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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7-6-30 6:54:10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字体:   
慈善人生——庞京周医师的生平与事业(上)
庞曾涵  高忆陵  池子华
图1:年轻时的庞京周医师
 
  当我们提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想到庞京周先生的一位亲属曾谦逊地说:“他或许不是一个能够写传的人。”这恐怕是指庞先生性情奔放、不拘常规、兴之所至、成败兼具。他平生最好聚友高谈,纵志倜傥,既锋芒毕露,又古道热肠,就连他的形象也颇不随俗,瘦高的身材,西装革履,嘴上常衔一支古巴雪茄,即便在洋人堆里仍是鹤立鸡群。然而其言其行,似乎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他的一生,确有值得我们回顾和纪念的价值。
  翻开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细心的人们就会发现,抗战初期,这个瘦高的身影,曾奔波于大江上下,驱车于南北东西,在战时三合一的实现、组织救护团体、组建伤兵医院、实施战地救护、运送医药物资、通过广播讲演向民众宣传红十字精神等方面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发挥着杰出的组织联络才干。仅以绥远抗战期间为例,1936年12月2号、8号、12号、17号的《申报》连续报道庞京周医师北上南下的行踪与言论,一时成为社会的关注点。
  他寿69而终,一生时间不算漫长,但从他29岁主掌同德医学院院长事务、赴德国获博士学位、几度开业、到担任上海医师公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以及负责重庆空袭救护、深入滇缅铁路瘴疫之地主管防治……一生仿佛完成了某些人几辈子的事业。这正应了他自诩的“浓缩人生论”:“人命有长短,我惟期能日作倍人之事,则虽寿五十,等活百岁也。”这“日作倍人之事”的精神确实贯穿了他的一生。当我们进一步研究他一生事业的脉络,又不难发现,在这种拼命三郎般的精神后面,有一种深刻的人文价值取向作为支柱,那就是关心人民的疾苦、人道与博爱的精神。以庞先生30年代初即被视为“海上名流”,以他在医学专业上的造诣,以他身边由同窗、挚友、门生组成的一层又一层的上流社会圈子,以他所能够获得的机遇……他并非不能发财,不能飞黄,不能腾达,而他恰恰选择了不少一般人可为而不屑为、不愿为的事情去做。解放后即使被打成右派依然坚持在医学教育研究、普及卫生保健知识方面努力发挥力量,这种行动选择上的明明白白的分野,便透射出他人性上的光芒。
  在当今呼唤社会公正与和谐,重建红十字精神的大势中,回顾这位苏州籍红十字前辈的生平与事业,正是为了以这种人性的光芒照亮人们的心灵,尤其是在功利主义抬头的社会风气中,这种光芒尤其难能可贵。这也许就是我们撰写此文的意义所在吧。
 
“顺其情而发其智,励其志而不羁末节”
  了解庞京周医师,不能不从他早年的家庭背景说起。一方面家庭环境孕育出他独特的个性,另一方面,从这里可以找到他选择学医并专攻痢疾等热带病的缘由所在。
  庞京周医师祖辈世居吴江同里。祖父庞庆麟为前清进士,人称小雅公,做过刑部主事[1]。其父庞元启,字葭荪,年仅弱冠即取得孝廉[2]。庞元启娶常州望族冯氏为妻。
  冯氏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妇人,非常豁达且深识大势,受到了全家的敬重。她能够在上世纪初,就看到新学渐起,不随俗流,不再让儿子们独尊儒术,而是放手让他们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在她温厚、开放的家庭教育氛围下,三个儿子均学有所成。长子国钧,字衡裳,曾中举人,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二子国錡,字敦敏,曾以最先研制和接种防治天花的牛痘疫苗而成为有名的微生物学家;而三子国镐,字京周,则是本文主角。                                                  
  庞京周出生于1897年,自幼聪慧过人,两岁能识字,三岁会造句,被乡里视作天才儿童。由于在兄弟中排行最幼,得到母亲特别的宠爱。他母亲的教育方法颇有与众不同之处,取张弛相济之道,可以概括为:“顺其情而发其智,励其志而不羁末节,惟使自规所行,自择所善。” 庞京周在这种施教方式下成长,独立自主意识很强,性情豪爽,才华横溢,行动果决。但优裕的家庭条件和母亲的开放教育也造成他某些矛盾的性格,如:内含谦柔但外露锋芒,有卓识而欠心术,肯于“舍己”却未必知如何“为人”;在学术领域内,虽然能够自维谦恭;但往往书生意气,遇事争鸣,惟理为绳,侃侃而谈,不让“权威”,不顾妒忌。  在他一生遭际中,了解他的挚友因此而格外欣赏他,而不甚熟识的人则不理解他,容易造成误会或被开罪。 
  庞京周5岁时,他的父亲患上恶性痢疾。这种在今天很普通的疾病在当时却无药可治,眼看一个极有才气、前程远大的人在30岁出头撒手而去。父亲的英年早逝给幼年的庞京周极大的震动。他后来曾多次对身边的人说:“我父亲本来是不应该死的。”这件事在他心里埋下了立志学医的种子,成为决定他人生轨迹的重要因素。为此,他10年后从苏州最好的中学——草桥中学退学,独自进入了德国人办的“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1年,他从已由中国人自办的同济大学毕业,开始独立行医的生涯;1925年夏,他与工商业家黄楚九赶办急救时疫医院;1935年他赴德留学的博士论文为《痢疾在中国之影响及其扑灭问题》,怀有追念他父亲的深意;抗战中期他义无反顾地奔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滇缅铁路工地,主管传染病防治工作;直到晚年,他仍勉力研究医史,发表了《中国疟疾概史》、《结核病史话》等文章。可以说,他将个人幼年遭受的痛苦升华为一种用医术拯救苍生的社会责任感,并以一生勉力践行。      
     
图2:出版于1935年的《痢疾在中国之影响及其扑灭问题》
 
庞京周11岁时,以多报一岁,进入当时苏州府第一中学堂——草桥中学。这段学习生活给庞京周的人生经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际交往圈子。正像英国某名校进门石碑上所刻:“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看你与谁一起读书就可以知道。”在草桥中学里,他文理兼胜,虽然后来以医为业,但一直善文,与同班吴湖帆、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江小鹣、范烟桥等从事文学艺术的同窗始终过从不缀。在文人圈中煮茗夜谈,品画读碑,衔觞赋唱,几乎成为他的生活习惯。既与文人交往,他也就常以短文或诗词见诸报刊,除医务方面的内容外,大都是讽世幽默之作。同窗评价他是医生中的文人、文人中的专才。与这些同窗挚友的情谊贯穿他的一生直到最后的岁月。
图3:庞京周(后排左第4人)与草桥中学师友合影               
 
“医学应当为平民服务”
  从同济毕业之初,24岁的庞京周就在上海滩开设了自己的西医诊室。开业四五年,他的名声渐起,以敢用重药、治愈率高而著称于市。随着业务越来越繁忙,他的诊所在11年间,四迁其址。到1928年前后,月收入可达千金,自备有当时最先进的X光机和紫外线理疗仪等设备。
  在上海滩上,他声名日隆,1930年就有人用彩色铜版照片精装刊行了一个18开本的《上海名人传》,将他列入。对于这种渲染炒作的做法,他非常厌恶与不屑。有人前来索要书款时,他笑着说:“尔当知我乃瓦楞里南瓜也。”(按:此为吴谚,形容某人不谙例行的做事规矩)。他自号蛐(左立人旁右曲)斋,意即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自嘲为一只能发出很大声音的小虫。
他的女儿庞曾涵回忆道:“我父亲有一种朴素的民主思想,觉得中国太贫穷,一直对穷人十分同情。他经常为没钱的穷人治病,包括开业后,没钱的人来看病他都给治。他常说医学应当为平民服务,这个思想一直在指导他。”
  50年代,庞先生诊病时常用一个白布手绣红字的诊脉垫枕,这是一位烈属哈秀梅女士所赠。因庞先生得知她丈夫在战场牺牲,家庭经济拮据,不但免收诊费,并跟相关药店打招呼,药费从低,还悉心治愈了她的顽疾。她为了表示感谢,亲手绣了这个小垫枕送给庞医师,他把它看作病家的心意,非常珍视,经常放在案头应用,以激励自己更好地为需要他的人服务。
  他办诊所,并不仅仅满足于为谋生而诊治病人,因此在开业之初,曾在诊所实行过以下两件独出心裁的事:
  一是设置“保健医疗”。即个人或全家每年交若干医疗费用,门诊就不再收费。性质类似于现代的农村合作医疗,目的在于减轻病家负担,以免病人因吝惜诊费而贻误治疗,对长期病号尤为有利。为了实现“保健医疗”,他在诊所中特地聘请了内、外科医师各一位,使诊所能全日应诊。
  第二件事是作为西医而为病人加开文字“脉案”。内容除了症状、初步诊断外,还包括病因简析、预期药效及可能发生的变化等,使病人知道如何自养并注意变化。这种“脉案”不同于仅供医生查核的病历,而是更多为病人考虑,满足病人的需要。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以上措施实行的时间不长,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凡事皆有图创新之意,为平民服务的意识很强,绝无莫测高深的医生架子。
                                                     
“我们中国人应当有自己的医院和医学院”
  开办诊所虽然是庞京周先生的主业,但并非他人生的主线。他一生的精力,在医学教育上投入得最多。可以说,他身上具有某种教师的天赋。他的学生们都对他留有很深的印象,认为 “他对传授知识和对学生所具有的那份热情,是一般人所没有的。”不仅如此,他内心还有一个很深的情结,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应当有自己的医院和医学院。”为此,他在二、三十年代,为办学校、办医院付出许多心血,特别是在同德医校面临存亡危机时他担纲扭转了局面。
  1924年,他开业之余,到同德医科专门学校任教。不久,该校发生了派系争斗,直至涉讼。虽然胜讼的一方作了校长,但由于师生中宗派意识很深,且校址房产纠纷不清,办校经费无着,校长一时束手无策。同德医科专门学校面临危机,几乎办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势之下,学校创办人黄胜白、沈云扉商请年轻的庞京周出任教务长,给他行事的权利。
  于是,还不足而立之年的他就接管了这个“烂摊子”。他不顾年资尚浅,尽力发挥他特有的社会活动能力,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先商借了位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口泰兴路平湖巨富刘氏的洋楼为校舍复课,再分别辞退滥竿充数的德籍教员,聘请知名校董数名,聘请留德归来的国人任教,取得多方支持,教学阵容在短时间内大大改观,学生个个诚服,派别纷争自然消退,局面很快稳定下来。当时,留在同德长期任教的著名医师有妇产科专家金问淇、内科专家沈谦及王景阳、皮肤科专家尤彭熙、生理学专家周宗琪等。雄厚的师资力量保证了同德医科专门学校的存在与顺利发展。
  1924年末同德医科专门学校正式改称医学院。在此之前,庞京周已经向新校董、工商业家黄楚九租了同孚路(今石门路)的一块地皮,他自行垫款,花了一年时间为同德医学院建起新校舍和附属医院。学院的各位教授和衷共济,白手起家,使得教学及实习设备渐成规模。从那时起,他主持同德医学院的工作共计11年,直到1935年顾毓琦博士继任同德医学院院长为止。此后他留任校董到建国后政府接管同德医学院。
  他主掌同德校务时的学生,遍于全国,兼及海外,其中不乏专家名才。如今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是由解放前的同德、震旦、圣约翰三院合并而成的,在二医大成立大会上,很多人对他记忆犹深。他的学生,很多已是德高望重的专家,回忆说:“在同德,庞先生给我们讲解剖课。我们特别喜欢上他的课,他口才好,非常热情”;“他给我们留下永远忘不了的深刻印象。”学生们还回忆庞先生当时怎么带着学生实习,到伤兵医院里为民众服务。追念校史,人们不能忘记他在同德医学院命运悬丝之际的奋力开拓整顿之功。
图4:庞京周医师30年代在上海
 
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与社会活动
  他一贯的宗旨是:医者,当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为崇高天职。凡上海有关医务方面的公益慈善事业,庞京周先生无不热心参与。
  1926年夏天,苏南—带霍乱横行,他忆及当时情况说:“那时候老百姓苦的呀,生了病,无钱医治,求救无门,就死在路上。”这是他作为医生所不忍心看到的。于是他就与著名工商业家黄楚九共同发起赶办急救时疫医院。黄先生自行捐资并落实院址,还出面募集资金与筹组董事会等。庞先生则负责招请医护人员,筹置设备,制订规章及亲自主持诊务。院址先设在白克路(今凤阳路)派克路口,只经一周筹备即收治患者,救活了不少人。创办急救时疫医院在当时影响较大,显示了他的应急组织才能。
  当年霍乱高峰过后,他们又专在西藏北路购地,建起一所四层楼的永久院址,一年后建成。这所医院在不同季节收治各种流行性传染病患者,对贫苦患者实行减费或免费。其作用不仅仅在当年防止了霍乱的蔓延,还为长期性的民众卫生防疫发挥了效益。庞先生义务兼任该时疫医院院长凡十年。解放后这所位于西藏北路的医院曾改名为红光医院。
  由于他以年资有限而能在短期内整顿同德医校以及主办时疫医院,庞京周在医界中取得了“干才”的称誉。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打响,前《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先生登高一呼,倡议组织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支持19路军抗日。此会可称集上海经济实力人物、舆论界及各方代表人士于一体,史量才任“后援会”会长。他过去因庞京周经常在《申报》投稿议论医事而与之相投合,素知庞先生勇于承担艰险,爱国不甘人后。于是,庞先生与颜福庆二人成为 “后援会”医界负责人士,承担起战地救护的重任。
  19路军浴血奋战,南京政府非但不予支持,反而加以钳制。因此淞沪战役的伤病员,几乎全赖“后援会”所组织的救护队转运到租界内以及真如、南翔一带的临时医院进行救治。所动员的医界力量及各种物力、财力皆属空前。战地救护成了后援会的主要工作,庞先生在其中统筹调度,尽心竭力。在战事紧迫之时,庞先生曾亲自驾车到真如军部,将捐赠的望远镜面呈蔡廷锴、谭启秀两将军,以示敬意。归途时汽车被流弹击中,险遭不测,其它辛劳,更不待言。
  无奈19路军抗日之举,终以签署屈辱协定而告终。事定后,“后援会”改为常设组织,称上海市地方协会,庞先生后来的社会活动主要通过这一协会进行。
  淞沪战役结束后,庞京周先生痛定思痛,对国事颇有惘然之感,在他的题影诗中可见一斑:
韶华逝水感流年,    旧梦依稀淡若烟。
家国略同风絮乱,    诗文端为热肠偏。
一生傲骨交应浅,    十载浮名学未专。
大地蜉蝣争一瞬,    强将数理证前缘。
 
 
图5:淞沪战役后庞京周医师题诗照
 
  除了投身社会重大突发事件,庞京周先生还一直积极参加医事社团活动及倡导公益医药事业。主要在上海医师公会、中华全国医师联合会、中华医学会、医药教育委员担任职务并义务工作。
  据他晚年回忆,上海医师公会早期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事有两件:
  一是与牛惠生、蔡禹门等人共同创议,取消开业医生向配方药房收取回扣的陋习,并率先自行。
  二是竭力宣传消除派系观念。为此,曾由公会劝导开业医生取消牌照上“德医”、“日医”等字样。认为将此类用词冠在自己名上相互标榜,无异于强调派系分别,不利于团结,且有损及国格人格之嫌。经过此番“正名”,响应者众多,起到了相对冲淡派系观念的作用。
  中华医学会是医界的学术性团体。1923年该会曾在上海东亚医学院召开全国年会。当时庞京周先生是东亚医学院的青年教师,在会中他成为活跃分子,与各地代表相识并交好,这是他参加该会实际活动的开始。中华医学会最初是由在华的外籍医师集合早期英美留学生仿照国外学会章程所组建。其刊发的各科《学报》强调国际交流,长期沿用英文。当时余云岫力主学术应当兼收并蓄,并重在自创提高,为保国体尊严,特在上海组织出版学会的中文杂志,余云岫自任主编。庞先生佩服他傲骨可风,自荐当其助手,任编辑,一直到抗战才中断。
  庞京周医师总是把社会问题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十分关注和热心于公共卫生问题。在这方面他既行之于事,也述之于笔。他写的《上海十年来医药鸟瞰》,先在《申报》连载,又自己出钱于1932年出版了单行本。文中分析了上海医药卫生状况和问题,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                                        
  由于《上海十年来医药鸟瞰》一书中对当局在医药卫生工作方面的政策措施提出不少建议和批评,因而引起南京卫生署署长刘瑞恒的注意。刘瑞恒每到上海,就对他进行拜访,听取他的见解。 1933年刘瑞恒向教育部推荐庞京周为医药教育委员会委员,当时医教委有十数位医学教育家,都是曾赴国外留学归来的,从未出国的仅庞京周一人。
  在视察及医教委的讨论中,庞先生极力强调中国贫穷落后,人民缺医少药,搬用美国式的八年二部制医学教育体制难于适应培养医学人才的迫切需要。这成了发展医学教育两种观点的争论焦点。反对者,讥笑他是不明外情,眼光狭窄;同意者,又惋惜他才高于学,以致言因人轻。
  在这双重舆论之下,他萌发了出国的念头,想把十几年来在医学教育方面积累的经验,与国外对比,欲求他山之石,再展抱负。当时他获得教育部的赴欧美考察任务,于1935年秋成行。
 
图6:1936年6月15日参观德国某制药企业的动物实验室。
(右第一人为庞京周)
 
绥远战事奔波调度牵动人心
  一年多的欧美之行,席不暇暖,而归来时国内的形势已离全面抗战不远。上海市地方协会成为庞先生再次投身于抗战救护工作的契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他的人生轨迹投向了当时最紧迫的红十字战地救护工作。
  1936年秋末,庞先生自欧美归国不久,傅作义将军在百灵庙抗日奏捷,人心为之大振。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三团体联合发起成立“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庞京周为常务委员。11月23日到26日,他以红十字会总会副总干事身份乘慰问团专机飞到绥远(今呼和浩特)劳军。庞先生与颜福庆代表总会暨各团体向傅作义的部队献赠医疗药械。慰问团一行南飞时,又先后在太原、西安、洛阳停留,分别会晤了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三帅,以表上海各界的同仇敌忾,并“督当地分会加速进行救护事宜”[3]
  前方虽有绥远红十字分会从事战地救护,但力量单薄,缺医少药的状况也亟待改观。有鉴于此,12月1日,红十字会总会特派庞京周赴南京,《申报》1936年12月2日以《庞氏出发》为题,报道他“与中央防疗处,及卫生署,接洽药品材料等物”[4],而后“转赴北平,与各大中学及协和平大医学院接洽,组织训练救护队,组成后,即率领队员,赴大同绥远,从事救护。”[5]
  庞先生到北京后,12月8日,《申报》报道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代表庞京周日前来平,筹设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现正向(北)平医学界名流接洽,日内即成立。”[6]因筹备分会需要时间,而战事进展急迫,遂于12月上旬成立了一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接受总委会之托,办理“华北临时救护防疫工作之补助事宜”[7]。临时分会成立后,迅速组队驰赴前方,开办临时医院,救护伤员。到12月中旬,“前线一带,已布遍红十字会之旗帜”[8]。而即将出任红会秘书长的庞京周也再度飞往绥远前线,指挥调度,悉心尽力。
  12月10日,《申报》以《庞京周电告前方亟需材料》为题,特别提到“昨接庞京周医师由绥来电云,现在该地朔风怒号,冰雪载道,寒(衣)被褥,应从速添置,至运输方面之车辆担架,亦宜赶运,尤以药品如棉花、纱布、绷带……注射器等”[9],“预料大战爆发,迫于眉睫……希望各界迅予捐输,或助款项购置,俾可克日运往前方,以应急需。” [10]
  从11月下旬开始,他两赴绥远,视察并参与指挥调度战地救护工作;两赴北平,接洽方方面面的事宜,红十字华北临时分会立竿见影地加强了前方的救护与防疫工作;他途径各地“实地考察,并规划救护设备,曾与各级军官作深切之探讨”[11],真正起到一种穿针引线、承上启下、统筹规划、协调各种力量以迎接即将爆发的大战的作用。他全身心投入救护事业的拼命精神和组织才能又一次充分发挥。
  12月17日 ,《申报》以《庞京周从前线归来谈话——救护绥战意见甚详》为题报道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庞京周氏,自绥战发生后,迭次往返赶办救护事宜,业经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积极实施工作。现因筹集医药材料,于前晨返抵上海。” 庞京周称自己的谈话“俱为最关紧要者,可作各界参考之用”。在他的谈话中,大到伤兵医院的布局,小到“手套以绒线结成者不甚耐久,最好以皮革制成为佳”;提前做准备的有“防毒面具现由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与傅主席接洽,已定制一万具”;细致入微到“丝棉背心应改制丝棉衣裤,如能以厚皮制成,尺寸须大,尤为耐寒受用”;严格约束如“救护人员,非经训练,不能在前线服务,须一律军医化”[12];桩桩件件,不一而足。若非完全深入一线,事无巨细,竭尽全力,就无法做出如此实实在在的有效的指导。
  绥远抗战中的慰劳救护行动,不仅激发起前方将士高昂的斗志,而且对“在唤醒将来全民奋起”抗战[13],意义重大。这次行动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全面抗战的一次预演,庞京周先生在其中辛劳倍加,成效卓著,为他随后在战争全面爆发时组织战地救护工作打下了基础。


[1] 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光绪八年(1882)江苏书局。
[2] 《苏州长元吴三邑科第谱》元和陆懋修辑,其子润庠补编。光绪丙午(1906)刊。
[3]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三年来总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476,卷号3189。此部分引文多转引自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 《庞氏出发》,《申报》1936年12月2日。
[5] 《庞氏出发》,《申报》1936年12月2日。
[6] 《各方纷纷援绥劳军》,《申报》1936年12月8日。
[7] 《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章程及手术组预算案》,《大公报》1937年2月9日。
[8] 《红会前方电告需要救护药品》,《申报》1936年12月14日。
[9] 《庞京周电告前方亟需材料》,《申报》1936年12月10日。
[10] 《庞京周电告前方亟需材料》,《申报》1936年12月10日。
[11] 《庞京周从前线归来谈话——救护绥战意见甚详》,《申报》1936年12月17日。
[12] 《庞京周从前线归来谈话——救护绥战意见甚详》,《申报》1936年12月17日。
[13] 傅作义将军语。孙兰峰、董其武:《绥远抗战始末》,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精华丛书》第2卷《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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