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评论】
《陆树藩：中国红十字会运动的先驱》简评
沈璐
红十字会是国际性组织，目前已有190个成员国，中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红十字会如何“登陆”中国并“落地生根”？对此问题，学术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中国红十字运动早期历史发展中，陆树藩为救助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北方难民而创建的中国救济善会被忽略了。有鉴于此，湖州市红十字会与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开展了“陆树藩：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课题研究，以期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陆树藩：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下文简称《陆树藩》）一书，就是该项目的最终成果。本书由吴康丽、池子华主编，合肥工业大学2017年出版。本文简评一二。
一
《陆树藩》一书，共40万言，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陆树藩：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者”主要论述了陆树藩创办救济善会的“前因后果”，具体内容分为四章。
第一章集中论述了救济善会成立的背景及其过程。作者认为，救济善会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必然一环。在此之前，红十字文化已在中国有所传播，这为救济善会仿照红十字会进行战地救援提供了可能。同时，清代江浙地区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与陆树藩父亲陆心源的言传身教又构成了陆树藩创立救济善会的客观与主观条件。而在梳理救济善会成立的过程时，作者指出陆树藩最终得以成功创办救济善会，很重要的原因是取得了李鸿章的首肯。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在陆树藩等人受到济急善局同人质问时出面担保，调和两者的矛盾。应当说，最终形成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合作办理庚子救援的局面，李鸿章功不可没。
第二章对救济善会的组织结构展开分析，包括章程、机构、人员三个方面。在对救济善会所制定的各项章程做出深入分析之后，作者认为，救济善会各项章程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陆树藩等人在制定救济善会的核心章程时，由于“事系创设，头绪繁多”，兼之缺乏实际经验，难以对之后的救援工作做出具体而符合实际的规定。随着救援行动的不断深入，救济善会同人在切身体会了救援行动所面临的险恶形势之后，为了使救援行动更为合理，采用制定各项专项章程与分局章程的方式，对此前章程中的不合理之处做出修正，增补未曾涉及的工作内容。为了进一步揭示救济善会的实际工作情况，作者随后对救济善会在救援过程中创办的分支机构进行了论述，指出救济善会的分支机构可以分为救援机构与筹款机构两类。救援机构分设于天津、沧州、保定、济宁等地，负责当地的救援事宜。值得一提的是，救济善会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在北京地区设立救援机构，其具体的救援工作大多依托于晚清著名文人刘鹗主办的慈善会开展。筹款机构又可以分为两类：派出筹款机构与合作筹款机构。作者在分析两者的数量构成之后认为，“救济善会的筹款机构仅占所有筹款机构中的很小一部分，大多数属于钱庄、票号、银号、协赈所”等合作筹款机构。结合对两者募捐款物数量的深入分析，不难发现，救济善会的经费筹集工作主要依靠合作筹款机构，自设的派出筹款机构作用有限。在本章的最后，作者细致梳理了救济善会的人员构成，发现有众多的社会各界精英参与了救济善会的筹备与救援工作，这为救济善会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第三章中，作者聚焦于陆树藩北上开展救援行动的全过程，向读者展示了救济善会同人是如何在动荡不安的京津地区克服种种困难，开展平粜、掩埋、济渡等工作，最终得以顺利救回难民五千余人，救活当地难民无算。此外，作者还论述了救济善会的各项善后工作，使读者能够对救济善会的救援行动有全面的认识。
第四章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作者试图从三个角度论证救济善会与红十字会的关系，彰显其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首先，作者分析了救济善会工作中所体现出的一系列红十字元素。从主观角度来看，以陆树藩为首的救济善会同人，有意识地在救援工作中践行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原则，而在客观事实上，其红十字性质也得到了当时国内外人士的一致认可。可见，救济善会并非仅仅借用了红十字的概念，而是在救援过程中付诸实践。随后，作者论述了救济善会创始人陆树藩有关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一系列设想与实践，补足了相关研究的缺憾。最后，作者论述了救济善会部分同人的红十字会经历。其中，着重介绍了曾长期主持中国红十字会医务工作，并担任过红十字会理事长一职的王培元。由此，作者认为“仅仅以救济善会的参与者与其后的红十字组织没有交集为由，便不将救济善会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源流之一，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明确了救济善会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篇“陆树藩研究资料”，将涉及救济善会的诸多原始资料进行了整理，将其中的《救济文牍》、《救济日记》、《京津救济善会图说》以及《申报》、《中外日报》等多种核心史料收录，一方面方便有兴趣的读者得以深度了解救济善会的相关情况，另一方面也使得上篇的内容有据可查，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下篇“陆树藩年谱简编”，则对陆树藩的生平事迹做了简要叙述。或许是限于材料，内容略显单薄，令人颇感遗憾。
二
总体而言，《陆树藩》一书内容详实，颇有新意，以下几点尤为突出：
其一，条理清晰，形式多样。如上文所述，该书上篇共有四章，章与章之间的衔接自然，逻辑严密。不过，该书并不仅仅是陆树藩个人生平的介绍，而是研究陆树藩其人与中国红会之间的联系，因此将重点放在了陆树藩创建救济善会并且北上救援滞留难民的过程上，继而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救济善会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以凸显陆树藩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先驱的身份。而在行文之中，作者除了使用文字论述，还适当的引用或绘制图表加以佐证，将一些繁琐的数据转化成清晰直观的表格，增加了文章的严谨性与可靠性。
其二，考证充分，用词严谨。纵观全书可以发现，该书十分重视对相关史实的考证工作。例如，作者为了说明陆树藩投身善举的主观原因，详细考察了陆树藩之父陆心源的生平。而在对救济善会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时，作者发现救济善会虽然曾在德州开办分会，但之后不久便因与济急善局达成“分头办理”的共识，将此前筹备的德州分局转交济急善局办理，可谓“有名而无实”，救济善会在北京所设机构的创建与发展过程同样如此。作者在对相关史料进行爬梳之后，认为救济善会在北京所设之慈善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实际上由刘鹗掌控，与救济善会其余的救援机构有相当的区别。以上两点，均对学界以往的研究有所补充，若没有作者的潜心钩沉，想必很难取得这样的成果。此外，作者的用词严谨也值得称道。如该书在探讨救济善会与红十字会的关系之时，并未简单地将救济善会与红十字会相等同，而是指明救济善会尽管在主观上努力实践了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在客观上也得到了当时中外人士的承认，但它仍与现代语境中的红十字会有着很大的区别。由此，既说明了救济善会与红十字会的密切联系，又努力避免读者产生误解，作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其三，史料丰富，运用灵活。《陆树藩》一书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其中对报纸的引用尤多。近代中国报刊业发展非常迅速，时至庚子年间，报刊的种类与报道的内容，均已达到相当可观的程度。不过，虽然报刊杂志具有十分宝贵的史料价值，但是想要从中提取相关资料却无异于大海捞针，而要有效的利用这些材料更是难上加难。而该书作者在运用史料方面颇有精妙之处，不仅使用传统的文献分析方法，对报刊史料进行梳理，使得全书的论据充分；还利用常常被人遗忘的征信资料，对救济善会所属合作筹款机构的募捐情况做出统计，并将其换算为统一的价值单位，使得读者可以直观地比较各个合作筹款机构之间募得款物的多寡。作者对史料的灵活运用，为该书增色不少。
其四，观点新颖，力求突破。《陆树藩》一书在论述救济善会与陆树藩的相关史实的基础上，还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争议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例如，在以往追溯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时，研究者常常从人员延续性的角度，将济急善局纳入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脉络之中，而将救济善会排除在外。作者对此则持不同看法，在仔细梳理救济善会各位董事的生平事迹之后，不难发现不少董事都曾或多或少的参与过红十字会的相关事宜，其中更有长期参与红十字会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培元。由此观之，此前学术界的观点，仍有探讨的余地。此外，在探讨救济善会的红十字性质时，曾有学者认为陆树藩本人所制定的《救济会章程》“带有强烈的东南意识”，并以此提出质疑，认为救济善会并未践行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陆树藩》一书重新考察了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尽管救济善会的组织者大多为南方士绅，在其所制定的《救济会章程》之中，也并未明确提及将北方难民救回南方的内容。但仅凭这两点，并不能充分证明《救济会章程》是其制定者“东南意识”的体现。事实上，《救济会章程》中有明确表示救济善会将对“北省居民”展开救援。而陆树藩在抵达京津地区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惠及当地居民的救援行动，更是救济善会“一视同仁”的明证。作者认为，之所以陆树藩等人在《救济善会章程》中并未明确表示将北方灾民济渡回南方，主要是出于救援行动便于操作的考虑，“相比之下，就地展开赈济，逐步让北方难民的生活重归正轨，无疑是效率更高、更合理、更人道的选择”。因此，所谓的“东南意识”，并不存在于救济善会的救援之中，以此为出发点的质疑，则明显属于“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三
如上所述，《陆树藩》一书展现了红会先驱者陆树藩一生为红十字事业发展所做的种种贡献，对救济善会与中国红十字会源流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而书中所引用以及中篇、下篇中所整理的史料，使得此书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此，笔者对于该书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几点浅见愿与大家分享。
其一，有助于红十字运动研究范围的扩展。陆树藩等救济善会精英分子的事迹在书中有了详细的描写，在天津设立火神庙、派轮船往返于津沪济渡难民回南方等等受到了当时社会各方的广泛好评，救济善会的章程中所体现的红十字会精神也得到彰显。目前，在学术界，红十字运动中的人物研究还不够深入，《陆树藩》一书或许能成为这一方向的突破性成果之一，为红十字运动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同时，《陆树藩》一书有涉及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问题，尽管学术界对此已多有讨论，该书仍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表明红十字会源流问题依然值得深入探讨。
其二，增加红十字运动史研究的资料。该书有将近一半的篇幅为原始资料，将《申报》、《中外日报》中有关救济善会的史实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整理。时间跨度从1888年至1901年，这几年的时间看似不长，所整理的资料足足有百页之多。此外，《救济文牍》、《救济日记》、《京津救济善会图说》等研究救济善会的重要资料，该书也将其整理载录，丰富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史料，为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同时也可以使读者们对该书的内容进行独立思考，或许能启发后来者继续探索相关问题。
其三，有助于彰显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充分展现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影响。红十字运动兴起于欧洲，之后迅速向世界各地扩展，红十字运动在中国兴起的虽然相对较晚，但在中国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陆树藩等人在庚子年成立救济善会的实践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人自主创办红十字会的必要性并且付诸行动，为国人自办红十字会做出了宝贵的探索。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天灾兵燹，连绵不绝，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常常得不到保障。正所谓有需求才有“市场”，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的“登陆”绝非偶然。《陆树藩》一书对救济善会践行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的揭示，有助于大众进一步了解红十字会，从而扩大红十字会的影响，赢得社会认可。
当然，该书还有几点遗憾之处。首先，该书对陆树藩的生平事迹并未作充分的考察，上篇内容集中于考察陆树藩创办救济善会的前因后果，而下篇“陆树藩年谱简编”的内容略显单薄，让人意犹未尽；其次，尽管作者对救济善会募捐款项的情况已做出较为细致的分析，但未能进一步说明救济善会的经费使用情况，不无遗憾；最后，作者在考察救济善会红十字性质之时，并未将其与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其他早期红十字会组织加以比较，缺少从历史变迁角度进行纵向研究的视野。不过，瑕不掩瑜，《陆树藩》一书的出版，弥补了中国红十字运动早期历史的不足，对推进红十字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