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历史和渊源
■郭进萍
红十字志愿服务的理念最早由“红十字之父”亨利·杜南提出。1859年，目睹索尔费里诺战场缺乏医疗服务，杜南意识到，“救护工作需要受过训练的、有经验的志愿护理员和护士, 他们的身份也要受到战地指挥官或军队的认可, 并为他们的使命提供便利和支持”。为此，提出了建立伤兵救护组织的构想：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协会将号召每一个人以真诚的博爱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战时的慈善工作中去”，实施有效的救护。
1863年，日内瓦会议决议实现了杜南的想法，决定将志愿医务人员“置于军队指挥部管辖之下”，并享有同军队医务人员一样的待遇。
1955年，吉恩·匹克戴首次提出将“志愿服务”列为国际红十字运动十七项原则之一。1965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匹克戴提出的原则浓缩为现行的七项原则，提交第20届红十字国际大会通过，志愿服务至此成为红十字运动恪守的七项基本原则之一。
实际上，红十字志愿服务理念早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时就已经先行开启。其时，南丁格尔带领38名护士亲赴战场救护伤兵，“尽力看护，昼夜无间，全活甚众，红十字会实于此嚆矢焉”。可以说，南丁格尔首开战地志愿服务之先河。
亨利·杜南不仅提出了“志愿服务”的伟大设想，而且还身体力行予以实施。索尔费里诺战役期间，他成功说服了离战场最近的卡斯蒂廖村的妇女，组织志愿救助队照料战场上的伤兵，不分国籍，一视同仁。随着时间的推移，志愿服务领域也不断拓展。
中国红十字运动发展过程中，志愿服务始终与之相伴相生，只是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色而已。大体而言，中国红十字会的志愿服务活动主要体现在战时救伤瘗亡、灾时赈济救助和平时社会服务三个领域。
战争救护方面，无论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二次战争、江浙战争，还是抗日战争战场上，都可以看到红十字志愿者救死扶伤的活跃身影。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治愈伤病万余”。抗战期间，红十字会“救护军民二千六百万人”，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影响力，使“本会在国际间之地位，业因抗战艰苦光荣之贡献，已具增高”。战地救护过程中，红十字人只求付出，不求回报，很多会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用实际行动彰显了红十字志愿服务精神。
社会救助方面，红十字会亦积极奔走在济荒赈饥第一线。对1917年河北大水灾、1928年至193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1931年和1935年长江水灾的救济，以及一年一度的时疫救治等工作，都向民众展示了红十字会的博爱、奉献精神。除了灾荒赈济，医药救助也是红十字会的一项重要常规工作。为此，红十字会特成立制药部，“发行经验良药、卫生新书，以尊重人道，而弥患未形”。
抗战胜利后，红十字会围绕“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宗旨，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业务活动，内容涉及社会服务、青年服务、妇女服务、儿童服务4大类12项活动——健康保险、医药诊疗、婚姻指导、荣军咨询、康乐活动、书报供应、健康检查、营养补助、家庭访视、志愿训练、儿童保育、小型生产。以医药服务为例，1947年，上海市红十字会推出“流动诊疗车”服务，“送诊给药，不取分文，作为彻底的救济贫病的一件事业”。流动诊疗车轮流到各站点，“给全市人民做免费的医疗工作”，并利用节假日，开到青浦、嘉定乡间，“给那些毫无近代医药设备的农民去服务”，获得了广泛的民众响应。
“文化服务是社会服务中最富有精神营养的一项活动”。1946年，总会开设书报阅览室，免费供普通民众阅读。其后，为扩大读者群并照顾患病者的阅读需求，总会推出流动图书供应服务。在“文化食粮”严重匮乏的年代，总会的图书阅览服务“极受社会人士之欢迎”。
为使志愿服务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红十字会还织就了一张立体传播网络，与志愿服务实践相得益彰。比如，在近代，红十字会将口头、文字、图像和综合传播等形式有机结合，广为宣传。
以文字传播为例，红十字会成立后，充分发挥机关刊物的主力军作用，相继出版系列刊物，宣扬红十字的宗旨、原则等，引导国人积极支持和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总会在复员时期创办的《红十字月刊》，特辟社会服务通讯专栏。据统计，《红十字月刊》所辑文章标题中含“服务”字样的多达271处，对志愿服务宣传力度可见一斑。南丁格尔与亨利·杜南作为红十字志愿服务的先驱，被大众媒介作为“样板”不断强化宣传。1936年，以南丁格尔为原型的电影《白衣观音》在上海等地放映，引起强烈反响。1948年，纪念亨利·杜南的电影《万人心上》在中国上映。在媒介大张旗鼓的宣扬下，中国社会掀起了志愿服务的热潮。抗战胜利后南京分会举办母亲会活动，有母亲代表表示“感谢红十字会的伟大服务精神，亦愿为红十字会义务工作”。
新时期，中国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领域不断拓宽，内容不断丰富，水平不断提高，始终承载着时代的使命，始终高擎人道大旗，普洒爱心，散播人性的芬芳。
（作者系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