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思考】
“一带一路”与中国红十字外交刍议
吴佩华
2015年5月，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今后要“紧紧围绕国家外交大局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双边、多边人道事务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红会开展人道服务项目”，从而开启了中国红十字外交的新篇章。
一、红十字外交必将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英文：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4年8月，习近平出访蒙古国时，表示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2015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同年4月，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宣告“一带一路”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一带一路”汇聚共商、共建、共享的众智合力，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路径，是党中央、国务院统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深远内涵和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一带一路”摒弃制度模式偏见，超越意识形态藩篱，想的是自己要过好、也要让别人过好，信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这些理念与红十字会的“博爱、奉献”精神契合。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称，“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中国红十字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融入“一带一路”伟大战略。
在2015年1月15日举办的“2014中国慈善年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提出，“慈善事业要成为实施大国战略的有效补充”。他认为，“慈善是跨越种族、民族和国界最美好的语言，开展民间公益慈善活动始终是大国战略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慈善事业的国际影响力还远远不够。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慈善家、慈善机构走向世界，向全球传递中国人民的爱心奉献，展现大国形象。”红十字会的工作内涵远远超越慈善工作，具有“国际性、普遍性、创新性”，故红十字会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力非一般的慈善组织可比肩。在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国红十字会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理念，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肩负圣神的历史使命。在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发挥好人道外交的作用” 。该次大会随后通过《中国红十字事业2015—2019年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中国红十字会肩负的神圣使命，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战略任务。
中国红十字会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必将大有作为，关键时刻，定能发挥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作用，更好地展现中国大国形象与风范。
二、中国红十字外交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中，“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陆地。它有三个走向，从中国出发，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二是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三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两条，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至少涉及到包括东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地区的65个国家（中国包括在内）。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差异很大。
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局部冲突和战争不断，人道危机与恐怖主义、能源、气候、环境等问题相互交织，人道需求不断增长，红十字组织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促进世界和平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定的“一带一路”区域范围，无疑给中国红十字外交带来巨大的挑战，当然，更多地还是开拓创新的机遇。
2015年10月，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全球磋商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邀请来自各国政府、人道主义、学术界等领域的近千名代表出席，联合国副秘书长杨•埃里亚松，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紧急救济协调员奥布莱恩，世界人道主义峰会秘书处主席杰米拉，瑞士联邦外交部长布尔克哈尔特等人出席会议。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林娜也应邀出席。会议代表就保护人的尊严、加强国际人道法对人们的保护、加强社区应对灾难和危机的恢复力、推动建立多领域伙伴关系以及为人道主义行动的需求资金保障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此外，“近期的欧洲难民潮、移民问题、人道主义与‘2015后发展议程’的联系、人道主义与人权的关系、气候变化对人道事业的影响等话题一度成为会议讨论的热点。”可见，国际人道需求仍然非常广泛、仍然非常迫切。
2015年12月8日，第32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也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作了发言，“呼吁各国政府和红会在日内瓦公约精神的指引下，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当前面临的人道主义挑战，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美好愿景共同努力”。陈竺强调，“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我们看到唯有发展，才能消除贫困和冲突的根源，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共同应对全球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希望为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与安全做出贡献。‘一带一路’的倡议不仅仅是政府间的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加强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民间交往与合作，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重要助手，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争取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资源，探索与其他沿线国家红会开展务实合作、共同发展的双赢模式。” 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在国际大会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一带一路”为指引，积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国际人道需求。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有2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贵宾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了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并主持了领导人圆桌峰会。高峰论坛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盛赞“一带一路”“为全球化发展带来了中国方案，对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国际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相信，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中，人道需求必将进一步拓展中国红十字外交空间与外交领域。
近几年来，中国红十字会结合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围绕国家外交大局，服务和服从国家总体利益，和相关国家红十字会建立友好关系，改革创新工作模式，不断加强国际人道合作，开展交流与合作项目，通过资金、技术、人员培训、派出紧急救援队、在国外社区开展‘博爱家园’项目等多种渠道，积极活跃地开展了对外工作，形成多层面的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人道挑战，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非洲、中亚、东南亚等国家开展的深入基层、让民众受惠的外援项目，受到普遍欢迎。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援助能力不断提高，对外交往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积极发挥了民间外交重要渠道的作用。
红十字运动的箴言是“人道获致和平”。红十字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运动。“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信、包容和合作，“共商、共建、共享”是原则，前提是和平友好。这就要求中国红十字会高举人道主义旗帜，融汇中国元素或中国特色，实行外交转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好先行兵、民间亲善大使的作用，尤其是在人心相通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充分发挥人道外交、民间外交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展示人道和博爱的国际形象，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展望红十字外交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国家不断对中国和平崛起进行“妖魔化”，最典型的当属美国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提出的“中国崛起并将导致战争”的预言。“一个崛起的中国必须不再重复过去西方崛起的陈旧逻辑，这是中国在21世纪的重大使命”。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如何加入国际竞争？如何参与世界博弈？如何展示中国热爱和平的国家形象？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后不久，《中国红十字报》陆续刊发了几篇文章，对民间组织国际化、中国海外援助等进行了分析，这无疑对加强和拓展中国红十字外交具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2015年5月22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了美国环保协会主席费雷德•克虏伯的文章《“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民间组织国际化之路》。该文作者提出，“作为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作为一个文明积淀深厚的国度，作为一个实力日新月异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社会组织对世界的影响还远远不够”。7月3日，该报发表了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系主任王建伟的署名文章《中国海外援助的两个转向》，该文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大国，必须认真面对国际责任问题。中国用何种方式回馈国际社会，是一个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但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可能物质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精神或者道义上是否也准备好了？这是一个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红十字会，该如何更好地提升其在世界的影响力，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确实值得认真思考。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外事工作会议，对进一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作出明确部署。随后，陈竺会长在上海外事工作会议上对中国红十字会人道外交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一是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对沿线国家的分析和了解，确定人道外交的方向和重点；二是通过与发达国家红会的交流，在学习其专业能力和先进经验的同时，借鉴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援助和人道外交的做法和经验；三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道交流和项目支持，促进‘民相亲、心相通’；四是进一步发挥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规则制定、重大议题讨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增强话语权；五是进一步加强外事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为更广泛、更深入的‘走出去’、‘请进来’夯实基础。”
结合《中国红十字事业2015—2019年发展规划纲要》和陈竺会长的讲话精神，完全有理由认为，今后红十字外交工作需注重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联合开展红十字理论文化研究。
2013年，马来西亚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出“中国融入世界的能力问题”，很尖锐。他说，“问题是中国是否具备融入世界的能力。内部的问题也许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但是外部世界里，你必须要别人来与你合作。当务之急，中国必须向世界展示和解释自己的‘理念’，而不仅仅是展示自己‘有钱’——有钱可以买到东西，但买不到尊重。很多西方国家现在跟中国交好并不是因为尊重。中国是否有明确而长远的与西方、邻国及中东非洲交往的战略呢?大国常常出现的一个毛病，就是迷失在自己的问题里。美国也是如此。我认为外部世界才是中国真正的挑战。”面对世界上新的广泛的人道危机，中国红十字会如何融入其中以更好地来应对这个“真正的挑战”呢？
这就需要红十字会及早提出如胡永泰先生所说的“理念”作为旗帜，以凝聚广泛共识。众所周知，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1927～2008）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受此影响，舆论普遍认为，“在当今的媒介环境里，国与国之间的抗衡、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理念上的冲突和竞争”。无论是陆上的丝绸之路还是海上的丝绸之路，都穿越几个不同的文明区域。当务之急，中国红十字会应积极与各国红十字会、红十字国际组织联合开展红十字理论文化的研究，寻找红十字文化与各国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最大公约数”，提出中国红十字外交的“理念”， 探寻中国红十字外交的新范式，为中国红十字会畅行世界、提升国际影响力提供理论指引，进而从侧面奠定崛起后中国国家的正面形象。
国际红十字运动迄今已有150多年历史，国际红十字运动不仅有195个国家承认并签署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作为最基本的法律框架，同时还有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议事规则、标志规则以及灾害救援行为守则、欺诈和腐败的预防与控制政策、企业界伙伴关系政策等一整套丰富完备的法规体系，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红十字文化。今后，应加强对国际趋势和红十字运动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和调研，加强对红十字国际组织所出台的重要政策文件的研究，积极找寻中国红十字会的切入点，搭建好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心相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中国主张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提倡各国相互理解、尊重和信任”。我们还要研究红十字文化中国化，研究红十字文化的普适性，也要研究红十字文化与各国各地区文化融合的独特性，站高点，看远点，更好地凝聚共识，积极促进民心相通，提前为政府间的合作创造条件，使政府间达成的一系列共识具有广泛的文化基础和务实的操作性。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正在积极筹建红十字国际学院，筹设“一带一路”智库，搭建平台，积极培养和凝聚联合开展红十字理论文化研究的人才，亦为更好地开展国际联合研究做准备。
二是积极提供对外援助。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GDP排名仍旧靠后，中西部和城乡差距大，发展不平衡，但国际上对中国履行大国责任寄予厚望，红十字国际组织也一直期待中国由受援国转变为捐赠国，非洲、东南亚、中亚地区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薛力的研究，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重也明显偏低” ，可见，通过红十字会扩大对外物质和经费等援助仍有提升的空间，亦可更好地服务外交战略。
历史表明，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灾害，不仅威胁到全体社会的福利，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就十分重视世界范围内的防灾减灾。作为国际性的人道组织，红十字会历来也十分关心和注重防灾减灾，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的内容十分丰富，援助的方式、手段亦十分灵活，从中国红十字会以往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非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经验来看，一般以物质援助和经费援助为主，“对外援助已成为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抓手” 。
从援助的区域来看，中国周边，即亚太地区，是中国红十字会重点援助区域。实际上，“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常发生灾害的地区之一。2004年至2013年，有近一半的自然灾害发生在这一区域，”亚太区域遭受灾害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因此，通过红十字会继续加强对亚太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积极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题中之义。
从援助的目标来看，普遍认为，“要重视快速应对紧急人道危机，更应重视支持解决长期人道危机。具体而言，既要做好冲突、灾害与事故的事中、事后的处置与善后，更要努力摆脱总是事中处置、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将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从源头上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发展努力，解决导致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性问题，从根本上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帮助受灾国实现从紧急救助到长期发展的顺利过渡。”这就是说，援助不仅要讲求实效，更应着眼于长远，援助方式更应该灵活多样。2013年，中国对菲律宾“海燕”的援救展现了“中国样本”，应以此为开端，加强研究与实践，争取做到国际救援的“中国样本”。对外援助要真正做到“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还需进一步吸取“博爱家园项目”的成功经验，更好地借鉴“中非论坛”的模式，灵活多样，务实高效，选取合适的项目，形成多层面合作机制，积极拓展红十字会对外援助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提升中国红十字会的影响力，进而更好地提升中国国际形象。
“尤其是在一些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冲突地区，在一些政府层面不便进入的领域，可以充分发挥红十字会组织的特殊作用，通过人道援助和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和亲和力，使红十字会成为‘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和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促进者”。如中国红十字会正在配合中巴经济走廊、中缅项目建设，积极行动，值得期待。
援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总体目标应该是“让受援国真正感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人情和温暖”，自觉“承担着自身探索、转型和消除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的任务”， 还要探索中国未来作为成熟大国后的红十字援外模式，即真正成熟的中国红十字会援外的“中国样本”。
三是要提升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话语权、主导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在其《中国外交新高地》一书中谈到，中国外交事业已经一步步走向“新高地”。所谓“新高地”，指的是中国今天和未来一段时期在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不断上升的位置。“站在新高地上的中国外交，一定要有好的心态与新的立足点。”中国红十字会是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在对外方面，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因此，站上新高地的红十字外交，也必须要有“新的立足点”。
冷战结束后，红十字会——作为世界三大国际组织之一——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积极提升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地位，参与制定相关规则，掌握话语权，保障国家利益，我认为，这就是今后红十字外交的“新的立足点”。
2013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当选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2017年1月28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近卫忠辉正式向世界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宣布：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正式担任“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现有190个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成员，该组织共设五位副主席，除来自瑞士的“当然副主席”外，分别由来自非洲、欧洲、美洲和亚洲区域的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的代表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是代表亚洲区域担任副主席。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再次担任这个重要国际组织的领导者。这既显示了中国红十字会在该组织中的地位，亦为中国红十字会更好地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更好的平台与机会，以利进一步扩大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红十字会一直注意加强与世界各国红十字组织的友好往来，不断夯实友好交往的基础。近几年来，中国红十字会还积极鼓励相关经济发达省份红十字会与外国地方红十字会之间的友好往来于合作，为地方红十字会积极参与当地“一带一路”建设架桥铺路。如，为配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外交流工作总体部署，落实江苏省委省政府对外交流工作要求，2016年10月，江苏省红十字会应邀率团访问白俄罗斯红十字会戈梅利州分会，并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为江苏省政府与戈梅利州签订《关于共同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框架合作协议》落地生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再如，北京市红十字会从服务国家外交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需要出发，自组团、参团分别赴捷克、匈牙利、瑞士、意大利、日本、巴勒斯坦等国和地区出访交流，已先后与13个国家首都红十字组织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红十字会及有关领导多次表示，要在“一带一路”大战略框架下，加强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事务和议程设计，广泛开展多边交流，努力扩大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陈竺会长在接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事务个人特使白良（Jacques Pellet）时坦言，“为非战乱国家设立国家个人特使职位在国际委员会历史上尚属首次，表明国际委员会尤其是彼得•莫雷尔主席对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抱有很高期望。”陈竺会长表示，“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重要助手，中国红十字会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工作。国际委员会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许多国家开展人道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红十字会希望能够分享这些经验与技巧，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中国红十字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工作的步伐。”白良亦表示，希望“推动中国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合作，进一步提升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乃至世界人道领域的影响力。”
2017年5月，国家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李源潮在北京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莫雷尔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阿西，表示中国愿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加强交流合作，在沿线国家合作开展人道项目，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阿西坦言，“一带一路”的愿景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宗旨相契合，愿与中国红十字会携手合作、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莫雷尔期待国际红十字运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辟人道主义之路，与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有更多合作。
要提升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话语权、主导权，还离不开人，即：中国红十字会应当向红十字国际组织派驻更多的人员，广泛参与国际组织内部活动，深入了解组织内部运作与外部协调，以便更好地参与并引领红十字运动的健康发展。中国红十字会向国际组织派驻了多少人员，尚不清楚。但从公开资料来看，1997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次聘任中国红十字工作人员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际部副部长任浩）。2010年中国红十字会参与第八届亚太地区红十字与红新月大会期间，国际委员会亚太地区合作代表Allan与中国红十字会接触，希望中国红十字会派出2—3名工作人员前往国际委员会短期工作。可见，在国际红十字运动组织中，中国红十字会的人员仍然还是很紧缺的。
总之，“一带一路”必将为中国红十字会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必将进一步拓展其外交空间。中国红十字会应顺势而为，奋勇开拓，充分运用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舞台，发挥好大国红十字会的作用，谱写好“中国梦•红十字篇章”，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贡献力量。
（作者系苏州市职业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