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报》刊登《一生奔走为人道 中国红十字事业奠基人沈敦和的“四个身份”》
2018年8月31日《中国红十字报》发表池子华的《一生奔走为人道 中国红十字事业奠基人沈敦和的“四个身份”》一文，全文转载如下：
在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史上，沈敦和绝对是一个关键性人物。1904年，为救护日俄战争中的东北难民，他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前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救护行动。1907年，中国红十字会自立，他经手建医院，办学堂，为红十字事业奠定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组织强有力的救援行动。民国初建，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红十字会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承认。也是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红十字会被政府“立案”确立合法地位，并相继召开首届会员大会、统一大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对于他为中国红十字会发展做出的卓著贡献，史籍“点赞”曰：“论开创则百世不祧之祖，论慈善则万家生佛之宗。”
“兵家”沈敦和：练自强军闻名中外
沈敦和之所以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有许多因素综合促成，号召力、感召力、影响力以及人格魅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他的传奇经历，更是他成为红十字会创始人的先决条件。
沈敦和，字仲礼，1857年（一说1866年）生于浙江宁波，世代茶商，家境殷实。其父沈雄曾在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身边当差，跟“洋人”打交道，眼界大开，以为中国在走向开放，将来办洋务非通外语不可，于是移居上海，聘请英国人教沈敦和学英语。
沈敦和聪明好学，进步很快，1876年前后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法政。一年后，因父亲去世，沈敦和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作为“海归”的他，很快引起封疆大吏南洋大臣刘坤一的注意。在刘坤一看来，沈敦和中西兼备，是难得的洋务人才。1881年，美国传教士在南京建造教堂，与万寿宫对峙，刘坤一觉得有伤国体，多次交涉，但传教士坚决不从。有人建议派沈敦和前往交涉，因为“中国学生在他国习法政者，敦和最著闻”。刘坤一遂派遣沈敦和出马，问题迎刃而解。
1882年，两江总督左宗棠设立金陵同文馆，调沈敦和任教习兼管理员，随后派他担任学堂提调。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沈敦和被调往上海担任海防粮台委员，为台湾守军提供后勤保障。1885年，继任两江总督曾国荃派沈敦和修筑吴淞口炮台，1887年负责江南水师学堂营建，1890年出任江南水师学堂提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奉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在沿江一带投放水雷、地雷，战争结束后晋升候补知府，受命担任洋操提调，训练新军。
1896年，刘坤一再度出任两江总督，对沈敦和更加倚重，他以沈敦和办理江南水师学堂有功，保荐他以道员“补用”，委任他担任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1898年7月，因自强军练成，朝廷赐二品顶戴。不久，刘坤一又委派他总理吴淞清丈局，负责吴淞开埠通商事宜（类似于经济开发区建设），担任“总指挥”的他兢兢业业。
1899年4月，德国亲王亨利访问金陵，迎宾礼仪交由他安排；亲王观摩自强军操练，沈敦和陪同。“自强军”是沈敦和参照德国阵法一手编练的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军容严整，令亲王感到惊讶，犒赏丰厚，“自强军名闻中外”，沈敦和被誉为“兵家”。
“外交家”沈敦和：只身阻八国联军西进
沈敦和因练兵“走红”，大有扶摇直上之势，不料1899年7月底，他被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刚毅弹劾，惨遭革职。
刚毅思想顽固保守，仇视洋务、维新，1899年南下，“嫉敦和谙英国文语，且时与外宾往还，疑有汉奸行径，借端陷之”。1899年7月30日，朝廷不问青红皂白，发布“上谕”，“沈敦和着即行革职，发往军台効力赎罪”。不久，沈敦和被押解北上张家口。
人生起伏，总带有点戏剧性。刚毅与沈敦和的沉浮就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强烈对比。二人的命运都与规模巨大的义和团运动联系在一起。刚毅一直盲目排外，沈敦和被他“拿下”，无非是沈敦和“海归”，与洋人多有交往，竟然扣上了“汉奸”的大帽子。义和团反对洋人的横行霸道，在刚毅看来，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因此主张借力义和团，反对洋人。慈禧太后同意，命刚毅统领义和团，公开向洋人宣战，成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1900年6月，八国联军自大沽口登陆大举侵犯京津地区，7月14日攻陷天津后挥师北上，8月12日占领京师门户通州，清王朝岌岌可危。15日，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16日，京城沦陷。颠沛流离、备尝艰辛的慈禧太后认为被刚毅蒙骗，追悔莫及，在逃往西安途中下令要清军与八国联军合力剿灭义和团，同时授李鸿章“全权”向列强求降。尾随而来的军机大臣刚毅情知不妙，忧惧恐惶，病死于山西侯马镇。这年底，为求得列强“谅解”，慈禧太后把刚毅作为“肇祸”者处治，不仅“追夺原职”，而且“开棺戮尸”，说他误国，“实在死有余辜”。
刚毅穷途末路，走向人生的终点，沈敦和则时来运转，走出人生低谷。1900年11月，八国联军在占领京津地区后，怀狼子野心，出居庸关直逼宣化、张家口。沈敦和挺身而出，不顾安危，只身前往，往返折冲，惊险万状，两次成功阻止联军西进，被誉为“塞上福星，朔方生佛”。
史书记载，当沈敦和从宣化前敌回到张家口时，商民夹道“跪迎”，绵延七里路，何等壮观！在他们看来，沈敦和是他们的大救星，没有他，燕晋大地就会被八国联军践踏，硝烟滚滚，生灵涂炭。上海的《申报》为此专门报道沈敦和“舌战联军保全千百万民命”的壮举，他一下子成为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这样的舆论氛围，为他重返上海和创建红十字会，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外交家”沈敦和大智大勇赢得普遍赞誉，察哈尔都统奎顺上奏朝廷，认为沈敦和“两次退敌，殊属异常出力”，请求官复原职。慈禧太后大喜，说“不料沈敦和发往军台，原为今日之用。”
1901年1月1日，一元复始，朝廷发布上谕，沈敦和官复原职。喜讯传来，蒙古、宣化、张家口等地商民“欢声雷动”，奔走相告。
“教育家”沈敦和：兴建山西大学堂
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除了沈敦和，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就是传教士李提摩太。两人结缘于山西。
多难之秋，“洋务奇才”沈敦和引起地方争抢，1901年3月14日，山西巡抚锡良上奏朝廷，希望借调沈敦和处理“山西教案”，请求朝廷恩准。察哈尔都统奎顺立即上奏朝廷，恳请仍将沈敦和留任察哈尔办理洋务。朝廷考虑再三，同意山西巡抚的“借调”请求。
“山西教案”直接责任人是巡抚毓贤。他和刚毅一样，极端排外。1899年，担任山东巡抚的他，纵容义和团烧教堂，杀教士。1900年，毓贤调任山西巡抚，7月9日，在巡抚衙门前处死外国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名儿童。据统计，毓贤任巡抚期间，山西省共有191名传教士被杀，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万人死难。1901年春，八国联军兵进山西，攻陷龙泉关、平型关、娘子关、固关等地，直逼太原，声言“报复”。慈禧太后向列强求降，毓贤被处死，全省大小官员40余人受到处罚。
接下来“山西教案”如何了结？新晋山西洋务局督办沈敦和向新任山西巡抚岑春煊提出建议，电请李提摩太前来山西谈判。
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先后在山东、天津、山西等地传教，是有名的“中国通”。他是在华传教士中代表性人物，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清廷重臣都有交往。更重要的是，他与山西感情深厚。1876年至1879年，华北地区遭遇罕见的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这场“古所未见”的大饥荒，波及山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上千万人饿死，惨不忍睹。李提摩太历经艰辛，于1977年秋前往山西赈灾，亲自发放赈银不少于12万两，救活了不少饥民。山西人对李提摩太心存感恩。
正因如此，沈敦和请李提摩太处理“山西教案”，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后来，李提摩太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因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赈灾过程中又为当地官民所熟知，我被选中与全权大臣协商处理此事。”也正是这样的机缘，沈敦和、李提摩太走到一起。经过协商，山西赔款银50万两，但这50万两白银返还山西，每年5万，以10年为期，条件是建一所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
1902年春，山西大学堂开办。它由西学专斋和中学专斋两部分组成，中西结合，李提摩太任西学专斋总理，谷如墉任中学专斋总理，沈敦和则是督办（校长）。李提摩太、沈敦和合作共事，结下了深厚友谊。当沈敦和1904年创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遇到困难请求李提摩太臂助时，李提摩太义无反顾鼎力相助，正是源于山西合作。
“红人”沈敦和：顺理成章创建红会
1902年2月，朝廷以沈敦和办理教案有功，以海关道记名。6月，充矿路总局提调，主持察勘京张铁路。10月10日，进京“陛见太后及皇上，赐头品顶戴以示优宠。”但沈敦和在经历了仕途的大起大落之后，对官场兴趣索然。1903年，他“因病辞官”重返上海，“转尽其心力于慈善事业”。
其实早年的沈敦和，就热心参与慈善公益。1878年7月，向秦晋豫赈灾捐款洋5角；1879年8月，向晋赈公所捐洋10元；1889年12月，“助江浙赈捐洋一百元”；1890年8月，顺天、直隶水灾，上海绅商组织赈济，沈敦和捐款洋20元；1893年6月，为山西赈灾，与江南水师学堂总办桂芗亭一起“劝令教习委员学生司事，集捐洋一百五十三元四角”，9月为顺直灾赈经募洋100元，11月助洋32元；1894年1月，因劝办顺直赈捐奖叙花翎。1904年，他顺理成章创建红十字会，投身红十字事业，历任大清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先后创办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红十字会总医院及医学堂、天津路分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等，并兼任上述各院院长。
时势造英雄。沈敦和的雄才大略，使他成为中外人士敬仰的传奇人物，感召力、号召力强，其“爱国情殷”、大义凛然、救民于水火的人道义举，赢得了社会公众的交口称赞，彰显出“爆表”的人格魅力。他成为红十字会创始人，众望所归，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责任编辑：刘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