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制度建设：诠释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新角度

——《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评析

崔龙健

随着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事业的推进，理顺管理体制，加强制度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成为了推动当前红十字会制度改革的必要前提。近期，苏州大学李欣栩博士所著的《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已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近30万言。

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包括中国红十字运动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动准则以及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等法律而制定的一系列规章。相应地，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涵盖了民国时期红十字总会及其地方分会为开展人道活动和自身建设而推行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定、颁布、执行和完善的过程。围绕这一问题，李著初步构建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制度体系，进而引出关于中国红十字会制度改革问题的思考。

一

李著是在原有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首先在绪论中介绍了研究价值、学术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继而用五章的篇幅，分别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体系构成、制度执行等问题。在此略作概述：

在第一章中，李著在阐明“基础性规章”“专门性规章”内涵范畴的基础上，分别追溯了南京临时政府及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基础性规章的沿革，分门别类地对组织部门运行、人道灾荒救助、日常会务规范、会内人员管理等方面制度演变进行概述，使制度沿革的历史感跃然纸上。在整体掌握发展脉络后，通过对国内外环境、主客观条件等因素的考察，认为国际人道法及其他国家红十字会法的颁布、现实环境下人道需求的变化、红十字会自身长远发展、行政力量的介入、清末以来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红十字运动的认识以及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熏陶都对民国时期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在呈现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体系时，碍于这一体系纷繁复杂，加上可考资料有限，相关论述无法面面俱到，如关于人事管理方面的援引资料多集中于国民政府时期，至于北京政府时期人员如何管理，其相关制度寥寥。不过，字里行间仍可看出，李著正尽力构建完整的制度框架，利用两章的篇幅对一些重要的制度进行详细论述，思路清晰。先从现代组织结构的共性出发，构建起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基本制度体系，包括明确的组织运行机制、严明的职员管理制度、财务工作和档案文书的保管等等；继而考虑到红十字会作为一个人道救助团体这一特性，对其人道救护、会员管理、标志使用方面的制度规范。这些制度的确立以遵循国家根本大法为基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是中国红十字会推进制度化管理的时代缩影”。而李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思路较为明晰，从而避免了读者在该章节谋篇布局上的疑惑。

制度体系的构建源自对实践的思考，反之，实践又对制度体系的完善有推动作用。换而言之，制度执行是制度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即将制度内容付诸实践或按照制度开展工作的过程。为展示制度建设的成效，李著依据事实，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实践出发，以“中国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工作制度化的尝试”为问题着力点，考察红十字会制度执行情况。对于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的诸项人道救护活动，虽然战地救护是其首要任务，但涉及难民这一群体时，李著不拘泥于战地难民，还囊括了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带来的流离失所的社会群体。通过界定“难民”这一概念，李著对难民救济规章进行分类，总结难民救济制度化的实践特征，重点探讨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在开展人道活动中颁布的规章，揭示了动荡时期推行一系列行为规范对于中国红十字会发展而言所具有的价值。此时虽未形成成熟的难民救济制度，但从这些“尝试”中亦可见红十字会推动难民救济工作制度化的雏形。

最后，李著从全局出发审视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制度建设，从立法过程、会员权利、现实需求等角度概括其总体特征。而作为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李著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规范对于树立红十字会形象、促进红十字运动发展、展现近现代慈善优越性等具有积极意义。当然，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一制度建设并不完善。受民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制度建设还存在着很多局限，李著对此也多有论证。

在简短的结语中，李著不仅概述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情况，还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问题的价值，以及思考了当下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另外，附录以时间为序，并遵循制度发展脉络，对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中一些重要事件进行了梳理，为读者了解其制度建设的过程提供了参考。

二

作为红十字运动研究领域又一成果，李著内容详实，体系完整，特征鲜明。

其一，研究视角新颖。关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学术界已有诸多成果，但对于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问题的探讨相对薄弱。不仅对于“红十字会制度建设”这一名词无统一的界定，而且对红十字会制度体系缺乏系统、全面的考察。在此之前，尚无一本以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出现。在探讨其他问题时或有提及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中的某部章程、某项制度，但也只是少数，主要是对民国初期颁布的红十字会章程条例、设立常议会的评议。而李著所述制度范畴广泛，既有成文的规章条令，也有约定俗成的传统惯例，从时间上说更是贯穿民国始终。由此说，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回顾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运动，注重各项制度的变迁过程，构建起相对完整的中国红十字会制度体系，评判其利弊得失，对红十字运动研究而言有着补遗添漏的作用。

其二，文章脉络清晰。如前所述，李著的基本框架为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其中，正文部分的结构层次清晰，包括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红十字会制度构成、红十字会制度执行、红十字会制度评析等内容。

其三，援引史料丰富。李著通过梳理与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相关的章程条例、政府公文、总统训令、报刊公告等资料，再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历史过程。这些资料既有关于总会的，也有关于地方分会的；既有文字叙述的材料，也有很多表格和图片；既参考了国内资料，也援引了国外资料，其中有很多资料是尚未使用过的，为完整呈现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的全貌奠定了基础。对于这些散布在不同资料中的史料，除了在援引时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标明出处，李著还重在比较分析，钩沉索隐，从不同角度解读史料、诠释史实。

其四，重视人的地位。制度史研究除了研读规章条文，还需要重视与制度紧密相关的各种人物，这在李著论述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李著在追溯制度变革过程、评析制度建设特征及功能、局限时，尤为注意人的地位和作用。如在概述制度变迁过程时，李著不时提及红会人对于新章程、新条例的看法或修改意见；在论述会员管理时，李著指出红十字会章程中会员权利相对较少，义务较多；在言及制度建设总体特征时，亦指出红十字会制度强调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等等。通读全文不难发现，红会专职人员、会员、普通民众在红十字事业发展中充当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均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有所体现。

三

李著系统剖析了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制度建设，对当今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及学术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首先，该课题对认识历史和解决当代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制度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是我们洞悉历史、辨明是非的又一方法。制度建设是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适应社会环境、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措施。在今人看来，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制度建设折射了跌宕起伏的民国政治、军事局势，反映了红十字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和较量，对于认识近代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变迁，对于认清民国时期政府与民间社会团体关系的变革，对于了解近代以来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大有裨益。当然，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不仅要理清过去的问题，还应挖掘其实践价值，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众所周知，重建红十字会的公信力是当今红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围绕这一任务，专家、学者对红十字会现行规章制度、组织机构运行、人道活动等方面多有反思，尤其颁布新红会法便是志在恢复公信力的重大举措。李著虽在论述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但在总结前文基础上不忘考察中国红十字会事业发展现状，从完善制度学理论、处理红会与政府关系、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国际活动的制度规范、红十字文化建设这几个层面为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建言献策。

其次，史学研究应灵活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此处所谓的“灵活”即在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时，要在理解理论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而不是生搬硬套。不可否认，正确、可靠的史料是论证某一问题的有力依据，大量引用历史文献资料是李著的一大特色，具有较强的学科特征。但也应看到，李著在论述某些问题的时候，时有借鉴国际关系学、文化学、会计学、档案学等学科知识。如在探讨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功能时，李著通过国际政治学人对“国际制度和平论”的理解及对国际组织作用的界定，提出“明确国际运动统一规范，增进红十字国家间互动”，肯定了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对于促进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流、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作用。采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论述，亦可为自身观点增强说服力。而且，制度学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课题，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有交叉。因此，在考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历史时，要综合考虑诸多外界因素的干涉，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去分析运动史上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应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并实现网络价值最大化。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渐便利。在此背景下，历史学研究亦应融于日新月异的网络环境，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作，利用网络和现代先进技术加强对资料的处理和分析能力，从而实现资料搜集、运用乃至共享的过程更为便捷。李著指出，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借助于《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战地红十字——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实录》及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出版的有关红十字运动资料的纸质文书外，还通过查阅“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上图晚清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申报数据库”等电子资源，在线获取相关资料。如今，国家图书馆、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图书馆、“国学数典网”等诸多机构借助网络对外开放资源，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及时检索和下载与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另外，李著使用的资料中有很多表格和图片。运用“excel”统计表能客观呈现历史数据，而通过计算机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处理，可帮助我们总结出数据中“隐藏”的信息，从而做到让“数据”说话。在这方面，李著或有欠缺，即只展现了数据而无具体分析，对此，笔者认为有些问题还可结合数据再做思考。对于历史研究中图片的运用，不仅再现了历史样貌，还增强了可读性。网络时代产生的信息量大面广，趣味历史风行于世。在此环境下，学术研究的方法需要严谨科学，但成果的展现不妨多采用图片、表格等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研究成果。

制度建设是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其实践活动是对红十字会制度建设理论的检验；另一方面，制度内容的修正完善又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为新时期红十字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其建设和发展积累了历史经验，这也是李著的学术价值所在。不过，李著在论述过程中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如在探究会员制度时，李著认为发展青少年会员与国民政府培养新国民有所关联，可惜未对此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留下意犹未尽之感。但总的来看，李著始终以民国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为中心，视角独特，主题鲜明，为进一步解读历史上的红十字会制度奠定了基础，也为深入了解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又一重要成果。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