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与两湖地区红十字运动的兴起
曾桂林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百年来，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可谓硕果累累，美不胜收。综观这些林林总总的既有成果，从政治、经济、军事的角度下笔立论无疑占据了绝对多数的分量，而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辛亥革命相关问题的学术成果则相对较少。或许，这与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晚不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深入发展，中国红十字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颇具社会影响的民间慈善组织，近十余年来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工作取得很大进展，成果斐然。一些论者也开始探讨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赴各战区开展的人道主义救护[1]，这为辛亥革命研究增添了新的篇章。然而，这些研究多关注于中国红十字会发源地——上海及江浙地区的救援行动，而对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首应之省的两湖地区所进行的战地救护，或缘于研究旨趣不同，或囿于史料，虽有论述却似嫌简略，仍留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至于辛亥革命期间及其后两湖地区红十字运动的兴起情形，迄今仍是一个学术盲点。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勾稽梳理一些地方文献史料（如方志、文史资料以及新发掘的《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资料》等），对两湖地区红十字运动的兴起发展概况进行考察，以补苴罅隙。
一
1911年10月10日，经过长期的组织酝酿和力量积蓄，革命党人首先在“九省通衢”的武昌举事，武昌起义爆发。
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与清军鏖战武汉三镇的消息传来，立即引起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总董沈敦和[2]的极大关切。10月23日，沈敦和接到一外国兵舰从汉阳发来的无线电报，“以两军死伤过多，请即亲率红十字会中西医队迅速前来战地，普救同胞”，他当即复电表示，“本会慈善性质，两军伤兵一视同仁”，打算组织医队，备足药品、棚帐，择日尽早启行。[3]由于“武汉事起仓猝，响应甚速，不数日间，战祸已蔓延各省”[4]，南北双方争战激烈，伤亡惨重，“受伤军民莫不延企以待救拯”[5]，战地救护任务十分紧迫而繁重。其时，大清帝国红十字会虽已于1910年春夏间奏请设立，但是，它的外部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各项制度也不健全和完善，还面临着经费匮乏、事务停摆的窘境。[6] 救急如救焚，事不宜迟。已有多年兵灾救恤经验的沈敦和当机立断，决定抛开官办的大清帝国红十字会，而重新“创立绅办红十字会”[7]。10月24日，沈敦和邀集中外来宾700余人在上海租界工部局议事厅召开特别大会，宣布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并推举古柏、麦尼尔、包克斯、爱德华医生、施则敬、任锡汾、江趋丹等为董事，沈敦和、苏玛利任总董。会上，还议决了各项救援办法：确定红十字会事务所及其人员司职；筹备上海总会，进行劝募捐款，采办药料、食物；汉口设养病院；战地附近临时建野战医院；战线附近设绷带所；并募集有经验的救护员，组织卫生队及救护队。随即，成立大会上进行了临时募捐，来宾捐赠十分踊跃，共募得洋8339元，银4082两，各药房捐助的药物甚夥。最后，沈敦和宣布“此次赴战地之医生六人、看护生三十一人，分作以甲、乙、丙三队，分驰战地，有进无退，概无半途中止之虑”。[8] 26日，中国红十字会医队30余人，以总会医院医生柯师为队长，从上海乘坐“襄阳丸”轮船出发，29日抵达汉口，次日登岸至大智门附近的汉口俄租界，将俄商新建的一栋三层洋楼房（原本为万国医院所建），作为红十字会的战地事务所和养病院。养病院尚未布置完毕，即有两军伤兵纷纷抬来求治。医护人员来不及喘息，就马上进行收治。[9] 同时，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携带担架、药品，前往战线内抢救伤兵，数十次往返于汉口、武昌之间，甚至足茧肩肿，惫困万状，仍夜以继日，未尝歇息、停辍。及至汉阳开战后，又“特备红十字小轮驶入襄河，于硝烟弹雨中争救伤残”。看护人员为入院的受伤军民“裹伤敷药，晨夕罔懈”，“照料周至”。柯师、峨利生等医生为使伤员早日苏生、痊愈，也“独出心裁，设法救治”。[10] 由于战火很快蔓延至武汉三镇，设于汉口俄租界的养病院伤兵日益增多，无地容膝，不敷安顿，加之武昌伤兵抬送过江，跋涉艰难，多有不便，于是商议筹借武昌仁济医院为红十字会临时分医院，并柬请教会襄助一些医护工作。两处医院常有伤兵二百余人，红十字会的施救工作仍觉得局促。于是，又在汉阳设立医院，至此，“救护机关益臻完备”。[11]后来，清军攻取汉阳，龟山之炮可以命中武昌，红十字会在武昌的仁济分医院也罹遭流弹，殃及伤兵，不得已将之迁往宾阳门外的博文书院；而后又恐其地为交战之区，遂向汉口海关借来小渡轮，悬挂红十字旗帜，将伤兵转运至江北。
武汉战事，持续月余，中国红十字会派出的战地医队恪尽职守，“普救两军受伤兵士及被殃人民，已伤者为之医伤，未伤者援之出险”[12]，救护业绩颇为显著。综计汉口医愈病兵576名，伤兵415名，病民31名，伤民106名，医治无效而亡者34名；武昌治愈病兵860名，伤,562名，病民18名，伤民116名，医治无效而亡者25名；汉阳治愈病兵571名，伤兵120名。[13]
红十字会以“博爱、恤兵”为宗旨，不惟视救死扶伤为天职，且将瘗亡防疫看成责无旁贷之事，慨然以当。自武昌烽烟骤起，南北两军血战经旬，“军民积尸遍野，不下五六千人，血肉狼藉，狗雀争食，惨不忍言，且臭气熏蒸，恐酿疫疠”[14]。中国红十字会又虑及“热血男儿陈尸不葬，足灰勇士之心、隳从军之志”[15]，于是，在派出医队开展救护之后，便着手征集会友组织掩埋队。11月19日，成立了以朱殿卿为主任的掩埋队，并置备芦席、绳索、石炭酸、抬杠等具，是日晚乘“大元丸”出发， 25日抵达汉口，此时正值两军复战，炮声动地，乃电请清政府饬准北洋军镇统冯国璋给发护照，派员襄助。掩埋队将散于武汉三镇城厢内外各处的尸骸打捞或收拢，主要集中收葬在赫山、三山、大智门等处；同时，对武昌中和门外义冢界内所埋之尸覆土过浅、已暴露者重新掩埋，未暴露者亦加土成冢。至年末，红会掩埋队在武汉收葬及改葬之尸共计约2200具。[16]
武昌首义后，革命运动也在湖北省内其他地区得到响应。10月中下旬，“宜昌、沙市、荆州等处，战事迭兴”，中国红十字会乃就宜昌铁路医院设立临时医院，并于11月14日开办，是年辛亥之役共治愈1400余人；而沙市则由商会捐资设立红十字分会医院，约治愈伤兵100余人，病者400余人。[17]
除了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奔赴战区外，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在上海成立后，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障红会在两湖战场救护行动的顺利进行。一是刊登募捐启事。1911年10-11月间，中国红十字会多次在《申报》上刊载募捐启事，通报兵灾情形及战地救护行动进展情形，并广泛吁请社会各界捐助善款。10月底，沈敦和以中国红十字会理事总长的名义首刊募款启事即云：“武汉风云日迫，战事剧烈……兹特组织医队驰赴战地，恪遵日来弗新旧条约，严守中立，……并在汉口设立养病院、绷带所，一力进行，务达慈善救护之目的。惟烽火烛天，干戈满地，兵连祸结，来日方长，而兹事体大，需款浩繁，非赖众擎，何能持久？务祈海内外大慈善家热血一喷，解囊相助，集腋可以成裘，聚沙可以成塔，多固益善，少亦不拘，惟冀源源接济，同襄善举，功德无量。”[18] 启事情真意切，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极大激发了人们的慈善捐赠热情。各界民众纷纷慷慨解囊，善款及物品源源而至。二是征集会员。11月1日，中国红十字会在《申报》上登出征集会员的广告，决定“援照红十字会万国条例”，“拟即先行征集特别会员、正会员，共谋进行”。“凡纳会费二百元以上作为特别会员，二十五元以上作为正会员”，愿意入会者可向红十字会驻沪办事处“索取介绍单式，妥觅当地公正绅商一人介绍，会费一次交足”，并由红会掣给会员费收条，发给徽章、凭照。[19] 后来，会员征集活动由上海本埠扩大到外埠，汉口、宜昌、沙市、岳州、长沙、常德等地有一些商绅、学生经商会、学堂主任介绍入会。“旬日之间，会员多至千余人”[20]，中国红十字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救护经费和志愿服务等问题，获得了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基础。三是改设红十字会临时医院。武昌首义后，四方响应，风声鹤唳，一夕数惊。11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乃通电各通商口岸，商议“教会医院改设红十字会临时医院，俾有备无患”[21]。 不久，“武汉普济、同仁、普爱、仁济、天主堂各医院特派代表来沪联合，均认为本会分医院，协力救护”；此外，宜昌、长沙等地“亦经联合英美各国教会医院，组织分会，次第推广，并续编医队，以备缓急”。[22]
二
在两湖战场的人道主义救助行动中，除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董事会（简称沪会）外，还有数支救援力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分别是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由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改组而来的中国红十字会（民国后改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简称京会）、中国赤十字会，以及两湖地区自发创设的红十字组织。这些慈善团体，虽“各不相谋，而设心则一，当枪林弹雨之方殷，以救死扶伤为己任”[23]。
武昌首义发生后，留日学生闻战事起，群情激奋，纷纷启程返国投身革命。11月12日，千叶医学院的中国学生也以救死扶伤为职责所在，组织起红十字会，决意辍学回国参加战事救护。[24]后来，又有东京女子医学校的中国女学生也参与其事，合组成“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全团约150人，以王曾宪为团长，18日乘“博爱丸”起程回国，26日抵达上海，受到中国红十字会理事总长沈敦和的热情接待。经双方接洽与商议，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在中国红十字会的旗帜下开展救护行动，“全体分为甲乙二队，一赴长沙，一赴浦口或九江”，并延请沈氏“担任后援”。[25] 12月6日，甲、乙两队整队出发。“甲队陈任梁君领队赴湘”，因长沙已有医院，遂分驻岳州、常德等地，“适两军休战，兼治平民，计医愈兵民五千人”。[26]为保证救护行动的规范、有序进行，还制定《中国红十字会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章程》，明确了创设宗旨、徽章、经费等项。由该章程名称与内容也不难看出，“留日医药界红十字团”冠以“中国红十字会”于己之前，虽有一定的独立性，然也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红十字会辛亥战时救护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27]
就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董事会（沪会）紧锣密鼓在沪、汉等地开展募捐与救护之时，清政府也在北京着手组织红十字会。日俄战争结束后，经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三人联衔奏请，清廷允准在妥善处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善后事宜后，由中国人自办红十字会。1910年初，清政府正式任命盛宣怀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不久易名为“大清帝国红十字会”。武昌起义后，1911年10月26日，盛宣怀因铁路风潮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在卸任前，盛宣怀举荐吕海寰出任慈善救济会会长，在北京设立会所，并请派沈敦和、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前往湖北进行救济。[28]其时，沈敦和已在上海采取行动，而福开森也在北京组织红十字会，“日内将率中外医生起程赴汉”[29]。吕海寰奉旨筹办慈善救济会，意欲合并沪会，但遭沈敦和婉拒。[30]吕海寰便向清廷请旨，“恩准推广慈善救济会，按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11月13日，又获准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31]至此，北京方面正式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开展战地救护。而此前，10月24日，福开森“经外交团认可，西医士襄助”，商情协和医学堂襄理红十字救护事宜。27日，该学堂选派教习12人，医士8人，学生34人，组成4个医队，“分赴战地，救济军人”。其中，“第二队于三十日派赴孝感，特乘专车，风驰南下，逾二三日由孝感趋赴汉口；十一月一日，文医士海率第三队取道信阳，经至汉口，渡长江，履不测之险，直入武昌”。[32] 各医士终日救死扶伤，夜以继日，受到武昌革命军士兵的欢迎。“疗治逾月，医愈者三百余人” [33]。11月15日，第二队送伤兵至长沙。26日，第三队始由武昌遄返，后遣赴徐州。这些医学生“一本热诚，不畏险阻，负囊携药，冒枪烟弹雨以争先，宿露餐风，当雪地冰天而竟进”，驰骋于武昌、汉口等烽火战地，“凡遇伤痍，靡不竭力救治，刀圭甫毕，痛楚立捐，计所全活，为数甚广”[34]。
而最先筹组医疗队前往武汉战场进行救护的，则是清末巾帼豪杰张竹君发起成立的中国赤十字会。它在辛亥年间进行的战地救护，堪与中国红十字会比肩，令人侧目。武昌事发，张竹君以施救受伤兵民为万不可缓之事，经过多方奔走联络，10月19日，在南市上海医院举行中国赤十字会成立大会。会上，决定“先发一队至汉口，即在汉口设立总机关，然后再由上海筹进行及扩充方法以继其后”。随即，推举张竹君为会长，上海医院西医何乃全为汉口事务所所长，并拟请会董迅速设法筹款以备出发。[35] 24日，中国赤十字会会长张竹君率领男女会员数十人从上海乘轮起航，前往鄂省开展救护。[36] 28日，中国赤十字会抵达汉口登岸，“以邮政总局为病院，以美国圣经书会为事务所，预备治疗一切事务”[37]。在随后驻汉抢救治伤期间，中国赤十字会几乎“无日不有受伤者送诊，称药量水，日夕大忙”[38]。至11月中旬，不到一月已“在汉救疗受伤战士数百人”，而“队中男女医士及看护员皆热心任事，饥渴劳瘁，虽苦不厌”，[39]颇让南北军士动容而泣。 11月17日，张竹君在汉阳县署设立分院，“该处一见‘十字会’三字，频送受伤者来，自朝至夕，应接不暇”。[40]事后，《民立报》专门刊文评述中国赤十字会在武汉战地救护，由此可窥其业绩之一斑：“上海医院自武汉事起，即行组织赤十字会，以院长张竹君为会长，九月三日（公历10月24日——引者注）由会长率同第一队赴汉口，继复分队驻汉阳，计两月中两处救疗受伤战士一千三百余人，事务殷繁，常至不遑寝食。两军酣战时，每出入枪林弹雨之中，亲畀伤者至病院，耐劳冒险，中外人皆称道不置，西人至屡载报章以颂扬之。”[41]
此外，湖北、湖南两省为配合中国红十字会所创设的地方分会、临时医院，如武昌赤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武汉分会医院、宜昌分会、沙市分会及其红十字医院、长沙分会、常德临时医院、岳州临时医院，也在辛亥风云的两湖战场救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红十字会的地方组织成为近代两湖地区红十字运动的开路先锋，揭开了两湖地区红十字运动兴起、发展的帷幕。
武昌起义后，赵俨葳等人首见及此，想起数年前日俄交战之时“京沪人士奔走呼号”，在上海设红十字会，并在营口、奉天、辽阳等处设立分会，“创建医院，救护难民，成效卓著，义闻昭宣”，于是急忙“商同西人，设会武汉”[42]，是为武昌赤十字会[43]，并得到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竭力赞成，多方维持”。[44] 武昌赤十字会由此往来武汉三镇城厢内外拯伤救疗。不久，中国赤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万国董事会（沪会）相继派遣医队来鄂救护，武昌赤十字会亦不分畛域，与之竭诚相助，通力协作，不仅为其代觅得房屋作为驻汉事务所及养病院，并借用药料等物，[45]为它们尽早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与此同时，黎元洪也指派陆军病院院长陈雨苍组织起红十字救护队，并得到汉口慈善团体和各教会医院的支持[46]，救援南军受伤兵士，而这支红十字救护队“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的前身”[47]。随着战事的扩大和蔓延，一些在武汉的教会医院纷纷派代表到上海，与中国红十字会联络合作事宜，至11月中旬，武圣庙普爱医院、同仁医院、普济医院、仁济医院、天主教医院均改设为红十字分会医院，“各国教士来尽义务者，实繁有徒”[48]。而据1911年11月16日中国红十字会汇总各地分会报告，上述五个教会医院合组成红十字会武汉分会医院，共有12名医士、护士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49]
湖北宜昌、沙市也在激荡的辛亥风云中诞生了红十字地方分会，或设立临时医院，配合中国红十字会开展救护活动。1911年11月14日，宜昌铁路医院改设为红十字会临时医院并正式开办，收治伤兵，期间共治愈1400多人。11月26日，革命军进抵沙市，战争一触即发。沙市商会遂仓猝组织红十字分会，又捐资为助，“以圣公会住宅为医院，并商准天主堂马神父分任医治”。随后，革命军与清军旗兵对峙相持半月，伤亡甚众。沙市红十字分会于战火纷飞中将“伤者咸抢入城中，不获救治死者悉为掩埋”，此役“约治愈一百数十人，病者四百余人”。[50]
武昌首义后，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湖南为首义响应之第一省，湘中健儿赴战者数及万人，死伤亦众。10月30日，“省会中西慈善家发起成立红十字会，以备至战地疗救”[51]，成立大会上，由会员中推举董事7人，会长颜福庆（雅礼医院医士，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副会长孟良佐（美国圣公会牧师）、曹典球（前湖南实业学堂监督）、书记李达尔（雅礼医院医士，美国人）、聂其焜（湖南衡山人）、会计倪医士（挪威信义会医士）、朱恩绂（长沙乾益栈主）。“然事属草创，于时又无万国红会通行章程，只得由发起暂定章程先行试办，命曰湖南红十字会。暂定事务所于湘城西牌楼雅礼医院，自制佩章，白布加十红字绕左臂上，刊启募捐以为经费。并请谭大都督出示，严禁他人再在省地另行组织红十字会及冒名募捐等事。一面函告上海红十字总会及武汉红十字会，请承认为分会，旋接上海红十字总会复函承认本会为分会”[52]，并以所在地长沙为分会名。此为中国红十字会长沙分会创设之缘起、经过。11月初，湖南军政府拨助银一万两，并让与城东茅巷行台作为红十字分会医院。董事均系义务职，“会计倪医士购办院中床褥、器具，会长颜福庆医士布置院中一切事宜，毅力恒心，毫无放弃，是以一日之间即能正式开院”[53]，即行救诊病者。“计收诊以来，就医者络绎不绝，复闻武汉之间伤兵众多，各医院皆为之满，因电武汉红十字会马医士，请其将湖南轻伤兵士运送回湘，由本会代为治疗。十月十八日（阳历12月8日），马医士送归80人，收入本会医院诊治，其伤重者则分送雅礼及信义教会医院代治。此种兵士系在战地受伤，亦有染痢及别种内症者，均甚沉重，计前后医痊者有200余人。值来诊者日多之时，床褥一时不备，以致有席地而卧者，如客厅等处均系伤兵卧地。” 后又聘请在汉口协助红十字会工作的陈怀皋医士来湘担任一切，中外各慈善家亦陆续捐助。有钟记者捐助铺板40副，方桌20张，仁者好施，韦税务司捐赠甜柑2担，英美卷烟公司丁尼君捐赠香烟两大盒，以犒军士。长沙分会担任职务之人十分尽力，看护病者也很周到。“旋以和议告成，战争休息，伤兵就痊，络绎出院，而病民来求诊者众，爰仿照各国红十字会办法改为永久医院，专治天灾疠疫及贫苦无告之人”[54]。据统计，自辛亥年开办医院至民国元年5月止，门诊病人 264号，住诊病人共259名。其中，炮伤 230名，外症19名，另有内科伤寒、痨病、痢疾等数名，业绩甚为可观。1912年5月1日，红十字长沙分会在东茅巷医院内重行选举新董事，并订新章，照雅礼医院章程办理诊疗事宜，即每人收号金50文，药资另计，住院者每天伙食钱200文。贫者仍送诊施药，重者住院免费。长沙分会以博爱的胸襟，于辛亥鼎革之际拯伤兵，救病民，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1913年，《中国红十字杂志》创刊号追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就写道：“长沙分会设医院于东茅巷，收诊病兵及武汉运来伤兵三百人。战事告终，即改为永久医院，医治疠疫等症，至今犹存。”[55]
湖南常德、岳州两处临时医院，是由中国红十字留日医药团来湘开展战地救护设立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救护业绩，医治了数千名士兵和平民。
三
由上所述而知，在辛亥革命烽火烛天、干戈满地的日子里，作为中立性的民间团体，各种红十字组织（尤其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护是积极的，成效也十分显著，“救伤葬亡，厥功尤伟”[56]。因而，对于中国红十字会以及两湖地区红十字运动来说，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首先，提高了红十字会的知名度，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在辛亥革命两湖战场救护期间，中国红十字会、赤十字会等团体在《申报》、《民立报》等新闻媒体上广刊募捐、鸣谢广告，一面公布医队战地救护进展情形，一面征集会员，扩大了红十字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以致口碑载道。1912年9月29日（旧历八月十九），值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沈敦和在中国红十字第一次会员大会上的演说词，即充分反映了社会各界对红十字的普遍认可与称赞。他说，自去年获悉武昌起义，成立本会欲往救助，召开成立大会后，“一次即集款万余元，以后捐款更源源而来，会员亦争先入会。风声既树，至派往战地之中西救护员亦谓：‘诸大善士既不惜财，我辈何敢惜命？’故日在枪林弹雨中拼死抢救伤残，虽危险万状，不稍退怯。……南北两军感本会救护之肫挚情谊，均极融洽。本会声誉由是日隆，事业亦渐发展。”[57] 武汉尚在南北军激烈交火之际，北军统领易乃谦亲至红十字医院察看，“并扶视伤兵，特馈米粮以示优异”；南军都督黎元洪及其夫人也“临院慰问，给赏伤兵及仆役人等有差，复捐助湘米五百石，钞洋三千元用以奖励”。[58] 正缘于其显著的业绩，以及秉承人道、博爱的理念，1912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获得万国红十字联合会的正式承认。2月，沈敦和向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呈请中国红十字立案，经黎转呈大总统孙中山批复，很快获内务部准予立案。孙中山在“准予立案”的复电中，对红十字会也给予高度肯定，谓：“民国军兴以来，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文实德之。”[59]
其次，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战场救护也推动了两湖地区红十字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于1904年，为救护日俄战争，主要在东北、山东及上海、南京等地设有数十处分会，且多于战事结束后解散或停辍。至于内陆省份，尚未出现此类专门以救恤兵灾为职志的团体，更无其分会。及至辛亥革命爆发，这种局面始有新的变化。民初，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刊载称：“本会自武汉事起，次第添设分会或临时医院于各省要隘，若庐州、若芜湖、若淮安、若扬州……若宜昌……若长沙、若岳州、若常德……等处均是”[60]。该文原列分会或临时医院共有56处，分布于苏、皖、闽、浙、辽、吉、鲁、湘、鄂、粤、川等11省，而湘鄂两省亦有4处分会，约占总数的7%。另还有沙市红十字分会医院，以及本土自设的武昌赤十字会[61]、汉口红十字救护队，两湖地区共有红十字组织7处。这表明，在风云激荡的辛亥革命斗争中，两湖地区的红十字组织应运而生，红十字运动应时而兴。1913年，沈敦和叙及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及其业绩，即指出“吾国之有斯会十年矣，发轫于俄日之战，而大彰于武汉之师”[62]。同时，经过辛亥革命烽烟战火的洗礼，两湖地区的红十字组织积累了战地救护经验，为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战事救护准备了条件。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举起反袁大旗，二次革命爆发。兵燹余生，救济孔亟，“湘鄂赣组织红十字会者纷起”[63]。中国红十字会长沙分会亦“派李清茂医士及聂其焜君等前往，行救护之职”[64]。而随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两湖地区更是南北军队逐鹿鏖战的主战场，红十字分会组织在湘鄂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护国战争爆发后，1916年迫近湘鄂，中国红十字会急谋赈济，而地方士绅“亦纷纷请求组织机关，筹备救护”，湖南除原设立的长沙分会外，还新建常德临时分会、辰州临时机关、洪江临时机关、麻阳临时机关，[65]后来有的发展为红十字会的地方分会。同年8月27日，中国红十字会汉口分会也正式成立，由刘子敬、王森甫分任正副会长。1917年，汉口红十字会组织救护队赴荆州、沙洋一带，救护荆沙战役的伤员，并在汉口万寿宫、长沙会馆、太平会馆设伤兵医院，不久合迁药帮巷，成立红十字会医院。[66]同年，汉口红十字会还派遣40余名救护人员赴湘，救护南北伤兵。[67] 不久，大冶、襄阳、鄂城等地分会也相继成立。[68] 截至1924年，两湖地区的红十字分会已达43处，其中，湖南23处，分别是长沙、常德、永州、宝庆、衡阳、岳阳、新宁、宁乡、洪江、桂阳、津市、湘潭、耒阳、益阳、浏阳、衡山、平江、永顺、芷江、醴陵、桃源等21个分会和靖县、郴州2个分会筹备处；湖北20处，分别是武昌、汉口、潜江、通城、崇阳、宜都、沙市、襄阳、郧县、黄冈、樊城、大冶、宜昌、鄂城、蕲水、枣阳、蕲春、光化等18个分会和当阳、老河口2个分会筹备处。[69] 分会的增多，表明两湖地区红十字运动已经蓬勃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而这种结局的出现，追根溯源，无疑与辛亥革命期间红十字会战地救护传播的“人道、博爱”精神分不开。
综而论之，在辛亥革命这场中国历史上豹转飙变、鼎革易服的社会巨变中，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主体的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在两湖战场进行兵灾救恤，“疗伤痍，掩胔骼，厥功甚巨”[70],而其撒播的“慈善”、“平等”、“博爱”种子也得以在此生根发芽，最终促进了民国初年两湖地区红十字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兴许，这也是辛亥革命史、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中应有的题中之义。
[1]相关研究可参阅：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8-108页；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100页；池子华、郝如一等：《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1904-1949）》，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84页；池子华：《中国红十字辛亥战时救护行动》，《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池子华：《辛亥革命中红十字会江苏战场救护述论》，《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徐国普：《浙江红十字运动起源探究》，《浙江档案》2010年第9期。
[2]有关沈敦和与清末民初中国红十字会的详情，可参阅周秋光、曾桂林《沈敦和与中国红十字会》2008年第6期。
[3]《红十字会医队定期启行》，《申报》1911年10月24日。
[4]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5]《红十字会理事总长沈敦和报告》，上海《申报》1911年11月19日。
[6]参见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8页；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8页。
[7]《来函（三）》，上海《申报》1911年10月23日。
[8]《红十字会大会志盛》，上海《申报》1911年10月25日。
[9]《红十字会医队战地来书》，上海《申报》1911年11月5日。
[1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289页。
[11]]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12]《急募红十字会捐款启》，《申报》1911年11月12日。
[13]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14]《红十字会理事总长沈敦和报告》，上海《申报》1911年11月19日。
[15]《聘请掩埋队干事董》，上海《申报》1911年11月19日。
[16]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290-291页。
[17]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18]《敬募红十字会捐款》，上海《申报》1911年10月29日。
[19]《红十字会征集会员广告》，上海《申报》1911年11月1日。
[20]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
[21]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22]《红十字会理事总长沈敦和报告》，上海《申报》1911年11月19日；又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二者文字略有出入。
[23]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24]《千叶中国医学生组织红十字会》，上海《申报》1911年11月14日。
[25[《留日医药学界红十字团广告》，上海《申报》1911年12月4日。
[26]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293页。
[27]池子华：《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28]《又谕》(宣统三年九月己巳)，《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十二，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年影印版，第19页。
[29]《福开森在京组织红十字会》，上海《申报》1911年10月25日。
[30]《红十字会电稿一束》，《申报》1911年10月31日。
[31]《又谕》（宣统三年九月癸未），《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十三，第38-39页。
[32]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33]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34]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35]《赤十字会开会记》，上海《申报》1911年10月20日。
[36]《欢送赤十字会》，上海《申报》1911年10月25日。
[37]《汉口战报》，上海《申报》1911年11月4日。
[38]《赤十字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上海《申报》1911年12月27日。
[39]《赤十字会赴镇记》，上海《申报》1911年11月20日。
[40]《赤十字会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续）》，上海《申报》1911年12月30日。
[41]《赤十字开大会》，《民立报》1911年12月25日。
[42]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43]关于武昌红十字组织的成立及其源流演变情况，目前所见的史料记载尚存分歧。有地方志据1949年4月28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武昌市分会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概况报告书》所称：“本会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由黄祖徵、钟熊祥、刘承谟先生创立，历四十余年，对社会公益颇多贡献”，认为武昌红十字会创立于1900年，“它是中国红十字会武昌分会的前身。”（见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志》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106页）尤德新编著的《闪光的红十字》也持这种观点（见氏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池子华在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中也注意到此说（见《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注释）。而另一说法则认为武昌红十字会成立于1911年。“辛亥革命时，武昌商会和革命党人发起组建武昌红十字会，从事战地救死扶伤、收埋尸骨和募款抚恤革命阵亡将士的遗孤。后增设武昌红十字会诊所，开办急救训练班。”（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民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赵俨葳系黎元洪新军中人物，很可能参与革命。《武汉市志·民政志》所谓“武昌商会和革命党人组建武昌红十字会”，或可指赵俨葳所创的武昌赤十字会。1900年黄祖徵成立的武昌红十字会与1911年赵俨葳（或武昌商会、革命党人）建立的武昌赤十字会，有何渊源，二者的源流演变如何，尚不清晰，有待进一步挖掘。
[44]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4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红十字会医队战地来书》，上海《申报》1911年11月5日；《赤十字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上海《申报》1911年12月27日。
[46]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民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47]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志》（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48]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49]《红十字会第一届分会职员一览表》，《申报》1911年11月27日。据该一览表所列，中国红十字会武汉分会医院的12名职员名单分别是：“武圣庙普爱医院英国普富医士、英国魏女医士；同仁医院美国马医士、美国梅医士；普济医院美国雷盛休医士、美国雷盛休夫人；仁济医院英国吉立生医士、孟医士；天主教医院英国汤医士、英国艾医士，看护英国富女士，帮看护英国克迪女士。”
[5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293页。
[51]《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资料》，铅印本及稿本合订，民国二十三年。
[52]《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资料》，铅印本及稿本合订，民国二十三年。
[53]《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资料》，铅印本及稿本合订，民国二十三年。
[54]《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资料》，铅印本及稿本合订，民国二十三年。
[5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56]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57]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258页。
[58]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59]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6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61]武昌赤十字会曾派出赵俨葳、张福先、王利用、江忠业四位代表参加1912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红十字会首次统一大会。参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62]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63]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64]《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资料》，铅印本及稿本合订，1934年。
[65]《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沈仲礼启事》，上海《申报》1916年3月7日；《湘省红十字分会成立》，上海《申报》1916年3月8日。
[66]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民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67]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志》（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68]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志》（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69]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154页。
[70]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国元年温处水灾及其慈善救济
——以中国红十字会等组织为中心
杨 丹 曾桂林
“温处”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位于浙江省南部，因清代置温州、处州二府并设温处道而名。辛亥革命后，府道之制废除，温处二府亦废，而存其附郭县永嘉、丽水，但其辖区范围未变。故此，本文所称温处地区，系指温州的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玉环等6县，处州的丽水、青田、缙云、松阳、遂昌、龙泉、庆元、云和、宣平、景宁等10县。民国元年（1912）夏秋间，温处地区连遭两次大暴雨侵袭，灾广深重，“实为数百年来所未有”[1]。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灾害史、慈善史研究的深入，虽有学者对此次温处水灾有所关注[2]，然尚无专文进行探讨。本文试以《申报》、地方志及亲历者的日记为基础文献，尝试勾勒出此次温处水灾惨状，进而探讨社会各界在灾区进行的各项慈善救济举措，并由此观照民国初年温处地方社会的民生状况。
一
温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间以平原河谷，瓯江、飞云江水系纵横各县，上游迂回于崇山峻岭间，急流险滩众多。又因濒江临海，夏秋时节受季风气流影响，降水量大，常遇台风暴雨袭击，酿成巨灾。民国初年，浙江巡按使屈映光出巡浙南时即谓：“处属各县同处山乡，仅恃大、小两溪以通舟楫，旱则易涸，雨则易涝，频年灾歉，民生困苦。”[3]
1912年8月下旬，温处各县淫雨连绵数日。至8月29日，台风暴雨骤发，雨势更甚。在处州，景宁“数百里内群山崒崩，沿溪村落水深数丈余，大均以下益高涨，外舍全村覆没，淹溺居民无算。旧六都张山淹毙三十余人，其余所在多有，牲畜不计。县城冲没田亩尤多。耆老谓灾情之重为数百年所未见，较道光二十八年水头尤高数丈。”[4]松阳“各乡山崩地陷，冲没田庐无算，淹毙居民不计其数。东南较重，石仓区尤甚，毙民百余口，芥菜源全村覆没。……冲坍城南大埬百二十余丈。”[5] 而青田地处瓯江下游，上游的大、小两溪交汇于城西北，洪流所至，全县灾情更惨。据时任青田县知事叶正度的日记所载：“元年八月二十九日，风雨大作，至晚八句钟，山水陡发，至十一句钟时，前后约三小时之久，水已涨高约二十丈之谱，全城漂没。”[6] 数小时不停歇的暴雨令人猝不及防，最终酿成特大水灾。30日黎明，“全城皆成泽国，人民庐舍无片瓦可睹”。31日，“水势渐落，城垣始见”，县署夷为平地，淤泥堆积，房屋坍塌。9月1日，叶正度知事为筹办急赈事宜，“乘舟赴温，沿溪村庄，全皆冲毁，不堪寓目”。[7]
温州商会致函上海总商会报告灾情也称：“永嘉自八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号暴雨飓风迭煽为虐，水势滔天，几成泽国，加之蛟水陡发，山洪突溢，致令邑之沿江一带西溪、林福、驿头数十村田庐牲畜扫荡无遗，男女老幼被狂澜漂没者盖以万计。上游青田全城覆没，人民物产随波入海，瓯江江面号救之声，惨天骇地”，虽有平民逃至高阜得保余生，“但庐舍籽种一无存留，相率来城乞食，鹄形菜色，惨不忍睹。至沿江而上，各村老弱无衣无食坐以待毙者，尤为可悯”。[8] 似此灾情奇重，温州商会吁请上海总商会慨任资助，广为劝募。正当设法筹赈之际，9月17日，暴风雨再次侵袭温处地区，进一步加重了灾情。青田“城内水量较前次只低数尺”，灾民刚搭盖起来为栖身之所的“草房又被水冲洗一空，且各乡有前次未受水灾者，亦被冲毁无存”。[9]除青田外，瓯江上游的缙云、丽水，下游的永嘉也受灾较重。洪水“由青田下泻，经永嘉、瑞安，城镇村落多被淹没，田园庐墓损失尤夥，死亡约以十数万计”[10]。据民国《丽水县志》载：“（夏历）民国元年七月十八大水，八月初八日又大水，连遭浩劫，沿溪一带田庐漂没，人畜溺毙无算。”[11]。除瓯江流经各县，温属“瑞安飞云横尸满江，平阳城内外一片汪洋”[12]。此外，云和、龙泉、宣平、庆元、遂昌五县也不同程度受灾，灾情较之青田、永嘉诸县稍轻。水灾发生时，徐定超刚卸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暨永嘉县知事，面对惨不忍睹的灾况，感叹不已，写下《温处水灾歌》，以纪其事：“吁嗟乎！纵得生还归无田，况是死别埋黄泉。谁谓功力可回天？作诗志哀泪潸然。”[13]
由上而见， 1912年温处水灾受灾区域非常广阔，所属16县仅有瓯江以北的乐清、玉环以及浙闽交界的泰顺等3县幸免遭殃，逃过一劫。综计各县受灾人数，达数百万之众，这在温处历史上实“为数百年来未有之浩劫”[14]。
而此时的温处社会，刚刚经历辛亥革命光复，民国肇建，秩序尚未完全稳定，永嘉土匪乘间窃发，瑞安亦有民变。温处水灾发生后，民食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若不妥善处理，筹赈安抚，聚数十百万无衣无食之众，辗转流离，啸聚山林，不单为地方社会之隐忧，亦关乎全国之治安。温处两属灾区的地方政府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迅速组织起来开展自救和吁请救援。
1912年9月1日，青田县知事叶正度赶赴温州，会晤青田、永嘉两县士绅，商筹借款急赈。在青、永两县热心人士的协助下，很快筹措到洋1000元，购买棉胎、草席和米，并委托城厢绅耆调查灾民口数，核实散发。同时，还派人电请浙江省行政公署，拨款救济灾黎。[15]景宁、遂昌、缙云、丽水、云和等县的知事也纷纷向省府发出请赈函电。[`6] 随后，温处两属之青田、永嘉、丽水、景宁、云和、遂昌六县旅省同乡，每县各派代表二人谒见浙江都督朱瑞，请示赈灾办法。9月8日，处州五县同乡代表在杭州开会，提出温处奇灾善后两策：先由各界同乡量力相助，于五日内缴齐，并公举代表星夜驰办急赈；继由各灾区县人民推选精强干练人员，呈请官厅委任，以收集流离，吊伤慰死。[17] 面对请赈函电和旅省同乡代表的竭力吁请，浙督朱瑞万难坐视不管，遂向银行先行垫借10万元，“克期派委带赴灾区，先放急赈”[18]。然每县仅拨2万元，灾重民多，仍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9月中旬，朱都督乃“饬民政、财政两司先将各县已收之省税及统捐局收款，就近酌量动拨，散放急赈；一面由司派员赍款驰往各县，确切调查，相机筹办抚恤，以靖人心而免扰乱。”[19] 16日，浙督朱瑞致电中央，痛陈温处两属被水情形，指出青田、缙云、瑞安、永嘉等县或僻处山陬，或远居海表，赋税不裕，难以接济，而被灾各县荡析离居之人户已达数十万，亟需筹办急赈、接办冬赈，补给籽种，费款甚巨。浙省承上年灾歉之余，入不敷出，财力不支，恳请国务院、内务部、财政部“准予饬拨巨款以拯孑遗”。[20] 同时，浙督朱瑞还通告其他各省都督及海内大慈善家，请其代筹义赈，藉资补助，以解悬釜待炊之困；并发出《代温处灾民劝行政各官募捐义赈启》，劝谕省内各县各级官员，或捐公俸，或解私囊，集资应赈。[21]
经过初步勘灾查赈，至1912年10月初，浙江省行政公署已向温处各属灾县下拨省税和急赈款，翌年春又拨下善后工赈款。处州各县下拨省税1000元，又散放省里急赈5000元。[22]由于青田灾情特重，省库拨交急赈款1.9万元，又拨给善后款2.25万元，工赈款7万元。[23]景宁也奉省发水灾急赈银2000元，善后工赈款数额不菲。[24]省民政司还派员携银、米赴温急赈，后又购苏皖米平粜春赈。由于浙江都督及浙省代表项骧等人一再呈请中央拨款，1913年1月，财政部函请呈国务会议后，将此项赈款除拨现洋5万元交由浙省先行核实散给外，另拟拨公债票10万元，后因手续甚烦，改从军需公债中照拨，由浙督派员领取，核实散放灾黎。[25]温州的永、瑞、平三县，共得中央急赈款1万元，发行公债3万元救灾。1913年5月，又获部拨工赈银8.5万元。[26]
在中央、省级政府拨款赈济的同时，地方官绅也未袖手观之。1912年9月间，温处两属官绅发起成立瓯栝水灾筹赈事务所，先后发给景宁急赈银2000元、米600袋，瑞安洋200元、米400石。[27]青田知事叶正度在灾后也迅速联络永、青两县官绅，组织驻温筹赈事务所，共筹得银圆33638元，大米3194袋，由耆老分携洋、米赴各处赈济，每一灾民发米2升，小洋1角。[28]永嘉县在城区设救济难民所，收容五六百难民食宿。10月初，瑞安县代理知事孙诒泽发起成立急赈会，举池志澂主其事。[29]
由于民国肇建，中央政府财力也有限，虽千方百计罗掘，拨付救济款项，奈何灾深地广，形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更赖海内外慈善大家、好善之士慨伸援手，踊跃输捐。
二
此次温处浩劫，引起了社会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上海华洋义赈会、沪立慈善协会、广仁善堂、仁济善堂等众多慈善团体，先后组织救援活动。其中，中国红十字会以拯灾恤难、救济同胞为天职，慨然赴之，是此次温处水灾赈济中一支重要的救济力量。它与其他慈善团体一道，协作共济，汇聚各方资源，积极有效地进行了筹赈施救。
1912年9月，温处灾后惨状频见报刊。由于中国红十字会正在酝酿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会员大会，会务冗杂，尚未太多关注灾情。及至10月初，会务工作暂告一段落，而此时以发扬人道主义为己任、以“博爱”、“恤兵”为宗旨的中国红十字会乃立即行动起来。10月4日，在敬谢此次与会嘉宾代表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倡议赈济温处水灾：“凡散振、防疫、掩埋等事，本会均义不容辞，尚乞我会员及热心赞助本会诸君广募捐款，以拯哀鸿。”[30]翌日，正会员沈道旭即经募到嚣嚣子捐助的赈灾款洋500元。[31] 10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专门刊出温处水灾募捐启事，谓：“本会本人道主义行慈善事业，救生送死，义不容辞，是拯饥之余，救疫、掩埋尤为当务之急。惟灾区甚广，需款尤繁，深祈海内外仁人君子慨解囊金，拯此饥溺。凡我男女会员、赞助团诸君，务望彼此劝募，奔走告语，出水火而登衽席。惟诸君子是赖，即旧衣裤、棉絮、粮食、药料、棺木、杂物，不拘多少，随愿乐助。”[32] 尔后，又屡屡在《申报》刊载“最急迫最紧要之劝募”广告，恳请海内外诸大善士慨发婆心，踊跃捐输，交由会计朱葆三经收，并将募集的款物随收随解。沈敦和率先垂范，为温处水灾捐洋100元。劝募广告也很快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回应，赈款赈物，接踵而至。据中国红十字会在《申报》上刊载的鸣谢广告，自1912年10月至12月，各行各业的捐赈颇为踊跃。兹枚举数例：回民巨商蒋星阶先慨捐善款1000元，又乐助日夜赶制的新棉衣1000套；许献之也交来嘱赈温处洋600元。求恕斋刘君指赈温处新棉衣裤200套，怀德堂张幼麟先后三次捐旧棉衣80件、小孩风帽8只，吴晋氏捐旧单夹衣22件、旧单夹裤13条、洋50元。边叶氏夫人为父求安康长寿，慷慨乐捐金珠耳环1副，银手镯2副；唐叶氏夫人求身体健康，也助赈温处水灾金耳环2副，金簪1支，约重4钱3分，而绵力子求合家平安亦捐助太乙救疫丸100包。还有周信甫君近获弄璋之喜，因念温处水灾不忍开筵称庆，将汤饼资洋40元移助赈需，以恤灾黎。郑志良捐助鸣盛公司新新舞台股票5股，计洋50元；张奎君捐元色花缎料一段，约重18两，另有品蓝花缎料各一段。礼和花厂捐棉花10担，为缝纫棉衣之需。吴詹淑女士将平时省俭的积蓄洋100元助赈，南市胡菊堂洋50元。有些款额、数量虽微，却可集腋成裘，积沙成塔。
由于中国红十字会在刚刚过去的辛亥之役中在全国各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口碑甚佳，一经劝募，外埠的商号、企业及个人也多有捐助。苏州令元女士新棉衣裤210套，江阴福音医院王完白经募洋40元，青浦袁李氏偕子捐洋11元、钱1110文；汉口怡和公司陈仙洲捐助洋100元，又经募黄浩之、倪端方、陈蔚波等人229元；湘潭恤灾氏华安公司经募洋100元。太原商务总会、宜昌美孚洋行、福州电报局、吉林邮局、烟台邮政局、汕头邮局同人以及青岛、重庆等地商号和善人也有数额不菲的捐助。还有许多海外侨胞满腔赤心，情系祖国灾区，亦在侨居地纷纷发起劝捐赈济。如日本大阪中华商务总会张友深多次经募善款，总计捐助日洋逾600元，合规元420余两，横滨中华会馆也经募43.3元；印尼泗水商会捐助银5740两，槟榔屿各界侨胞通过汇丰银行电汇捐赠洋1097元；加拿大哉多利埠张锡亮及耶教会陈瑞经募洋800元，澳洲维多利亚埠黄田惠捐献2英镑6便士。1913年1月，李宝德“久侨天南，热心祖国公益善举，尤知无不为，为无不力”，经募赈捐洋897.2元。[33] 4月初，伍廷芳（秩庸）转交中美洲巴拿孖罗传恩君经募英金46磅移助本会。[34]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为中国红十字会开展温处水灾救济，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还通过征集入会会员筹募善款。1912年秋，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会员大会通过章程，规定了红十字会会员的种类、入会资格及权利义务，“捐款逾二十五元以上推赠会员，经募捐款逾一千元以上推赠特别会员，五千元以上推赠名誉会员。”[35]很快，“各界士女输将入会”[36]，慈善人材荟集。1912年11月初，施淑贞女士经募虞洽卿纳费洋200元，又募黄公续夫人纳费洋200元，沈蕙女士、朱榜生夫人等5人各捐洋25元，叶庚三经募庄坤泉、高子若、萧汉各洋25元。正会员沈道旭“热心会务，奔走劝募不厌不倦，自壬子八月起向嚣嚣子善士劝募温处振款五百元”，“昨日又承沈君交来嚣器子捐助棉衣岁米洋三百元”。[37]中国红十字会常议员哈少甫热心会务，利济为怀，叠募捐款，不惮烦劳，1月也经募石省斋善士洋100元。[38]正会员颜韵伯“赞成本会博爱恤兵宗旨，首先入正会员为社会倡，今岁丁艰回沪，悉本会会务日事进行，复慨纳捐资二百元”，由此推赠特别会员并举为名誉赞助员。[39]
在劝募经募善款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的赈灾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及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成效明显。
俗谚言：“大灾之后必有疠疫”，瘟疫往往与水旱之灾相伴生。这次温处两属迭遭奇灾，“瓯江浮尸，列若繁星，除由地方官绅捞埋及漂没入海者外，余均浮于江面。日久腐化，半饱鱼鳖，臭闻数十里，水族大尝异味，无物不毒。”[40]虽经第二次暴雨冲刷，却仅在江河表面，不少误食鱼虾者中毒暴毙。1912年9月20日以后，“由温郡至青田，再上而丽水、景宁、松（阳）、遂（昌）、龙（泉）各县，未死饥黎骤发时疫，传染迅速，兼旬之间，此二百七十里中已死三百数十名。”[41]由此而见，灾后染病死者并不在少数。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总办事处决定医赈兼施，筹组救疫、掩埋、放赈三队驰赴灾区。在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的协调下，11月5日，救疫医队正式成立，由陆军第一军军医司长柏栋臣医士为队长，陈士芬医士任副队长，有看护、配药二十余人；同时还派出掩埋队一支，由沈石农领队，“专埋沙掩水冲及暴露之尸骸”；查赈队亦“随带棉衣二千数百套，白米数百担，洋银数千元，为医赈兼施之需”。另外，还商请唐锡晋偕赈务专家十余人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协济青田义赈局，“带旧棉衣一万余套，小包面粉两万袋”，即日起乘普济船赴温拯救。[42]
中国红十字会赈济各队抵达灾区后，目睹浙民遭劫情形至惨极酷，救灾之情亦愈加迫切，勘灾查赈，施医给药，救生葬亡，不遗余力。11月底至12月初，柏栋臣医士及事务员杨、沈诸君已在温州瓯江外洋双溪、安溪、平偃、钱仓、石郭，以及江南沙头、西洲下湾、临福等村“施诊给米，全活甚众”。12月中旬，“全队开赴小溪、密溪、鸟云、白岩受灾最重之处，随带棉衣、银钱、药材、粮食，查明户口，核实散放。拟年底到瑞安，沿途饿殍腐尸，随地掩埋。”[43]而青田县全城被淹，四乡灾情尤重，由唐锡晋担纲的中国红十字会协济青田义赈局，派员深入县属各地，赈给大宗棉衣、面粉等物。由于灾深地广，各项救赈工作历时两个多月，至1913年1月中旬始告事竣。返沪后，沈敦和副会长设宴慰劳救赈归来的三队全体人员，称“前往温处灾区放赈救疫，活人无算，掩埋尸身得千数百具”[44]。事毕之时，中国红十字会在青田立义冢碑，以纪其事：“壬子秋，温处大水，青田受灾最甚，人物漂散，全城为墟。本会特备数帮人物，组成放赈、救疫、掩埋三队来青，俾难者得食，病者以苏，而死者获安于九原。城东门外浮厝数百具，棺败骨露，存遗伤感，公为移瘗于此，兹立石以垂不朽。”[45] 急赈冬赈的次第进行，收效显著，使生者免于转徙流离、饥寒交迫，死者免于暴尸沟壑、露骨郊原，也遏止了疫疠丛生、道殣相望惨状的发生。
急赈冬赈虽属敷衍过去，然而百万无告灾黎苟延残喘，来日方长，温处灾区“善后尤亟，春赈籽种，在在急需”[46]。1913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劝募春赈，帮助灾民恢复生产，自食其力，以谋长远之计。俗语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为多募善款，中国红十字会即以宝塔捐形式来续筹春赈，印送捐册数千份，由好善之人挨门逐户劝捐，无论贫民富户，也不限款额多寡。至4月初，经募人暨捐助的宝塔号已成百上千，其情形甚为踊跃，多者大洋数百上千，少亦有小洋几文。[47] 广州广九铁路局同人悯温处灾民春赈方亟，特发宏愿，集合同志捐助广票洋85元，英洋69元，由交通银行汇寄到沪。[48] 在筹募春赈中，红十字会的地方分会也积极动员起来，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劝募活动。太原红十字分会经募大洋38.5元，青岛红十字分会梁让泉筹募洋20元。[49] 1913年4月，正阳关分会王雨农经募樊敬五洋5元。[50] 5月初，春赈结束。至此，中国红十字会的温处水灾赈务全部告毕，据 1924年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年大事纲目》载称：“温处水灾，灾民受赈者二万余人，疗治伤病数千人，掩埋尸棺数百具。”[51]
三
除了中国红十字会外，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浙籍同乡组织、民众及其他慈善团体也本着己饥己溺之情怀，纷纷行动起来，大力开展劝募赈灾。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之中枢，开埠后，社会经济日益繁荣，商贾云集，而浙商凭借地利之便，懋迁于此甚众，并建有多个会馆或同乡组织。温处水灾惨状传来，旅沪的浙籍绅商及同乡组织最先奔走呼告，倡议赈灾。1912年9月28日，汤寿潜、虞洽卿、王一亭、徐乾麟等人在二马路宁波同乡会开会，最先发起成立上海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冀以广救灾黎”[52]。随即，上海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在《申报》上刊出乞赈广告，惟望海内外热心志士、慈善大家俯悯灾黎，慨为捐助，拯同胞于水火。[53] 10月初，该义赈会又频频刊登此乞赈劝捐广告，同时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寿康里设立捐赈事务所，并设有二马路宁波同乡会、后马路永丰钱庄等8个代收捐处。很快，捐启就得到上海绅商学各界人士的响应，纷纷慷慨解囊相助，或义演戏剧，或移助筵席寿礼之资。11月16日，丹桂舞台经理许少卿、艺员刘鸿声等发起演剧助赈，演唱日各场所得戏资悉数充赈。[54]上海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议定，待到捐款已有成数，一面“先购米数千石连同现银，分批运赴灾区散放”[55]，一面仍设法劝募以期源源接济。至10月24日，筹募温处义赈会永丰钱庄代收捐处已募得龙树森、王耀亭以及绥记、厚记，约洋数百元。
在募捐之时，10月12日，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还特派办赈熟手蔡学彰等人分三路赴永嘉、青田、瑞安、平阳等县踏勘灾情，并陆续通报各县被灾状况。[56] 根据特派员发回的实地勘灾调查报告，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意识到“灾区广阔，灾民孔多，乏食乏衣，饥寒交迫，栖身无屋，糊口无方”，灾情极为深重，决定多方劝募，设法接济，开展冬赈，吁请海内外慈善大家“俯念灾情奇重，大发慈悲，或惠助棉衣，或慨捐振款，只求多得一项即可多活一人，俾百万劫后余民得庆更生之乐，同沾衣被之恩。”[57] 筹募温处义赈会劝募赈款、棉衣的善举，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除移助寿礼、筵席之资外，上海其他一些同业公所、同乡组织也热心协助义赈会进行募款。12月初，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将经募同业源盛号、同盛号、德丰号及邵琴涛等78家商户、善士乐助赈款洋2550元，悉数交与筹募温处义赈会。[58] 8日，广肇公所也交来第一次代募各界赈款洋1570元。[59]在国内其他商埠及海外，社会各界也慷慨好施，共襄义举。青岛周季芳就向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寄来所经募广东会馆、复兴昌、华德、泰悦公司等百余家商号、企业、同乡组织及无名氏的赈款洋748元。[60] 旅日浙籍巨商吴锦堂获悉温处灾情后，先是垫汇日元赈济，随即在日本为义赈会劝募，至1913年1月，已从日本寄来第二次经募赈款规元400余两，其中，神户广业公所诸同人日洋300元，日人原田十次郎殿日洋100元，复兴号日洋60元。还有许多海外华侨虽不富裕足有，也撙节日用，慨解仁囊。[61]
社会各界的慈善捐赠源源而来，为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开展急赈、冬赈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在调查员亲赴灾区踏勘灾情的基础上，自1912年11月初，义赈会就开始向各县灾民赈给粥、米及衣物。由于各县受灾面的广狭、灾情轻重情形不同，分别施给各县灾民数额不等食物、衣物。1912年12月21日，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会长汤寿潜向社会各界公布了第一次赈济报告：瓯属共放出赈米1250石，面粉200包，麦饼9234块，棉衣1850件；栝属散出赈米3750石，麦饼10 766块，棉衣4733件，另给棉裤7件，瓯栝两属总共散放赈米5000石，棉衣6590件，麦饼20 000块，面粉200包，计10 000磅。[62] 接着，1913年1月，就冬赈情形又刊布了第二、三次报告，以资征信。据三次报告，在温处12县灾区共施放赈米6354石，棉衣18 820件，面粉200包，麦饼55 000块。[63] 急赈、冬赈的顺利进行，救济了温处地区众多灾民，使其免于辗转流离、冻馁沟壑，得以安度严冬。
冬赈刚告结束，春耕转瞬即来。鉴于温处灾区农田水利均未规复，处此青黄不接之际，灾民生计为艰，上海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会长汤寿潜等人决定立即筹办春赈以资接济。于是，自1913年2月9日起，筹募温处义赈会在报纸上屡屡刊出《劝募温处春赈》捐启，再度公布原有8个代收捐处；同时，“恳各埠筹赈机关赓续劝募，添办米食，分投散放”[64]，并将内务部审定通过的《灾赈奖章规程》一并载登，劝谕各界慷慨相助，踊跃输将，以便由义赈会查照奖章呈明核给。客居苏州的浙籍人士在苏发起急赈分会，除先行凑集500元解浙散放外，并向各商号投寄分募捐册数以千计，以应汇解。[65] 不久，江苏东海县袁锡侯先生即将代募温处赈册捐款洋128元寄回旅苏分会。南京义赈会代募洋181元，旅宁温处义赈协会第四、第五批洋500元。在上海，丝厂、兰业总公所交来代募赈款共计洋808元，小洋199角，钱20文，以惠恤灾黎。汤寿潜除掣付收条外，还在报上刊载芳名致谢。[66] 在劝募赈济的同时，上海筹赈温处义赈会还将捐赠人及捐款数额，无论巨微，及时汇总公布，以取信于人。截至1913年6月26日，筹募温处义赈会已先后刊布24次收款清单，据该清单披露，连同前刊各次，累计共收到大洋79 338.65元，规元16 023.846两，渝平银4000两，小洋4623角，另有铜洋、铜钱若干。[67]至此，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的募捐工作宣告结束。大量善款的募集，保障了温处地区的春赈的顺利开展。
在上海，还有其他慈善团体也以痌瘝在抱之心，发起劝募，或代为经收善款。中华全国义赈会获悉温处十余县水灾惨状后，不忍坐视灾黎流离，以为“急赈之事，万难容缓”，于是在1912年10月间重行组织，设事务所于上海法租界宁波会馆，并在吴淞路万泰仁酱园等处分设代收捐款处，向海内外热心义士募集善款，救同胞于水火之中，“尽义务于当途”。[68]不久，也募集到张廉候洋20元、巨诚昶铜洋15元，铜小洋100角，隐名氏10元，另有多名捐赠数额不等的款物。上海华洋义赈会在这次温处水灾赈济中也有积极行动，很快就进行乞振募捐，并较早奔赴灾区进行散赈，拯灾民及时出水火，发挥了重要作用。9月中下旬，江南回族巨商蒋星阶慨助面粉8000袋，随即上海华洋义赈会又补助银5000两，由马榕轩会同温州耶稣教士，定于9月28日乘上海招商局轮船赴温州，“以济灾民枵腹之急，敢乞指囷之助，藉苏垂毙之民”[69]。10月12日，筹募温处义赈会特派员蔡学彰在青田双溪勘灾时，“逢适华洋义赈会马先生在彼放赈，大小妇女环聚，待哺者几百数”[70]。20日，华洋义赈会放赈员马榕轩在青邑孔庙沿途散面粉9000多包，银5000两，还“电告上海会长多办面粉来处，或可多救数村灾黎”。[71]及时施与赈救，使得青田重灾区不少老弱妇孺免于号腹饥肠。在景宁，华洋义赈会派员沿途直接散发小银元，数量不菲。详勘灾情后，华洋义赈会又在全县“发米六百袋，棉衣十二大捆，面粉千余袋，苞芦数百袋”。[72]
上海绅商顾馨一、陆莼伯、席裕麒等人以温处巨灾哀鸿遍野，待赈孔殷，1912年12月在城隍庙创设沪立慈善协会，吁请各界同发慈心，“以喜寿礼仪移助急赈，或旧棉衣、麦饼、茹干交邑庙内星宿殿”[73]，并多方筹募。1913年初，胡锡堂还聘请留春园主徐金生筹提书资做饼助赈，最终捐助麦饼5000块。很快，又有多位善人、商号经募或乐助冬赈，约计洋千余元，铜洋近万枚。[74] 广仁善堂、仁济善堂等董事也乐善为怀，精详擘划赈灾事宜，慨助赈需。
通过前面详尽地考察民国元年温处水灾及社会各界赈济行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是其中一支重要的慈善救济力量。它积极与其他慈善团体协力合作，以上海为中心进行筹赈施救，先后面向灾区展开了颇具规模的急赈、冬赈、春赈等多项活动，拯救了大量的灾黎。中国红十字会首先利用上海《申报》等各大报刊来对温处灾情予以详细披露，多次发布乞赈广告，向社会各界呼吁劝募赈款，又通过征集入会会员筹募善款，便利了下一步的慈善救济活动的顺利展开。其次，赈济与劝募并举，同时选派查赈员亲赴现场勘探灾情，按轻重缓急酌量助赈，有助于散放急赈的有效进行。面对未死饥黎的骤发时疫，中国红十字会采取医赈兼施举措，筹组救疫、掩埋、放赈三队驰赴灾区，有条不紊地进行赈灾工作，收效显著。中国红十字会的温处水灾赈务，为民初红十字会水旱诸灾的慈善救济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积累了宝贵的赈灾经验，也在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处州漂没人口之实数》，《申报》1912年9月20日。
[2]相关研究，请参阅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255页。
[3]《屈巡按使出巡全浙文稿》卷五，出版者不详，1915年刊印，第134页。
[4]民国《景宁县续志》卷十五，《风土志·祥祲》。
[5]民国《松阳县志》卷十四，《杂事志·灾祥》。
[6]叶正度：《查赈日记》，见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0页。
[7]叶正度：《查赈日记》，见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780页。
[8]《温州商会报告灾情》，《申报》1912年9月21日。
[9]叶正度：《查赈日记》，见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0页。
[10]《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4号（1912年10月）。
[11]民国《丽水县志》卷十三，《兵戎·附灾祥》。
[12]陈继达：《监察御史徐定超》，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13]陈继达：《监察御史徐定超》，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14]《红十字会温处赈灾务》，《申报》1912年11月5日。
[15]叶正度：《查赈日记》，见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780页。
[16]参见《浙江省办理温处水灾征信录》，浙江省巡按公署1915年刊印。
[17]《温处奇灾善后策》，《申报》1912年9月10日。
[18]《温处奇灾善后策》，《申报》1912年9月10日。
[19]《浙都督电恳中央发赈款》，《申报》1912年9月16日。
[20]《浙都督电恳中央发赈款》，《申报》1912年9月16日。
[21]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
[22]《瑞安筹办急赈所成立》，《申报》1912年10月5日。
[23]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
[24]民国《景宁县续志》卷十五，《风土志·祥祲》。
[25]《温处灾民续命汤》，《申报》1913年1月14日。
[26] 温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温州市志·政权政务卷》，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页。
[27]《瑞安筹办急赈所成立》，《申报》1912年10月5日。
[28]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
[29[《瑞安筹办急赈所成立》，《申报》1912年10月5日。
[30]《中国红十字会敬谢来宾》，《申报》1912年10月4日。
[31]《本会正会员沈道旭君经募嚣嚣子捐助振灾洋五百元敬谢》，《申报》1912年10月5日。
[32]《筹募水灾棉衣、粮食、救疫、掩埋捐款》，《申报》1912年10月10日。
[33]《中国红十字会谨谢三藩中华会馆李宝德君经募赈捐》，《申报》1913年3月14日。
[34]《中国红十字会谨谢伍秩庸君交来巴拿孖罗传恩君英金四拾六磅》，《申报》1913年4月8日。
[35]《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事处公启》，《申报》1913年1月3日。
[36]《中国红十字会会员公鉴》，《申报》1913年1月10日，
[37]《中国红十字会谨谢本会会员沈道旭君经募嚣嚣子善士棉衣岁米洋三百元》，《申报》1913年1月4日。
[38]《中国红十字会谨谢哈少甫君经募石省齐善士洋壹百元》，《申报》1913年1月23日。
[39]《中国红十字会谨谢正会员颜韵伯君会费二百元》，《申报》1913年2月15日。
[40]《温处灾后之大疫》，《申报》1912年10月5日。
[41]《温处灾后之大疫》，《申报》1912年10月5日。
[42]《红十字会温处赈务记》，《申报》1912年11月5日。
[43]《红十字会队员救灾热》，《申报》1912年12月12日。
[44]《红十字会定期欢宴队员》，《申报》1913年1月24日。
[45[《义冢碑记》（据照片整理），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1页。
[46]《中国红十字会谨谢王镜清君》，《申报》1913年2月17日。
[47]《中国红十字会宝塔捐》，《申报》1913年4月6日。
[48]《中国红十字会谨谢广州广九铁路局同人》，《申报》1913年3月9日。
[49]《中国红十字会谨谢》，《申报》1913年1月22日。
[50]《中国红十字会谨谢》，《申报》1913年4月12日
[51]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
[52]《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通告》，《申报》1912年9月29日。
[53]《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广告》，《申报》1912年10月5日。
[54]《浙江温处义赈会敬谢》，《申报》1912年11月18日。
[55]《温处义赈会记事》，《申报》1912年10月16日。
[56]参见《踏勘温处水灾日记》，《申报》1912年11月8日；《踏勘温处水灾日记（续）》，《申报》1912年11月9日；《踏勘温处水灾日记（二续）》，《申报》1912年11月10日；《踏勘温处水灾日记（三续）》，《申报》1912年11月11日。
[57]《筹募温处义振会敬募赈款棉衣》，《申报》1912年11月7日。
[58]《振华堂洋布公所经募温处义赈报告》，《申报》1912年12月7日。
[59]《广肇公所代募温处义赈第一次报告》，《申报》1912年12月9日。
[60]《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志谢》，《申报》1912年12月12日。
[61]《筹募温处义振会志谢》，《申报》1913年1月15日。
[62]《上海筹募温处义赈会散放衣米第一次报告》，《申报》1912年12月21日。
[63]《上海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散放衣米第三次报告》，《申报》1912年1月25日。
[64]《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通告》，《申报》1913年2月14日。
[65]《催寄赈捐》，《申报》1912年4月5日。
[66]《筹募浙江温处义务振会志谢》，《申报》1913年4月7日。
[67]《筹募浙江温处义赈会念四次报告清单》，《申报》1913年6月26日。
[68]《中华全国义赈会紧要广告》，《申报》1912年10月12日；《中华义赈会紧要广告》，《申报》1912年11月3日。
[69]《上海华洋义赈会乞赈书》，《申报》1912年9月24日。
[70]《踏勘温处水灾日记》，《申报》1912年11月8日。
[71]《踏勘温处水灾日记（二续）》，《申报》1912年11月10日。
[72] 民国《景宁县志》卷十五，《风土志·纪惠》。
[73]《沪立慈善协会劝募急赈》，《申报》1912年 11月24日。
[74]《敬谢助赈》，《申报》1912年12月2日、1913年1月6日、1月30日、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