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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7-6-30 6:40:57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海外及港澳台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概述
曾桂林
 
  慈善事业是在政府的倡导或扶持下,由民间团体或个人自愿组织、开展对受灾的人群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实施的救济行为体系。唐宋以降,由于宝卷、劝善书和功过格的广泛传布,善念流播,善风浸润,中央和地方先后倡建起一系列慈善机构(组织),以至善举频频,中国慈善事业日趋发达并在明清两代臻于鼎盛。近50年来,海外学者,尤其是日本、美国的学者都曾对中国慈善事业史做过大量而富有价值的研究,并先后出版或发表了一批耳目一新的论著,学术成果斐然可观。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慈善史的研究也面临着理论方法、研究方向和资料发掘等方面的挑战,我们对国外同仁的研究成果及其讨论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的学术史回顾,或许可以给大陆学界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信息,也有助于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下面将按地区国别分别予以介绍和评述。
一、日本、韩国
  在日本史学界,中国慈善事业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较丰硕。日本的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主要研究者有福泽与九郎、今堀诚二、善峰宪雄、道端良秀、酒井忠夫、泽田瑞穗、奥崎裕司等人;第二阶段是80年代以来,代表人物是梅原郁、星斌夫、山本进、高桥孝助、夫马进、小浜正子等人。
  50-70年代,日本学界研究中国史的氛围十分浓厚,探讨的主题丰富多样,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视点之一。这期间,日本学者研治中国慈善事业史主要集中两个方面:一是唐宋时期的慈善机构,二是宋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善书、宝卷。
  唐宋时朝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从中央到地方州府都倡建了许多慈善机构。福泽与九郎较早注意到宋朝创设的惠民药局等慈善机构及其作用,并对其医疗救济活动进行了探讨(《宋代的医疗救济事业》,《福冈学艺大学纪要》第3号,1953年)。不久,今堀诚二先后发表《宋代婴儿保护事业》(《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8号,1955年)、《关于宋代的冬季失业者救济问题》(《东洋学报》第39卷第3号,1956年)等文,对两宋之际的慈幼局、福田院与安济坊展开了详尽论述,并评析了这些官办慈善机构的作用与影响。善峰宪雄的《唐朝时期的悲田养病坊》(《龙谷大学论集》389、390号,1969年)、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社会事业——养病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8卷2期,1970年)也对唐代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的发展演变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作了有益探索。此外,森田明则探究了宋以后中国南方江滨湖区设置的救生红船制度(《论救生船》,《史学研究》第66号,1957年)。仁井田陞在探讨中国行会问题时,也很早对清代的善会善堂发生了兴趣。 仁井田陞在论述行会(基尔特商人,Guild Merchant)与城市行政的关系时,指出这些行会也曾被动地参与了修桥筑路、济贫恤穷和资助善堂等市政活动。今堀诚二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认为一些同乡行会或同业行会参与到市政中,而善堂善会构成基尔特商人负责的各项事业之一。根岸佶也从行会研究的角度叙述了行会在成员内部开展的善举。由于仁井田陞、今堀诚二所关心的中心议题并不是慈善事业本身,因而对善会善堂的探讨还不够深入,认识也有些片面,不过还是为后来者指明了一些研究路径。
宝卷[①]、善书和功过格在宋明以降直至民国年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传播善念、劝善积德的三种主要载体。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就对中国宝卷进行了系统研究,成果丰硕,先后出版了专著《宝卷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63年)、《增补宝卷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年)。在增补本的第三章“宝卷的变迁”中,将宝卷的发展分为“古宝卷”(明初至清嘉庆十年)、“新宝卷”(清嘉庆至民国以后,这也是宣讲、劝善用宝卷的繁兴时期)。他认为,在19世纪及至20世纪初,作为一种通俗演唱形式,宝卷被善堂、善会向民众宣讲劝善,引导人们去恶扬善,影响甚大。这类宝卷在明清之际发挥了信仰、教化、娱乐的社会文化功能,对民间慈善活动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此外,他还对宝卷与宗教(佛、道、儒、民间宗教)的关系以及宝卷的内容题材、刊刻与宣讲普及等问题做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并撰述专文评析了清末大善人余治在江南创兴的劝善剧。(《余莲村的劝善剧》,《天理大学学报》第48辑,第17卷,1966年)。善书,亦称劝善书,是劝诫人们行善止恶并确立道德规范的指导书,多在宫观寺庙中刊印流通。广义上的善书还包括功过格。善书、功过格的流播是明清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社会大众生活有着深刻影响,由此也成为明清两代更为重要的慈善载体。目前,善书研究在日本学界已取得不俗的成绩,其中以酒井忠夫最为著名。酒井忠夫是善书研究的开拓者,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涉足于善书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曾出版了《中国善书的研究》(东京:弘文堂,1960)。后又积三十年之心血,广泛收罗,悉心探究,又推出力作《增补中国善书的研究》上、下两卷(东京:国书刊行会,1999-2000)。酒井先生把善书分为两大类:古典善书(又称基本善书,即《感应篇》、《阴鸷文》与《觉世经》,合称“三圣经”)、新善书(继《感应篇》、《功过格》之后产生的善书,多依前述善书的写法与模式编成,并以扶箕启示的形式为主流)。此外,奥崎裕司在研究中国的乡绅地主时,也考察了宝卷和善书是如何被吸收进绅士层的思想中以及绅士在宝卷、善书流通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乡绅地主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78年版。)
  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史学界研究群体的新陈代谢,新一代学者开始趋向广泛收集新旧资料,考察事物现象的具体研究,他们对中国慈善事业史的研究旨趣发生了变化。这一阶段,除梅原郁对宋代都市里的慈善救济活动有所考察外(《宋代的救济制度——城市社会史的考察》,载中村贤二郎编《都市社会史》,京都,1983年),更多研究者把兴趣转向了鼎盛时期的明清慈善事业和近代慈善事业,而善会善堂更是其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明清慈善史的研究方面,无疑以星斌夫、夫马进最为著名,其中夫马进又堪称善会善堂史研究之执牛耳者。星斌夫发表了《明代的养济院》、《清代的养济院、普济堂及其相互关系》(见《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89年)等多篇论文,对明清两朝收养鳏寡孤独的两类不同的慈善机构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还撰写有慈善史方面论文数篇,已收入其专著《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的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出版,1985年)。
  夫马进从197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中国明清慈善组织,广采方志、文集、征信录等史料,对善堂善会重新审视,进行了整体性思考与研究。1982年,夫马进在《史林》杂志发表了《同善会小史》、《明末清初同善会在中国社会福利史上的地位》等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次年,又发表《善会善堂的发端》(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的政治与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清代沿海六省善堂的普及情况》(《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983年3月号)。此后,夫马进还著有《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1986年11月号)、《清代松江育婴堂的经营实态与地方社会》(《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3号,1987年)、《清末的保育会》(收入《对世界史的质问》系列“规范与统合”,日本岩波书店,1990年)。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夫马进不断深掘,最后撰成专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97年;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作者横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立足社会福利事业和市民社会形成互相关联的两大层面,形象生动而又具体细致地揭示了善会善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形,善会善堂的形式结构、内涵,善会善堂行善的范围和运作实态,善会善堂与国家、行会、都市行政乃至地方社会的关系,善会善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他还以苏州普济堂和杭州善举联合体为例,考察善堂的官营化与善举的徭役化,由普济堂和杭州善举联合体的经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此认为,美国学者玛丽·兰金和罗威廉等人关于在近代中国(如:浙江、汉口)存在着一个既非官又非私的“公共领域”的考察,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该书取材宏富,考辨有力,论述精辟,大大深化和推动了明清慈善公益事业的研究。这是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慈善事业史最丰硕的研究成果,也是“迄今为止国际学界有关中国善会善堂史的研究”“全面系统而深入研究的”的专著。[②]此外,夫马进还著有《清代苏州普济堂碑刻、公牍复印资料整理:关于善堂的强权性格》(载夫马进编:《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研究》,京都: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2000年)一文。此外,稻田清一还以宝山、嘉定两县为例,考察了江南市镇所设的粥厂在灾荒慈善救济的作用(《清代江南的救荒与市镇——关于宝山县和嘉定县的“厂”》《甲南大学纪要:文学编》第86号,1993年)。
  此期间,日本学者还把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的目光投向近代时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高桥孝助的《近代初期上海的善堂——对都市问题的政策》(《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18卷,第1分册,1984年)、《沪北栖流公所的成立——上海租界的善堂》(《宫城教育大学纪要》第19卷,第1分册,1985年)对晚清上海的善堂展开了深入的论述。此外,山本进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清代后期江浙地区的善堂进行了考察,并剖析二者的相互关系(《清代后期江浙财政改革与善堂》,《史学杂志》第104卷第12期);帆刈浩之论述了香港著名慈善机构东华医院在近代的慈善救济活动以及省港两地间的互动(《香港东华医院与广东人的关系网——以20世纪初的救灾活动为中心》,《东洋史研究》第55卷第1号,1996年);松田吉郎则探究了华南地区的慈善组织及其运作(《清代后期广东广州府的义仓和善堂》,《东洋学报》第69卷第1、2号,1988年)。小浜正子是日本学界研究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后起之秀,发表的《民国年间上海的民间慈善事业与国家权力》(《东洋学报》第76卷第1、2号,1994年)和《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社会与慈善事业》(《史学杂志》103卷9期,1994年),着重考察了大都市上海的慈善公益事业。她的近著《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研文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即对上述论题进行了充实与拓展,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上海慈善团、救火会等民间社团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这个舞台上所扮演慈善救济与慈善公益的重要角色,进而阐析了中国近代地方社会的结构、公共性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韩国学者田炯權的观察视野则有异于以上各位,其著《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义田地主和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对清后期苏州、湖南等地义庄、义学及部分善堂的田产的经营实态进行全面详尽的论述。
二、欧美国家
  五六十年代以后,欧美学界也对中国慈善事业史进行了研究。他们研究的内容大致有两方面,一是传统慈善事业,二是传教士在华的慈善事业。
  在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研究方面,美国学者也有一些成果问世。如刘子健的《刘宰和赈饥:申论南宋儒家的阶级性限制社团发展》(《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③]论析了南宋乡绅刘宰在金坛三办粥局赈济灾民的善举,并指出儒家道德伦理对社团发展的局限。鲍家麟、吕慧慈(Lu Hui-tzu)则对宋代妇女参与日常的慈善活动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妇女在两宋期间由内慈转向外仁,积极参与到民间慈善活动中,涉及面极广,包括修筑堤堰、灌溉田塘、筑路铺桥、掘井架亭、兴办义学、捐资赈灾、放粮发衣、给药济疾乃至宗教性质活动如葺建庙宇、造塔造像等等,都活跃着众多妇女的身影(鲍家麟、吕慧慈:《妇人之仁与外事:宋代妇女和社会公共事业》,见《唐宋妇女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Lu Hui-tzu. Cultivation of virtue: Women's practices and gender issues during the Song era (960-1279),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善会善堂这一从明后期赓续到民国年间的历史现象, 在20世纪80年代也进入美国研究者的视野.也有一些相关论著问世。1987年,韩德琳发表了《善会——明末清初慈善事业的改革》,对同善会进行了研究。玛丽·兰金在研究19世纪下半叶浙江省地方精英的活动之后发现,在太平天国战后重建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善会善堂作为地方精英分子活动的场所开始逐步形成,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地方力量凝聚的核心。她认为,善会善堂是既不属于国家的官僚机构又不属于私人,处于帝国晚期社会“官—公—私”三层构造中的中间层,它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对抗、对立的。罗威廉结合城市史的研究,也对汉口的各类善堂善会展开论述,指出善堂是19世纪后期中国都市社会中十分重要的福利救济设施,对城市的维系与协调发挥了作用。他们都把善会善堂看作是“市民社会”的代表之一,认为它是近代民主主义的基础和民间自治机构,开创了“公共领域”的先端,因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④]诚然,他们对从西欧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概念“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善会善堂提出过质疑,但也为我们认识中国的善会善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而包筠雅研究兴趣主要是功过格,也认为功过格在明清时期盛行与社会风习的变迁有密切关系,同时对善堂善会在民间的兴起、展开亦有催化作用,它在此期间扮演了维系社会道德秩序的一个重要角色(《功过格:明清时期的道德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在欧美学界,教会慈善事业是研究中国史学者们的重要论题。例如:Bohr , Paul Richard关于李提摩太与丁戊奇荒的救济研究(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 : 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 1876-1878.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Gronewold, Sue Ellen的 Encountering hope: The Door of Hope Mission in Shanghai and Taipei, 1900 -1976.(Columbia University)、Szto, Peter Paul的The accommodation of insanity in Canton, China: 1857-1935(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等。安德鲁·内森关于华洋义赈会成立及其在华北灾区赈济活动的研究(Nathan , Andrew J. 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5.),等等;
  此外,美国Reeves, Caroline Beth利用大量的中、英文红十字会档案(分藏于日内瓦、华盛顿以及中国南京、北京和台北等地)及其他文献,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与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了红会的发展是如何反映出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与政治的重大变迁。 该书首先在绪论部分略述帝国晚期中国的慈善传统,接着分五章论述,第一章介绍甲午战争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的红十字行动;第二章考察1899-1900年中国在海牙签署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初步酝酿红会;第三章探讨红十字会“从地方慈善机构到国家组织”的演变,第四章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全国红十字网络中的地方分会的组织运作,第五章主要研究南京十年间(1927-1937)红十字会的拓展及其活动。作者在结语中指出中国红十字会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在福利领域的生长以及国家主义对社团活动的控制。(The power of mercy: 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1900-1937. Ph.D. Harvard University,1998)
  法国魏丕信的专著《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1743-1744年直隶救灾为实例, 研究了国家的救荒制度、措施及成效,对民间(私人)慈善活动也有所论及。
三、中国港澳台地区
  台湾学者受美国、日本学术界的影响,国际学术交流频繁。中国慈善事业史在近50年来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就研究内容来看,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唐宋时期的慈善机构。60年代初,我国台湾学者从关注现实问题着眼,也对唐宋两朝的慈善机构进行了深入探讨,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金中枢的《宋代几种社会福利制度——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宋史研究集》第18辑)王德毅的《宋代的养老与慈幼》(《宋史研究集》第6辑)金文论析了宋代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三种官办慈善机构的创置过程、实施方法与弊端及发展沿革情形。王氏则着重研究宋代的恤老机构(福田院、居养院)和慈幼机构(举子仓[田]、婴儿局、慈幼局[庄])及其相关举措,以为“关于养老慈幼之政,自两汉以下再没有比宋代规模之更宏远,计划之更周密,设施之更详尽的了”[⑤]
  2.义田、义庄、社仓与慈善救济。义庄、义田、义仓是宋以降民间慈善救济活动中的主要力量。台湾学者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如梁庚尧的《南宋义庄的分布及规模》(见《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310-315页)和《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源起与演变》[⑥]等。梁庚尧以四明地区家族间合作推动的乡曲义田为例,探讨宋元士人超越家族的界限,推动地方慈善公益活动的演变过程。他指出:在宋代除了由范仲淹所创的家族义庄外,由乡里官宦士人共同发起,以济助乡里贫士与贫宦贫穷后人为主的乡曲义田,是另一种义田的重要类型。梁庚尧在《南宋的社仓》和《中国历史上民间的济贫活动》两文(均见《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论述了社仓在宋代慈善救济中的作用。另外,陈荣熙还专门考察了我国第一个宗族义庄——范氏义庄的成立、发展及其慈善活动《论范氏义庄》(《宋史研究集》第17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88年)、刘铮云则一文中对苏州府各属县在宋、明、清三朝设立的义庄进行了精细的统计分析,由此而见义庄在江南地区的兴盛局面。[⑦]
  3.宗教与慈善事业。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慈善与宗教紧密相关,宗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慈善的发展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如古代之佛教、道教,近代之基督教。可以说,宗教及其教徒是推动、参与慈善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因子,他们在慈善医疗与慈善救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方豪的《宋代的佛教对社会文化之贡献》(《现代学苑》第6卷9-11期,1967年)和《宋代佛教与遗骸之收瘗》(《中华学术院天主教学术研究所学报》,1971年第3期)就对两宋时期佛教徒主持的漏泽园及其管理状况作了公允的评析。黄敏枝的《宋代的僧人与医疗》(“历史上的慈善活动与社会动力学术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1999年)和《宋代佛教寺院与地方公益事业》[⑧]。同类研究还有张志义的《宋代东南地区佛教寺院与地方慈善公益事业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学位论文库)。此外,刘淑芬的论文《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⑨],则从历史遗存实物上的题记出发,讨论北朝末年佛教在河北范阳地区对于组织慈善救济活动的影响。
  还有些学者对宗教与近代慈善事业具有研究兴趣,已有若干论著和博士论文行世。例如:台湾学者宋光宇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民国初年中国本土宗教世界红卍字会的产生、发展及其举办的社会慈善活动,并分析它在当时社会文化方面的意义(《民国初年中国宗教团体的社会慈善事业——以世界红卍字会为例》(台湾《文史哲学报》,第46期,1997年;《士绅、商人与慈善:民国初年一个慈善性宗教团体“世界红卍字会”》,《辅仁历史学报》第9卷,1998年;《慈善与功德:以世界红卍字会的“赣赈工作“为例》,《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57卷,2001年)。
  4.明清慈善组织。梁其姿对明清慈善事业史研究颇有贡献,先后发表了《十七、十八世纪长江下游之育婴堂》,(收入曹永和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1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刊行,1984年)、《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食货月刊》第15卷第7、8期,1986年)、《清代慈善机构与官僚层的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66期,1988年)、《清代惜字会》(《新史学》第5卷第2期,1994年)等文。她积十余年功夫,孜孜不断地进行学术探索,最终撰成专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大陆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这部近40万字的学术著作中,她全面而详细地考察了明末至清中后期各类民间慈善组织产生、发展及衍变的动态过程,并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对存在于善会善堂史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相当精彩的论述,指出明清之际的慈善组织已趋于“制度化”、“官僚化”和“儒生化”,施善与教化是它的两大功用。该书也是近年来明清慈善史研究领域中颇具影响与学术价值的一部重要作品。李东海所编《香港东华三院125年史略》(1998)对香港本土最悠久最具影响的慈善机构东华医院的发展史作了简要回顾。在澳门,相关学术研究刚起步,主要有吴润生主编的《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1871-2001)(该会,2001年)。宋光宇《清代台湾的善书与善堂》[⑩]和范纯武《清末民间慈善事业与鸾堂运动》(台北: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均对清代善堂中的扶乩与鸾堂现象进行阐释。此外,宋文还考察了清代澎湖、宜兰等地善堂的组织和宣讲情况。
  5.善书研究。近十年来,香港的游子安以善书研究著称于学界。90年代中期,他广泛搜罗了海内外图书馆馆藏的各类善书文献,撰成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善书与社会文化变迁》(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而后又进行更深入细致地探究,出版了《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对有清一代善书的发展、分类与普及情况作了详尽论述。他的新著《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中华书局,2005年),则视野更宽广,对明清三百余年来劝善书的类别与流通进行探讨,考证了善书《三圣经》及其注释本,考察了“道德价值量化的善书”与功过格的源流、发展特点,并指出 “借图画以劝戒”成为明清以来善书流通的一大特色,直至清末民初仍有善书坊与佛学书局参与其事。同时,他还专列一章以善人为中心,分述不同时代的善人,如明末颜茂猷、清初许缵曾和石成金、清中叶的黄正元以及民初的印光法师、王一亭和聂云台,他们编著善书、力行善举和提倡善事,说明三百多年善人在行善教化上的努力与贡献,可谓“善与人同”。此外,游子安还曾探讨过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丕变与功过格、善书兴盛的关系(《明末清初功过格的盛行及善书所反映的江南社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台湾的范纯武则对古典善书与新型善书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二者在产生形式、文句语体上的差异,新善书是用扶鸾形式写出的(《清末民间慈善事业与鸾堂运动》,台北: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6年)。
  台湾学者的一些论文也值得注意,如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社会救济(1912—1937)——山东地区的个案研究》(《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台北:国史馆印行);陈清敏的《抗战时期社会救济的行政规划与措施》(《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二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1993年印行)。
  由于资讯和学识所限,这里只介绍海外学界在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领域的几个主要问题,挂一漏万之处尚请谅解。
(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宝卷是明清时期宗教(主要是佛教、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演唱的一种形式,它最早产生于宋元时期,自明清至近代时期在全国流传甚广。由于宝卷发展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演唱文学故事和民间俗曲的宝卷,另一类是非文学作品的宗教宣传品,唱述宗教教义和劝善说教。我们这里主要是指后者,即具有劝善性质的宗教宝卷。
[②] 范金民:《夫马进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③] 英文版参见Liu James T. C. Liu Tsai(1156-1238): His Philanthropy and Neo-Confucian Limitations, Orients Extremes, vol.25 No.1, 1978.
[④] Rankin, Mary Backus.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98-131;Rowe, William T.,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chapter 3-4,pp.91-156.
[⑤] 王德毅:《宋代的养老与慈幼》,见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⑥] 参见《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1998年。大陆版见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38-363页。
[⑦] 《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与分布》(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58卷第3期,1987年)
[⑧] 收入《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丛》,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大陆版见林富士主编《礼俗与宗教》,“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216-284页。
[⑨] 参阅《新史学》第5卷第4期,1994年。大陆版见梁庚尧、刘淑芬主编《城市与乡村》,“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52-87页。
[⑩] 宋光宇:《清代台湾的善书与善堂》,汉学研究中心编《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4年。大陆版见林富士主编《礼俗与宗教》,“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84-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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