红十字会”、“抗日战争时期的红十字会”、“新中国时期的红十字会”。虽然本书并未特地将三大板块列出,但通览全书却界限分明。第一部分编者以《孙中山与<红十字救伤第一法>》为开篇,由此展开了清末至抗日战争前夕红会的诸项工作,例如中国红会成立前的启蒙宣传、组织建设、人才培养、战争救护等,全面展现了红会早期的活动风貌。第二部分则以《1937年中国红十字会淞沪抗战救护略记》为始,主要介绍了红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情况。“战争救护是红十字会工作的重心”,此时红十字会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与团体,如林可胜、庞京周、史沫莱特、上海红十字煤业救护队、第23医疗队等等,他们医术高超,扶危济困,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为人们带去生的希望。本书最后一部分以《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回望新中国红十字大会“一大”》一文为开端介绍了新时期的红十字会,但相比于第一、二部分,红会在新时期的工作重心已经从战时的救护转向了和平时期的社会服务,同时该部分对红会的对台事务、重返国际舞台等也多有论述。纵览全书,本书三个板块以时间为经,界限分明,条理清晰,而各板块内的文章类型也趋于统一,第一、二部分多为战争救护、人物小传,如《1914年豫皖兵灾救助》、《南京大屠杀与红十字会的人到救援》、《第九大队与四次长沙会战》、《孙洤: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先驱者》、《慈善人生——抗战时期红会秘书长庞周京医师二三事》、《英国医生髙宜田与援华医疗队》等,而第三部分则统一于该板块主旨,多集中于抗震救灾、社会服务,如《“人道——团结起来共御灾害”——1991年抗洪救灾行动》、《“灾重情更浓,暖我坝上人”——1998年张北地震救援》、《生命之河永不息——积极推动无偿献血》、《爱的奉献——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等。通览全篇,主旨鲜明,层次清晰,可谓赏心悦目。
                                                                                                二、史料丰富,图文并茂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而史学的根本原则是求真。真实是史学的生命力所在。而在众多历史史料中,第一手史料如广告、信函、报刊就显得尤为珍贵。作为一本文集,本书在此方面还是值得称道的。例如《“为支援中国抗战”——国际援华医疗队的中国之旅》一文就列出了根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供的资料而整理的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的名单,弥足珍贵;《“一·二八事变”与沪战救护》一文,摘录了《申报》在1932年2月4日的一篇报道,“第六救护支队,由俞松筠、蒋益生两队长率领,于昨晨七时出发,直赴宝兴路一带,在猛烈火线内救出伤兵陈高仲,腿部炸伤;陈春生,眼角炸伤;难民关九棠,头部炸伤;张杨氏,产妇;刘清泉,腿弹伤,弹未取出;王阿根,感冒;朱阿四,感冒;吉阿银;感冒;朱懋平轻伤,卢光和轻伤,均在第五救护医院治疗。”摘录的第一手史料真实生动的再现了当时红会人员救死扶伤的无畏精神;又如《1922年中国红十字会对“八二风灾”的救援》一文,大量引用《申报》所载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拯救潮汕风灾乞赈启事》、《中国红十字会敬谢黎集云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五百元》、《中国红十字会敬谢谢存心子经募慰记大善士捐助潮汕风灾洋一百元》等新闻稿,以证其观点。本书资料翔实丰富,且大量运用第一手资料,给人以厚重扎实之感。
    “图文并茂,悄然成为当下‘读图时代’的一种审美时尚”。本书每篇文章都会穿插一两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平添一份独特的吸引力。图片再现了历史发生的瞬间,真实而永恒。而在图片的周围无一例外的都会附上详尽的说明,图片与文字互为参照,读者除身临其境地感知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场景外,还获得了视觉上的享受,大大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
三、取削有度,重点突出
      取削有度,重点突出是本书的又一大特色。《百年往事》并不着眼于全面叙写,而是关注在中国红会发展史上具有突出贡献和重要意义的人物和事件,如孙淦、林可胜、庞周京、史沫莱特;1923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援日本关东地震、1942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域外救护、1990年两岸红十字会会长会晤、红会协助政府安置印支难民等等。历史人物是历史研究的主体,本书所叙写的人物形象饱满,有血有肉。如林可胜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总队长,其在接手医疗队后立即进行改编,使医疗队具有了“便于移动,经济而易于举办,男女分工合作,前后方配合适当”的特点从而大大提高了救护的效率,挽救了更多人的性命。林可胜在战时倡导于前,运筹帷幄,使救护总队虽有毁损却不断壮大。他的功绩鲜明地体现了红十字会“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人道主义精神。历史事件是红十字运动的构成要素,本书对红十字会救济1917年京直水灾、抗战时期第九大队四次救援长沙会战将士、新中国时期红会参与治淮工程以及救援张北地震等等也多有记述,重点凸显,见微知著,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红十字会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
             四、紧扣时代主题,社会气息浓厚
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百余年来,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见证了从大乱到大治的巨大转变。其百余年辉煌的历程就像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红十字会本身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活历史,可歌可泣的历史诗篇”。而本书87篇文章则成功的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寓于中国红十字百年会史之中,社会生活的气息,社会变迁的影迹我们可以到书中去寻找去发现。
      “事实上,红十字会运动是解读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特的视角,红十字运动本身就是一部活的社会史。”本书按时间顺序再现红十字运动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在娓娓诉说着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在清末政局动荡的时代,红十字会这个民间社团是怎样生存并且发展壮大的?1912年红十字会的组织成员大换血,有着什么样的特殊背景?北洋时期,是怎样的社会状况使得红会成员奔走于大江南北呼号呐喊罢兵息战、救治伤员?抗日时期,日寇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中国红十字会成员如何不顾生命危险于枪林弹雨之中救人于危难?这些都是本书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并且最终给出了答案。
新中国成立后,红十字会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本书的第三部分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卷。如《大爱无疆——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一大队救援行动纪略》一文在介绍红十字国际救援时,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呈现了20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的历史场景;又如《揭开中日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中国红十字会首次访日纪实》一文,详略得当地揭示了中日关系的演进脉络,“日本人民殷切地希望中国红十字代表团的访问,能成为将来中日友好的出发点。”进入新时期,两岸关系成为引人关注的热点。本书介绍两岸红十字会的交流互访活动时,也展现了几十年来两岸从相互敌对排斥到“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不平凡的一页;“中山慈善万人行”、   “云曙碧精神”、“博爱送万家”等活动,帮扶弱势群体,紧扣时代主题“你我一份力,温暖全社会”,体现的都是红十字会深沉浓郁的人文情怀。
      当然,《百年往事》的特色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然细究起来还是有小小的缺憾。整本书的大体结构是按时间编排,若是在大板块内能将有联系的几篇文章整合在一起,这样能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另一方面该书所辑文章多是战争纪实、社会服务和人物小传。若是能再辑入理论思想类的文章,相信会增色不少。不过瑕不掩瑜,作为一部介绍中国红十字运动百年历史的重要作品,此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普及中国红会的历史知识,传播红十字文化,推动红十字运动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百年历史  铸就辉煌
——《苏州红十字会百年纪事》评介
徐璐
 
      2011年11月,苏州市红十字会迎来了百年华诞。百年来,苏州红会在战火、灾害和政局变动中不断成长与壮大,以其坚毅不拔的精神和实际行动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与人性之美,并已成为社会保障与社会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庆祝苏州红十字会百年诞辰,苏州市红会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安徽人民出版社共同合作,出版了由严晓凤、池子华、郝如一主编的《苏州红十字会百年纪事》(以下简称《百年纪事》)一书,借以铭记这段已然成为我们共同财富的百年历史。该书作为“红十字书系”的又一重要成果和一部展现地方红会历史发展的著作,它的出版对于厘清苏州红十字会百年来的发展脉络和推动红十字运动理论的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现就笔者认识所及,对此书作一简要评介。
     《百年纪事》全书洋洋近30万言,采用“编年”体裁,运用与整合大量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向我们清晰地再现了自1911年以来苏州大市红十字运动发展演进的轨迹。它不仅以时间为线索尽可能完整地展现苏州红十字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变迁,而且用数字全方位地反映了苏州红十字会在救护救助、组织建设、青少年红十字活动、对台事务、友好往来以及血液事业等各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对红十字百年历程中的突出历史事件与人物、红十字会事业发展的规划和方针以及重大成果着力进行了描述。
该书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正文部分主要着墨于苏州市红十字会各时期的重要事件,同时又兼顾下辖各县(市)红会的一些重要而颇具特色的活动。不仅生动地勾勒出了苏州红十字会在战争期间积极投身战地救护的风采,同时也展示了和平时期苏州红会努力参与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的成效。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百年来苏州红十字会社会职能的重大转型以及红会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与深化。正文之后的附录则以大事记的形式呈现,成为该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上以复会后苏州市下辖各县(市)、区红十字会的活动为主,作为资料索引与正文互相参照、补充,相得益彰。
百载沧桑、物换星移,苏州红十字会经历了辛亥革命、江浙战争、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并仍以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精神面貌昂首阔步地向前迈进。苏州红会的百年成长史,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十字百年沉浮的历程,事实上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百年辉煌的一个缩影。同时我们从本书编录的资料又可体味出苏州红会自身发展进程中的特色之处。譬如早在北洋军阀时期,吴江城区红十字分会便已将业务范围的触角拓展至环境保护的领域,“通函警所,请设法取缔”、“抛弃瓜皮秽物于河中”、“雇清道夫”、“每日扫除两次”,这些措施都被细细地编入了书中;再如书中还详细载入了起于苏州工业园区救助尿毒症病人的“德善”计划是如何逐步兴办,并发展为由“德善”、“义善”、“明善”、“诚善”、“吉善”、“仁善”等构成的“善”字系列这一品牌的过程。而苏州红会的这项“善”字系列救助计划,不仅使救助工作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而且又为苏州红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纵览全书,《百年纪事》可称道之处颇多,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本书是在详尽地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钩沉、爬梳、编纂而成。编者不仅充分利用来自苏州市红十字会所藏历年工作档案,同时还查阅了苏州市档案馆馆藏的相关档案,对报刊资料、红会网站发布的信息等,也进行了广泛的搜集。而早在2008年,编者已首先完成了百余万字的《苏州红十字会志资料长编》、《苏州红十字会志》等书,这无疑为《百年纪事》的编写打下了坚实基础。原始档案的大量使用,既增强了该书的可信性与真实性,给人以厚重扎实之感,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要之,本书堪称是一本检索苏州红十字运动百年历史发展和重大事件的工具书。
      其二,本书处处体现出编者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正如编者序言所述,“为求历史与现实的无缝对接,达到体例的统一”,本书在时间表述、名称、称谓、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等方面都作了规范处理。如在地名上就保留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并且对“吴县”、“苏州地区”以及1983年后市管县体制及其调整情况作了充分的解释。而因苏州市红十字会、常熟市红十字会建会时间存在迷雾,为了保存历史原貌,本书又将原来使用的时间(1924年)提前到1911年,而苏州市红十字会举办的建会70周年、75周年、80周年的时间一仍其旧。在附录中,鉴于红十字会复会前的历史资料有限,本书则谨慎地从复会后的活动加以录入,以避免造成资料碎片化。
      其三,本书内容全面、详略得当、语言精练,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百年纪事》记载了自1911年至2011年百年间苏州大市范围内红十字运动的光辉历程,以苏州本级红会在各个时期的活动为主,辅之以所属县(市)、区红十字会的活动,并没有为追求面面俱到而忽略重心所在。在处理内容重复交叉的部分时也进行了合理的删减与整合,可以说做到了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而作为一本工具书门类的著作,本书的文字符合言简意赅的要求,述而不作、引而不论,具有高度概括性,文风朴实,通俗流畅。
其四,本书不仅仅展现苏州红十字会的百年光辉历史,还深深蕴含着人道主义的时代情怀。无论是抗战时期常熟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实施战地救护,抑或是2008年汶川地震中全姑苏城的慷慨解囊,大到苏州企业慈善不落人后积极回馈社会,小至每一位苏州市民的点滴捐助、加入捐献的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加,这些无不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大爱的力量与人道精神的激励。书中的文字平淡朴实,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热衷于公益事业的感人事迹的褒扬之意,宣扬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并激励更多的爱心人士投身于当代红十字事业中去。
      我们知道,一本著作绝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加之编纂工作量大、苏州红会复会前一些史料的尚不完备,在有限时间内尤难周全缜密,因此本书不免存在一些错误与疏漏。其一,存在个别错误之处。如出现了错字“突然”作“突破”(第177页),再如资料中关于《苏州市红十字募捐箱管理暂行办法》的部分内容有些交叉重复(第69—70页);其二,未能穿插相关历史图片以增其“可看性”,还是不免有些许遗憾。尽管本书还有尚待完善的地方,但瑕不掩瑜,它成功地展示出苏州红十字会的历史风貌,对于促进新时期苏州红十字事业的进一步开展与深入,推动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和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历史是储存智慧的宝库。《百年纪事》试图记录的就是红十字会在苏州这片土地上的奠基与成长,从慢跑至跃起的过程。而在苏州红会百年华诞之际,编写和出版这本书,事实上也不仅仅是为了回顾苏州红会的百年历程,更是为了传承苏州红会在这不平凡的百年历程中所凝聚起来的红十字精神。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为苏州红会的百年华诞献上一份厚礼。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地方慈善通史的开拓之作
——读周秋光教授新近力作《湖南慈善史》
胡腾蛟
 
       自古以来,慈悲为怀、悲天怜人就是华夏文明当中的核心元素。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国的慈善文化不断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不断地纳入新的时代内涵,这样就为新时代的慈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体系和新的视角。2005年,周秋光教授及其弟子着手完成的长篇巨著《中国慈善简史》已然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了如此的启示。但周教授并没有停下学术探讨的脚步,他继续马不停蹄地耕耘着,其宏阔的学术事业正在有条不紊地快速推进。如果说《中国慈善简史》已经为将来的煌煌巨著《中国慈善通史》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的话,那么,6年后的今天,周教授及其门下又一次推出的力作《湖南慈善史》不但迈出了撰写地方慈善通史研究的第一步,因而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意义,而且又将《中国慈善通史》的撰写推进了一大步。因为,按照作者的设想,一部宏大的中国慈善通史,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专题性的慈善史研究、断代性的慈善史研究以及区域性的慈善史研究”基础之上(前言),“区域研究也有助于推动和检验全国性整体史的探索”[1]。从这个意义上看,湖南慈善通史不但为国内其它地区慈善通史的编著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与借鉴,而且构成了中国慈善通史整体化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笔者最近有幸拜读了此书,细细考察其谋篇布局、组织架构、写作手法以及资料来源,其特点与优势相当突出,无疑填补了湖南慈善通史研究的空白,称得上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之作。
      慈善事业在中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现实政治制度的纠偏与补足,换言之,中国的慈善事业长期以来被规制在政治视野与范畴之中,依附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得以存在,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一元政治结构,“政府或官方势力巨大,而民间公共社会力量弱小”(前言)。从学术研究看,长期以来,慈善史往往被当作政治史的一部分加以论述,慈善事业并没有放在独立的文化视野之中进行系统考察,相关学术研究更多地依据政治场域之间的变化而进行传承转换,因此很少有独立的慈善专著问世。周著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避免了将慈善史仅仅作为政治史的附庸,明显地强化了对慈善史的文化解读,对湖南慈善精神和文化气质的提炼与总结,就成为这部史著重要的理论收获之一。湖南慈善通史的独立成卷,体现了慈善事业在湖湘文化研究中应有的文化学术地位,这也是该著得以入选《湖湘文库》的理由所在。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慈悲为怀一向是湖湘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历代以降,湖湘子弟多热心慈善与公益事业,心忧天下,孜孜不倦以实现和谐的社会理想,因此在湖南历史上活跃着庞大的慈善群体,其中既有官僚士绅,也有平民百姓,他们奔走呼号,拯寡救孤,体恤民情,为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平等、温情与和谐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长久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丰富的慈善思想。湖南慈善除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还应该是内生于湖湘文化之中,而并没有与之剥离;反过来,湖南慈善的长足发展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湖湘文化。解读湖南的慈善事业必须从文化视角切入,方能显示慈善在湖南这一特定区域中所具有的文化个性。离开了对特定区域的文化语境的考察,任何一部地方慈善通史的撰写,都难免有雷同之嫌。因此,如何清晰地阐明慈善在湖湘文化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子系统中的地位、功能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理应成为湖南慈善通史的题中之意。
      细览全书,周著明显地强调了这一点,全书共分古代篇、晚清篇、民国篇(上)和民国篇(上)四篇,作者在每一篇的开头首先就对这一历史时段的慈善思想与文化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可谓是全书的文化灵魂。在文化解读上,周著强调三种层次的文化对湖南慈善的深刻影响: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作者开篇即点明了儒释道三大思想对湖南传统慈善思想的一般意义上的影响,这样就为考察湖南慈善提供一个宏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二是湖湘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之中,作者在分析湖湘文化三大特征之后,继而认为,湖湘文化“对于湖南慈善影响很大,爱国经世思想深深地融入到了传统慈善思想里”。(第67页)恰当地点明了“爱国经世”就是湖南慈善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文化特质,并以此作为贯穿整部湖南慈善通史的精神主线;三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湖南慈善事业真正向近代化转化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湖南文化中特有的经世致用的品格,在晚清湖南的现代化过程中”作出“独特的贡献”(第256页)之外,外来的新事物、新思想最终对湖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中西慈善思想开始了迅速的交融”,(第267页)近代公益慈善、教会慈善与传统慈善一起构成了三军并立的湖南慈善新格局。
      著者不但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湖湘文化对湖南慈善的动态性影响,而且也强调湖南慈善的发展对湖湘文化所具有的能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随着它所依附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而会发生变化。即是说,在每一个具有不同特点的历史阶段中,既定的传统文化都将焕发出与该时代相适应的新内涵与新特点,否则将归于败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文化的存续发展,必须实现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很明显,周著动态地考察了文化的现实变化与湖南慈善的互动关系。“爱国经世”思想作为湖南慈善的文化特质一直贯穿于整个湖南历史之中,但其内涵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两宋之际与晚清、民国之时(特别是抗战时期)便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和特征,因而它对每个时代慈善事业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反过来,根植于不同社会现实的种种慈善活动在新的历史境遇中对“爱国经世”思想又进行新的诠释和建构,最终丰富和发展着湖湘文化。
      撰写区域性的慈善通史难在长时段、多视角地主题考察,应立足于社会总貌和区域性慈善发展的综合把握,重视整体的宏观的研究,着眼于概括和总结区域性慈善事业持久的历史发展规律,对共生于同一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各门类慈善成就进行科学合理的概述。一部通史不应该仅仅是诸多历史现象与事件的堆积。如要“对重大问题进行有深度和新意的解读”,则不能“纠缠于历史的线索和细枝末节”。[2]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如何进行科学而准确的历史分期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基本线索的划定不能仅仅局限于慈善事业地域特征本身,而地域特征的形成与演变也还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去观察。”[3]湖南慈善通史既然作为一部历史,当然不能仅仅限于文化视野的解读,还必须考虑到政治时局对它的深刻影响。况且这本著作的研究范围上起远古,下迄民国,对湖南慈善事业作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涉及的地域又相当广泛,覆盖湖南全境,涵盖城乡,因此,寻找与把握湖南慈善发展的整体脉络线索,并且通过历史叙述,准确地描述这一发展脉络和线索与慈善史现实的逻辑关系,运用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政治视角对全书进行布局谋篇就相当重要了。周著作为国内第一部地方慈善通史,尝试以整体性的政治视角作为统摄全书逻辑结构的动力,以近代化作为湖南慈善事业发展的政治主线,将全书列为四篇18章(古代篇4章,晚清篇3章,民国上下两篇,上篇6章,下篇5章),这种探索无疑是可行的。从写作手法上看,该书主要采用了长时段——中时段——小时段的多层级阶段法,长时段涵盖古代、晚清、民国前期与民国后期;中时段包括汉唐、宋元、明清、民国等;又根据需要进行小时段的考察,涉及宋代、元代、清代、民国前期、民国后期等。这种逻辑安排清晰地勾勒出湖南慈善发展的阶段性历史进程,既能从宏观上对千年湖南慈善作整体性的把握,又能具体地考察某一历史时段湖南慈善与社会历史现状的有机联系。
      以影响湖南慈善本质性变化的重大政治事件作为湖南慈善发展史的分期标志是该书的一大突出特点,也是整体性政治视角的突出表现。古代篇时间从最早有慈善事业的汉代开始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发生前,前后虽然贯穿两千多年之久,但并无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将之分为与后面三篇并列的若干长时段;晚清篇时间从1840年到1911年,虽然仅70年,但鸦片战争这一重大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使整个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湖南也不例外,甲午战争使湖南慈善开始真正迈向近代化;民国上篇时间从1912年到1937年,以中华民国成立为起始点,终于日本全面侵华;民国下篇时间从1937年到1949年,基本上仍然限定在抗战时期。
      上述历史分期法使作者能够高屋建瓴地对湖南慈善进行宏观分析与总体把握,因而很自然地得出了“两宋和明清是湖南传统慈善事业的两个高峰,两宋为繁荣初始,明清为繁荣盛世”、“湖南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始于甲午战争,以此为界,前冷后热”、“晚清时期湖南慈善事业呈现官弱民强的趋势”、“晚清时期湖南慈善事业出现了传统、近代、教会‘三军鼎立’的慈善新格局,此格局贯穿整个民国时期”、“近代中国历史上两次战争成为湖南慈善史上的里程碑”、“民国前期是湖南慈善事业近代化的重要转型期”以及“民国后期慈善事业对湖南近代化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等种种视域宽广的历史新论断,这既反映了著者良好的历史理论功底和宏观驾驭能力,又是撰写通史必须到达的要求。否则一部湖南慈善通史就会沦落到就事论事、罗列堆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尴尬境地。这无疑是有悖于通史撰写原则的。可见,基于对湖南慈善事业的政治历史变迁的长时段分析,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湖南慈善的发展脉络、功能变换以及社会影响等,更有利于我们对湖南慈善事业展开全景式的解读。
     “爱国经世”和“近代化”作为湖南慈善发展的文化主线和政治主线一旦确立,那么如何丰满和延展这两大主线则是社会史应该肩负的使命了。如果说前者是线,那么后者就是面,一部好的通史理应做到线与面的有机结合。既注重整体性架构,也突出历史事件与案例的具体分析。从“面”上看,全书每一篇的第二部分都对那一时期湖南慈善事业的全貌加以概述,内容涉及赈灾救荒、恤贫济困、慈善教育等多方面。就具体机构而言,对宋代的义庄、慈幼仓、社仓、常平仓,元代的惠民药局,明清时期的育婴堂、养济院、普济堂、漏泽园、同善堂、恤无告堂,民国时期的省城慈善总公所、省会贫民救济会、省区救济院、湖南孤儿院、湖南红十字分会、湖南华洋义赈分会、湖南赈务委员会、湖南省水灾救济总会等进行的种种慈善活动、承载的历史功能以及运作管理等进行了系统探讨,为读者评价某一时期慈善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载体与依据。
      慈善史作为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明显有别于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等传统学术领域。它需要更多地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从微观方面进行深入挖掘,自然对研究史料颇为讲究,著者广泛搜罗与综合运用各种地区志、文集(稿)、史书、汇编、纪要、研究报告、报刊、日记、档案、年鉴、辞典等,征引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或很少被同行学者所使用的“新”材料,所做的历史论断因此信而有征。
考虑到慈善史的研究对象更多地是具体的个体或机构,因此,除了注重“自上而下”的分析方式外,还要求将研究范式有意识地下沉,“自下而上”地对某一历史主题进行具体而微的分析。“自下而上”的史学研究方法,意在建构普通大众或下层民众的历史。尽管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官方力量在慈善发展中具有突出的主导作用,“按照慈善的一般规律而言,在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民主有所进步的社会,民间慈善应该广为发展,但是湖南却很特殊,是官办慈善领导下的民间力量参与合作,其典型性就在这里。”(第557页)但这种典型性丝毫不影响周著对社会史视角的选择与运用,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重研究范式娴熟地结合起来,如对制度与法规的演变就体现了“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而对难民或孤苦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抚恤救济则是“自下而上”地考察,双重范式的探讨使得其研究具有强烈的层次感和可信度,体现了社会史范畴中的慈善研究具有与其它领域不同的独特优势。
     周著深入剖析湖南慈善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认为“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促使湖南慈善事业蓬勃发展,同时慈善事业的发展又影响着社会的变迁”,(第543页)“慈善救济属社会功能的一部分,与社会变迁是因果关系,其本身受社会变迁影响,同时对社会变迁有促进或延缓作用。相对于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手段,慈善救济相对温和,对社会变迁的作用也相对较缓和,起辅助作用。”(第561页)这样,该书最终奠定了湖南慈善事业在湖南发展中的社会学意义,这一点也成为全书理论的最终落脚点。“史学贵在致用”,这种科学论断将继续引领人们关注“慈善事功”如何“影响湖南社会发展的质度”,(第567页)反映出著者追求理论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学术初衷。以古鉴今,从而对“湖南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启示,对完善地方社会保障机制、对湖南社会文明建设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则很好地反映出著者一贯坚持关注现实、心系民生的价值取向,凸显出湖南慈善史理应蕴含的时代价值。
     诚然,这部史著作为地方慈善通史研究的开拓之作,在一些方面还略嫌不足。例如,将“近代化”作为著作的逻辑主线,其历史分期并非没有缺陷。作者似乎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有清一代,分别在古代和晚清两个篇中,就有割裂之嫌;晚清、民国都属近代时期却又分列为三篇。另外,区域内部之间的互动若能加以更充分的论述则会更好。囿于主题,著作对于西方教会慈善的评价似乎更加倾向于积极方面,而没有能够点明其消极意义。古籍与民间资料的挖掘还需要做更多艰苦的工作,以期使资料来源更广、更全,研究更细、更可信等。然而,瑕不掩瑜,一部跨越数千年历史的慈善通史要在56万字中面面俱到,这是不可想象的。毕竟,湖南慈善通史的出版迈出了国内地方慈善通史的第一步,这无疑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作者系长沙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系讲师,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


[1] 曾桂林:《比较视阈中的中国区域慈善史研究——兼评王娟著<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1 年第1 期。
[2] 臧修:《如何让通史书生出魅力》,《中国图书商报》2006 年5 月9 日。
[3] 曾桂林:《比较视阈中的中国区域慈善史研究——兼评王娟著<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1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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