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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2-9-30 9:10:43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中国红十字会的职能特点

张德富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于清末,继起于民国,发展于新中国,经历了从单一到多样、从不成熟到相对成熟的发展历程。但是,总的趋势是,伴随着国家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和抵御外敌入侵的胜利,中国红十字会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党委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力助手。其职能发挥作用的大小,取决于社会政治生态的稳定度和成熟度,也取决于自身直面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更取决于社会公众对红会工作的认可度、接受度和支持度。

    一、民国时期的职能特点

    民国时期的中国,战无一日停,灾无一年歇,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伴随着国内政治和经济文化发展现状,中国红十字会履行职能出现诸多不同的特点。

    1.南北分治多年,履职多头混乱

    由于中国红十字会是在上海发起并得到国际委员会的承认的,在清政府承认时拟纳入官办,并委亲贵盛宣怀任总裁,将总会设在北京;而上海绅商沈敦和则坚持民捐民办,且掌握财权,并继续以总会名义开展工作,从而开启了南北分治的局面。民国成立后,由于有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支持,加之孙中山和随后的袁世凯的同意,上海的红十字会得到了国内外的承认,北京的红十字会显得颇为尴尬。后来袁世凯转变态度支持北京方面,迫使南北方面进行会谈,达成了总会设于北京、上海红十字会作为总会的总办事处等10项协议[1],但实际主导权仍在上海。这种僵持对红十字会开展工作带来了诸多负责影响,造成在国际会议上和对外交往上统筹协调困难,内部行动步调难统一,红十字机构多有自建而游离在总会之外(如张竹君的赤十字会),筹募工作多头且相互打架,管理混乱并丧失民众支持等等。这种情况逐渐导致国民政府的不满,于是在1934由政府强制立法,颁布《红十字会管理条例》,规定“总会以内政部为主管官署,并受外交部、军政部、海军部之监督,分会隶属于总会,以所在地地方行政官署为主管官署”[2],在民国23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修改了章程,取消了常议会和理事长,至此,困扰红十字会发展的多年“内乱”终告平息。

    2.早期偏重救济,后期注重救护

    综观整个民国在大陆统治时期,先遇军阀叛乱,再遇袁世凯专政,继而军阀混战,再而遭日人入侵,最后国共决战,在长达38年统治时间里,无一日没有兵荒战乱;遭受水灾、旱灾、地震、火灾、风灾、冰雹、蝗虫、瘟疫、冬寒的轮番肆虐,令本已凋敝的经济雪上加霜,饥寒交迫、饿殍倒地而亡的百姓达两亿多人[3]。纵有三头六臂,也难应付如此多艰的时局,何况红十字会创立不久,各种人、财、物资源极度匮乏。或许是沿袭传统慈善事业的缘故,红十字会自成立以来,曾在工作上有过分注重人道救济的现象,如前述北洋政府时期的自然灾害救济,耗费了大量的红十字会精力,使原本“战地救护”的主业不能很好地履行。1935年1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秘书白郎到上海总会访问,随后向总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可能是鉴于中国红十字同仁对国际红十字会不太了解,他介绍了几种红十字国际组织,并提出了对改组中国红十字会的建议。他规劝道,“余信凡常遇天灾之各国中,红十字会应依照建议之策竭力发展其平时工作,远胜于费去巨额金钱于各项寻常社会工作,因此种社会工作可让给其他慈善会办理之”[4]。白郎认为的“平时工作”,应是红会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与为战地救护做的准备工作;“社会工作”,应是自然灾害领域的人道救济工作。白氏的建议受到了总会领导阶层的高度重视,总会秘书长曹云祥曾撰文指出,红十字会“为一纯粹民众之团体,并受政府承认国际性之慈善团体也”,“应注重其根本工作,勿徒耗心力与其他慈善团体争一日之短长,而重复其工作,因红会之工作具有国际性,岂可忽视也哉”[5]。此后,中国红十字会在重大方针上有所调整,着重向征募会员、战地救护、人员训练和物资准备方面转变,并与其他国家的红十字团体的联系日益加强,为抗日战争的辉煌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3.民间筹资热络,官方支持薄弱

    中国红十字会早在成立之初,就是由与会董事垫银5万两作为启动经费来开始运转的。因此,筹款募捐便成为红十字工作的首要问题。清末便有媒体的劝捐、政府的资助、绅商的赞助、民间的捐款和海外的捐款。民国时期募捐渠道也大致一样,只不过民间捐款的力度更大,效果更显著。仅辛亥革命一年后,中国红十字会便有近2000名会员,纳捐善士数千人,发展分会60余处,获捐款155270元,进展神速[6]。随着国内战事的扩大,总会的收入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如下表。

 

总会1932-1942年收支统计(单位:国币)

时    间

收    入

支    出

结    余

1932年

29,642.79

1933年

233,963.37

258,960.15

4,646.01

1934年

163,137.66

166,688.04

1,095.63

1935年

584,935.54

570,246.91

15,784.26

1936年

15,560.74

1937年

4,656,140.85

3,788,778.54

867,382.31

1939年

4,018,069.47

2,202,544.46

1,997,558.01

1940年

9,267,238.65

5,374,713.93

3,892,524.72

1941年

1,548,387.77

1,317,515.81

230,871.96

1942年

21,391,624.83

21.063,291.06

328,333.77

资料来源: 《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张建俅著,中华书局第139页和250页。 

从表中也可看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总会的捐款呈几何级数增长。这其中主要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和境外社会团体、海外侨胞的捐款。抗战前期主要是海外侨胞捐款占主力,仅1937年7月1日至1938年12月31日,总会收到的捐款占其总收入的79.2%;1940年更是达到9106897.85元,占其总收入的98.26%,其中南洋侨胞捐款就占总收入的95%。抗战后期,由于日军占领东南亚,侨胞捐款数量减少,国外各团体则成为捐款的主力。1942至1945年间,总会捐款数目仍占总收入的50%以上,而国外捐款又占全部捐款的95%以上,其中以英国红十字会与援华会等捐助最多。而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给中国红十字会的拨款是每年36000元。

4.对内工作不软,对外援助不减

虽然中国红十字会成立时间较短,又没有多少经费作支撑,但从成立那天起,其作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分会、保持中立立场、热心世界人道事业的精神是一直在传承的。虽然自身力量有限,但只要其他国家有重大灾害,中国红十字会都会想方设法,积极伸出友爱之手,给受灾国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分三种:一是地震等自然灾害援助。如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捐银2万两;1914年11月,日本鹿儿岛发生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捐款2000银元;1923年9月日本关东大地震,中国红

十字会组织医护队前往救助,用款17000余元。二是战争中的人道援助。如1914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8000银元;1923年1月,救济由海参崴驶抵吴淞的俄舰十五艘所载的白俄难民,捐款20000余元,购备粮食、饼干、萝卜干等交俄舰队司令。三是对华侨难民的救助。如1920年,中国红十字会派出医疗救护队30余人,携带物品到达麻盖,与日军交涉后将食品散发给避难华侨,并于10月16日将2000余名华侨送到哈尔滨妥善安置,支出国币56000余元[7]

二、改革开放以前的职能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一度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会员和组织发展较快,后来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红十字会组织机构被撤销,遭受了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历史劫难。

1.先兴而后黜:政治影响的劫难

作为新中国唯一一个被改组而不是接管的社会团体,新生的中国红十字会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和服务态度开展工作。1951年初,首任会长李德全发表了《新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方向与发展步骤》,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红十字会的工作计划,以此为起点,中国红十字事业呈现出“全面开花”的发展态势:组建各地分会,壮大会员队伍和基层组织;在全国各分会举办卫生讲习班,培养一大批医护人员;主动开展农村巡回医疗服务,既普及卫生知识,开展卫生防疫,又医治农村病人;在重大工地设点医护,保障重大工程建设;组建国际医防服务队,救治战地伤病员……。可以说,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活跃着红十字会的身影,无处不在的红十字会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当红十字会处于良好发展的势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帝、修、反”的帽子扣在了红十字会头上,各级红十字会的领导人被当作“走资派”批斗和下放干校劳动。总会被军队接管,副秘书长倪斐君被造反派逼死,办公室被移交,财产被瓜分,机构被撤销,人员被解散……。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了自成立以来的最大浩劫,国内工作荡然无存,人道主义工作遭到无情打击,这种被边缘化、被漠视、得不到尊重的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根除。

2.前内而后外:履行职能的无奈

新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主要专注于自身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提高人民的卫生和健康等重大国内和民生问题,“更广泛地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它的各项活动,充分发挥它作为政府卫生部门的助手的作用”[8]。但10多年的无情打击,致中国红十字会国内工作陷于瘫痪,以致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却见不到红十字会的身影!为了应付国际外事工作的需要,每次都是临时组织人员接待,如1973年南斯拉夫红十字会代表团访华,临时请出北京市红十字会负责人沙桂山参加接见,而北京市红十字会早已解散了。当时,国内工作无法开展,总会就在对外工作上有所作为。如组团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回访或出访各国红十字会,向138个受灾国提供169次总金额1亿多元人民币的援助[9],等等。中国红十字会“咬牙”坚持工作,频繁进行对外援助和接待(当然有些是政府打着红十字会的名义进行的),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履行着国际人道主义义务。

3.内引而外联:突破困局的路桥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际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和包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较少,且大多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此处于较为孤立的状态。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红十字会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950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完成改组之时,立即致电国际红十字会协会。国际红十字会协会秉承“中立”理念,立即同意中国红十字会派代表团参加第21届理事会并当选为执行理事。1952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宣布,承认1949年修订的日内瓦四公约。当年8月,在多伦多召开的第18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大会,承认了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组织。这是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比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早了20年。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地位的恢复,为新生的人民政权了解西方世界、打破西方的经济和技术封锁、推动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发展打开了一扇窗。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为中国对西方世界进行交往的唯一渠道。如对受灾国进行援助,加深了与世界各国的友谊;参与朝鲜战场救援和战俘遣返,在国际上树立起中国的良好形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协助3万名日侨归国,收集并送还3000多具日本人遣骸,协助1000余名战犯回国[10],为促进中日邦交做出了重大贡献。1954年中国红十字代表团访日,首次叩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受到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为中日邦交打下了基础,成为与其他西方国家邦交正常化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职能特点

1.从“一大”改组到全会“九大”:卫护团体向社会团体的跨越

1950年8月2日至3日,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中国红十字会会章》,对新中国红十字会的性质和职能作了明确规定,即“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根据‘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总方针及‘动员和组织人民实行自救救人’的救济福利方针,以协助各级人民政府,面向人民大众,宣传并推广防疫、卫生、医药及救济福利事业为宗旨”。文革前召开的“二大”和文革后召开的“三大”,基本沿续了这一定义。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1985年的“四大”,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并规定,“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性的人民卫生救护、社会福利团体,以实行人道主义为宗旨”,允许红十字会在履行规定的职能同时,可以从事经营活动,“为兴办红十字事业积累资金”[11],明显地比三大的定性准确和宽泛。五大继续贯彻了“四大”的方针。1994年召开的“六大”,以中国红十字会成立90周年为契机,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为主要内容,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12]这一性质,将红十字会的职能拓展到了更广的全社会领域,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完全相符,开创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任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的先河,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跨越。1999年的“七大”、2004年的“八大”和2009年“九大”,都在“六大”的基础上有所深化。从此,中国红十字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从救护救助到民生项目:输血救济向造血救济的跨越

长期以来,我国的红十字会职能以伤兵救护、疾病防疫和救治、难民救助和安置等“救死扶伤”式狭义的人道主义慈善为主。面向社会公众募集的钱物几乎全部服从和服务于这一需要,如建国后开展的“农村巡回医防服务队”、“中华骨髓库”、“红十字博爱送万家”等活动。这种输血式的救济方式,减轻了很多人的伤痛,挽救了无数流离失所的国民的性命,这种工作在战乱和动荡年代显得尤其珍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红十字会的职能也要实现从战乱时代向和平时代的转变。四大以来,中国红十字会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兴办经济实体、建立红十字基金会、逐步拓宽人道领域中的社会服务的战略决策,红十字会以单纯的“三救”工作逐步向多样化的项目工作转变。如借助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爆发的时机,抓紧建设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救灾备灾中心;支持学校、卫生院等公益性灾后重建项目;开展常态化下的红十字“博爱新村”、“百县千村建设工程”、“健康新村工程”项目,支持和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诸如“春雨行动”计划,支持农村人畜饮水项目建设,等等,从而不断拓宽人道救助和服务领域,增强弱势群体的自我发展和保障能力,实现更高一级的“造血”式救济。

3.从社会募集到建立基金:单一慈善向多样慈善的跨越

传统的红十字工作,就是通过募集社会资金,履行战场救护、疫病防治、灾民救济等较为单一的慈善职能。社会支持力度的大小,决定着红十字会履行职能的多少。若遇战乱和天灾,红十字会募集资金的数量便会急剧减少,为其实现传统的慈善救济增加了更多难度。为了把红十字会募集的款物进行集中管理,合理分配使用比例,“四大”做出了建立红十字基金会的决定。发展至今,基金会下面包括李连杰壹基金、招商证券博爱基金、巴蜀力量基金、小天使基金、嫣然天使基金、阳光天使基金、奔跑天使基金、幸福天使基金、崔永元公益基金、彩票公益金、玉米爱心基金、行者基金、长江公益基金等若干基金,每个基金固定支持某一类特殊人群,如截肢、脑瘫、兔唇鄂裂、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艾滋病、贫困儿童等,从而使红十字会的救助范围扩大化、精细化和多样化,更多的急需救济的社会公众能够享受到红十字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带来的好处。

4.从挂靠代管到独立运作:行政指导向依法建会的跨越

建国初期,由于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职能与医疗卫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被定位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由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出任会长,至1957年取消各地分会,总会直接领导分会的体制逐步改变为业务工作上的指导关系,红会工作人员均列入国家编制,各地红十字会挂靠卫生主管部门,由卫生主管部门代管,按照行政指导方式开展工作。这种方式虽有利于政令统一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却严重削弱了红十字会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致使组织机构长期不健全,工作职能长期履行不到位,几乎没有到基层的影响力。鉴于国际工作的惯例和“文革”期间的教训,1990年“五大”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必须用立法的形式对红十字会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与有关部门的关系、以及开展群众性现场救护训练、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实体等,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保证红十字事业健康发展和依法开展活动。”[13]1993年10月八届四次人大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并经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生效。1995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构改革方案》,开始了中国红十字会依法独立建立组织机构的历程。截止2010年9月,全国省级红十字会全部理顺;31个省会城市已理顺29个,占93.55%;地市级总数334个,其中已理顺321个,占96.1%;县级总数2860个,其中已理顺1528个,占53.4%[14]。从此,中国红十字事业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本文节选自作者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论文《当代中国红十字会的职能研究》,作者系四川省南江县红十字会副会长、机关支部书记)

 参考文献

[1] 易国干.上海红十字会来电 [A].1911-9-21.黎副总统政书.台北文星书店,1962.第17卷.第7页.

[2]国民政府第83号训令[A].中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Z]第3条.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Z].1932-12-16.第327页.

[3]历史帝国网.国民党时期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Z/OL].《近现代史》.2009-10-17.

[4] 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白郎先生致送本会之备忘录[J]. 1935.第1期.第135页.

[5]曹云祥.国人对于红十字会应有之认识[J].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5.第1期.第8页.

[6]沈敦和.在中国红十字会首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J].1912-9-29.

[7] 池子华、杨国堂等.百年红十字.附录一《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大事记》[M/A]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9.第1版.第690一697页.

[8]李德全.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五十周年[J].新中国红十字.1954.第9、10期合刊.第7页.

[9] 池子华、杨国堂等.百年红十字[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9.第1版.第344页.

[10] 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网. 对外交流.红会事业[Z/OL].

[11]钱忠信.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C].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R].第12-13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Z].第二条.

[13]谭云鹤.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中国红十字报.1990-3-20.

[14]中国网络电视台.红十字会改革12年:管理体制半理顺[Z/OL].

 

北洋时期江西红十字会战争救护研究

傅亮

江西地处要冲,北控长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频仍。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江西大小战争不断,“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8年间,在江西进行的战争共8次,规模在万人以上的重大战役有40次以上,小规模战斗则连年不断,没有哪一年不打仗的。”其中重大战事就有“二次革命”、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光复江西战役、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兵燹频繁,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红十字会以“博爱恤兵”为宗旨,在历次战事中,红十字会积极投入战地救护,救伤恤难,克尽天职。本文就北洋政府时期江西红十字会的战地救护进行一些考察,以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

一、“二次革命”救护

辛亥革命后,江西政权最初为革命党人所掌握。李烈钧督赣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渐巩固了革命党人在江西的势力,使江西成为南方革命党人阵营的核心地区之一。袁世凯篡夺辛亥胜利果实后,为了实现帝王梦,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引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革命党人也逐渐从“政党政治”的美梦中惊醒,开始准备武装反抗。1913年6月9日,袁世凯以“不称厥职”、“不孚众望”为由,悍然下令撤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14日撤免胡汉民广东都督职,30日撤免柏文蔚安徽都督职。以此为导火索,革命党人决定武装倒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并发布讨袁通电。“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赣宁之役”)正式爆发。江西独立不久,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各省及上海纷纷独立响应。袁世凯随即调兵遣将,镇压各地反抗势力,由此战争全面展开。

李烈钧在江西反袁最为激烈,赣省成为袁世凯军队进攻的重点。7月12日,赣军与北洋军在沙河镇南交战,双方互有伤亡。据报道,九江开战以来“北军死伤甚多,附近商民尤极震恐”,消息传到上海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办事处“先电南昌该分会急赈医队前往,并拟更由申添派专员赴浔”,同时发电请求南北两军保护红会的救护医队。

江西此时已经成立了3处红十字分会,分别是九江分会、南昌分会、吴城分会,都靠近战场,各分会责无旁贷,纷纷开展了战地救护行动。战事最早在湖口开始,九江分会立刻组织救护掩埋队赶赴战地进行伤兵救护,并设立野战医院。由于力量有限,九江分会向总会连续发出求援电报:“九江红会医院医生缺乏,星夜派医协助外,再发医队。”由于不清楚战地状况,总会上海总办事处随即发电询问鄂省都督黎元洪,“九江分会来电乞援,究竟现状若何,应否组织医队,请示方针。”得到黎元洪的肯定回答后,总办事处一面拨款资助九江分会,一面组织医生、医队赴浔协助救护。但是战事极为剧烈,时间不等人。无奈之下,九江分会一边自行继续开展战地救护,医治伤病,并连续向总会发出求援电报,“两日来无战事,医院人满为患,速派医生药物,迅来九江”,“伤兵甚多,速派医队星夜西上”,“湖口之战,死伤甚众,德安战争尚烈,医队何日来浔,速复”。九江分会在德安设立野战病院,疗伤救死,不遗余力。除此外,由于处于战争中心区域,“人民避难扶老携幼,深藏山中七日不敢越雷池一步。饥饿待毙,惨不忍睹。”九江分会携带熟食前往救护出险,生还者达300余人。

随着战事的不断发展,北方军队逐渐向省城南昌方向推进。据报道,“德安、沙河战争剧烈”,南昌分会“已派救护队往救”。战事推进到吴城后,南昌分会救护队随即开赴吴城展开救护。而吴城分会成立不久,“猝遭战事,即设病院,疗治受伤兵民。”随着德安、吴城、南昌的相继陷落,江西革命军失败。战事结束,红会的救护暂告一段落。

此次战事救护,九江分会、南昌分会、吴城分会相继组织救护掩埋各队,奔赴战地,救死扶伤,“成就颇著,且办事核实,不虚美,不浮夸,良足嘉也”。中华民国副总统兼鄂省都督黎元洪欣闻九江分会开展救护掩埋行动后,“愿宏效溥,与感同深”、“厚爱战士,泽及枯骨”,并拨款支援。当然,由于江西分会数量少、力量有限,并没有取得非常突出的成绩,不过却为以后的战地救护积累了的经验。

二、第一次北伐战争救护

“二次”革命后,北洋军阀入主江西,开始在江西长达14年的统治。在这段时期内,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和多年战乱给江西民众带来了沉重灾难。1922年,孙中山在广东重建革命政府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发动第一次北伐战争。江西成为北伐军进攻的重点,5月份以后,随着战事的推进,北伐军相继占领赣州、遂川、吉安等地。不久,陈炯明在广东发动叛乱,北伐军南归平叛,相继撤出江西,第一次北伐战争遂告结束。

战争发生后,红会职责所在,江西各分会纷纷开展救护。此次战事,赣州首当其冲,成为双方激战的第一个重要城市。赣县分会(又称赣州分会),成立于1918年,当年5月即设立临时病院疗治伤兵,值此危难关头,自然不忍坐视。赣县分会首先致电总办事处“恳请转电南北当局,通饬前方军队照约保护”。随后,招募“救护队四十名”,进行简要训练后准备开赴战地,并向总办事处求援,“恳请钧鉴迅速协拨救护医队,携带药械来赣,督赴前方,拯此伤痍,尽老职责。”赣县分会随即开展一系列行动:一是战地救护及掩埋,“改平时医院为临时病院,设分院及救护队各四”,“实施战地救护及病院收容,凡千数百人”,同时组织40人的掩埋队,共掩埋尸体约千具;二是联合地方人士及天主教会信徒,在城内外分别设立临时妇孺救济所11处。至6月1日,各处共收容避难妇孺6000至7000余人,至战事结束总计收容妇孺达9000余人。6月8日,由于战事紧张,当局严令闭城,导致南郊救济所与赣县分会交通断绝,赣县分会理事长熊景章、理事曹厚源偕同天主教和主教面谒当局,请求开城准许避难者入城,“妇孺之保全者盖千余人。”

除了赣县分会,吉安、南昌、黎川分会也都行动起来。5月31日,赣县分会急电总会办事处请求“电催南昌、吉安分会迅派救护队”。在此之前,南昌、吉安分会就开始组织医队准备出发。总会在接到消息后立即通知赣县分会,“希迳联合办理”。吉安分会先是“设立妇孺救济所十一区”,收容避难妇孺2000余名,“日施茶饭,夜给睡处。”6月5日,吉安分会正式出发救护队赶“至泰和及万安之百嘉该处分设临时医院,实行疗治”。不久,由于药物告罄,加上战局发生变化,吉安分会“乃在本街(应属吉安市区——引者注)添设临时医院共计三处、军官养病所二处、军士养病所五处”。由于“时当炎夏,疫痢正盛”,住院者达200多名,经费告绌。吉安分会理事长胡邦宪“一面设法筹款,一面派人往乡办米,以资接济。每日必亲身赴各医院暨养病所,慰问病伤军民。凡入所养病者,视病之轻重分别安置,以免轻者传染。常嘱看护、役勤加服侍,洒扫洁净。” 

南昌分会准备出发救护队时,由于战事离省城尚远,会内曾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等南方军队进至吉安或者樟树镇附近时再出发,有的主张战事激烈,不如作壁上观。南昌分会会长罗兆栋认为“现战线虽远,总在江西境内,职责攸关,曷能趋避。且吉、赣两分会盼助甚急,若不往应,殊乖本旨。”6月1日,南昌分会救护队正式出发战地,并且还制定救护队简章及救护队役规则,使之规范。此后,南昌分会运送伤兵至省城络绎于途,寄宿军人充塞分会及病院。

黎川分会成立于1918年,初与悦善堂合并进行。战事爆发后,黎川分会照章组设临时医院、医队,出发救护。由于黎川地处偏僻,缺乏西医,而伤兵却非西医治疗不可。黎川分会遂聘“邵武冯君仲泉为西医主任,将乐俞君振俭为医队长,本邑杨君鹄夫为助医员兼看护妇,备办药品进行一切手续,出发南城、南丰”。据报道,黎川分会“计在安济桥下□拯粤军两名”,“嗣因枪弹如雨,未能前进,乃引□难民四百余人出险。”此后,黎川附近战事渐熄,会长刘慎五“督率救护人员,所经战线十五里”。援闽军队虽设有军医,但是“就分会医院诊治者十居八九”,咸称奏效,总计治愈治疗军民逾万。

除了赣县、吉安、南昌、黎川分会外,吴城分会亦出队组织救护、宜黄分会设立妇孺救济会、抚州临川分会也预备出队救护,甚至湖北汉口分会也来赣助救。各分会纷纷行动起来,实为一时之佳话。

此次赣战救护,江西各分会表现极为出色。江西督军陈光远致电总会办事处称:“赣南发生战事,承两分会(赣县、吉安分会——引者注)驰往救疗,深为心感。”红会践行博爱恤兵之宗旨,虽为应尽职责,但造福地方非浅。有诗赞云:“枪林弹雨霎时空,卷地腥氛血溅红。忍见疮痍惊满目,那堪叱咤还雄慈。慈云普济深资护,苦海超升不计功。寄语双方诸健者,共筹方略早和戎。”此外,北军溃败途中的焚掠之举,更给民众带来沉重灾难。据报道,“北军退出赣州时,将大街三条烧尽,退至吉安时,又将河街全行烧尽。”各分会积极设立妇孺救济所,救济妇孺难民,全活生命无算。特别可贵的是,各分会能够相互协助,统一救护行动。南昌、吉安分会在接到赣县分会报急后,一面积极准备出队救护,一面相互协商救护之法。总办事处也希望各分会能够相互协助,在得知南昌、吉安分会出队救护时,致电赣县分会称:“南昌、吉安分会已报出队救护,希迳联合办理,双方保护。”总会购置药品两大箱,也先通过南昌分会再转往其他分会。

三、赣战与闽战救护

孙中山第一次北伐之后,赣南战事虽一度沉寂。随后,江西政局发生变化,赣督陈光远辞职,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节制全省军士。蔡成勋入赣之后,任命方本仁为赣南镇守使。方本仁与陈炯明联络,在1923年先后多次从赣南攻击广东。战事发生,黎川分会、吉安分会、赣县分会积极实施救护,颇有成绩。

战事虽由赣南而起,但是蔓延而东,黎川等地也有战事发生。黎川分会由于经费支绌,只能由会员各自解囊,设立临时医院,并延请医生、购置药品,组织救护队准备出发战地。随着战事的发展,6月底,南北两军在黎川城的西安济桥展开战斗。黎川分会一方面派出救护队设立临时医院,开展救护;一方面在城内设立妇孺救济所。七月中旬,战事逐渐向南城、南丰等地蔓延,刘慎五率领救护队如救火队般四处奔走,设立军民疗养医院,开展救护及掩埋等事。总计住院“病者伤者已达五千余名之多,均经医治痊愈”,战地救护遂告一段落。

战事爆发后,吉安分会随即派出医队救护伤兵、掩埋尸体。“无论军民门诊,不取挂号,住院概未收膳宿、药资,遇有病故或漂尸等均由分会购具衣棺掩埋”,而且由于战事激烈,,吉安分会派医生往船上救治受伤士兵。随着战事告一段落,10月29日,吉安分会理事长胡邦宪携医院及掩埋汇册十本向总会办事处报告成绩。此外,万安分会也出发救护队展开救护。8月,万安分会即向总会办事处致函称:“时局阢陧,地方不靖,兵匪窜扰,时有死亡,除照章出队救护外,乞通饬保护为感。”

早在1922年12月,正值粤北战事激烈,军事当局电促赣县分会出发救护。不料赣县分会正值理事长熊景章病逝,代理事长因病休假,因此一度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值此关键时刻,分会代议事长张逸凡召集常议事会,公推刘佐尧为临时理事长,古可庄为医院院长。因受援粤总司令多次敦促,赣县分会于1923年5月9日由古院长率领救护队出发,并在大庾设立临时病院,“截至七月十七日止,计共收容住院伤病一千零一十四人。” 8月事平,医院撤回。进入12月,粤北战事又趋激烈。12月10日,赣县分会致电总办事处称:“粤省北江战事激烈,所有伤兵来会日多。现在将平时医院改为临时医院并拟组织救护队,请分电江西蔡督理,广东孙大元帅,迅速转令前敌各军司令照约保护,并乞复电遵办。”12月12日左右,战事向始兴、南雄一带蔓延,赣省震动。12月27日总办事处接到赣县分会致电称:“至初八日,援粤总司令部李副官长在敝分会商拨医员三人往后方医院协助医疗,并接前方陆续送来伤兵多名,当将分会平时医院改为临时病院收容治疗并一面组织救护队,准备出发。”

与此同时,赣东战事也日趋激烈。1922年,直系常德盛部在曹锟、吴佩孚的鞭策下,取道赣东进入福建作战。11月中旬先后占领光泽、邵武、建宁、长乐等县;12月中旬,又被王永泉部收复,率师退往江西,福建局势基本稳定下来。进入1923年后,吴佩孚重新调动孙传芳部队开往福建,福建战事又起。

闽战发生后,主要战场虽不在江西境内,但黎川乃“军队经过之地”,救护职责并不稍减。10月29日,常军与福建军队王永泉部在杉关接触,战斗打响,双方互有伤亡。黎川分会将受伤兵士均抬回分会留守疗养院医治,每日伤兵病兵平均计达百余号。由于战事甚为激烈,黎川分会立即组织三支救护队,“第一支救护队出发洵口,第二支队出发德胜关,第三支队由慎五躬率驰赴光泽邵武,设立临时疗养院于邵邑城内之宝林寺”,临时医院开办一月有余,“计医愈伤病兵达六千余名。”常德盛部进展颇为顺利,逐渐占领光泽、邵武、建宁、长乐,战事暂告一段落。不久,双方军队再次集结于赣闽边境,战事再发。黎川分会收治伤兵“每月门诊在一百名以外”。随着常部渐渐失利、退却,黎川分会集中精力主要用于收治伤兵。从3月初到月底,“每日门诊平均仍在百号左右”;从4月开始到5月,伤兵收治逐渐减少,“每日就院疗治之伤兵在七十□左右。”时当夏天,天气炎热,伤兵士兵易患疫症。黎川分会遂组织筹办时疫医院,收治疫症士兵,“其均平之号数仍在七十余号左右。”

除了战地救护及伤兵救治外,黎川分会在维护地方稳定方面也有许多成绩。有三个例子:一是常部军队驻防黎川时,满城士兵,乡人畏葸,不敢露面经营商业。会长刘慎五两面奔走周旋,苦口婆心,劝告恢复市面,商民稍幸;二是常军曹营部下意图哗变,居民异常恐慌。还是刘慎五不避危险,躬诣营部报告,经过营部出队巡逻,哗变士兵无从着手,遂解散。地方得保安全;三是常军由福建溃败至赣境,散兵游勇有两千余之多,危害地方安全。刘慎五设法维持,将各溃散士兵妥为收容、招待,将危机化解。黎川分会的善绩得到地方的一致赞颂。

这次赣战和闽战救护,主要由黎川分会、吉安分会及赣县分会开展。其中,黎川分会除出发救护队,设立医院疗治伤兵,还多次为地方排忧解难,维持了当地的稳定;吉安分会救护掩埋,不遗余力;赣县分会设立临时病院,派救护队出发战地救护,医治伤兵,成绩斐然。总之,各分会表现优秀。但是此时分会的救护活动以自行救护为主,相对说来,分会之间缺乏一些合作。

四、第二次北伐战争救护

孙中山先生一生追求革命,矢志不渝。1924年,他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在国民党内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国共两党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毅然在1926年7月开始进行北伐。起初,北伐战争的主战场是两湖,从1926年9月后,北伐军从赣西、赣南、赣西北攻入江西,开辟了江西战场。由于战事激烈,双方损失惨重,以10月3日的德安之战为例,北伐军第七军死伤2000余人,阵亡团长一员,歼敌千余人,俘虏无算。是役为该军北伐以来争战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此外,南昌城历经两军三次争夺,受损严重,民房商店尽数烧毁,大火延烧两日不灭,滕王阁亦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这是滕王阁于1909年重建以来的又一次焚毁。

战事发生后,江西红十字会天职所在,立刻组织救援。

首先行动的是吉安分会。9月29日,吉安分会致电总办事处称:“吉安军事紧急,现组织医队就绪,整装待发,并已添设野战医院、妇孺救济所,务恳钧处火速分电双方各军事长官通饬部属切实保护为感。”进入11月,战事逐渐北移,吉安本地无事。由于邻县军事紧急,吉安分会不分畛域,仍准备组织医队出发救护。

吴城分会地处要冲,也立刻组织救护队,开办妇孺救济所,并致电总办事处请求转电军事长官保护。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随即致电孙传芳称:“现因战事发生,分会出发救护,并设医院及收容所,以资救治,请为电恳饬属妥为保护等情,相应电请,务祈俯准,凡在该处沿战线分会出发救护队,饬属一体保护,感甚。”至11月27日止,吴城分会“业经疗治伤病二千余号,并设立妇孺救济所八处,收容战区避难妇孺,并每日备薄粥两顿,以维生命”

由于南昌城是两军交战争夺的重点,双方数次易手,损毁非常严重,亟需红十字会人道救援。“南昌战事之烈,实所罕见。溯自阴历八月起,截至于今,犹未结束,伤亡满目,流离载道,惨不忍睹”,激烈战事导致南昌分会也一度陷于停顿状态,但红会同人不忍坐视,重新出来收拾局面,掩埋尸体、收容伤兵难民,“曾经敝会掩埋者,竟达二千余人,收容难民伤兵,亦在四千以外。”北伐军占领南昌城后,由于俘虏甚多,于是转托“(南昌——引者加)红十字会将老弱伤病者解回原籍,俾免随军受苦”

九江分会的救护成绩最为卓著。北伐战争爆发后,九江分会正处于“一文莫名”之窘境。为了筹集资金,各资深会员如金籽农、余讱安、韩毓棠、邹秉松等“热心互助、四处呼吁”,一面劝募会员,一面量力垫款达万元左右。资金粗备,万事易举。就在北伐军即将攻破九江的前夕,10月16日6时许,一艘载满孙传芳联军千余士兵及武器弹药、棉被棉衣、卫生材料等军需品的“江永”轮船刚抵达九江港,突然起火爆炸,延烧一昼夜后逐渐沉入江底。据统计,该船船员死亡88人,士兵死亡不少于1000人,船上物品尽数烧尽。“江永”轮失事后,爆炸不断,救护不及,但是红会天职所在,不得不有所行动。首先会同其他慈善机关如九江卍字会一同打捞收葬尸体,九江分会“捞获尸身掩埋四百余具”;其次是救治幸存船员、士兵出险,“给以衣服御寒,赠以川资回籍者三百余人。”此后,北伐军攻占九江,但仍有北军士兵持械留守,九江分会“当此出死入生之时,冒险四出,宣传劝导弃械东归者尽量收容,不使挺(铤)而走险,地方赖以安全”。九江分会总计在九江收容伤兵经救治痊愈者达2000余人。

除了在九江的救护及掩埋行动,九江分会还前往南昌等地实施支援。由于南北两军在南昌城展开多次争夺,地方混乱不堪,仅依靠南昌城的善团组织很难支撑局面。因此,九江分会“不分畛域,由曾君嘉麐等垫省券洋二十元,偕同黎君舫琴、范君仲文、于君振寰不避危险,驰往省垣,会同各公团筹设妇孺收容所,全活数百”。此外,为了避免疫病的发生,九江分会还派掩埋队沿南浔路直达永修境内收埋尸体2000余具。

此次北伐战争救护,江西各分会面临着严重困难:一是资金困难。如九江分会称:“敝会职责所在,一面疗治痊伤,一面分运食粮。拯救有心,点金乏术。”南昌分会也称:“敝会同人虽乐于解囊,究以财力单薄,诚恐半途而废,有负初心。”因此不得不祈求上海慈善人士施以援手。而且,中国红十字总会由于各种原因,在此次战地救护中,表现消极,既没有组织、协调分会的战地救护,也几乎没有组织募捐等活动,更遑论支援江西红十字会的救援了。二是环境恶劣。前几次战灾救护,各分会所在城市很少有剧烈战事发生。但是这次北伐战争,各分会所在城市无一幸免,都处于战火之下,尤其是南昌与九江。如九江分会电称:“章贡不幸,连年水旱偏灾,加以今庚惨罹兵戈,江轮浩劫,南昌省会当时坐困危城,惨遭劫掠,十室九空,城外精华,惨付一炬,陈尸数万,焦火盈途,较之武昌更甚。刻下穷苦者嗷嗷待哺,饥寒交迫,若不救济,靡有孑遗。”此言所说不虚。在克服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江西红十字会及其他慈善组组织仍尽力实施救护掩埋等活动,成绩斐然,值得称赞。

五、结语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江西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人民饱受其苦,特别是几次重大战事的发生,赣鄱大地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江西红十字会在总会的协助之下,积极组织救护及掩埋队,不避艰险,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战场,拯救伤兵难民,真正践行了“博爱恤兵”的宗旨,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红会的战地救护,为灾难深重的士兵、难民减轻了一份痛苦,兵民赖以存活不少。虽然力量有限,但对北洋时期的江西民众来说,不啻为一道福音。北伐战争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江西逐渐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主战场,江西红十字会又面临了新的历史任务。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二战时期美国红十字会的食堂和俱乐部服务

王 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进行的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造成破坏最严重的全球性战争。它不仅是军事战争,还是人力、物力、财力与技术上的总较量,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就曾明确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其主要特性来说,是一场后勤战。”在二战中,美国不仅需要承担多个战场的作战任务,还要充当反法西斯阵营的战略物资大后方和“兵工厂”。面对本国部队以及盟军的大量物资需求,美国不得不大量动用民间资源,而美国红十字会在此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美红会通过设立红十字会食堂为解决吃饭问题助一臂之力,同时为满足军人的精神需求,又创建了俱乐部提供娱乐等综合性服务。可以说二战时期的美红会食堂和俱乐部为美军提供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对于军队而言,是凝聚力、战斗力的物质基础;对于军人而言,是克敌制胜的保障。二战期间,“美国红十字会在美国将士中赢得人心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通过他们的肚子”。在红会向美军提供的所有服务中,食堂和俱乐部至今仍然是美国二战老兵心中最难忘的。

1941年12月7日爆发的珍珠港事件,突然把美国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对军队长途运输的巨大挑战,美国军事当局要求红十字会在战士运送途中协助部队解决伙食问题,并号召红十字志愿者奔赴海外,开展随军服务。

适应战争的需要,美红会继一战后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战时动员和内部改组,成立了美国红十字会战时委员会作为战时领导机构,统一部署红会的战时工作。美红会是惟一得到美国政府授权在军事据点提供食堂服务的组织,而红十字会食堂和俱乐部在为武装部队提供的服务项目中属于军队福利项目。

在国内,美红会食堂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调集中的军队。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一小时内,“美国军队正处于一个疲于奔命的时期”。由于事发突然,士兵来不及多做准备,政府和军队的物资一时又难以供应上,许多士兵不得不饿着肚子挤上火车赶往聚集地。为解决火速集结的军队的饮食问题,美红会在军事设施附近、火车站、港口和军用机场以及其他集结地开设免费食堂,为饥饿的士兵提供食物。

美国本土的红十字会食堂不仅服务于军人,也为美国民众服务,尤其是妇女。战争的全面爆发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美国妇女的生活,为解决妇女照顾孩子的后顾之忧,美红会在美国各大城市建立了战时托儿所,而红十字会食堂就负责为托儿所提供饮食。例如在华盛顿市中心,美国陆军和海军女子辅助队与美国红十字会食堂合作,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总部开办了一所“日间托儿所”,红十字会食堂服务人员每天在那里为孩子们分发果汁和热饭。

由于战争远离美国本土,所以美国红十字会食堂和俱乐部服务的主要对象就是在海外作战的美国军队。正如二战期间美国驻欧洲海军司令哈罗德R·斯塔克所说的那样:“‘军队是靠肚子来行军的’……不仅如此,战士也是用心来行军的。海军希望红十字会能够像家人一样给予他们精神上的鼓励和心理上的安慰”。俱乐部服务正是因应美国政府加强对海外作战部队的服务要求而设立的。俱乐部兼备食堂和娱乐的功能,既可以为部队提供食物,也可以为军队人员提供诸如交谈、信件传递、书籍阅读、舞会、节目表演等娱乐慰问项目。驻海外的首批俱乐部是由美国红十字会的武装部队服务团(SAF)率先经营的。

美红会负责为俱乐部安排工作人员并且提供长期的志愿服务。这些俱乐部的外观根据其所处环境及所提供的服务类别而有所区别。一些俱乐部是设在野战军军营之外,仅仅是由几张临时摆放在户外的桌子简单拼凑而成的,桌上堆放着三明治和甜甜圈以及数杯热腾腾的咖啡,战士们可以来领取所需的食物。在伦敦、开罗以及墨尔本等大城市,这些俱乐部是宽敞豪华的;在新几内亚的俱乐部是草棚;在冰岛,俱乐部是用钢筋混凝砌成的房屋。设置在欧洲和太平洋战线上的从事长期服务的俱乐部主要是由战区所处城市的一些大型设施转化而来的,酒店或是饭馆,在城镇和乡村,小旅馆也被囊括进去了。这些大型俱乐部不仅提供膳食和康乐服务,也提供夜间住宿和理发以及洗衣等服务。有些俱乐部甚至提供当地的博物馆、城堡和教堂的参观服务,并且允许战士们在当地的剧院和电影院观看演出。俱乐部中最著名的要数设于伦敦的巨型彩虹角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门从来不关,可提供全天候就餐服务。较小的俱乐部,通常是驻扎在靠近美国军营的边远地区,主要为军队提供食物,有时候也提供娱乐服务,但不像大型俱乐部那样提供夜间服务。

当时的陆海空三军中都有随军的红十字会俱乐部,为陆军服务的小型俱乐部被称作环形防空壕(Donut Dugouts),而那些为舰队水兵服务的俱乐部被称为舰队俱乐部,为飞行员服务的俱乐部被称为航空俱乐部。面对军队不断增长的需求,美红会通常会在海外一些乡下地区或者偏远的未受战争破坏的地方组织当地未撤离的平民以补充因战争压力而造成的服务人员的短缺,这些人员会被军事当局指派到各地为那里的军人提供所需的服务。

一开始,在美国境内红十字会食堂和俱乐部服务是免费的,但是随着战事的发展,尤其是1942年美军进驻英国后,军事基地外的食宿要向部队战士征收象征性的费用。收费建议早在美国战务部长亨利·L·斯廷森1942年3月写给红十字会主席诺曼·H·戴维斯的信件中已经提出来了,他认为既然美国红十字俱乐部向盟军战士收费,那么为了不挫败盟军的士气和情感,美军自然也要跟着收费。美红会采纳了部长的建议,并将之作为政策加以实施。

为了扩大服务面,特别是那些驻扎在偏远地区的军队,美红会在1942年引进了大不列颠的流动俱乐部,美国本土也部署了一些。就拿伦敦流动俱乐部来说,它们是为那些无法到达设伦敦的8个俱乐部的战士而设立的,由半吨重的卡车以及从伦敦前巴士公司收购的单层或者双层巴士改造成的,里面设有长沙发,再加上“制作咖啡和油炸圈饼的设备、口香糖、香烟、杂志、报纸、明信片、照片和唱片等物品”。有的配备了电唱机和扬声器,为部队播放音乐;有的还配备了电影放映机,并成为名扬战场的移动电影车。每个流动俱乐部由三名美国红十字会妇女和一名当地司机经营,他们往往在一天之内访问几个军事据点,给在异乡的部队带来茶点食物、娱乐活动以及士兵们的家书信件等。这些流动俱乐既充当食物运输车,又可充当小型的娱乐设施,还可充当小型餐厅,深受战士们的欢迎。

当然,美红会军队服务体制中也存在着不足与缺陷,那就是对于非裔美国军人服务的严重不足。美国黑人战士面临着来自美国白人军队的偏见和歧视,而美红会也在他们的服务设施中保留着种族隔离制度,直到1945年夏天一个专门为非裔美国军队人员服务的红十字会俱乐部在法国的勒阿弗尔建立,才弥补了这一缺憾。

在俱乐部发展的顶峰时期,美红会在海外经营着近2000家娱乐服务设施,其下有5000名红十字会员工和近140000名(大多数是当地的)志愿者。1945年,在战争接近尾声时,美红会的750万名志愿者和3.9万名带薪员工从事部队福利服务工作。在整个战争岁月中,红十字会为1600万(其中包括100万的战争死伤人员)部队人员提供服务。

二战时期,美军战士跟随着几十万的大部队在国内各地、各大军营和他们从来没去过的海外陌生之地间行军,而在红十字会食堂中,他们可以通过志愿者们提供的熟悉的食物——咖啡和甜甜圈,感受到来自美国本土和家乡的温馨和安慰。美红会的这种服务意义重大。

首先,为美军提供了充足的物资补充。据统计,战争期间,美国红十字会的食堂军团为战士们提供了总计1.63亿杯咖啡,2.54亿个甜甜圈,1.21亿顿套餐

部队伙食保障工作是后勤工作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着部队的战斗力。后勤保障好,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就强,整体作战水平就高;后勤保障差,则相反,甚至会输掉整场战争。以太平洋战场为例,日本地面部队损失惨重,除去盟军强大的实力以及日本陆军机械呆板的战术外,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后勤供应不力是重要原因。虽然盟军也饱受太平洋岛屿上的热带丛林之苦,但幸运的是美军的后勤能及时跟上,使之成为二战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之一。这其中美国红十字会食堂和俱乐部的协助和补充功不可没。

其次,红十字会食堂和俱乐部提供的伙食、谈话交流以及娱乐服务安抚了军人的精神情感,提高了军队的士气,有利于军队战斗力的增强。艾森豪威尔将军于1945年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评价了二战时期红十字及其食堂对于军队的重要性:“红十字会,连同它下面的康乐活动俱乐部,在战争前沿地区为部队提供的咖啡和面包圈、为满足士兵们的健康需求以及帮助减少伤员所做的准备、更重要的是红十字姑娘们的奉献精神和热情慰问,这一切使红十字会幻化为我们民族的友谊之手,漂洋过海去维护和支持在海外的战斗人员。” 一个在印度随军服务的美红会娱乐工作者总结了美红会对于作战士兵的价值:“我认为在俱乐部的年轻的姑娘们对于战士们来说是一种鼓励,因为这能够将他们与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联系起来,而且这些战士们都渴望回家去与自己想见的人见面……部队真的需要红十字会。”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过:“军队的勇气和士气在过去各个时期都曾使军队的物质力量成倍地增强,今后仍会这样”。士气的高低直接影响和左右军人在作战环境中的心理活动,关系着战斗力的强弱和战斗的胜负。红十字会俱乐部和食堂使弥漫着死亡气息和恐怖氛围的军营充满了家一样的温暖,这使战士们在觉得他们没有被祖国的人们忘记之余,更加激发了他们为祖国和人民而战的信心和勇气。

总之,二战时期美国红十字会功绩显著,她以其在全国各地超过3700个的分会为中心,通过包括食堂和俱乐部等方式,服务军队,对于美军最终夺取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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